夏继先

（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语”体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属于教育、警戒、鼓励性质的重要文体，但受不同时期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教育重点对象、教育基本内容及“语”体表现形式。“语”体作品在先秦两汉的政治治理与社会生活中曾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文体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 不但普通研究者对“语”体一无所知，就连进行文体理论研究的专门著述对“语”也极少提及。 中国古代文论的觉醒自魏晋开始，自曹丕《典论》提出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四科八目”后，文体的辩论与分类愈来愈细致与周全。 但是，无论是《文章流别集》《文心雕龙》《文苑英华》，还是《文章正宗》《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文论著作，其文体分类之中均不包括“语”体这一类别。 即使偶然间提到了“语”的概念，也往往与“语”这种文体毫不相干。 目前所见，唯有明人徐师曾、吴讷的《文体明辨》与清人陈梦蕾的《古今图书集成》涉及了“语”的概念。但是，二书之中所谈到的“语”与我们说的文体之“语”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文体明辨》云：

乐语者，优伶献技之辞，亦命致语。 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朝观聘问，皆有燕飨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乐……皆当世之乐歌也。 夫乐曰雅乐，诗曰雅诗，则虽备其声容，娱其耳目，要归于正而已矣。［1］173

此处谈到了“语”。 但这里所谓的“语”是“乐语”，又叫“致语”，它是优伶献技时所用的言语，与音乐密切相关，而与“语”体文学无关。

《文体明辨》还谈到了另一个与“语”有关的概念“右语”：“右语者，宋时词臣进呈文字之词也；谓右语者，所进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词，实居其右，故因而名之。 ”［1］175通过这一阐述可知，“右语”之“语”是因书写方位而命名，它与我们所谈的“语”体同样毫无关系。

《古今图书集成》有“隐语”分类。 但是，这里的“隐语”实为谜语，与“语”体无关。这种隐语形式久已有之，《文心雕龙·谐隐》曰“君子嘲隐，化为谜语”便是此意。 可见，此处的“语”只是一种修辞方式而已。因此，吴承学先生才说：“对偶、隐语本是古代许多文体所共有的修辞方式， 早在先秦时期就被广泛使用。 ”［2］另外，《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大小言”的文体分类，与《文体明辨》里的“诙谐诗”相类。《文体明辨》的“诙谐诗”包括“诸语体”在内。 此种文体体现出了幽默诙谐并带有某种哲学意蕴的风格。因此，无论是《古今图书集成》里的“隐语”“大小言”，还是《文体明辨》里的“诸语体”，均不是我们所探讨的“语”体概念。

总之，作为一种先秦时期的重要文体，“语”体在六朝之后直至20 世纪70 年代长期隐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20 世纪后半叶才被人们重新发现，重新认知。

20 世纪70 年代，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面世，张政烺先生首次明确提出“语”体概念①，由此，“语”这一文体始为人所注意。 20 世纪80 年代， 以沈长云、刘起釪、郑良树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语”体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确认与研究， 如沈长云认为：“古人从事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收集前代及时贤有关政治、礼义方面的精辟议论， 把它作为教材教给后人……《事语》也是一种语。 ”［3］郑良树认为《春秋事语》为“春秋时教学之书也”［4］。 其后，随着以傅刚、吴承学、李零、廖群、陈桐生、过常宝、俞志慧、赵辉、夏德靠、蒙文通、王青、李佳、邱渊、杨博、张阳等为代表的“语”体学者大量涌现，不但“语”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关于“语”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但是，在现有研究中，关于“语”体久微不彰这一问题，尚鲜有学者提及。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一孔之见。

一种历史现象在后世文献中的隐或现， 往往不是由一个孤立的因素所决定，而是由制度、政治、思想、文化以及风尚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语”体也是如此。总体来讲，“语”体的长期隐没既有其自身文体意识淡薄与文体界限模糊的原因， 也与影响“语”体的诸多外部因素存在密切关系。 自商周到六朝，不同时期的教育方式对“语”体具有严格的制约作用，时代思想文化也深深影响到了“语”体的兴衰，而因各种因素引起的文献流失更是直接造成了后人对“语”体的模糊不清。

一、教育的时代特点左右着“语”体的兴衰变异

“语”体的本质与精髓在于它的教育、警戒或激励作用，从这一角度讲，它与教育密不可分。 教育的内容、方式及时代特点往往影响着这一时代的“语”体特征。时代不同，则教育思想不同，教育内容不同，教育宗旨不同，教育方式也不尽相同。这种变化对不同时期的“语”体特色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

（一）“学在官府”对“语”体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

春秋以前，我国教育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权力属于国家，具有“学在官府”的时代特色。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的法制规章、文献典籍均由官府掌握。黄绍箕《中国教育史》言：“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其原：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典、谟、训、诰、礼制、乐章，皆朝廷之制作，本非专为教民之用。故金縢玉册，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学者，不知本朝之家法及历代之典制， 则就典书之官而读之。”［5］14这种“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办学特点决定了当时教育必然带有官方意志的性质。 同时，“古代学术如礼、乐、舞、射诸科，皆有器具，以资实习，如今之学校试验格致器具，非一人一家所能毕备。 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其器甚简……故在官者以肄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昧，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5］14-15。

“语”最初出自民间中下层人之口。 “语”的发出者社会地位低，社会影响小，这决定了它最初大多不受人重视，只有少数诸如“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牧誓》）“人无于水监， 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样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语”才能偶尔被统治者所注意。如此一来，这一时期“语”的隐没不见便不足为奇，更遑论“语”体之说了。 据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统计，“语”在先秦传世典籍之中只出现过7 次，其中，《诗经》6 次，《周易》1次，而《尚书》之中竟然没有“语”字［6］。 “语”字运用频率的极其低下也说明了尧舜、夏、商、西周时期它的无足轻重或不被重视。

（二）“学在四夷”对“语”体发展变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学在四夷”对“语”体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时代转换与教育方式的改变为“语”体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契机，“语” 体文学在这一时期也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 并产生了 “语” 体文学的典型代表——《国语》。 《国语》一袭周代国家治理之传统理念，强调德、信、义、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治理准则并不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相反，它们往往是出自卿大夫甚至百姓之口。 接纳了臣下的进谏之“语”，便可个人无虞，家庭和美，家国安定；不接纳臣下的谏“语”，纵情声色，一意孤行，往往会导致国家灭亡，家庭衰败，个人流亡或丧命。 因此，春秋时期“学在四夷”成就了“语”体的繁荣。

另一方面，这种“学在四夷”又加快了“语”体的变异。到了战国时期，教育思想出现了典型的功利化趋向，“语” 体文学也随之发生了巨变。 春秋以前的“语”体重在明德、修身的警戒教育，而追求所谓的个人价值、追求短期利益的“富”与“贵”成了战国时期的时代风尚，由此，“语”体的教育风尚也由原来的崇德尚礼变成了崇贵尚富、逐名求利。《战国策》本来对以《国语》为代表的春秋“语”类文献表现风格有着天然的模仿与继承， 这一点从其名称上便可看出端倪——《战国策》原名不一，其一名曰《事语》，但后世学者极少有人将《战国策》视为对《国语》的继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教育目的的大相迥异。

（三）儒术独尊造成了“语”体的衰微

两汉时期，虽然官学、私学均长足发展，繁荣异常，但是，其教育内容已经基本被经学所垄断，儒术独尊的一统要求与“语”体兼收并包的开放胸怀格格不入。 同时，“语”体的目的在于教育警戒，在于于世有用。即使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语”体也从来不囿于某一思想流派。面对不同情况、不同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教育、警戒、鼓励、劝说是“语”体的一贯风格。因此， 在西汉后期独尊儒术的经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后，诸子之学不可避免地大大衰弱，就已经注定了“语”体的式微命运，而“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的狭隘、偏私的家学更进一步压缩了“语”体的生存空间。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语”体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四）经学的功利化与“语”体的教育功能相矛盾也是“语”体式微的重要因素

汉武帝提倡儒术独尊本来是出于经国济世的目的， 经学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自然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在理论上肯定了汉代统治的正统地位，建立了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权威，又通过天来约束君的权力。 大一统理论与汉武帝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不谋而合。 但当经学家占据了这一思想制高点之后，他们出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致使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价值，而成了攫取利益的工具。

（五）家学的兴盛使得“家训体”最终取代了“语”体

三国时期的官学基本承袭汉制， 以太学教育为主，以儒家学术为宗，制定了“五经课试法”。 两晋时期，除太学教育之外，还创办了国子学。 这一时期的教育带有明显的等级观念， 如国子学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南北朝时期的官学同三国相比，在教育体制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宋文帝建立了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标志着我国古代教育学制体系上的变革。 宋明帝设立集藏书、研究和教学“三位一体”的总明观，亦称东观；同时，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

总体上讲，与两汉时期的官学教育兴盛相比，六朝官学人浮于事，作用甚小。与官学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庭教育的繁盛。六朝时期，士族势力空前强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这些豪门大族大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他们大都具有深厚的家学传统。这些家庭教育呈现出了多元化特点，或以儒学著称，或以玄学见长，或以文学显世，或以传承律学、医学及数术为己任。

钱穆说：“当时门第传统的共同理想， 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 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 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7］面对当时世事无常、变幻不定的复杂局面， 豪门大族为了家族的昌盛、繁荣与长久，大力兴办家庭教育，这是家训兴起的重要原因。 《颜氏家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据李必友统计，“魏晋南北朝的‘家诫’、‘家训’数量可观，南北各地皆有，据文献可考的，至少有80 余篇（部）”［8］。

“家训”体的教育警戒风格与目的正是对“语”体经典的继承，或者说，六朝“家训”体、诸子体、小说体这三种文体分别取代了“语”体的一部分功能。 六朝之后，当这三种文体逐渐流行以后，“语”体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文体意识淡薄与文体界限模糊是“语”体隐没的主要原因

自甲骨文、商周铭文到《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再到先秦诸子，我国古代所存留的文献资料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两汉以来，各种文献资料更是汗牛充栋。 这些文献的存留为人们研究历代思想、文化、历史、文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为人们从文体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可信而翔实的资料。 “但作为文章学的文体理论出现却很晚，真正系统、成熟的文体学理论的出现，大概要到魏晋南北朝了。此间，中国文体学长期处于观念时期以及从观念向理论发展的时期。在文体观念发生的时期，人们实际上已清晰地意识到文体的特性并加以使用， 但尚未能用理论形态加以抽象与表述”［9］。 这种文体状态存在的久远性与文体研究理论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与困难。

自商代甲骨文起，到魏晋时期，在长达2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文体的客观存在与文体理论的缺失是造成“语”体隐没的主要内在根源。 钱志熙说：“先秦时代只能说是文体之导源，尤其是实用文学的各种文体，还包孕在大著述的写作体制中，并未真正形成体裁。 同样，先秦诸子的书面写作，除了后期荀子、韩非子外，其余诸子，自觉追求篇章艺术的‘设文之体’的意识也还不是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体系统的真正奠定，是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10］按照钱志熙先生的分析，先秦“是我国文体之导源”，这一时期人们的文体意识还很薄弱， 中国古代文体系统的真正奠定是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以前， 即使已经存在较为明晰的文体分类这一客观事实， 这些分类也大都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实用性、 社会治理的经验性以及社会统治的稳定性这一基本目的而形成的。从本质上讲，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文体仍由人们的经验观念而非理性观念而决定。或者说，这种文体意识是以自发为主要特点的感觉与印象而非基于文体本身的自觉与理性。 这一事实决定了文体意识与文体界限的模糊不清。

文、史、哲不分，经、传、史一体，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读者的眼里会呈现出不同性质或特点， 对于两汉尤其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出现这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以甲骨文为例。 从已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它们大都为占卜而写，即便形成了“叙事、命辞、占辞、占验”等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也只是以真实记事为目的， 占卜的应验与否是其重点关注所在， 敬神通天的严肃敬重与朴素的神灵崇拜是其记事的根本动机， 固定叙事模式作品是在其文化与心理背景下自然生成的， 而非文学技巧或文体模式的自主创作。

商周铭文祭祖功德文体特点的形成也是同样道理。当然，除了祭祀神灵、祖先之外，甲骨文和商周铭文也记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记载什么内容， 它的文体特色总与这种事件本身的活动密切相关，文体的朴素性、原始性与直观性清晰可见。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语便不难看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 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 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 ”［11］

《尚书》同样如此。 作为记录历史跨度大、时间长的宝贵文献，其文体风格同样体现出了朴素、自发与驳杂的特点。《尚书》既为经又为史，同时也是典型的文学作品。 从文学角度看，它既是应用文体，又是叙事文体，同时还带有鲜明的议论性质。 因此，张啸虎说：“没有任何一种区分方法能够把 《尚书》 本来就‘体例不纯’ 的复杂文体现象完全解释清楚，《尚书》本来就不是严格文体意识指导下的作品。 ”［12］自然，这也带来了文体分类的困难。 黄侃说：“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受以简驭繁之功。”［13］黄侃这里虽强调的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辨别能力，但也在客观上道出了先秦这种“文体多名”的实质及形成根源。

对于早期文体的这种带有朴素特色的自发性形成过程，赵逵夫、吴承学等学者均进行过细致分析。赵逵夫说：“文章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形成，是很早的。文字产生以前已有祭祀，有氏族、部落的会议，氏族、 部落的首领常常发布命令， 或就某些事情作训告。 于是祷辞和训告、命令等语言形式便产生。 与此同时，神话故事、传说、歌谣，作为早期自然科学知识结晶和社会礼俗成规的谚语也都产生。 这些言辞因为使用场合与使用对象的不同， 从形式到语言风格上都会有所不同，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只是，因为它们不是用文字固定下来的，还不能算是文章；其形式也只能说是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 还不能说是‘文体’。 ”［14］赵逵夫先生认为，中国早期文体的形成与氏族部落的重大事件如发布命令等相关， 与早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礼俗成规相关， 而当它们还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时还不能说是文体。吴承学、李冠兰说：“在某种场合，对某种文体形态的使用，一开始具有偶然性，人们的文体意识是朦胧的。 此后，在类似的场合， 不断地重复运用某种言语模式以表达类似内容，对特殊形态的言语运用形成习惯，技巧日渐成熟，文体因此逐渐成熟和定型，而文体分类观念亦随之发生。 ”［9］在吴承学先生与李冠兰先生看来，一种文体的形成最初具有偶然性，在后来的反复运用过程中文体才得以逐渐定型； 最初的偶然性决定了人们文体意识的朦胧性， 这种文体逐渐成熟与定型后文体观念才会随之发生。可见，文体的形成存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影响至关重要， 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使得早期文体的生成既带有天然的朴素性又缺乏严格的理论意义上的严谨性。

文体意识的淡薄与文体界限的模糊反过来又造成后代学者研究的困难。章学诚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 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 ”［15］章学诚所言“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虽然不能令人苟同，但他所说的三代以上“撰述无定名”“取材难，则伪乱真矣”却道出了“语”体不为人所重视的关键。

“语”体没有神话的神圣、神秘与怪异，没有传说的神奇、新颖与引人入胜，也没有歌谣的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语”体原本出自臣下甚至普通百姓之口，它与来自统治者的“典”“谟”“训”“誓”“诰”“命”等带有国家意志的文体不同； 同时， 它与被后世尊奉为“经”的典籍也不同，不具备时人眼中的严肃与神圣。因此， 在两汉以前，“语” 虽然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却并非“显学”。 到了魏晋文论觉醒的时期，“语”已经衰落不闻了。 如此一来，作为一种文体，“语”体在文学史上的模糊与隐没就不足为奇了。

三、历史发展进程对文献流失的影响

中国文献早在殷商时期已经有典有册， 河南安阳发掘的殷墟甲骨大多经过有意识的整理与存放。周代文献的典藏管理更趋制度化， 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 《周礼》有“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等文字记载。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是故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文献的储藏已相当丰富，分类已相当细致。

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文献在不断增多的同时，也在大量地流失。据阮孝绪《七录序目》所附载《古今书最》记载，“《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汉书·艺文志》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广弘明集》卷三）。可见，从刘歆编订《七略》到阮孝绪编订《七录》不过500 年，《七略》已经散佚了95%，《艺文志》已经散佚了近93%。 这还是在图书管理较为规范的汉魏六朝， 先秦时期的文献散佚情况可想而知。

“语”体之所以久微不彰，与文献的散佚存在莫大关系，而“语”类文献的流失大概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口耳相传造成了“语”类的流失

在人类社会初期， 人们的经验与智慧主要靠口耳相传得以延续，这种口耳相传虽不属于文献范畴，但它在经验、智慧的传承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文字出现以后，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学者阮元说：“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 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古人以简策传世者少，以口舌传世者多，以目治世者少，以口舌治世者多。”又言：“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 ”（《擎经室三集·文言说》）可见，这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是古代传播的主要特征。

《论语》就是在这种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再经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订而成的。 《汉书·艺文志》记载：“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这里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孔子教育弟子时主要是口授，他事先并不准备教案、教材之类的东西；二是，这种口头传授造成了后来流传过程中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同样的话语，却“弟子退而异言”。 可见，口头流传对流传内容有巨大的影响。 正因如此，孔子口授过程中，学生认为某些言语极其重要，便将它们专门记载下来。《论语·卫灵公》记载：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书诸绅”这件事虽小，意义却非凡，因为它典型再现了“语”的记载与流传过程。

秦以前文化普及程度小， 文字只是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 那些出自下层百姓之口而具有教育、 警戒作用的格言、 警句， 无法与上层统治者的“诰”“命”“誓”“谟”相提并论，除了极少数通过“庶人传‘语’”的方式被记载从而流传下来之外，绝大多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湮没了。 这是“语”类散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书写载体的局限造成了“语”体文献的散佚

就目前现有资料来看， 先秦的书写载体大致有甲骨、金石、简牍及简帛等。就现有文献情况来看，不同时期的书写载体具有明显差异： 商代以甲骨文为主，商代后期到西周中前期以青铜器为主。 通过出土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周以后直至战国时期，简牍成了书写的主要载体， 这些载体天然的局限或短板造成了“语”体文献的流失。

商代时期存留的文献以甲骨、铜器为主。 在这一阶段，甲骨文所记内容大多与祭祀相关，这种带有浓重鬼神思想特征的文献决定了它与以人文思想见长的“语”体相疏离。 金文所记内容大多与“誓”“诰”或铭记祖先功德有关，它同样与“语”体关系不大。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文献散佚与“语”体的关系，基本可以排除这两种书写载体。

“语” 体的产生与人文思潮的觉醒关系密切，这一过程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显著。或者说，春秋战国的人文觉醒是“语”体产生的关键因素。 而简牍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很可能与此关系密切， 因为运用简牍这一载体，除了便于记载前代的传世文献外，还可以非常方便地记录包括“语”类在内的适应当时教育需要的言论。

简牍取材容易，制作方便，价格低廉，有利于记事。 但是，简牍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体积大、笨重、易散乱。 更关键的是，由于材质本身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失，简牍极易变质腐烂；同时，简牍遇火易焚、遇水易腐，这造成了写在简牍上的文字很容易丢失。清华简、马王堆简帛、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现当代出土的简帛如果不是长期埋藏于地下， 可能永远不会有再次面世的机会。陈登原说：“著作之流传与否，固视著作物本身价值何拟，其本无价值，而岁久失传者，犹可谓老病而殁，允得其死。所拳拳者，有本为名著，而今失传，此犹中年夭折，死非正命。缅怀过日，弥令人悲也。 ”［16］按照陈登原先生的观点，文献流传与否与其本身价值关系密切，价值巨大而后世失传“弥令人悲”。 就先秦文献而言，其价值大小往往由时人的观念与判断标准而定。 史家文献由于“君举必书”及史官世袭的特点，如果不是人为的焚书，留存于世是很自然的事情。由于具有弟子传承的优势，诸子等文献的存留也相对容易。 但是， 在文体观念模糊的先秦，“语”类文献既不属诸子经典，又不属“君举必书”之史，诸如《国语》类书籍能够在动乱中存留，并被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发现， 是十分侥幸的事情。

（三）社会动乱致使文献大量流失

谈及古书散佚， 人们往往会想到中国文献史上的所谓“十厄”。其中，隋朝秘书监牛弘提出的秦始皇之焚书、西汉末赤眉入关、董卓移都、刘石乱华、南朝梁元帝焚书这五次劫难被称为“五厄”，明代胡应麟提出的隋炀帝江都焚书、安史之乱、黄巢入长安、靖康之变、 南宋末蒙古人入临安这五次劫难被称为续“五厄”，总为“十厄”。这十次空前巨大的文献劫难给中华文化史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其实，在秦始皇焚书之前的自春秋至秦末长达四百年的战乱同样给中国文化史带来了巨大损失。

春秋以前，我国文献积累已经相当丰富，这在史料之中多有记载。《墨子·贵义》记云：“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游使卫国的时候载书多到了“弦唐子见而怪之”的程度，可见其数量之大。 《墨子·明鬼篇》明确记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百国春秋”。 《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但是，这些书籍在春秋战国的大动乱中大都散佚了。 《孟子·万章下》记载：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 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

通过这段记载可知，东周以来礼崩乐坏，天下诸侯厌恶诸如“周室班爵禄”之类的文献有害于己，因此，故意“去其籍”，致使许多宝贵典籍消失于历史之中。

同时，在社会动乱中，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己，纷纷寻找安全栖息地。 在流亡过程中，他们往往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典籍随身带走。 对于这种文献散佚的情况，先秦典籍多有记载。 《论语·微子》记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镣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这些乐师离去带走的应不仅仅是“乐”经，应当还包括与礼乐相关的其他资料。 《史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史记·历书》）“见周之衰乃遂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春秋时期最大的一次文献流散概非王子朝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莫属。《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清代学者云：“周之典籍，尽在楚矣。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观射父读之。而楚《梼杌》之书，颇可观。《周语》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骚比于周《雅》，书之益人如是。 ”［17］李炳海先生推断说：“王子朝奔楚是在鲁昭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孔子赴周向老聃学礼之后的第二年。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王子朝入楚不但有周王朝一大批高官及其家族成员相伴随， 而且还把许多周王室所藏的典籍带入此地。 ”［18］这一方面形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局面，促成了春秋战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另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或散佚流失， 或经过当事者的改造而变得面目全非。

（四）秦火之祸造成了“语”体文献的大量流失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其中央集权的措施，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国表面上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于是，“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在这一过程中，仆射周青臣阿谀称颂秦始皇“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从而招致博士齐人淳于越的反对。 面对这场师古与法今的争论，秦始皇让群臣辩议，李斯趁机提出了以下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这场大火中，诸多珍贵文献被付之一炬。 按照《史记》记载，被焚之书包括“《诗》、《书》、百家语”。有人认为，这里的“百家语”是诸子百家之言。但是孙少华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秦记’以外的古史书，与《诗》、《书》及‘百家语’之书大多被付之一炬。 这个‘百家语’，是与史书相近、记载前代历史掌故与轶闻的‘语’、‘说’、‘记’类书籍，并非诸子百家之书。 ”［19］笔者认为孙少华先生的分析谈到了问题的关键，依据有二：一是，秦朝的博士指博学多识之人，秦始皇有博士官七十人， 这七十人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九流十家，还应有熟悉历史掌故的史官之类。 二是，李斯在进谏中提到“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等语言明确提到了“语”及“巷议”等与“语”类特质相关的关键词语。退一步讲，即使这里谈的不是专门的“语”类文献，但必然包含“语”类文献在内。 这从李斯的进谏中可以清楚看出——“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透过这两句话也可以看出，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被禁止，要学只能跟随吏去学习“法令”。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语”体作品惨遭毁灭已不可避免。

（五）时代思想文化对“语”体发展变化的影响

思想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 欲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必然绕不开这一时代的思想。 对于“语”体的研究也是如此。 自先秦至魏晋，思想对于“语”体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上古，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自然由神秘力量控制是时人的普遍观念， 但人们认为通过某种特定方法人可以与这种力量进行沟通从而得知对方的旨意，原始宗教由是产生。李山先生说：“殷人一年到头都是在不断的祭祀中度过的。 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到处都是鬼神的存在， 祭祀神灵便成为他们首要的大事之一。”［20］在鬼神思想占据人类认识的时期，以总结社会、历史经验为本质的“语”很难产生，更遑论“语”体之存在了。

周朝是我国思想文化产生巨变的时代。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西周建立的文化体系反映出了前所未有的时代特色， 这一时期初步摆脱了完全依赖于神的天命观， 强调人的主观意识与能动作用的人命观逐渐深入人心，“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典型反映了时人的思想观念。 随着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人们愈加看重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社会治理、修身齐家有着重要作用的“语”遂被人所重视，“语”体文学盖由此而产生。

但是，由于周代建国的基本思想理念在于礼，礼乐思想的最终目标指向是维护周朝家天下的统治，家天下自然决定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这一层级构成，于是，代表上层统治阶级意志的诰、诏、命、誓、盟等文体以及记录君王与诸侯的史书自然为时代的“显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一时期神学思想依然浓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语”体不被人重视。

战国后期，秦国因变法而强大，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及户籍制度的建立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治国策略虽有所改变，但法家最终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秦国运用法令治理国家的这种制度与“语”体所提倡的教育、警戒方法大相迥异， 同时，“法家严而少恩”（《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是与“语”体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语”体的衰微便成势之必然。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除了传统的日常教育，总结秦朝失败的历史教训就成了当时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除了以《过秦论》为代表的政论文之外，还出现了《新语》《新书》《新论》《新序》《新国语》等以“新”为题的著述。 这些新的“语”体作品流行一时；同时，加上西汉中前期黄老思想流行， 宽松的思想环境为“语”体的复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是，历史的巨变往往是转瞬之间的事情，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风向的形成及五经博士等的设立，经学思想与教育占据了统治地位，“语” 体又一次被历史所遗忘。

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经学思想逐渐被人们所抛弃，玄学、佛学兴起，历史又进入到了一个文化繁荣阶段。玄学思潮的兴起、清谈风尚的流行加上汉代以来小说的萌芽，“语”体逐渐被其他文体所取代，兼具“语”体与小说性质的《世说新语》几乎成为“语”体的绝响，虽然以后各代不断有“续世说新语”问世，但是“语”体的衰落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

六朝时期思想文化追求开放、包容的多元共融：艺术上开始了对美的自觉追求， 这种追求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程度；文学上，开始出现自觉的文体分类以及在不同类别标准下的创作实践与文论评判。 面对这种新时代的新风格、新特点，“语”体教育的朴素性特色已经不能适应六朝教育的思辨性潮流，这样一来，“语”体在反反复复中终于湮没于文体史这个历史长河里了。

总之，“语” 体的久微不彰是上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只有将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分析才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问题的根本所在。

注释：

①在对马王堆汉墓里的一些资料分析时，张政烺说：“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 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 ”见其发表于《文物》1977 年第1 期的文章《〈春秋事语〉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