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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告别,战场上的坂本龙一

2023-02-19木浓

看世界 2023年1期
关键词:日本音乐

木浓

日本音乐家、作曲家和演员坂本龙一

与癌症抗争8年后,坂本龙一最后一场音乐会“playing the piano”,在线上面向全球播出。他最后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时泛起的笑意,让他消瘦甚至有些脱相的脸,更显生动。

“按动一个琴键的声音,能够片刻地打破生命的寂静,但它终会渐弱、消逝、湮灭在永久的时空之中。”2022年的坂本龙一说。在人生这个战场上,他带着创伤、反叛、悲观与责任,以艺术为路径,追求自由、救赎、共生与希望。

“持续运动的综合体”

1952年1月17日,坂本龙一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是出版社编辑,母亲是帽子设计师,外祖父是财经界知名人士,而舅舅是古典音乐唱片收藏家—这或许是成就“坂本龙一”的最佳配置。

3岁学钢琴,10岁习作曲,坂本龙一在音乐中度过了胡思乱想的初中和叛逆的高中。1970年,他升入东京艺术大学学习作曲,随后读研究所,1982年与细野晴臣、高桥幸宏组成YMO乐队。

坂本龙一已发行80多张个人音乐专辑,为40余部影片配乐。

1983年,坂本龙一(中)与大卫·鲍伊。两人共同出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因为高学历和端庄的外表,他被冠以“教授”的称号。出道即是巅峰,这一年,他们从欧美火回日本,成为公众人物。

即使不喜欢承受“公众压力”,坂本龙一自此未能离开过公众的视野。1982年,他受大岛渚邀请参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并为影片写下经典之曲《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1987年,在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所导演的《末代皇帝》中,他饰演了日本军官并写下配曲;1992年,他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谱曲并担任指挥……

作为日本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自1978年至今,坂本龙一已发行80多张个人音乐专辑,为40余部影片配乐,推出合作专辑30余张。

有人说,坂本龙一的艺术人生太过于顺遂,未经波折与苦难;但《坂本龙一是谁》的编辑后藤繁雄评价说:“他是个一边分裂,充满矛盾,同时又不断持续在运动的综合体。”

“自己为何会生于这个时代,生于这片名为日本的土地?其中是否具有什么样的含义,或者只是偶然?”坂本龙一曾写道,“或许直到临终之际,我仍在追问这些问题;又或许随着死亡来临,这些疑惑也会消散。”

“20世纪音乐的过滤器”

坂本龙一出生的时代,正是战后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础,进一步调整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这也是日本现代音乐艺术的大发展时期。

然而,当日本经济在1970年代蓬勃向前时,环境污染、石油危机等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有人认为,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主题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的展会,展示的远景却“沦为负资产”。

艺术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反叛。這个时候的坂本龙一,正投身于学生运动,“试图瓦解学校与社会的制度”,并一直思考,西洋音乐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必须从传统音乐的束缚中,让听觉获得解放”。

1970年,坂本龙一考上大学。他在自传中调侃自己“曾经高喊着打破教育制度,结果还是一样参加升学考试,上了大学,尽管美其名曰是为了‘追求解构而升学”。

在他眼中,集结了富家子弟的音乐学院如花园一般,倒是旁边的美术学院特立独行的家伙和摇滚乐队,引起他的兴趣。于是他经常带着美院的学生,参加针对1970年安保条约的示威游行,甚至成为领导人物。

他还精力充沛地到处参加现代音乐和摇滚音乐会,尤其喜欢摇滚音乐会,因为“声音效果相当有趣,音乐构想本身也充满了解放感”,令他感觉“相较之下,在艺术大学里创作现代音乐,就如同穿着白袍做实验一样”。

坂本龙一最后一场音乐会“playing the piano”

读大学时,他几乎没去学校上过课,而读研究所时,就真的是连一堂课也没去过。与此同时,他与当时美术圈、戏剧圈最前卫的“艺术咖”玩在一起,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因此成为“跨界艺术家”。

“我似乎是通过类似音乐型的思考模式,去感受或理解各种事物。”坂本龙一说。

他同时把自己当作“20世纪音乐的过滤器”:“我吸收对于自己而言必要的内容,舍弃不需要的东西,这样就行了。”

1982年,YMO乐队的演出在英美市场刮起一股旋风,他心中却产生了抽离的感觉:“西方社会曾经存在如是这般的‘日本文化期待论现象,日本则抱着国粹主义的期待。我们3个人就像是随着这波潮流,扮演某种角色,甚至也感觉自己肩负着日本的期待。”

声音小岛与音乐海洋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的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曾说,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

1998年,在蒙古遇到“蒙古第一”的老巫师时,坂本龙一向她提出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世界会灭亡吗?”

“对于我来说的恐慌,是‘无法挽救的恐慌,是人类无法拯救自身的恐慌。”坂本龙一说,“世界上充满了悲惨的事。看到无能为力的自己,也觉得悲惨。”

看到越南遭遇汽油弹袭击,看到南斯拉夫的游行中一位女孩向警官递花的画像,他“在这里看到1960年代”,忍不住落下泪来;他觉得世界需要救赎,甚至说出“21世纪的前半部分,大约50年时间,恐怕是要归还20世纪所欠下的债”。

因为“无法沉默下去的心情”,他创作出警醒世人的音乐:《Discord》不仅仅指音乐上的不和谐音,同时也代表社会的冲突、不和、分歧;《Life》蕴藏了许多与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

在这样因现实而产生的悲观痛苦中,他亲眼看见了“9·11事件”的发生。在此之前,他“幻想”过20世纪留下的负面遗产或许能就此一扫而空,此后,却产生了“一切的美好都是假象”的想法。

尽管如此,他仍不顾自己的创伤,“在不同人的救赎中收集元素”。但他不觉得从社会问题逃避到艺术里去就好,他发起公益项目,参与呼吁和游行,身体力行奔赴灾区、用音乐慰藉灾民……音乐于他,是召唤,是疗愈,也是责任。“我都不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去做这些事。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大概都会这么去做吧。”

在一次专访中,他说:“我的声音就像一个小岛,而音乐宽广如海洋。”就算生命短暂,他也要让那人生价值璀璨绵长。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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