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

槟城夜景

峰回路转，2022年11月，75岁的安瓦尔成功拜相，入主布城。在这条造“王”的路上，华裔众多的槟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此次国会大选当中，安瓦尔率领的希望联盟（简称“希盟”）拿下了82个议席，其中有11席来自槟城，占1/8。而此次大选，槟城的总议席仅为14席。

在2018年的大选中，希盟同样在槟城取得了壓倒性胜利，赢得了13席中的11席。希盟在马来西亚13个州当中，能够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地方，只有槟城。

英人开埠，华人开荒

安瓦尔能长期在槟城立于不败之地，背后少不了当地华人的鼎力支持。

自从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建国以来，槟城的行政主导权一直在华人手中。这在推崇“马来人至上”的马来西亚，是绝无仅有的。就算2009年槟城马来人的数量首次超越华人之后，依旧没有改变槟城由华人主导的政治格局。

在本届大选中，以华人为主体、以槟城为大本营的民主行动党，取得了累累硕果：它不仅在全国拿下40个国会议席，位居希盟各党之首，而且在希盟于槟城取得的11席当中，该党就占有7席。

槟城为何如此独一无二？这就要从它发展的源头说起了。

相传，1745年，来自广东大埔、福建永定的三位客家人张理、丘兆进以及马福春，一同乘坐木船从潮汕沿海出发。本来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洋爪哇岛，然而途中遭遇风暴，他们被迫在槟榔屿（今槟城）登陆。他们登陆的海角，也就是槟城现在的海珠屿。

张理、丘兆进以及马福春三人的到来，给槟城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有文化的张理，向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著们传授各类文化以及医学药理的知识；铁匠和烧炭工出身的丘兆进和马福春，则给当地土著们传授伐木烧炭、利用破铜烂铁铸造农具以及生活用品的技术。

海珠屿大伯公庙

自从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建国以来，槟城的行政主导权一直在华人手中。

三人相继去世之后，被安葬在槟城海珠屿同一个岩洞旁。后期抵达槟城的华人，为了感激张理三人对槟城的开发，在他们的墓旁设立了神坛，尊称他们三人为“大伯公”，并于1799年正式建大伯公庙供奉他们。在闽粤民俗当中，“大伯公”是对土地神、地头神的尊称。

此后200多年里，在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影响下，大伯公的信俗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如今，每年正月十四，依旧保留着其他大伯公庙来海珠屿大伯公庙请火的古老仪式。

在张理三人登陆槟榔屿41年之后，1786年，槟城的开埠者—英国人法兰西斯·莱特上校，率领3艘军舰（舰船上载有炮兵15名、军官5名及水兵上百名等），正式占领槟榔屿。

在莱特登陆槟榔屿之后，华人辜礼欢给他送上了一张渔网以表欢迎。陪同辜礼欢前来送礼的，还有数名基督徒和印度教徒。辜礼欢由此被莱特委任为首位华人甲必丹（侨民的首领），成为槟城开埠先贤之一。

此举也为他的家族后世几百年在槟城、马来西亚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显赫地位，奠定了基础。日后在整个华人世界声名显赫的辜鸿铭、辜振甫等，都是他的后人。

正是由于辜礼欢等华人的热情与配合，莱特和他的继任者们，为华人大规模进入槟城打开了大门。1794年莱特去世之前，如此向他的上司称赞和推荐华人：“华人成为我们居民中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000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如木匠、石匠、金匠、店员、种植人、商人。他们是唯一来自东方的人民，他们可以被征税收而不必加重政府的额外负担。”

在开埠的第二年，槟城仅有60名华人。到了1794年莱特逝世之时，槟城的华人增至3000人；在鸦片战争后的1851年，华人激增至1.5万多人，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华人数量已跃至11万名，占槟城人口的41%；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时，槟城华人多达32万，占当地人口的57.2%。

此时的华人早已是槟城的最大族群。如今槟城的大街小巷上，代表中华文化的汉字、宗祠、道观到处可见，行人俨如身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某座小城当中。

槟城夜市，汉字随处可见

槟城“发展之父”，大马“工业之父”

在开埠200多年后，槟城在1969年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当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发生了排华事件，导致近20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其中伤亡者绝大多数是华人。事后为了安抚马来族群，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推出了有损华人利益、维护马来人利益的“新经济政策”。

同年，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雪兰莪州的巴生港，取消了槟城自开埠以来200多年的自由港地位，槟城的转口贸易行业因此遭受了巨创，当年槟城的失业率一度飙升至17%。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林苍祐为首的华人挽救了槟城下沉的命运。1969年，林苍祐代替王保尼主政槟城，实现了该城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同时也开启了槟城由衰败走向复兴的时代。

林苍祐在槟城推出了“自由港”的替代方案—“自由贸易区”。1970年，林苍祐在槟城的峇六拜，创造性设立了自由贸易工业区，此为马来西亚首个自由贸易区。

在林苍祐的“筑巢引凤”下，大型跨国高新技术企业纷纷选择落户槟城，其中就有摩托罗拉、戴尔、英特尔以及惠普等超大型公司。1969年，在林苍祐主政槟城之初，整个槟城仅有15间工厂，它们提供2047个就业岗位；1990年林苍祐下台之时，整个槟城的工厂增至503间，并配有115389个工作岗位。

在此期间，槟城的GDP也十分可观。1972—1980年，其GDP年均增長16.9%，虽然在1980年之后有所下降，但增速依旧高于马来西亚全国。

如今的槟城，早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子工业零件生产基地，有“东方硅谷”的美誉。其在马来西亚也是数一数二的经济重镇。林苍祐也由此被誉为槟城“发展之父”，马来西亚前首相、政治强人马哈蒂尔更是将林苍祐称为“大马工业之父”。

2010年，在林苍祐逝世之后，为了表彰其“建设槟城，发展大马”的功勋，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特意为其举行国葬。

反哺祖国

在几百年里，槟城在华人建设下，不仅日趋壮大，还反哺着华人的祖国。

槟城开埠者莱特曾记录：“他们（槟城华人）不等待筹足了钱回到祖地，而是每年将所得的一部分寄给在家乡的亲人。这也促成贫穷的工人拼命打两份工。”

槟城在中国近代史当中，也有着尤为特殊的地位。它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从1905年到1910年，孙中山至少5次来到槟城筹备反清革命运动。在这期间，由于晚清政府的施压，孙中山被“港英”政府拒绝入境，连同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日本等多国政府也都逼迫孙中山离境。最终，槟城收留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

槟城孙中山纪念馆小广场

日后在整个华人世界声名显赫的辜鸿铭、辜振甫等，都是他的后人。

1906年，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正式将海外革命基地从新加坡移至槟城。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槟城秘密召开“庇能会议”（庇能，槟城旧称的音译），策动了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此期间，由于保皇党以及清政府的舆论污蔑，孙中山在海外面临筹集不到革命经费的窘境。此时，依旧是槟城的华人为其慷慨解囊。

如今在槟城孙中山纪念馆的小广场上，竖立着孙中山和槟城华人吴世荣、黄金庆走在一起的铜像。该组铜像展现了革命先驱当年在槟城策划革命的大无畏以及精诚团结的精神。

在1910年，为了抢占革命舆论阵地，孙中山在槟城创办了华文报纸《光华日报》。该报取“光我华夏”之义，报头由孙中山亲书，至今仍然是马来西亚北部最为畅销的华文日报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槟城的华人同全世界的华人一样，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39年，为了稳固当时中国大后方的交通命脉滇缅公路，3000多名东南亚华人机工回到祖国参加抗日，其中来自槟城的有326名，占总数的1/10。

在这3000多名机工当中，最后有1/3为国捐躯，1/3“复员”回到东南亚，1/3留在祖国。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这是槟城华人女机工白雪娇在临行前，留给父母的告别信。如此肺腑之言，代表了包括槟城华人在内，千千万万海外华人集体的心声。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