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刘希刚

(1.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89；2.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多种财富形态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以降，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不仅为资产阶级带来了良好的物质生活，也为人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阻碍了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50。“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认为“生态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3]，强调绿水青山本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这既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生动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标志着财富形态的重大创新，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生态财富之路。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的财富形态，生态财富既是自然财富，它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性规律，重视自然界在财富积累中的基础作用；也是经济财富，它坚持经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突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财富积累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它更是多种财富的有机统一体，在自然财富、经济财富、精神财富等的协调共振中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凸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两大和解”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意义，进而加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论域下，以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和财富积累机制的有机统一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物质性、本质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探讨生态财富的本真涵义。

一、物质性维度上自然界的基础作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有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马克思恩格斯引用这句名言，指出劳动不是物质财富产生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在财富产生过程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基础性地位，劳动只有“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5]550。在宇宙演化的自发过程中，“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价值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先于人、独立于人、规定着人的自然”[6]。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论域下，具有先在性、系统性、客观性的自然界，无论是否经过人类的改造，即原初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均是财富积累的物质基础，唯有劳动与自然界的“联姻”即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才能创造出满足人类需要的社会财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自然界物质基础作用的深入思考，启示着生态财富对自然界先在性原理、自然界系统性本质和自然界客观性规律的理解与把握，进而在物质性维度上着重突出自然界在财富积累中的基础作用。

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界先在性原理，生态财富展现了财富增长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诞生伊始的重要文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具有先在性。这个自然界最初指的是原初自然或自在自然，独立于人而存在，构成了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前提。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人通过不断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界，使得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得到空前提升，但在与人类实践密切相关的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之外仍然存在一个必然王国。与宏大、精深的自然界相比，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涉及的部分还极其微小与有限。在人类成为影响地球的主导力量的“人类世”中，这个必然王国似乎在不断缩小，似乎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已被大大削弱。实际上，劳动生产始终与自然条件联系紧密，在发展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7]586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7]586仍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类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广度，也加深了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同时，作为一种自然产物，“人类源于自然，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8]，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9]。换言之，自然界也为财富积累活动创造了劳动者——人。这些重要论述启示我们，生态财富得以增长的物质基础便是具有先在性的自然界，它不仅为财富积累活动提供了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还创造了劳动者。立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界先在性原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生态财富强调自然界在财富积累中的物质基础作用，保护由自在自然、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有机构成的复合整体，保护财富永续增长的物质源泉。

其次，根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界系统性本质，生态财富体现了财富增长的基本保障。所有的物体即物质存在，都处在某种联系之中，而“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5]514。这清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自然界是一个由系统性联系构成的严密体系，各种物质、能量在这个体系中不断增长、集中、消散，并在总体上保持平衡与稳定。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后出场的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自然界的系统性本质。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莱在坚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之后，相关的研究者们进一步厘清了生态系统的基本含义，即“在一定区域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10]15。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融合的产物，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生态系统思维”视为其生态哲学理论的核心范畴。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在其提出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指出，源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由此，可以认为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平衡是实现生态财富增长的核心环节与基本保障。一方面，生态财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维护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完整与顺畅。在生态财富场域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要素的缺位都会影响要素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甚至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全局。如此，生态财富坚持系统观念，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问题，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内在规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2]11。另一方面，生态财富既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又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上的稳定。在生态财富看来，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代表着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动态稳定状态，既指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稳定，也指各个生物种群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稳定，而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各要素、各成分之间的动态稳定正是财富持续增长的充要条件。如此，生态财富始终坚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不断追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高度适应、协调统一的稳定状态，力求系统巩固财富增长的物质保障。

最后，遵循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界客观性规律，生态财富反映了财富增长的根本规范。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界便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与运行规律处于宇宙漫长的演变之中。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5]499规律支配着整个自然界，支配着自然界中的人类，规范与约束着人类的实践力量，不受任何外在干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论域下，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自然日益成为自在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构成的复杂统一体，那么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就不限于自然规律，还涵盖着以生产规律为代表的社会规律。这深刻启示我们，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财富积累活动，均受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客观性规律的规范与约束之下，如何充分运用自身的实践力量以实现财富增长便成为人类始终需要面对的重大议题之一。在恩格斯看来，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就体现在，“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560。人类的出身与处境决定了人类不能盘剥自然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而且人类的生态财富积累活动需要充分反映财富增长的根本规范——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具体来说，一方面，人类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在正确认识与利用自然界中物质运动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客观联系的基础上进行财富积累活动，充分发挥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以自身的实践力量合理地调节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财富增长、生态环境优美、物质源泉涌流。另一方面，人类也需要遵循生产规律，严格按照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与价值规律进行财富生产活动，既通过对劳动生产力规律的把握与运用，提高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扩大生产资料规模等，也通过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与运用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模式等，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生态财富产品数量的极大增加与生态财富商品价值的极大提升，最终实现生态财富的持续增长。

总而言之，生态财富以物质性为依据理解自然界在财富积累中的基础作用，其涵义体现为对自然先在性原理、自然系统性本质、自然客观性规律的坚持、把握、遵循。换言之，物质性维度上的生态财富代表着一种先在性存在、一种系统性本质、一种客观性规律，为我们认识财富的物质源泉、巩固财富积累的系统保障、遵循财富积累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基本指引、重要参照与根本规范。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论域下，自然界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又是人类一切财富积累活动的物质源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永续增长的生态财富必须坚守自然界在物质性维度上的基础作用，加大环境治理与修复的力度、加快节能减碳技术的研发等措施便成为守住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的必然选择。

二、本质性维度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地位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在本质性维度上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认为，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下，自然界越来越多地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生成，形成“自然的人化”，人也在这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建构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人的自然化”，人与自然关系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关系领域，并“进一步抽象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11]。如此，在“为我之物”的自然与“我为之物”的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成为人类破解生存与发展谜题的关键所在。从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出发，生态财富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财富积累中的极端重要性，以期在本质性维度上推动财富永续增长。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是关乎财富增长的本质问题。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言：“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11即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关系之一，生态财富观也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财富积累活动的发展主线，是关乎生态财富增长的本质问题。一方面，生态财富观认为，作为财富积累活动的主体，人通过自身的合理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作为劳动者，人也是财富成果的享有者，理应享有丰硕的财富成果，以满足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生态财富观将自然界视为财富积累活动的客体，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财富积累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客观物质保障，它不仅提供充足的物质生产资料，其本身也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与巨大的生态生产力。同时，在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关系步入社会关系领域。因而生态财富也将社会关系视为财富积累活动的客体，认为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财富的增长。人可以通过调和矛盾运动着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障财富积累活动顺利开展，进而实现自然财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的协同增长。然而，当人难以调和这些关系的矛盾冲突之时，它们便会在本质维度上制约人类的财富积累活动，阻碍财富的持续增长，甚至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挑战与生存挑战。概言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刻启示着生态财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理解。在生态财富论域下，人与自然关系是影响生态财富增长的本质因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能够在本质维度上推动财富的永续增长，还能够为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0]187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是财富难以持续增长的本质原因。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运行逻辑与人的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对立，具体表现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根据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这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经典论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7]56，而过度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愈发尖锐，还会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或称“新陈代谢断裂”)以及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伴随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人类在以西方现代性思想为指引的现代化道路上，收获了更为显著的支配力量，似乎看见了掌控自然界的希望，却在追求全面掌控的过程中导致了一系列环境、经济、生存等问题。简言之，过度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迅速激化。由此出发，我们会发现生态财富增长面临的本质问题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越来越突出。具体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遭遇资源环境瓶颈的现实境遇下，人类愈发频繁地突破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过度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以满足自身局限于物质领域的社会消费需要和片面的物质财富取向。生态财富观通过批判异化的物质财富积累活动，精准定位财富增长问题的社会实质，即基于物质利益追求、不可持续增长模式、财富私人占有目标而开展的过度物质财富积累活动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这样一种异化财富活动，虽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物质财富越庞大、私人财富占有越多、异化消费行为越普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就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矛盾对立、财富就越难以持续增长。总之，生态财富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与财富难以持续增长之间的本质联系，并通过对异化物质财富追求的批判，揭开财富增长问题的实质，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财富的持续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最后，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是重塑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力。人与自然关系在财富积累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决定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是影响财富增长的本质因素。从异化的物质财富来看，物质利益是最高目标，也是衡量财富的根本标准，其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凌驾于一切人类活动之上。生态财富则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树立和践行“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可持续的财富增长模式中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美好愿景，修复财富增长的本质动力。一是生态财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财富积累活动的价值目标，将符合人本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作为衡量财富的根本尺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27，以多种财富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生态财富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生态财富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不断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将绿水青山视为金山银山，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既保证金山银山不断增长，又保障金山银山的物质源泉持续涌流。三是生态财富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之中，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工人在未来社会占有自己创造的剩余劳动，“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2]200。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经由社会生产，“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5]299。这些论述清晰表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便是社会财富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也深刻启示着生态财富，既要坚持生态财富成果由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住绿水青山、留住各种财富的源泉，进而实现生态财富成果享有的代内与代际公平。简言之，在生态财富观看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是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力。面对人与自然之间愈发尖锐的矛盾对立，人们需要在财富的实践生成中充分满足生态财富的基本诉求，即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可持续的财富增长模式以及贯彻落实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唯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方能被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方能被重构，财富增长的本质动力方能被修复与重塑。

总而言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理以及生态财富的基本诉求，决定了财富的持续增长、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需要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对立。由此可以看出，保障生态财富永续增长需要既保障最普惠的生态民生福祉，又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如此，我们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11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49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树立维护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自觉意识。从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出发，生态财富的本质诉求在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度重视与警觉突破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过度物质变换的问题，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彰显党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与贡献，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殷切期盼。

三、实践性维度上财富积累机制的驱动效用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鲜明、最根本的特征。实践不仅仅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生产、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与自由的全部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0]500，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作为首要的、最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既是其他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由此可以认识到，自在自然得以生成人化自然，离不开人类的劳动实践，生态财富的增长也离不开由人类主导的积累机制在实践性维度上的驱动效用。

首先，生态财富以优美生态环境为财富积累机制的运转基础，保护财富增长的物质源泉。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4]，而且只有“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15]的人类劳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财富才得以产生。反之，忽略自然界物质基础地位，忽略自然界与人类劳动实践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财富增长模式，终将迎来自然界的报复。根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财富源泉的重要论述，结合新时代的财富现状，生态财富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重视优美生态环境在财富积累中的物质基础作用，将自然界视为财富积累机制的运转基础。在生态财富论域下，进入财富积累活动的物质资料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宝贵财富，是财富增长的物质源泉，“生态经济系统中一切能够进入生态经济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16]63也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以及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正如生态经济学所指出的，自然界中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或生态因子如阳光、空气、水等，它们可能未直接参与传统的财富积累活动，却是整个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6]61，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概言之，在生态财富观看来，自然界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蕴含着创造经济价值的伟大生产力，保护优美生态环境便是在保护自然界的内在生产力与内在潜力，也是在保护财富增长的不竭源泉。生态财富观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2]23的生态意蕴与社会发展意义，始终坚持在财富积累机制的运转过程中“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2]51，从而建设优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生产力，保护生态财富永续增长的物质源泉。

其次，生态财富以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财富积累机制的运转核心，激活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从人学本体论的高度出发，提出人是自然界、社会、世界真正之本的重要论断。在他看来，“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17]，现实的人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因此，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应有之举。换言之，现实的人的需要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得以运行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按照人的发展需要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将广义的生活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①，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作用以及人的需要的思考，深刻启示着生态财富要立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作为衡量财富的根本标准，突出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财富积累机制的运转核心，进而激活生态财富积累的根本动力。一方面，生态财富既“促进物的全面丰富”[2]23，以持续增长的物质财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层次更高、内容范围更广的物质需要，也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完善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体系，以日益充盈的精神财富为人民群众带来精神文化享受，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要。另一方面，生态财富更加突出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地位，以持续增长的生态财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营造优美生态环境。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基本生态环境需要，提供适宜人民群众生存、享受的生态环境与自然风光，又满足人民群众发展自身体力与智力的生态环境需要，保障其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条件，如各种生物的基因库、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稀有物质等，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然生态空间。总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8]。生态财富在财富积累机制的运转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不断推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自然财富等的协调增长，以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更加突出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美好生活期待，激活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力。

最后，生态财富以绿色发展道路引领财富积累机制的实际运转，明确财富增长的前途方向。不同于过往的财富形态，生态财富秉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向而行的原则，通过走一条鼓励科技创新、倡导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绿色发展道路来引领财富积累机制的持续、高效运转，进而实现财富持续增长。第一，生态财富观认为，科学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继而为财富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科技作用的辩证理解，生态财富既肯定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19]，也高度警惕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愈发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关注“杰文斯悖论”(Jevons-Paradox)所描述的现代技术的生态负外部性问题。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生态财富观认为推动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不仅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2]36，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积极参与科技创新，还需要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方向把控与有效监管。如此，低消耗、轻污染、可循环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与突破才能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升级，进而为财富增长注入绿色动能。第二，生态财富观认为，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能为财富持续增长保留充足的自然生态空间。一是节约利用自然资源，借由绿色科技创新成果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率，尤其是稀缺、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率。二是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各种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如在农业生产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三是循环利用废旧物资，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废旧物资的再加工水平，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如此，被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不断挤压的自然生态空间才能够得到一定恢复与扩展，这为财富持续增长、财富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概言之，绿色、低碳、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不仅能为财富增长注入绿色新动能、提供充足自然生态空间，还能为财富增长指明前进目标，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视域下，唯有人的劳动实践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唯有具体的财富积累实践才能驱动物质生产资料向社会财富转化与生成。由此出发，生态财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境遇下，秉承“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2]50的财富积累原则，发挥全新财富积累机制在实践性维度上的强大驱动效用，挖掘赋存于绿水青山之中的巨大生态生产力，激活蕴藏于人民群众生态环境需要之中的不竭动力，澄明根植于财富增长之中的终极价值目标，从而推动财富持续增长。

结语

生态财富，既非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度追求，也非对环境保护的片面强调，它蕴含着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原则下，能够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执着追求。新时代境遇下，生态财富在物质性、本质性、实践性三个维度上蕴含的本真涵义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实现生态财富永续增长是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关键支撑，更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一切活动片刻也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期盼的自身永续发展、财富永续增长、环境永续优美，需要自然界的物质支撑。自人类出现以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便是关乎人类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本质问题。生态财富突出人与自然关系在财富积累中的核心地位，既严格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意志，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即唤醒财富永续增长的本质动力。生态财富的积累机制在挖掘与运用自然界固有的生态生产力与人民群众生态环境需要蕴含的根本动力的基础上，以绿色发展道路为引领，全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新成效。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实现生态财富永续增长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聚焦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积极推进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为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注释：

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