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蕊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近年来，探寻“中国发展密码”、剖析“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反观西方政治困局和治理危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形势长期向好。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以“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22的重要论断给出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互相成就的解题答案。面对当前全球治理缺乏张力和国内发展急需动力的复杂局势，持续探究中国式“制”“治”互洽的内在逻辑，对进一步总结治理经验、优化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成合洽：“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

中国的“制”“治”互洽不是无根无源的偶然，而是理论同源、实践同频、文化同根与人民共拥有机统一的必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121，“制”“治”在同理性、实践性、共生性与人民性中架构了彼此联系的桥梁。

(一)理论同源：“制”“治”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真理

“中国之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本质上是适应于中国发展实际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组织设施。“中国之治”属于实践范畴，实质是探索和改革中国发展事业的社会性活动。从唯物主义立场看，两者具有物质性的统一性本质，从认识论出发，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

一方面，世界万物必然遵循“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3]的普遍真理。究其根本，制度(上层建筑)“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治理(实践)也因其主体、客体、手段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而被定义为物质性活动。另一方面，马克思借助“社会关系”概念，实现了从“实践”向“物质生产”的逻辑过渡，以“生产关系”为核心搭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框架，将实践作为研究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因此，“中国之制”必然以“中国之治”为逻辑起点，实践的制度产生于并决定于制度的实践，“中国之制”又必然以“中国之治”为最终归宿，制度的实践才是实践的制度的应用与拓展。

(二)实践同频：“制”“治”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阶段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之制”走出了一条革命建制、改革新制的道路，“中国之治”探索了“政权—党建”“民主—专政”“民主—集中”“政府—市场”之路。它们反专权特权、反自由化，既没有延续中国传统“封建—专权剥削”的老路，也没有走西方“资本—自由民主”的邪路，而是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重新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中国之制”一方面经历了革命洗涤，从封建制度有机体中解构出来，融合新阶级力量、新政治任务、新思想武器重构了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创新赋予其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等新优势，其实现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转型。

“中国之治”内生于革命建制、改革新制中，外显于对政党、政权、组织、资源配置等实现形式的选择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政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身建设与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事业相生相融，展开了“党建国家”治理新路；明确界定人民与敌人，合理运用民主与专政手段，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践行了真实的“民主政治”；贯彻执行有权威的民主和有原则的集中，尊重民权，严明秩序，发挥了“集体领导—个体负责”的组织优势；两手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规范权力与激发活力中提高协同合力，探索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三)文化同根：“制”“治”扎根中国“善治”优秀传统文化土壤

“中国之制”是“治制”之学，表现为一系列正当合法的制度规章。“中国之治”是“治术”之理，外显于领导和服务人民的方法与能力。两者虽在表达内涵、表现形式上皆有不同，但因具有相同的生长背景，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善制”精髓的载体，传承“善治”智慧。

习近平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5]等精神特质总结了“制”“治”互洽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的制度文化观与治理行为观，坚持以仁者之心施仁爱之政、行慈善之举，秉承以“爱民”之心行“养民”“富民”之为、塑造“天下无哀民”良态的为民情怀，恪守明礼诚信、严明纪律的施政规范，涵养风清气正、人人为公的政治秩序，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处世态度追求多元融合、和谐共生的社会理想。这些从政立场、施政理念、为政原则既是“制”“治”本土内生的固源、融合共通的内核，也是“制”“治”迎接时事之变、实现现代转化的不变根基。

(四)人民共拥：“制”“治”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之制”是人民称赞的制度，“中国之治”是人民共治的治理。“制”“治”从为人民出发，在人民支持中发展。一方面，“制”“治”在人民满意中得到了最大肯定。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显示，2003年至2016年间，中国民众对中央、省(直辖市)、市县、乡镇四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提升，2016年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对省(直辖市)、市县、乡镇三级政府的满意度分别为81.7%、73.9%和70.2%[6]。《2022年度艾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蝉联全球第一[7]。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下，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实际就是对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最大的情感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制”“治”在人民参与中获得了前进动力。2016年人民智库发布了《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调查报告》，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得分57.5分[8]，表明中国公众已基本具备了政治参与素养。随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文件的颁布，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日益规范化、常态化。人民参与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人民积极建言献策、参政监督就是对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最大的行动支持。

二、关系契洽：“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辩证统一。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载体与手段，两者既在相对独立中各尽其能、相互作用中彼此成就，又在把握“人民”和“现代化”中贯通了逻辑主线和前进目标。

(一)相互依存：“制”“治”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

其一，“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各司其职。中国制度实质上是解决发展方向问题，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发展方向是否改变、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发挥、人民当家作主能否实现。而国家治理实质上是解决发展过程问题，治理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国家能不能走出一条兼顾生产、生活、生态的文明发展道路。其二，“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基本依据。习近平曾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9]，因此，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在治理层面的具体化，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进行经济社会管理的实体化。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制度的建立健全。其三，“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落地生根与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一方面，固化制度依靠活化治理发挥实效，治理效果就是制度科学性的试金石和显示器。另一方面，成功治理经验可升华为理论指导，进一步丰富国家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步调一致、层层递进。

(二)内核相通：“制”“治”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主线

习近平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2]23可见，人民是贯穿“制”“治”的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两者内核相通的逻辑主线。

中国制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制度，人民性是中国制度的根本属性。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建设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保障人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将制度改革尊重民意、制度执行依靠人民监督、制度好坏交给人民评判的原则贯彻全过程，保证制度实施解人民所困、顺人民心意、得人民认同。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建设始终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位置，关注民生领域中严重阻碍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迫切问题，引导国家整体朝着公平化、均等化的方向发展。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民主的治理，民主凸显国家的治理本色。习近平多次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0]261。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国家治理各领域全过程各方面，实质就是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融入治理实践中，持续推动高质量民主与高质量治理良性互动，让民主指引治理，让治理彰显民主。在不断保证民意畅通表达、民权得到尊重、民主实现形式与渠道持续创新中实现国家治理与真实民主的统一，又在不断强调社会共治与基层自治中走向人民民主与科学治理的统一，让治理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中实现良治善治。

(三)方向一致：“制”“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

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看，它们回答了“现代化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共同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现代化作为一种进步的理论，首要表现为制度现代化与文明现代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0]10站在文明的高度理解和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以独特优势孕育了崭新的文明果实，开辟了21世纪人类文明新局面。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社会主义文明突破了传统单向度的物质现代化价值观，在物与人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协同多领域齐头并进，以尊重规律、公平公正、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1]，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根本旨归。制度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体多面，具体呈现出制度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核心指向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含于又高于制度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易言之，制度与治理的现代化过程实际就是人类自身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只有通过创造社会秩序日益规范、社会管理日益科学、社会利益日益得到保障的社会条件，才能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自由度和幸福度，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素养的总体提升。

三、运行协洽：“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

“制”“治”的正确运行机理就是制度和谐融入治理实践过程中。只有正确认识立足问题导向、坚持党的领导、强调经验总结三大条件，才能推动中国制度与国家治理从可以相嵌到持续相嵌的运行协洽，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佐证。

(一)立足问题导向：“制”“治”可以相嵌的先决条件

聚焦问题是中国制度嵌入国家治理的先导环节，中国制度与治理以问题为出发点，由问题倒逼产生，并在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问题导向指引制度与治理实现了基本思路、基本路线、基本任务的契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性制度”与“革命型治理”共同承担起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艰巨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计划性制度”与“集中型治理”虽存在诸多弊端，但通过建立保证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政治架构，依靠强大的政治动员进行工业化建设，巩固了新生政权，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性制度”与“改革型治理”在改革逻辑下共生共融，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新时代，中国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普遍升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坚定“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20，持续推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配合“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化治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2]20，齐头并进探索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民主失灵、贫富分化等一系列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制”“治”路线错位、任务脱节的后果。只有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深层“制”“治”对接才能实现国家发展最优化和人民利益最大化。

(二)坚持党的领导：“制”“治”推动相嵌的核心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2]6-7，“最高”与“核心”的政治地位既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完善制度与治理的基础，又赋予了其倡导实施、推动贯彻的职责。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相嵌互通将永远停留在表面而落不到实处。

这种推动力量具体表现在：其一，正确宣传。毛泽东将“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13]作为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笔杆子”就是将党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通过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宣传方式不断大众化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笔杆子”精神，采取多样形式对制度和治理创新理念进行宣传推广，切实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看待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为此实行的新变革，在强化人民群众认识与认同中推进贯彻实施。其二，落实责任。“有了重视抓落实、善于抓落实的一把手，才能带出抓落实的好班子、好团队。”[1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担起政治责任，以身作则、抓实工作、办好实事，从上到下保证各项制度和治理创新任务贯彻落实不走偏、不走样。其三，试点先行。试点是连接创新与推广的中间环节，起着成效检验、示范带动的重要作用。制度和治理创新经过试点先行、改革完善、全国推广的三步流程展开由点到面的实施格局，既能有效规避因调整不当带来的社会动荡，又便于发挥先行试点的示范作用。

(三)强调经验总结：“制”“治”持续相嵌的基础保证

“制”“治”相嵌从问题出发，靠经验延续。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5]，“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6]，是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把握大势、继往开来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制”“治”相嵌并非一劳永逸，必然要根据已发生的条件变化创造新的相嵌环境，只有站在成功经验总结上的制度与治理创新才能弄清“制”“治”探索相融的来龙去脉、把握“制”“治”互动交融的耦合规律、传承“制”“治”协调一致的共进脉络、发扬“制”“治”根植人民的价值优势，避免断裂的、移植的创新带来的衔接不当、水土不服，实现“制”“治”可持续相嵌、协调发展。

经验总结必须保证科学性。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7]开展调查研究的原理就是深入历史与实践的实际情况，“找到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18]，进而找出整改思路和完善方案，而忽视调查研究往往导致脱离真相放大主观认识，造成错误决策。因此，掌握“制”“治”发展历程、总结“制”“治”发展经验要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调查、勤于调查，将调查研究贯穿经验总结的全过程，以避免陷入形而上的认知误区。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及时发现制度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反映人民群众对制度与治理的改革呼声并精准把握制度与治理发展方向，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与高度集权、高速赶超、牺牲农业等相关治理模式相嵌合的错误路线的拨乱反正，探索并实践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简政放权、渐进改革、共建共享等相关治理逻辑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并在持续推进调查研究常态化过程中及时吸取“制”“治”教训、发扬“制”“治”经验。

四、转化融洽：“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制”“治”相嵌融通的更高境界，也是中国制度自信与治理自信的集中表现。“转化”一词生动诠释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稳定性“转化”、高水平“转化”、持续性“转化”的问题，科学解读了中国“制”“治”互洽逻辑的完美闭环。

(一)明晰制度优势：“制”“治”转化增强定力

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阐释的具体化、明晰化过程，实际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识深化、认可深化、认同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部分组成的相互支撑的结构框架，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十三方面显著优势，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科学性及优越性，让人民群众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19]。这种制度认同将极大推动形成 “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1]15的制度定力，为理论话语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果的治理效能奠定基础。

(二)强化制度执行：“制”“治”转化提升能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1]66，制度执行机制是衔接“转化”、“支撑”转化、体现“转化”流畅性的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与贯彻落实，机制创新与优化工作成效显著，充分发挥了其协调和整合优势，进一步释放了制度效能，逐步实现了“能转化”向“优转化”的转变。一是全面推进党的领导机制建设，构建了将党的领导嵌入制度执行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的治理格局，形成了党把握制度方向和运行大局的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了党掌舵领航、定纲指向的关键作用。二是建立健全了工作落实机制，要求各级领导作为制度执行第一责任人坚决把责任理解到位、落实到位，制度执行力度与制度执行要求有效对标，制度执行部署与制度执行成效层层传导，极大畅通了自上而下执行链条的梗阻。三是不断完善监督机制，既加强了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管，又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监督，建立了全方位制度执行监督体系。结合实施规划既强化了对主要事项和关键岗位的重点监督，又通过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实现了全面监督，切实增强了监督刚性和韧性，提升了监督的实效性和长效性。

(三)推进制度完善：“制”“治”转化永葆活力

只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转化根基，才能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向“靠制度完善转化”的主动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20]，这种自我完善能力是推进制度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关键前提，也是衡量制度优势“转化”生机活力和“转化”可持续性的重要尺度。它内含自我发展和自我纠偏，前者是对时势变化的深度适应，后者是对短板弱项的调整修复，妥善综合了纠偏基础上的发展与发展过程中的纠偏双向环节互动联合，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处于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良性循环状态。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一个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坚定奉行和平外交、和平发展政策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必将始终保持人民性、发展性、共赢性，实现了“创新转化”和“贯通转化”的统一。

结语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资本—自由民主”“制”“治”逻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制”“治”的互洽融通。其在生成过程、相互关系、相嵌运行、更好转化四个方面的相适共进性，是中国深化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前提和基本遵循。面对新征程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制度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不仅体现在制度和治理的单一现代化，更体现在“制”“治”互洽、共生共进的现代化上。国家间的竞争也并非单一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竞争，而是“制”“治”互洽的优势竞争。因此，进一步探究中国“制”“治”互洽的深层规律，探索“善制”和“善治”更好结合的实现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的“制”“治”优势，对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