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月英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领导革命战争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跟随者到引领者，党充分展现出大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大党不等于强党，强党未必恒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政治命题的提出，既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社会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自觉认识。“大党独有难题”是内源性难题而非外部性难题，是结构性难题而非局部性难题，不仅要解决内部治党风险，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还要解决治理现代化国家过程中遇到的外部考验和能力提升问题，这就要求运用治理的理念、思维和方式推进政党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探索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载体、平台、工具和手段。

一、长期执政条件下“大党独有难题”的多维面向

随着现代治理理念与政党理论的融合和运用，通过吸收治理理念中的高效、有序、协商、责任、法治等价值要素，政党治理活动开始跳出管治、命令的政治统治惯性思维，突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协同性、治理程序的合法化和有序性、治理方法的可持续化和合作性。政党治理是一个持续的、发展的、综合的过程，而不是阶段的、停滞的、局部的。对政党治理理论认识的深化，来源于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动因于现实政党政治实践的需要，立基于政党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在于如何保持政党性质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组织上的政治性和权威性、政党制度上的稳定性和回应性、政党发展上的可持续性及政党治理效果上的有效性。

政党长期执政，首先涉及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党政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合理配置党政职能、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其一，政党性质是党政关系的结构性前提。十月革命胜利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党政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党和国家政权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从政党属性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融革命党、执政党、领导党的政党特质，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代表整合、利益整合功能于一体，其“整合性”特征内蕴贯穿其中，党的领导是处理党政关系的根本性原则。其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是党政关系的社会历史基础。“以苏为师”的革命历史传统、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一体的集权模式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党的十三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2]，开始了对党政职能分开的探索尝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政脱节的极端取向都会严重影响政治生活正常运行，尤其是政治和权力的结合极易滋生腐败。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不能简单化为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政党政治发展要求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渐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在党社关系方面，面临超大规模政党如何治理超大规模社会难题。政党既要实现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政党发展，进行组织结构调适和政策策略的更新，同时还要展现其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有效吸纳整合社会资源。作为高速发展中的超大型国家，我国正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够将社会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3]。在中国政治场域下，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的持续性建构和提升是强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现代化赶超型国家，具有明显的时空压缩性。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作为支撑性主体力量的执政党，一方面，要适应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共同推动下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全方位改革——社会结构变迁、利益诉求多样化、城乡二元结构破除、新社会阶层和新兴群体日益活跃、社会成员流动性空前提高，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放缓，利益驱动力减弱，利益整合机制的影响力式微，社会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发展要求进入关注议程。另一方面，要应对各种新的风险挑战。现代化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确定性社会风险交织叠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4]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应对“黑天鹅”“灰犀牛”等不可控不确定性风险，使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实现长期执政，是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再次，在党内关系治理方面，面临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团结统一难题。“组织规模的优势只具有相对意义”[5]，政党规模大并不等于政党本身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政党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反而，意味着更复杂的党员构成、更大组织运行成本、更多的组织层级，党员管理和组织管理难度增大。从党的自身治理来看，党员的人数越多，党的组织规模越大，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形成全党共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就越难；大党的组织层级越多，科层体制下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成本就越高，政党治理的难度就越大。因此，“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内容。在统一思想方面，身处大变局中的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中伴随着价值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凸显了多元意识形态内部的碰撞和摩擦。在统一意志方面，党内仍存在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使党的组织内部涣散、纲纪不彰、法度松弛，严重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而削弱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执政根基，损害党的形象。在统一行动方面，还面临如何最大程度激活这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与社会各方面联系密切的队伍，进一步增强组织动员力和政治执行力，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协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使全党形成一个上下贯通、有机衔接、协同高效的统一整体问题。

最后，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建立管党治党长效机制难题。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组织模式的制度化发展，政党组织趋于稳定的同时，强大的“组织惯性”也使政党忽视了自身的发展变革。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大党更容易发生“大组织病”问题，出现在既有的成绩上因循守旧、组织运行成本增加、制度执行不力、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自我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决同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作斗争。同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整治制度执行上的“稻草人”和政治生态上的“破窗效应”，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但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在管党治党方面，领域覆盖有待进一步深化、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矛盾依然尖锐、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任务依然艰巨、“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长期存在；在反腐败斗争方面，“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6]；在制度保障方面，政治监督常态化机制有待建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仍需完善。

二、“治理何以可能”：以大党优势应对大党独有难题

政党特质决定了政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机制和运行逻辑。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从本质和渊源、结构和运作上都不同于西方的“掮客型政党”，其内蕴的先进性特质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所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优势，强大组织体系和群众组织能力的组织优势，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精神优势，是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优势所在。

(一)政治权威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权威是一种支配性力量，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与建立在制度和法规之上的“威权”有本质区别。权威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它不仅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领袖以其他政治资源的最小开支进行管理”[7]。政党权威从根本上说是群众对政党组织的自觉政治认同。维护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党内外牢固凝聚起来，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去赢得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民族危亡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生政权并重新整合了社会秩序，政党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先进性，使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天然权威”[8]。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特殊现代化发展道路，从以党建国的历史进路到以党强国的现实需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夯实了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逻辑起点。就大党独有难题而言，党的领导优势具体体现在：党组织拥有最高权威性，党组织的指示、决策、态度等能够获得党员和群众的广泛信任、认可；党组织拥有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通过其政治权威性能够对基层社会、群众进行广泛的组织动员；党组织拥有合法创制权，其政治主张能够经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具体政策、制度和规范。坚持党的政治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克服大党团结统一难题的政治保障。

政治上团结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基本前提。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9]。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严明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站稳政治立场、严把政治方向，努力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是新时代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一系列要求，并明确了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从制度上健全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于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原则转化为坚持“两个确立”、实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理论先进性：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优势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11]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质和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宣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百余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方面，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坚持理论创新”是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先进性、科学性基础上的创新力。先进性的理论不仅体现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上，更体现在能够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创新，是理论和实践、具体和历史的统一。同时，要在强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上，自觉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新概念、新论断、新表述。对“政党类型”“政党体制”“党政关系”等基础性理论，和“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自我革命”等创新性政党话语作出解读。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1]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就是将“彻底的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的过程。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滋养初心使命，以主题教育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形成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一大法宝，每一次党内集中教育都是对初心使命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优势为克服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三)组织适应性：强大组织体系和群众组织能力的组织优势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能够适应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完善组织体系和充分发动群众是党组织的突出优势。党支部和西方政党的分部不同，它依据生活和工作场所而非地理设置，这被迪韦尔热称为“技术上的完美”，与西方“松散型”政党组织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组织体系以保障强大的行动力。从政党的组织特质及其运作规律来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其既要适应自身发展规律，又要适应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组织适应性是政党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体现，政党适应性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标志。“组织的适应性体现为对外界环境的积极认知和应对措施，适应性越强，组织的复杂性和生存能力就越强。”[13]党在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过程中，既要实现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政党发展，进行组织结构调适和政策策略的更新，同时还要展现其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有效吸纳整合社会资源。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个以党的组织体系为轴心的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纵向上建立了一套与国家行政区划相并行的三级组织系统，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从而有效整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力量；横向上党的基层组织分布于城市乡村、群团组织、新经济组织等各个地区和领域，从而有效组织、整合和治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同时，党对社会层面的政策供给、组织嵌入、体制性吸纳、意识形态凝聚，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组成的严密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承担着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组织、宣传、凝聚和服务群众的职责。党的基层组织深度嵌入国家和社会中，是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政治组织。政治性是党的基本属性，基层组织处于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第一线。从“人民本位”出发的基层党组织承担着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利益表达、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优势为克服大党独有难题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四)自我革命性：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精神优势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自我革命精神是使命型政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在现代化建设初期冲破生产力发展束缚、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内生动力。永葆革命精神难题关系到党能不能坚定革命斗志，能不能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历史性成就的精神力量，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和意志品格。“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14]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一个鲜明特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是政党生命力的体现，是党能够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内在支撑力量，是确保党能够始终具备长期执政的领导能力的显著优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认清风险，才能行稳致远。20世纪80年代末，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东欧各国共产党甚至出现系统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曲折中艰难发展；传统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的多重冲击，出现政党纲领动摇、政党权威弱化、政党肌体腐化、政党组织涣散、政党执政能力逐步消解现象。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从政党自身来看，党内思想混乱问题、党内团结统一问题、政党组织功能弱化问题、领导干部贪污腐败问题等等，导致大党彻底失去人民的拥护。全面从严治党和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应对党内突出问题，克服大党独有难题的长久之策。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重要性。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清醒，是新时代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的创新成果。百余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找到了党的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形成一整套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

三、“治理以何可能”：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机制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要适应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结构变迁、思想观念多元、民主政治发展和信息技术变革，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党内民主团结治理主体、以制度治党规范治理行为、以政治参与激活治理动能、以信息技术赋能治理方式，建构民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智能化治理的系统性机制。

(一)民主化治理：以党内民主团结治理主体

党内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民主建设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民主化治理强调在处理党内事务过程中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将民主理念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党务管理的全过程。党内民主是构建政党权威的基础性要素。要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内民主强调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集中则指向汇集集体智慧和力量，民主是集中的前提，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民主和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就要将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机制贯穿党的一切活动中；另一方面，要善于进行正确的集中，制定科学的决策程序，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同时，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党内监督是民主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一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惩、治、防”三个环节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不敢腐”在于以高压震慑、纪法规定严厉惩治腐败行为，规范权力运行；“不能腐”在于深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党内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不想腐”在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筑牢思想防线。二是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体化建设，统筹各类监督力量，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协同运用司法监督、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形成监督合力。

(二)法治化治理：以制度治党规范治理行为

法治体现为规则之治。“法治化”就是坚持以法律和法规为准绳，界定权利义务、明确责任界限、规范社会行为、保障治理有序运行。“塑造政党的法治特征，使政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活动体现法治原则，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内在要求。”[15]建设和管理好超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度更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稳定性。制度是由系统性的规则体系构成的，制度治党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依靠党章和党内法规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党员行为，通过制度化手段将政党治理的实践性部署落地落实。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政党制度体系能够为破解大党难题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制度支撑。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已经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为主干，并囊括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内容，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

政党制度体系化建构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以结构化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治党的长效化、程序化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一方面，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问题，党内法规建设滞后于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需要的情况，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对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党内法规制定数量和质量实现同步跃升。另一方面，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必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就是要在有规可依的基础上，强调有规必依、违规必究、执规必严，使全体党员自觉遵守党内法规。有规必依，就是让纪律和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将党内法规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违规必究，就是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要充分利用监督检查与巡视巡察等多种途径，严格执法，绝不允许存在“法外之人”；执规必严，就是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度，坚决维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协同化治理：以政治参与激活治理动能

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16]。协同治理的本质问题是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认识论问题和如何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方法论问题。其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党内外形成一个上下贯通、有机衔接、协同高效的统一整体，以广泛政治参与激活治理动能。协同化治理突出强调党各方面建设的有机衔接、联动集成，构建协同治理格局。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必然带来更深层次的政治结构的改革，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下的政治参与形式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多体现于政党选举的投票、加入政治组织和民众上街游行等形式。其中，政党活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化形式。中国的政治参与是建立在强大政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发展基础上的，政党是现代民主运行的关键主体，能够为社会多元利益主体提供参与政治的有效机制。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合法渠道，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随着群众民主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尤其要为群众提供更多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落实的具体体现，是党进行社会整合的保障机制，是协同化治理的落脚点。有效实现政治参与的核心在于将群众的“选择性参与”和“形式化参与”转化为“主动式参与”和“有效参与”，充分贯彻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有效回应群众关切。一是通过党建带群建，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先行进入非公和社会组织、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多元化的情况下，把握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群体特征，提供精准化服务。在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完善座谈会、听证会等社会层面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的法律法规保证。二是通过党建促社建，支持并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使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中展现更大的活力。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四方联动机制，完善联席会议、意见征询等相关制度。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合作共治机制。在城乡社区、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引导多元治理主体围绕空间利用、环境维护、资金使用、物业管理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开展民主协商，增强群众议事协商和有序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四)智能化治理：以信息技术赋能治理方式

“智能化”就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平台体系，实现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实现更加精确、高效、便捷的治理，“智能化”是政党治理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拓宽了政党治理的空间，也丰富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治理方式。现代信息技术具有交互、开放、共享的基本特征，交互性特征为党建工作和信息技术的融合提供了新机遇；开放性特征使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覆盖的内容更加广泛，丰富了政党治理交流平台；共享性特征使党建工作的先进案例和成功经验可以共享，推动了政党治理的可持续性。同时，网络参与的广泛性、自主性和直接性，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建构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开辟了新的重要渠道。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这给党建发展提供技术手段的同时，也促进了党建工作理念的发展和工作方法的创新。

“智能化治理”既是一种大党治理的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7]主动适应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党建“智能化”，树立“互联网+”的发展理念，为政党治理进行科技赋能，是破解大党难题、进行强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要着力推动智能治理平台的纵深覆盖，推进党建工作与网络化管理平台的融合发展。使党建管理平台与大数据运用、人工智能发展有机结合，完善党在城市、地区、街道的信息管理服务体系，构建上下级、党组织、人民群众以及可享资源与资源需求的信息管理桥梁，积极开辟网上政务和服务通道，实现地区互动、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联，提高政党治理效能。二要加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对智能化治理重要性的认识，自觉树立信息化思维，培养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党务工作的能力，优化工作流程。同时，强化群众利用智能化平台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科普力度，使群众能够更加广泛运用多样化渠道表达自身诉求、反馈治理意见。

结语

强大的适应能力和自我革命精神是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成就的关键原因。大党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尤其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命题的提出，既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社会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自觉认识。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研究要立足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特殊，将其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动态比较分析中。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于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三个根本问题，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组织基础有清醒的认识，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政治生态情况、社会结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作出清醒的判断，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主动，科学谋划，积极作为。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结构出发，党政关系科学、党社关系稳定、党际关系和谐、党内关系团结是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内在追求。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特有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和精神优势，回答“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建构民主化、法治化、协同化、智能化的治理机制，回答“治理以何可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