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亚芳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王安忆的小说以开阔的视野、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和独特的创作风格一直以来备受海内外评论者的瞩目。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创作,自1978年发表的《平原上》始,直至当下,贯穿其文学创作生涯。王安忆短篇小说作品取材多源于生活与成长经历,其中家庭书写占较大比重,也成为连接其短篇小说创作整体性的重要线索。王安忆从生活日常着手,搭建起以家庭为单位的话语叙述场,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在家庭生活书写中展示上海市民的生活日常状态与凡俗精神,表达作家的自我反思与追寻,展示出其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女性审美特色与文学风格。

1 母亲核心:家庭结构与性别意识

“家庭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法律和道德观念所承认的。”[1]8经历从上古时代“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家庭模式到为封建社会所遵从的父权家长制家庭结构,家庭的概念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恩格斯(1820年-1895年)曾指出,随着父权制度代替母权制度,家庭权力被丈夫完全掌握,妻子地位降低并最终沦为简单的生育工具。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被剥夺话语权[2]126,其角色身份也被工具化。女性被迫坚守着以夫为纲,从父、从夫、从子的信条,男性在家庭中的核心统治地位被固化,由此家庭成为男权社会的最小单位也成为女性被压制的最基本单位。在短篇小说中,王安忆有意突破传统的家庭建构方式,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构建以女性为核心的新型家庭结构,进而破坏延续至今的父权、夫权核心家庭模式,给予女性家庭中的话语权与自由权,形成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结构。

首先,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体现在对家庭内部成员的组织构成方式上。在王安忆的短篇小说中,较多出现不完整的核心家庭结构[3]252,以母亲和孩子构成基本家庭单位,父亲(或丈夫)以死亡、离去或隐身的状态从文本中消失。王安忆短篇小说中的《雨,沙沙沙》(1980年)叙写了青年雯雯面对爱情选择时的矛盾,雯雯家人成为她的依靠与后盾,但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在小说《苦果》(1980年)中,单身母亲赵瑜和儿子相依为命,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的她虽难过却不绝望,她不把丈夫作为自己世界全部的支撑与希望,她从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中走出,走向独立与自主。《命运》(1980年)中雯雯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全家的中心,更是雯雯唯一的支柱。在联合式家庭[3]252中,真正掌握家庭话语权的也是一直作为单亲家庭核心掌控者的母亲,连成年男性子女都无法分割控制家庭的权力。《本次列车终点》(1981年)书写了一个典型的主母型上海大家庭,知青陈信,父亲早逝,家中有妈妈、哥哥、嫂子、弟弟和小侄女。在这个三世同堂的上海大家庭中,一家之主是母亲,她掌管着家庭的大事小情。这是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缩影,却又站在传统父系家庭夫权至上、父死子继家庭的对立面。通过这些短篇作品,王安忆完成对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解构与重组。在中国传统父系家庭中,母子(母女)相依的家庭模式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在传统男权父系社会,家庭为成年男性及以男性为代表的父系宗族所控制,女性的从属者身份决定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无法在丈夫缺失的情况下继续家庭的统一与稳定。例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第一段婚姻中她不幸成为寡妇,婚姻使女性丧失主体性而沦为夫家氏族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的她被婆婆当作商品卖给贺老六为妻。她与贺老六婚后生下儿子阿毛,不久,贺老六病亡,她却没有能力维护无夫无父的单亲母亲之家,儿子被狼叼走,只剩她一人,她唯一的家也土崩瓦解。由此可见,在传统意义上,母系家庭结构难以为封建男权社会所容。王安忆对只由母亲和孩子所构成的家庭结构的认可,挑战了男权父系家庭模式,充分肯定了现代女性的坚强与独立。家庭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女性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她们凭借一己之力创造生活生产资料、创造经济财富,实现经济独立。女性在家庭中摆脱经济与封建枷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承担起维护家庭的重任,完成自我成就。

其次,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母亲的角色身份从家庭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转向家庭话语权的实际控制者。母亲安排子女的人生、家中的事务,母亲成为真正的家庭代言者,成为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广阔天地的一角》(1980年)中母亲是雯雯面对社会、迎接成长的引路人,雯雯在与母亲的通信中直面问题逐渐成长,母亲没有给雯雯明确的指导,却成为雯雯心中家、温暖与希望的象征,是雯雯独立面对人生风雨的力量。《金灿灿的落叶》(1981年)中莫愁为了丈夫专职读书,选择生儿育女放弃与丈夫一同考大学的机会而专职照顾家庭。莫愁担负起全部的家庭职责,她独自担当起了一切。在年幼的儿子心中,莫愁既是妈妈又是爸爸。作为母亲的莫愁成为家庭整体的象征,与丈夫代表的家庭外在世界形成对立。母亲不再是父亲权威的代言者而成为独立表达意见的发言人、行使家庭决策权的统治者。

最后,在传统父系社会中,血缘宗亲与父权、夫权保持天然的一致。出现在20世纪末的寻根热即是对男性文化传统中本源性事物的探寻,女性被排除在民族与家族的承继延续之中,这说明在男性文化中女性没有被载入历史的价值与作用,进一步否定了女性的文化价值与个人价值。然而,在王安忆笔下,寻根却是对母系血脉的历史回溯与发掘,具有重返母系社会的文化意味。在《我的来历》(1985年)中,王安忆采用自序传手法,讲述自己的寻根故事。在母系一支寻找“我”的来处,在母女相承、血脉连接之间,女性命运与历史的流转也多了几分宿命之感。然而,历史的回溯总绕不过男性话语权的阻隔,母系的追寻显露了外祖父使得“茹生记”败落的事实。外祖父是最不长进的,吃喝嫖赌。母亲祖父一手创起的家业,就败在他手里,连一代都没有传到,外祖父伟岸形象的坍塌,意味着男权优越感在真实的家庭历史中被瓦解。外祖母的出场却成为家族历史荣光的证明:外婆娶进门时,嫁妆摆满了大半条长街,象征着家族曾经的财富与地位。寻根探寻的是优秀传承的起源与流向,女性代表着家族的辉煌与荣誉,而男性却代表着腐朽与衰颓。大胆颠覆男性为尊的传统观念,给予女性更为公允的评价。王安忆用母亲家族寻根的故事,追求以女性为中心的优秀文明传承,重新评估女性在家族历史中的地位,为女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正名。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虚构性,但王安忆却用真实的家庭人物与家族故事完成小说书写,在虚实交错之间进行女性家族文化传承的乌托邦构建。女性成为家族优秀文明的承继者,完成对家族历史的重新挖掘与洗牌,进一步推翻男权社会男性优于女性的信条,为女性的重新定位奠定历史与文化的基础。在真实的家庭建构与家族文化溯源中,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获得家庭与历史文化的尊重,拥有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权,女性真正成为她们自己的主人。

王安忆有意构建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使其笔下的女性成为当代社会女性坚持婚姻与生育自主与自由的典型范例。女性不再坚守传统父系男权观念中女子从父、从夫、从子的规训,而是坚持女性对婚姻与代际传承的独立思考。女性有独立抚育子女的权利与能力,女性与男性建立真正的平等,这是现代女性在外在客观环境中的独立。同时,女性主体在内心价值认同中保持自由与自主。女性从五四时期受男性关怀的对象,成长为独立的成熟自主个体; 以追寻历史的方式发掘女性对家族与文明发展无法磨灭的贡献,颠覆历史对女性长久的遮蔽,挑战传统的男性性别视野,释放女性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真正的力量。

2 从家到国:家庭变故与时代风云

家庭是由血缘与婚姻关系连接而成的最小社会单位,较之其他的组织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坚固性。面对风云诡谲的时代政治风云,人在情感与政治间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家庭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动,这都是时代对家庭、对人性的考验。时代、家庭、个体,三者层层包含、相互传导,又在政治的变奏中异质难容、彼此独立,家庭的裂变既是人在时代下的挣扎,也是人性在时代中的检验。王安忆短篇小说的书写时间,从其出生成长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跨越近半个世纪,而这50年正是中国时代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从“文化大革命”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动冲击着家庭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家庭在政治风波下的裂变与冲突可以回照政治历史变迁,反映政治环境中的人性与人情。

《苦果》中赵瑜青年丧偶,十几年辛苦拉扯着孩子、在教学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可当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汹涌而来时,所有人都无情地批判她、揭发她,连自己的儿子也要与她划清界限。九月怀胎的艰辛、十几年照料与哺育的付出在一夜间付诸东流,母亲精心编织的情感丝带瞬间被斩断,这个母子之家也随之破裂。家的稳定性、亲情的稳定性在政治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家庭本是联系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感情、精神与身体的枢纽,随着个体意识的集体化,家庭的作用消减、家庭私有化被解构,政治化凸显。《她的第一》(1987年)中平庸的她面对农村青年的追求而无比骄傲,她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幸福更是骄傲。这种骄傲来自于她在运动中对国家号召的践行,这是在与其他知青的对比中产生的优越感:谁都难设想她会成为一个事件的中心,但是经此一事她成了全公社顶顶风云的人物,并努力捍卫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她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她不再动摇了,她决不将她这一生里最辉煌的成绩拱手献出”[4]20,她是第一,而这个第一的成绩却又不是伟大的,为此她付出了爱情、婚姻和家庭。知青回城时,大家都走了,她成为留在当地的最后一名上海知识青年。她已经从上海的原生家庭中脱离,她的举动成为一场赌博,爱情和家庭成为她的筹码。政治运动强大的渗透力影响情感产生与家庭建构的常态,成为家庭变化的异常因子。无论是赵瑜的儿子还是普通女知青“她”都在政治风暴中选择以牺牲个体情感与家庭的方式表忠心,自我意识被集体话语摧毁,人性与人情的基本认知被颠覆。

面对政治突变,情爱与家庭都成了个体生存的负担,在情感与现实的矛盾中人们经历着残酷现实的撕扯。每个人都在犯错,但每个人却又都是无辜的。《招工》(1999年)中知识青年刘海明和吕秀春因为插队落户可以搭伙过日子便成亲落户,家庭带给他们平静安乐甚至幸福的生活,同时成家知识青年的身份也使得他们丧失了招工的资格。当招工回城的机会来临时,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刘海明选择隐藏起婚姻和家庭,自己远去淮北矿上工作,妻子回到婆家却受尽欺负。他自己也成为了所有知青眼中不仁不义、为了前程抛妻弃子的坏男人。本是夫妻两人与双方家长都认同的婚姻,如今却成了家庭不幸的典型。曾经的家却已经不是家,日子不好不坏地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临时的,过度的,是不知道归宿在哪里的生活。日子是惨淡的,甚至连孩子的眼睛中都充满了愁苦,看不见希望更不知前路。夫妻相隔,婆媳不容,家不再是家。这是一场家庭的悲剧,其悲剧不是因为简单的招工行为而是政治时代与个体的冲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中,爱情与婚姻成为了拖累。婚姻与爱情是最为私人化的选择,但是相关的户口制度将个体捆绑在集体权力之下,公权下的回城与私权中的家庭组合只能二者选其一。这表明城中的家庭生活与乡下的家庭生活只能选择一种,无论做出何种决定都是对家庭整体性的诀别与破坏。在这样的环境中,家庭的分裂或许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必然。《借宿》叙述了“文革”运动中舅舅到我家避难的一段经历,被称为当权派的大舅舅到我们家躲避红卫兵的冲击。舅舅的到来带给我们的不是亲人间的温情与祥和,而是惶恐与不安。母亲似乎没有心情真正关心兄长,她更多地陷入因舅舅到来而可能使得自己被红卫兵追查的恐慌之中。母亲的态度成为了舅舅的逐客令,舅舅第二天离开后再未上门。他遗留下的不安的空气一直笼罩着全家,母亲担心的不是舅舅在冲击中的安危与去处,而是舅舅是否会牵连她自己的家庭,可曾想舅舅也是她原生家庭中最亲近的家人。这是一种残忍的抉择,以对一个家庭的背叛换取对另一个家庭的守护。自我保全成为个人私欲最大化的体现,在自保面前亲情与家人都可以弃之不顾,血缘亲情在政治剧变中成为负担与累赘,稳固的家庭组织结构在政治冲击下分崩离析。“虽然是在一个城市里,甚至,我们与大舅舅家,只相距两条马路,可是,彼此音信全无。”[5]145在政治时代环境中,母亲和舅舅都有过抗争,母亲虽终日惶恐不安也要收留大舅舅,舅舅伤心于母亲的冷漠却为了不连累母亲选择离开。家庭维系着真情中细微的真善美,但为时代环境所不容。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矛盾地挣扎着,由此也表现出复杂人性的张力。

文革作为一场延续十年的空前政治灾难,冲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层面,这场风波的影响则是对家庭价值观念的破坏性颠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家庭行为受到批判,家庭本位的价值观被迫转向国家、集体本位的价值观。对家庭的忠诚具有了传统封建、落后自私的基调,并与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一心为公原则所背道而驰。传统意义家国一体的“家国同构”转向舍家为国、有国无家的“家国分离”状态,为集体而牺牲小家庭利益的行为得到推崇。一定程度上小家庭中的亲情与爱情成为牺牲品,忠于集体还是维护血缘情感成为人无法抉择的两难境地。在作品中,王安忆没有采用控诉与呼告的方式对当时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而是从日常家庭生活情境与家人相处细节中逐步渗透政治意识与家庭之间的冲撞与矛盾,以视点下移的方式对时代、社会与个人进行微观考察,还原生活本真,使问题的剖析更具体而微,表达“真性情” “真岁月”。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王安忆对政治与家庭裂变的互动思考,走向个体反思层面。政治环境是家庭变化的冲击力,但绝非全部,家庭裂变源自社会与个人的双向夹击。赵瑜母子的悲剧除了集体话语对青年思想的干涉,更有赵瑜对儿子成长的忽视。亲情与家庭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需要情感的支持与维系。母亲与大舅舅的关系因为一次借宿而变得如履薄冰:母亲和舅舅是自私的,都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 同时,他们又彼此相爱,尽力保护自己的亲人。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都在接受人性的考验,每个人都在时代中被烤炙。政治运动产生的家庭裂变不仅需要对社会进行反思,更需要个人的自省。

3 饮食起居:家居物象与日常审美

在短篇小说中,王安忆对家庭的书写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的记录,更着眼于与家庭生活相关的事物与景物。王安忆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感受力,在对物象进行重现的同时进一步揭示复杂的人情关系与人生感悟。独特的物象书写与人物心理相结合,形成细腻真挚的审美与创作风格,完成家庭书写由内容向审美的深化。王安忆的物象书写并非只是对单纯可见客观事物的简单描摹刻画,而是通过对物象的描写把隐含在物象背后的主观情感与思绪进行客观呈现,从而达到以“形”传“神”的效果。小说中的物象书写在丰富文本内容与结构的同时,给予读者极大的想象与思考空间,扩大小说的内涵与意境,使得家庭生活的书写格调得以提高。

王安忆的家庭生活场景物象书写分为两种:一种是宏观场景式的,对家庭生活人物的场域与环境进行刻画; 另一种是微观事件式的,对家庭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进行描绘。两种物象书写方式以两种不同的视点切入,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从而形成整体的家庭生活场景叙述,展示波澜不惊且温和细腻的生活常态,形成具有王安忆特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王安忆的家庭物象书写特色体现在表达家庭环境与风貌的独特感受,在审美中发掘影响家庭的城市氛围与文化。市民生活与城市图景融为一体,上海的十里洋场与街巷弄堂都成为王安忆书写的生活家园,是家庭生活的基础。在王安忆的短篇小说中,上海都市情景的书写承载着作家的童年记忆与家庭优越感。《冬天的聚会》(1999年),作者以自己的童年视角叙述自己一家与自家好友一家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聚会一事。作者以孩童的眼光观察着城市生活的世俗华丽:中苏友好大厦有着宽阔的底座、拱形的巨窗、巍峨的大厦、宽大的大理石护栏和喷泉,如同童话里的宫殿一般,“有了这座宫殿,四周都变得不平常了,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气息笼罩在上空”[6]188。

孩子的内心是安宁而静谧的,她好奇而赞叹地观赏着壮观的中苏友好大厦,这是上海奢华而繁荣的一面。王安忆以工笔细描的方式勾勒中苏友好大厦状貌及外景,以逐层推进的视角镜头进行深情凝视,而这种凝视使得自在状态的街景物象具有生命美感体验,也即“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气息”。非生命的物象与人的实践交往产生互动关系,人与物象、人与社会、物象与社会相互映衬,其中蕴含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和谐的生命之美。与友人的相聚、家人的喜悦在环境的衬托下显得温馨而热闹,这一景物描写体现出家庭对城市与时代融合的敏锐感知:一方面有意展示父母军转干部身份给予家庭本身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透露特殊家庭生活与上海城市世俗化的融入。

《遗民》(1998年)中有一段母亲带着“我们”夜晚去看电影的童年记忆,老上海的街区印刻着城市商业文化的精致与奢华:

这条马路叫作茂名路,靠近淮海路的一段,在城市的西区……廊里是一列昂贵的店铺,黑了灯。借了路灯,可见橱窗里躺着的精致的呢料的胸饰,一顶玫瑰红的宽边帽,下面吊着一双同样颜色的拖鞋,特别的逼真而且完美。看上去有些旖旎,带着些腐化的气息。还有美发的皮椅,静静地卧着,有克鲁米的部位闪着幽光。悬挂的西式大衣亦是静静的。一应奢华都偃旗息鼓着[4]156。

夜景、店铺、灯光、橱窗中的商品都成为童年生活的一部分,镜头定格式的刻画方式,使得整个场面成为一幅灯光映照下的油画,有着光线深暗的对比与远近景的排布,同时在光景中渗透着奢华偃旗息鼓而未完全退散的声音和旖旎、腐化的气息。光景、声影与气息在时间与空间的聚合中弥散、流动,浮现平实绵长的意境。王安忆把精致化的审美、女性的细腻与孩童的趣味进行融合,让无声的文字说出内心的声音:繁华的街区和壮丽的高楼代表着上海的繁华光景,言语间的精美与华丽传递着作者对自己上海人身份的自豪与得意。

如果说大街高楼的华丽暗示着家庭与时代历史的变幻,那么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弄堂则是生活的本真与凡俗。狭窄、拥挤的弄堂是上海人的饮食起居、家长里短,是上海最隐私最有情的地方,是上海人真正的家。弄堂的居住环境在岁月的流转中与家的留恋相结合成为浓浓的乡愁,拥挤嘈杂的弄堂是日常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承载着家庭的温暖。《本次列车终点》中上海知青陈信多年之后终于回到家中,弄堂天井中搭建的“违章建筑”、拥挤排队的澡堂、简陋的小屋,在外漂泊十年的他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心,家成为他风雨之后的归途,弄堂是上海人的根与归宿。在弄堂局促不安的窘境中精明的上海人家代代繁衍、生生不息,传递着上海最为精髓的家庭智慧。王安忆在琐碎的平淡文字中,呈现出社会底层和民间的生活苦乐趣味与精神皈依。

弄堂是上海文化的精髓,王安忆笔下的弄堂生活是温情感性、平凡世俗的。在弄堂的世俗生活中,王安忆完成真正成为上海人的蜕变。家庭、成长、生活溶解在弄堂中的物象之中,抽象的情感与审美被具象细节化,变得真实可感。正如作者在《后窗》(2005年)一文中所写,自己常常做的就是回到狭弄里,对着那扇山墙上的后窗,看着窗外的风景。后窗外的弄堂成为时光的记忆线索,是作者化身“我”历经童年、少年、青年,一路成长岁月的见证。后窗外的风景、人、物,是时光流转的记忆,映照着过去的日子与岁月,也成为今天与明天的积淀与来处。弄堂的日常生活,是弄堂人家衣食住行的世俗百态,对家常小日子的精雕细刻是王安忆对上海家庭生活的记忆,她沉浸在生活的智慧中,享受着日常家庭生活的平淡真实。

弄堂的烟火气,是上海家庭的饮食趣味。短篇小说《比邻而居》写作者住所周围邻居的日常生活,细致描绘了邻居一家丰富的三餐美味,清晨烤葱油饼的味道焦香四溢; 中午,又是榨菜肉丝面,干煸榨菜和着香油和铁锅的味道刺鼻却洋溢持久,让人垂涎; 晚上,邻家吃急火爆炒的菜,花椒和辣子的冲劲气味层层传来。美食的味道,顺着油烟传递到家家户户。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被视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作者以细致的白描手法刻画一日三餐食物的味道、做法和香气,对待三餐的认真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具有生活气息富足而朴实的印象,还原了上海人家小康生活的原貌。上海人家的生活智慧、对生活的专注与热爱吸引并感动着作为叙述者的“我”。在长时间的观察与相处中,“我”对邻居的好感度日益增强,他们过日子的认真与不含混甚至深深地感动着“我”:在煎炒烹炸间显示出家庭生活的温情脉脉、蒸蒸日上。这就是最为日常的家庭生活,没有波澜壮阔、没有风起云涌,只有日复一日的茶米油盐、一日三餐,作者的眼光与思绪游走在弄堂的房前屋后,欣赏着上海人家的精致与细腻,展现出家庭生活的醇厚与沉淀,这即是上海繁华背后的积淀与归宿。

作为上海的外来户,王安忆的家庭物象书写既保持着仰视上海的羡慕,又有对身份优越感的享受,还有与日常人家逐渐融为一体的世俗与和谐。王安忆与张爱玲(1920年-1995年)同样在笔下用日常物象建构上海百姓生活,但二人却有着不同的味道。在张爱玲的笔下,上海的家孤独而冷寂,家是物质生活的阔绰奢华,却难掩家庭的凄凉破落:家没有温度,家中的人没有归宿。《倾城之恋》(1943年)的白公馆整日充斥着为了金钱无休止的争吵、妇人间的闲言,家不过是黑沉沉的破阳台、咿咿呀呀道尽凄苦的胡琴、暗着的堂屋、坏旧的珐琅自鸣钟。家中景物多是艳丽色彩:青砖、黄灯、朱色对联、金色团花,但缥缈凄凉。张爱玲未有一字写日常生活中的起居饮食,没有一点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破败的封建旧家庭被新旧之交的上海架空,在贪恋遗老作风的繁华中被时代一点点蚕食,暗示着人与城的隔阂与分离。在某种程度上讲,上海女子白流苏离开上海远走香港也成为一种必然。张爱玲笔下的家庭物象书写没有温度、华丽中的苍凉更显其哀。

王安忆却时刻留恋在熙熙攘攘、遍布烟火的底层弄堂。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展示着底层市民在粗糙却有质感生活中的甘之如饴,文字见证着王安忆融入上海的全过程。家虽然狭隘拥挤、混乱破旧但温馨亲切。相对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成为家庭幸福的羁绊,反而因家人间的亲昵与和睦多了生活的趣味与家的温情。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和姐姐不厌其烦地玩搭积木的游戏、家中的孩子一起在炎热的夏天享受吃冰的乐趣……家总是与成长中的欢乐与美好紧密相连。上海、弄堂、家庭是平凡的、朴实的,但更是热闹和充满人情味的。在王安忆眼中,连油腻、阴暗、混乱的厨房都显现着家庭生活的趣味。拥挤的厨房,因身体挤着身体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气息。在厨房中有小孩子的哭泣、兄弟间的口角、受长辈疼爱孩子吃偏食,家人间的情感在小小的空间滋长与流淌,人间的暖意在世俗百态中弥散,纷杂交错却真真切切。王安忆笔下的家庭书写传递着温馨与光明,她对底层日常生活的审视细腻温情充满质感,表现出生活的诗意与神性,散发着上海人家生命的温度。王安忆对日常物象的书写突破状物描摹的束缚而注重主体的生命体验,通过可感生动、可触具体的物象,在生活常态、常景、常物中注入生活哲思,突出美的形象感与主观性,用生活审美化的感性直觉去感应万事万物,寻求日常生活的诗学特性,形成独具风格的审美体验。

4 结 语

王安短篇小说中的家庭书写聚焦当代社会中的家庭生活变迁,以平实、细腻的笔调叙写上海等地寻常人家的凡俗生活,以时代的镜头追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王安忆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那些平凡而庸俗、生活在街巷弄堂、道尽家长里短、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家庭生活的本真就是最朴实、平常、私人的人间烟火。王安忆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她对家庭的书写多了一份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首先,王安忆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客观呈现现代家庭关系中女性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结构进行分析并给予肯定。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结构既具有家庭成员关系变化的特殊性,又具有当代社会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普遍提高的共性。女性被给予家庭话语权力,这代表着女性真正突破为父权社会所建立的家庭规范,女性长期以来为家庭生活所作出的贡献得到极大认可与尊敬。同时,女性也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出,走向社会生活、参与公共事务,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由此,女性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得不面对的自我与母亲身份、事业与家庭的彷徨与矛盾中脱离。家庭生活中女性身份的认同延伸至历史的寻根中,成为王安忆独具特色的母系寻根。在历史与文明中印证优秀的母系传承,表达作者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可与自豪。王安忆正视性别差异,摒弃传统大众的男性评说立场,从家庭与历史中发掘女性价值,给予女性应有的尊敬,体现出当代女性作家的独立理性和女性主义的进步。

其次,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王安忆将家庭置于时代政治环境中进行书写,着力于表现政治风波下的家庭裂变,并进一步剖析产生这种家庭变化的深层原因,对社会、政治、人性进行反思。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社会又是家庭存在的基础,两者相互影响。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经历人与见证者,文革、知青下乡都是她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面对时代政治风云,她从家庭视角出发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宏大的政治话语模式,书写平凡的家庭生活,在生活本真中展示时代的印记。文革中亲人的疏远决裂、知青的爱情婚姻选择、回城后知青的工作住房矛盾等一些问题都在冲击着家庭内部的稳定性,使统一家庭关系发生裂变。没有控诉与呐喊,王安忆以其冷静客观的叙述展示自己对时代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独特思考。王安忆在对时代进行反思的同时,正视被环境激发的人性缺点,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深邃。家庭书写的日常视角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反映出对平民生活与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

最后,家庭书写方式从内容展示深入到审美表现。王安忆细腻描绘家庭生活场景与环境,在物象书写中展示上海风光与世俗生活图景。繁华的街道、拥挤的弄堂展示着上海这座城光鲜又朴素的两面,这两面都是真实的上海家庭生活。在缤纷与黯淡的转换间,作为外来者的王安忆逐渐融入这座城。王安忆以细腻感性的笔触书写街道建筑、弄堂光影、三餐食物,本是世间寻常物件却被赋予情感思绪与岁月流光,或是上海儿女的骄傲,或是亲密家庭的温馨。王安忆的物象书写提取出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光亮,发掘出家庭物象中的生命形态,形成其富有诗意的日常生活审美趣味,展现出王安对岁月的追忆与留恋。

王安忆短篇小说中的家庭书写,以平民视点表现底层家庭真实的生活状态。站在女性主义与知识分子立场对家庭生活进行剖析,进一步梳理女性与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重新确立女性在现代家庭中的重要身份,建构女性独立自主的话语秩序; 另一方面,探讨政治与个体的关系,反思时代环境与人情人性。可见,家庭日常生活书写展示出王安忆细腻诗意的日常审美特色与叙事风格,体现出其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