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闯

（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被冠以乡村知识分子之名的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的重要代表”[1]。新乡贤是中国乡贤传统在新时代的表现。作为新乡贤的乡村教师，“要发扬乡贤文化传统，传承乡贤文化基因，唤醒乡贤身份的自我意识与主观行为，形成乡贤身份自觉”[2]。“建构新时代乡村教师乡贤形象”[3]，遂成为乡村振兴赋予新时代乡村教师的社会期望和角色期待。新时代乡村教师无论是形成乡贤身份自觉抑或是确立新乡贤形象，终归不能“空洞说教”，而要“真抓实干”，真正地去践行乡贤身份。乡村教师践行乡贤身份，把乡贤身份自觉展现于社会现实的过程，就是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乡贤身份表达过程。由于“新乡贤是乡村振兴重要力量”[4]，新时代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便意味着乡村教师发挥新乡贤身份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勇于担当建设乡村的重要使命。从乡村振兴视角来看，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推进路径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人才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五大方面。立足于乡村振兴的社会背景，“五大振兴”为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提供了路径选择。

一、“增产”：促进乡村产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5]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师发挥乡贤角色，表达乡贤身份，首要在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为构建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优质高效乡村产业体系贡献力量，进而为农民持续增收、农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如果说乡村产业振兴从外部赋予了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的产业增进路径，那么乡贤身份本身从内部规定了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的产业增进诉求。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因为“作为一种公共身份，维护与增进地方经济发展是乡贤生产和拥有权威的基础”[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人际关系逐步解体，道德权威遭遇经济利益的冲击。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催化下，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由“重情”转向“重利”。职是之故，未能给乡村社会带来物质利益的新时代乡贤，往往很难得到村民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新时代乡村教师乡贤身份的权威确立，根本指向维护与增进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故而乡村教师乡贤身份的表达，增进乡村产业发展成其一个必须路径。

或许有人怀疑新时代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的产业增进路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乡村教师虽是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但毕竟受困于专业知识的边界，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知识与技能相当有限。这种观点具有一定道理，不过忽略了乡村产业类型的多样性和乡村产业发展的融合性。乡村社会具有高效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特色加工产业、农村电商产业、健康养生养老产业、体育运动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等多种产业类型与发展模式。其中，秉持新时代乡贤角色的重要使命，乡村教师可以凭借自身的教育知识、文化涵养和社会影响，参与“农业+教育”“农业+文化”“农业+网络”等现代新型乡村产业开发，加快乡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增进乡村产业创新发展。不难发现，即使乡村教师受制于自己的教师身份而难于找到增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但正是凭借自身拥有的教育知识、文化涵养和社会影响，能为乡村产业中的教育类项目、文化类项目、电商类项目建言献策，打造、推广、提升乡村产业品牌等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乡村教师凭借教育者的专业眼光，参与发展“农业+教育”类乡村产业表达乡贤身份。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是培育壮大乡村产业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旅游精品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一些“农业+教育”类乡村产业应运而生。“农业+教育”类乡村产业是以农业种植为载体、以亲子教育为内容的产业建设，主要面向城市家庭提供瓜果采摘、农作物收割等亲子活动，为缺乏乡土体验的城市儿童提供“自然主义教育”。“农业+教育”类乡村产业做成旅游精品工程，不但必须熟知农业种植的基本技术，而且需要懂得亲子活动的教育需求。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的儿童教育者，凭借教育者的专业眼光，在“农业+教育”类乡村产业中参与设计开发适合城市儿童的自然主义教育活动，能够有效吸引城市家庭前往消费和体验，促进乡村产业朝向高质量发展。

其次，乡村教师带着文化人的乡村视野，参与发展“农业+文化”类乡村产业表达乡贤身份。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是做精乡土特色产业的重要保证。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一般是充分挖掘农村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统农业工艺，融合了“农业”和“文化”的元素，属于“农业+文化”类乡村产业。因此，“农业+文化”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需要乡土文化的精神渗透和外在包装。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新时代乡村教师带有文化人的乡村视野，比普通村民的文化意识强、文化知识多、文化素养高，且更具乡土文化的提取能力和凝练意识。在“农业+文化”类乡村产业设计与推广中，乡村教师能够精准把脉，促进“农业”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再次，乡村教师发挥高水平的技能优势，参与发展“农业+网络”类乡村产业表达乡贤身份。在互联网技术深耕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强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发展“农业+网络”类乡村信息产业，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面向。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村民移动信息技术水平不高，整合“农业”与“网络”的能力有限，更甚者不会电脑、不懂电商，技术学习意识淡薄，技术学习能力低下。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乡村教师，大都掌握一些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即便信息技术有限，但学习能力较强。相比普通村民，乡村教师具有高水平的技能优势，在“农业+网络”类乡村产业发展中大有可为，比如协助村民开通电商公众平台、帮助村民运用网络平台出售农产品等。

二、“领路”：兴盛乡村文化

文化是乡村社会的灵魂。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之一。着力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思想活力和内在动力。但振兴乡村文化，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境：“当前我国乡村程度不同地存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式微，乡土文化、乡村文明衰败，公共文化设施短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宗教文化抢占农村文化阵地等问题。”[7]作为乡村社会文化精英的乡村老师，迎接乡村文化振兴面对的挑战和困境，推动乡村文化全方位振兴，显得责无旁贷。乡村教师自古就以文化人的身份，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传承发扬乡村优秀文化精神，引领乡村文化发展，即凭借担当乡村文化的代言人展现乡贤角色。从古到今，乡村学校是乡村地区的文化高地，乡村教师是乡村学校的教育人员。他们身怀乡土文化意识，掌握乡土文化知识。乡村教师遂成为乡村文化的领路者。新时代乡村教师乡贤身份的表达，文化引领成为一条重要路径。面对振兴乡村文化的诸多挑战，乡村教师积极参与乡村意识形态引领、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培育等教育活动，加强自我的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以“领路者”角色表达乡贤身份。

首先，乡村教师引领乡村意识形态，开展农民文化价值观教育，以教化乡民的路径表达乡贤身份。1978 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制度，彻底宣布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破产”，同时打破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村的实际控制；21 世纪初的农业税变革，国家放松了参与农村公共资源直接分配的权力，“去政治化”凸显，而“去行政化”与“去政治化”导致乡村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式微[8]。乡村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不力，致使乡土社会逐渐滋生了死灰复燃的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造成了消极影响。在新时代，构建“再政治化”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重塑乡村国家意识形态，需要加强农民的思想引导和政治教育，增强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度认同和自觉践行。身为人民教师的新时代乡村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其本职任务，思想政治意识是其基本素质，正好担当其责。乡村教师通过政治学习和党建活动获得了思想理论知识，之后再以理论宣讲与思想宣传的形式，比如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对政治意识敏感较弱的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强化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知和内化。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民离土离乡离农，进城打工，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导致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突变，乡村社会的乡土底色开始消退，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礼俗秩序逐渐土崩瓦解。于是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现代西方价值观念蔓延在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之中，挤压乡村文化的原有价值观。重塑农民文化价值观，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新时代乡村教师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可以开展农民文化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在教化乡民的过程中表达乡贤身份。

其次，乡村教师唤醒农民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激活乡村文化的内在发展动力，以培育主体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一大批农民在农闲季节选择外出进城务工，成为城市建设的劳动大军。农民工规模庞大，亦工亦农，流动性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表明：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 亿人。这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地居住在乡村的5.1 亿人相比，占到了60%左右。也就是说，具有外出务工能力的中青年农民，常年流动于全国各地城市，打工赚钱，养家糊口。中青年农民正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群体，但他们迫于生活压力常年在外，逐渐丧失了振兴乡村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农民流动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和自我存在方式，也改变着他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情感。受异质文化的影响，他们不愿主动承担起建设乡村文化的重任，参与意识淡化，曾经给予他们以快乐、温暖、乡愁的乡村文化成为被否定、被抛弃的对象。”[9]乡村人口流动带来乡村空心化，也造成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空心化。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流失与缺失的状况，作为乡村文化代言人的乡村教师，通过教育与宣传的直接方式培育农民的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意识，成为一条振兴乡村文化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乡村教师利用节假日、农闲时间对乡村留守农民进行文化补习教育，开展适合的公共文化活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增强其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借助网络、电脑、手机等现代工具，在乡村干部的行政力量支持下，建立QQ 群、微信公众号、乡村文化网站等文化宣传平台，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文化传播与互动，带动农民文化主体意识的形成。循此路径，新时代乡村教师可以逐渐引领农民了解、学习、热爱乡村文化建设的意愿和热情，有效激活乡村文化的内在发展动力，培育乡村文化建设主体，表达自我的乡贤身份。

三、“作宪”：维护乡村生态

乡村生态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没有优良的乡村生态环境，就没有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更不会有幸福的乡村生活。而没有美丽乡村，就没有美丽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质量和底色。只有乡村生态振兴落实到位，乡村振兴才有希望和可能。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乡村的发展是兼顾“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多功能乡村”[10]。后生产主义乡村理论强调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重视农耕文化的审美价值，优美的田园风光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产品。但要承认，“目前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着乡村生态价值观念薄弱、资金技术人才难以保障、乡村管理松散缺乏激励和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11]。振兴乡村生态要从“乡村生态制度建设、乡村生态设施建设、乡村生态行为建设、乡村生态文化建设”[12]等层面推进实施。因此，作为乡村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新时代乡村教师，从小学到大学，一般先后接受过生态文明教育，具有一定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了解相关的生态法规和生态文化，懂得相应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乡村教师能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参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生态人才培育，在乡村生态行为建设和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树立典范，以作宪的方式表达乡贤身份。

首先，乡村教师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充当乡村生态振兴的“先行群体”，以乡村生态行为建设的实践途径表达乡贤身份。绿色发展理念肇始于西方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破坏和污染，根源在于人试图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企图。在人尝试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工业化对环境的恣意破坏和严重污染带来了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威胁着人的生产生活质量，绿色发展理念随之应运而生。绿色发展理念追求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价值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相处。在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新时代乡村教师担当乡贤角色，表达乡贤身份，可在乡村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世界中，作出率先表率、示范乡里的乡村生态建设行为，以“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规范充当振兴乡村生态的“先行群体”。比如，乡村教师积极践行勤俭节约、绿色消费、低碳环保、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作出一水多用、减用空调、植树护林、认“环境标志”、买环保电池、旧物巧利用、做环保志愿者等绿色行为，实现衣、食、住、行、游等方面的绿色转变。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乡村教师生态行为，裸露于乡村世界，呈现在普通村民的面前，很大可能产生见贤思齐的实践效果。当然，学生具有模仿、接近、趋向于教师的自然倾向，乡村教师的典范生态行为更是能够教育和引导乡村儿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继而孕育和带动学生家庭的绿色行为。

其次，乡村教师积极传播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文化观念，重视乡村生态振兴文化理念培育，以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表达乡贤身份。乡村生态振兴的建设主体是乡村民众，或者说乡村民众是化解乡村生态危机的建设主体。乡村民众是否怀有科学的、向善的生态价值观念，决定着解决乡村生态危机、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实际成效。当前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着村民“生态价值观念薄弱”[13]的现实困境。因此，乡村生态振兴的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对乡村民众生态道德责任的赋予、生态文明意识的强化以及生态和谐建设的实践指导，使其确立正确的乡村生态价值观念。相比于普通村民，乡村教师具有较高的生态素养和生态意识，生态文化知识丰富。在乡村生态振兴过程中，乡村教师以乡村民众为重点宣传教育对象，通过向其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先进科学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文化观念，使其充分认识多功能乡村的发展理念，正确定位乡村的生态价值，生成乡村生态振兴的文化价值理念。乡村教师以文化人的角色参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培育乡村民众的生态价值观念，促进乡村生态振兴，将处在生态危机中的乡村，变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就是表达了建设乡村和发展乡村的乡贤身份职责。

通过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社会被赋予了整洁感、规范感和优美感，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新时代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的生态治理路径，意义非凡。

四、“筑才”：发展乡村人才

乡村振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既需要物力资本的支持，也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持。两者相比，人力资本比物力资本更为重要和关键。乡村要振兴，人才是第一资源要素。因为乡村振兴，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实干兴邦，始终靠“人”去振兴，始终由“人”去振兴。没有人才支撑，没有人才投身到振兴的实践活动中，乡村振兴难以推进实施。然而，乡村人才供求关系基本失衡。“长期以来，乡村中青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较为突出，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14]因此，作为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与重要保障，人才振兴显得格外重要。乡村人才振兴，意味着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乡村教师是乡村学校的重要教育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业使命。培养人是教师职业的人生追求，乡村教师具有培养造就人才的知识和能力。面对乡村人才供求矛盾的现实状况，乡村教师既可以协助培养本土人才，又可以协同引进外来人才，以帮助筑好乡村振兴“人才链”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展现乡贤角色。

首先，乡村教师参与选拔本土人才，协助挖掘本土人才潜力，为乡村振兴做强人才链，以强化“头雁”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乡村人才振兴，可以选择就地取“才”。即便乡村人才流失严重、数量不足，但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乡村民众群体中，总能出现一些本土人才，比如能工巧匠、民间艺人、“土专家”“田秀才”等。乡村本土人才是地地道道的乡土精英，他们生长在乡村、成长在乡村，固守着乡土大地，历经着乡村变化，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交际圈子、专业能力都与乡村密切相关。正因为这样，本土人才具有深厚的乡土情怀，热爱家乡，能扎得下根、沉得下心、弯得下腰，真正有心思振兴家乡。在选拔本土人才的过程中，乡村教师可以参与其中。乡村教师的教育对象是乡村儿童，乡村儿童大都是学校周边村庄的孩子。乡村教师一般了解和掌握乡村儿童的家庭信息，包括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从事职业等。职是之故，有过乡村学校教学经历的教师，就会对学校周边村庄村民的了解较为全面。乡村教师凭借掌握的村民信息，协助政府、组织、村干部选拔开拓进取、敢闯敢干、德高望重的本土人才，强化乡村“头雁”，盘活乡村本土人才，挖掘本土人才潜力，继而培育一批不愿走、留得住的乡村人才队伍，为促进乡村振兴做强人才链，即在表达着乡贤身份。

其次，乡村教师参与引进归乡人才，协同推动本土人才回乡，为乡村振兴补足人才链，以引回“归雁”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呼唤人才归乡。实现人才振兴和乡村振兴，仅仅挖掘乡村本土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在选拔培育本土人才的同时，需要唤回引进归乡人才，只有引回“归雁”，才能为乡村振兴补足人才链，逐渐满足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在引进归乡人才过程中，乡村教师同样可有作为。乡村教师可以用好“情感引力”，吸引游子回乡做贡献。许多在外的本土优秀人才，本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根”在乡村，曾在村小读书，一些乡村教师甚至做过他们的老师。他们要么由于工作原因搬迁外地，要么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他乡发展。在外优秀本土人才，从故乡出发，辗转他乡，成为异客，内心深处对家乡有着浓浓的相思。乡村教师用师生情或校友情的感召，加之家乡情的催化，打好“感情牌”，发好“邀请信”，做好“服务生”，能够触动离乡人才回乡贡献才智。乡村教师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引回“归雁”，让人才归乡，造福乡梓，同样是履行着乡贤身份的职责。

最后，乡村教师参与培养后备人才，全力加强本土“育才”，为乡村振兴延伸人才链，以培育“雏雁”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乡村人才振兴，应当着眼长远，放眼未来，加大乡村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确保乡村振兴“后继有人”。人才振兴不是一时的、短暂的振兴，而是持续的、长久的振兴。只有人才梯队衔接良好，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才有美好未来。加强本土“育才”、培养后备人才，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基础。后备人才哪里找？本土“育才”何处寻？对于乡村教师而言，恰好能在参与培育“雏雁”的过程中，表达乡贤身份的应有角色。一方面，乡村儿童是乡村后备人才库的潜在人力资源，乡村教师是本土“畜才”的营养师。乡村教师要教育乡村儿童树立远大理想、涵养乡土情怀，强化发展乡村和建设乡村的意识，确立改造乡村和振兴乡村的信念，学成归来，造福乡里。另一方面，返乡大学生是乡村后备人才库的现成人才资源，乡村教师是本土“育才”的中间人。乡村教师利用师生情谊和学校资源，招纳表现优秀的返乡大学生进行着力培养，借助新乡贤身份推荐其到村委等部门工作，为农村干部队伍注入源头活水的“雏雁工程”，为乡村振兴延伸人才链。

五、“优治”：优化乡村组织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振兴，也涵盖农村经济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各类组织的全面振兴。”[15]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农村领导地位，所以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可谓乡村振兴的“第一工程”。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经济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的振兴，不仅能够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群众凝聚力、社会号召力和自我革新力，而且可以盘活各类社会组织，增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促使社会协同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性力量，最终建立更加有效、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机制。作为老乡贤的乡村教师，曾是乡村治理的协助者，充分发挥了贤人治村的价值和功能，形成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传统。作为新乡贤的乡村教师，在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可以参与乡村协同治理，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引导民众团结互助，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助力乡村组织振兴，以优化乡村组织治理机制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

第一，乡村教师参与推进基层治理服务创新，优化农村党群服务建设，扮演乡村治理中介者，以自下而上的治理途径表达乡贤身份。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振兴，夯实基层治理和党群服务是一个重要切入点。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切实维护农民法定权益，满足农民正当诉求，实现凝聚乡村振兴群众力量，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才能确立强大权威，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凝心聚力和战斗堡垒作用。作为新时代乡贤的乡村教师，有知识、有文化、有声望、有威信，可以在乡村社会内部充地方干部与普通村民的联系人，扮演乡村治理中介者角色，以此缓解干群关系，提升组织服务水平，表达乡贤身份。比如，入户家访是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一环，乡村教师借助走访家庭的机会，了解普通村民的生活状况，收集低保家庭、特困家庭、特殊儿童家庭等群体的利益诉求，然后凭借乡贤身份向基层党组织反映问题、传递民声，为推进基层治理服务创新和完善农村党群服务建设提供意见和参考。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轨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质量，构建简洁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

第二，乡村教师参与推进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发挥振兴乡村的协同力量，以振兴非官方组织的途径表达乡贤身份。在乡村基层党组织之外，存在农村经济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乡村的社会组织，从性质上看，属于非官方组织。但作为非官方组织的乡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它有助于改善乡村单一治理主体状况，促进乡村法治、德治、自治的多元共治，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因此，乡村组织振兴不能单单注重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振兴，更要推动乡村社会组织的振兴，凝聚各方力量推动乡村振兴。目前乡村社会组织建设的提升空间很大，亟须发展与振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59.6 万个村中，只有41.3%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16]。基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的现实背景，新时代乡村教师依托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乡贤工作室，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引导村民成立各类文化类、经济类、教育类乡村自组织，壮大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促进社会组织发挥振兴乡村的协同力量。比如，作为新时代乡贤的乡村教师，可活化乡村中的闲置资源，将废弃宅院改造成乡村文化类或教育类社会组织的办公场所，振兴乡村社会组织，表达自我的乡贤身份。

总而言之，在大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背景下，新时代乡村教师能从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组织振兴五大方面，以“增产”“领路”“作宪”“筑才”“优治”等五个表达路径担当乡贤身份。“五大振兴”视角下乡村教师乡贤身份表达的五个路径，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五个路径在理论上可以单独进行分析，但在实践中往往融合在一起，综合性地彰显乡村教师的乡贤身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