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逸茗

王会悟(1898—1993年)，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放哨人。开明的家庭和自身的努力让王会悟有幸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的夫人，她赢得了“红船卫士”“一大幕后功臣”等诸多赞誉。王会悟创办了《妇女声》，承担了平民女校的选址、校务工作，以及担任初级班教员。她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智慧和勇气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妇女解放做出了特殊贡献。2022年是平民女校创办100周年，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感受王会悟身上的女性力量，也期待在新的百年，续写党领导下妇女工作新的篇章。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于浙江桐乡青镇(现乌镇)，父亲王彦臣是一名接触新思想的维新派人士，主张“废除缠足和女子教育为强国保种之道”，她因而有幸逃脱了裹小脚的命运，并进入私塾同男子一起读书。

在父亲病故后，王会悟继承他的衣钵，办起了县内第一所女子小学，帮母亲支撑起已经摇摇欲坠的家。王会悟经常向学生宣扬剪辫放足，批判童养媳、缠足等陋习，触怒了镇上的乡绅。他们向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施压，甚至恐吓，最终迫使学校停办。

少年时期的王会悟曾入读浙江嘉兴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后迁至浙江湖州，改名湖郡女塾，因是教会学校，老师和学生“上课用英文，讲话也用英文，每天早上起来都讲英文”。学校注重向学生传播妇女解放、读书救国等进步思想，王会悟与姐妹们书生意气、指点江山，她还接触到《妇女解放》《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报刊，了解到知识、经济独立和健全的教育对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在读书期间，王会悟用白话文写信给陈独秀和恽代英，在他们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剪发明志，声援前线，下乡鼓励新风俗，宣扬新思想。

二、中共一大、二大的巾帼卫士

王会悟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为她为中共一大、二大安保所做的贡献。1920年，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会长徐宗汉的秘书。上海女界联合会“以上层知识妇女为主要成员”，“五·四”时期常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家庭教育、儿童教育思想”的演讲。在此期间，王会悟先后结识了高君曼和她的丈夫陈独秀，此后便经常出入他们的寓所，也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彼时陈独秀正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筹备工作，李达受邀暂住在这里，为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编译稿件。李达同时也是《新青年》的编辑，任务繁重，王会悟常常帮他把潦草的文章内容抄清，校对付印。

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决定，1921年7月于上海召开中共一大。李达、李汉俊赶紧写信告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交由王会悟解决外地与会代表的食宿、大会选址和安保问题。考虑到有限的经费和安全性，王会悟将一大会址选在环境僻静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名下的上海公馆之一，也是李汉俊的寓所。

王会悟之前担任其秘书的徐宗汉同时也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而博文女校距离一大会址仅两百米，暑假期间师生皆已离校，便于保密，她理所当然地将其选为代表们(其中就有毛泽东)的住处，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校长黄绍兰租下了二楼的房间，并委托熟人负责饭食和看门。

大会的最后一天，一个陌生人闯入会场，声称自己走错了。此时王会悟在楼下望风，见此人形迹可疑，上前询问又语焉不详，便向代表们报告了此事，众人才意识到危机。尽管留下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伪装成教员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译，骗过了随后赶来搜查的法国巡捕，但租界随后连夜出台了加强集会管控的规定，并加强了周边警戒，一大的代表们不得不重选会址。

王会悟提议众人转移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她可以雇一个画舫，让大家“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得到了董必武等人的赞同。第二天，王会悟和部分代表先行去了嘉兴，在城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订了两间房，并雇了一只中号船，备好酒菜，还去烟雨楼观察了游船停靠点。大会开始后，王会悟坐在船头放哨，一发现哪里不对就敲打船沿，提醒舱内的代表假装打事先租好的麻将，以掩人耳目，还谨慎地向船大娘打听了湖面上几只游船的情况。最终，党的纲领和一大决议的通过以及中央机构的选举皆是在这条游船上完成，自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址是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也就是李达和王会悟的寓所。该寓所设有后门，四周道路复杂，且毗邻平民女校，易于保密和撤离。王会悟回忆，除了会务工作，包括安排住宿，她还负责安保，和平时“家中有同志在楼上商讨革命工作的时候”一样，在“后门处所开着的那扇矮门”外，抱着孩子“往来走着当放哨者”。中共二大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比如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等。

南湖之上的游船里，代表们讨论了有关妇运工作的问题，并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二大提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不仅揭露了中国妇女沦为“工钱奴隶”，“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的残酷现状，更是喊出了“为女劳动者”和“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的目标。可以说，王会悟不仅是一大、二大的“放哨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重要的贡献，也帮助党在中华大地上播撒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种子，推动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作为一大、二大的见证人，王会悟事无巨细地回忆了一大游船的尺寸、外观、构造和陈设，协助南湖革命纪念馆仿制模型，还帮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确定二大会址，复原屋内布局和陈列。她提供的每一张相片、每一封书信、每一份历史口述，都是使中共党史和妇运史得以完善、使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得以延续的珍贵资料。

三、创办《妇女声》、平民女校

一大结束后，党中央局决定利用王会悟在女界联合会工作之便，积极开展妇女工作。一方面，让王会悟和高君曼帮助上海女界联合会改组，和徐宗汉、王剑虹等人组建筹备委员会，负责会务和联系工作，一起拟定《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另一方面，以联合会的名义，于1921年12月10日创办党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次年6月停刊，共出版10期)，由李达领导并负责出版、编辑重要稿件，审校清样。王会悟和王剑虹为《妇女声》的主要撰稿人，茅盾、邵力子、陈独秀等男性知识分子也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王会悟积极发声，支持党的妇运工作，为《妇女声》贡献了十余篇文章，为撰稿人之最，其中包括《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破天荒的汉口女劳动运动》《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和《废娼运动我见》，议题范围之广，见解之深刻，足以见其对妇女问题的关切与热忱。

《妇女声》半月刊的主编由王会悟担任，王剑虹协助编辑，全国各地的女性积极投稿，许多妇女和妇女组织来信交流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其中就有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妇女声》的创办创造了一个“女性议题的公共论述空间”，让女性可以“挑战男性主流观点，批驳父权的不合理处，提倡妇女权利，提出新的两性互动关系与符合时代潮流的女性角色”，王会悟是当之无愧的“女报人”。

随着妇女运动，尤其是罢工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亟需妇女干部的领导。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应运而生，一来用以培养妇运人才，二来也可以充当党的联络点。女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李达任校长，王会悟负责行政事务，二大后转由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管理运营。

上海平民女校的学生有三十余人，其背景、年龄各异，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此外，学生们还需“接受实际的革命锻炼”，比如去工厂做工，实地考察女工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向她们宣传阶级斗争的思想，鼓励她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参加工人罢工和募捐等社会活动。王会悟对平民女校大加赞扬，她认为，相比于费用昂贵、还“机械陈腐”，只能作为“装饰品”而“取悦于资本家”的贵族式教育，这所女学“完全适合平民女子”。就这样，她利用《妇女声》为平民女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为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平民化大声疾呼。

平民女校凝聚着王会悟的心血。她选定了校址，并承担了大量的筹备和教务工作。王会悟租下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利用有限的经费，将其打造成一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学校。她负责分班、与教员和演讲员联络以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生的吃住用也被王会悟安排得井井有条。此外，王会悟既是高级班的旁听生，又是初级班的语文教员。这样，她既加强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也为党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平民女校走出了丁玲、王一知、钱希均等优秀独立、积极投身革命的女党员。平民女校不仅带给了女学生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更在她们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女校就读期间，王会悟还积极鼓动女工运动，支持党的妇运工作。与“只有机关活动而很少深入群众”的广东、北京地区的妇运工作者不同，王会悟走进工厂，走进女工群体，“通过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摧残来启发她们，鼓励她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全自己的工会和争得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女工罢工后，王会悟去做演讲，赞扬她们这是“中国女劳动者阶级觉悟的表现”，声援和指导她们的罢工运动。这番演说也就是著名的《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刊于《妇女声》第十期。此外，王会悟还带领学生们开办平民夜校，为附近女工“扫盲”。

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大结束后，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成立，编辑部就设在时任宣传主任的李达家里，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进步书籍。王会悟负责誊写译文、校对排版和付印邮寄，短短十个月她就协助李达出版了“马克思丛书4种，列宁全书3种，共产主义者丛书5种”。1928年，在党的指导下，李达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人创办昆仑书店，编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出版物的审查全面收紧，昆仑书店被封，王会悟便以“王啸鸥”的名义注册上海笔耕堂书店，协助李达翻译、撰写《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等专著，并负责出版发行。从1921年开始，直到与王会悟分隔两地，李达译介和撰写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章，包括《女性中心说》《产儿制限论》《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等论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说，李达深谙妇女解放之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以及妇女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一直倡议男女无产阶级劳动者团结起来，摒除包办婚姻、家庭恶习等旧社会伦理纲常，以男女两性为本位，追求社会主义，从根源、目标和途径上为中国妇女和党的妇运工作指明了一条符合国情和女性生活现状的解放之路，即“主张把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结合起来，以达到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段时间里，王会悟为了完成出版工作，小心翼翼地躲避租界巡捕和北洋军阀爪牙的搜捕，心惊胆战地游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对李达的通缉，王会悟曾和三个孩子“在上海大世界里待了整整一夜”；蛰居上海时，李达的身体每况愈下，家里捉襟见肘，三个孩子的学业被迫中断，她便默默地帮丈夫分担写稿的压力，亲自教育孩子；李达在上海暨南大学讲学时被特务毒打至住院，握笔困难，王会悟便不停地为他打气，帮他康复；北平沦陷时，她在离京前还不忘将《社会学大纲》埋在院子里，保住李达的革命心血。正是有了王会悟的默默奉献，李达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即使是在形势艰难或工作繁忙的时候，仍能笔耕不辍。

后来出于李达工作变动、战乱、自己身体欠佳等原因，王会悟辗转各地，把抗日救国、妇女解放的思想播撒到了更加偏远落后的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沦陷区难民涌入贵州。王会悟利用迁来的教会组织，一面为这些难民募集物资，一面宣传抗日救亡，比如挑选、组织当地学生在花溪公园的涵碧厅表演抗日曲目。值得一提的是，“二·四”轰炸(即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编者注)后，省立贵阳女子中学也迁到了花溪。蒋介石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成立“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青年政治组织。1938年7月成立，1947年9月并入国民党。编者注)，打压其他青年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女中师生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监控之下，进步书籍被搜查、没收，甚至撕毁。王会悟便邀请进步学生来到家里，给她们借书看，传授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她们心中埋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子，这其中有些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6月，王会悟加入贵筑县妇女指导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救国募捐、难民帮扶、妇女指导等工作。1946年，王会悟回到老家青镇，利用《乌青学报》和《桐乡民报》宣传进步思想，启发民智，出版《桐乡民报》青镇妇女母亲节和三八特刊，引起人们对贤妻良母时代意义的讨论。她撰写了《我们应如何纪念三八妇女节》等文章，呼吁家乡的女性追求知识，摒弃封建旧俗，“服务社会”“追随世界妇女获和平自由”，甚至亲自登门，“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

王会悟的革命活动对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延续革命血脉，以及中国的妇女解放意义非凡，集中体现出了一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女性力量，值得被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