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盼盼

卢沟桥事变后，满铁公司①为了在华北地区扩张势力，在天津设立北支事务局。与此同时，日本陆军总司令为了牵制关东军的势力，强化华北占领体制，筹建了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在此背景下，1939年4月17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以中日合资的特殊法人的名义在北京成立。为避开关东军的影响，不受满铁的管理，华北交通直接归属于日本陆军省军务课主导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由此可见，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名义上是中日合办，但主导权在日本军方，实际是为战争服务的殖民机构。《北支》是华北沦陷后，由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负责编辑、日本东京第一书房负责向海内外日本人发行的日文画报，用以战争殖民宣传与动员。该画报于1939年6月创刊，1943年8月停刊，共发行51期，刊登了3000多幅照片(包括附属文字)和404篇专业性论文。该刊物的宣传涉及大量关于日本对华北沦陷区人民的殖民改造，本文以《北支》画报为中心，梳理了日本侵略者对华北沦陷区人民殖民改造的方式、形象、目的及其危害，以激发我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日本侵略者对华北进行殖民改造的方式

华北沦陷后，日本加速扶植伪政权，建立殖民机构和组织，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殖民改造。改造的方式从日语的教育、实务的训练、进步思想的麻醉多维度进行，试图塑造立体、全面、为战争而服务的所谓“新民”。

(一)强推日语教育

自古以来，语言与国家、民族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语言是标识“民族”共同体的五大特征之一，即民族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1]。日本侵略者深谙语言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把强制推行日语学习作为对华北沦陷区人民进行殖民改造的重点，企图建构新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共同体”。

首先，华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成立“新民会”，即推行“王道”之组织机关。“新民会”组织成立“少年团”“少女团”“妇女团”及“自卫团”等，培养所谓“伟大的战士”。截止到1941年12月，华北“少年团”人员数为13685名，“少女团”人员数为30635名，“妇女团”人员数为53700名，“自卫团”人员数为1863588名。这些所谓的团员被迫成为日语教育的对象[2]。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厌恶旧日劳动，内心封闭的农村年轻女性”，希望她们能够通过日语的学习成为“为家庭免除后顾之忧的内宰相”[3-4]。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沦陷区华人，如华北交通铁路医院的华人女护士，在工作之余仍要学习日语[5]。

其次，建立扶轮学校，实施日语教育。在北京，“外社”作为中国交通会社职员子弟的初等教育机构，经营30所扶轮学校，约有一万名学生。这些扶轮学校的学生全部要接受日语的学习教育[6]。与此同时，日本认为“回教圈已经纳入共荣圈旗下”，因此对于“蒙疆地区”的西北回民，也要加强日语的教育。“在华北，几乎所有的回教学校的课程中，每周没有2次课程以上的日语学习时间已经不存在了。其中像北京西北学院就取消了阿拉伯语，改上三小时的日语。”[7]就这样，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推行日语教育，建设日本所谓的“坚固的共同体”，并野心勃勃地表示这种改造后的“共同体”必须让其子孙后代继承[8]。

(二)实务的训练

日本从入侵中国开始就自带优越感，以“领导者”身份自居，以“指导”和“帮助”中国人之名义，对沦陷区人民实施侵略相关的具体事务的训练和行为的教导。

首先，对沦陷区人民实施爱路、军事和农事训练。在爱路训练中，日本侵略者指导沦陷区民众实施具体的实务训练，如铁路的防护、情报网的确立和联络以及情报的收集等。“演习即实战”，日本侵略者带领队员进行铁路巡察，“一旦发现地雷等妨害物，便燃烧高粱秆给予列车信号。”[9]就爱路妇女队而言，队伍里都是“年龄十五到二十五岁不等”，所谓“身份真实的新中国的子女”[10]。他们的铁道技术训练及日常工作为“巡逻铁道，或是打探敌人的情报”，甚至“亲自拿枪剑执行任务”[11]。在军事训练中，蒙古族民众被组织成骑兵队，练习“射箭”“合气道”和“剑术”[12]。沦陷区村民被组织成“自卫团”，练习枪支射击，经常进行所谓的“阅兵”[13]。在农事训练方面，“新民会”指导建立了所谓的“县合作社联合会”或“乡合作社联合会”。据1941年12月的有关报道，“县合作社联合会”数量已达207个，“乡合作社联合会”达5839个，社员共86万多[2]。这些社员被一边“培养亲日思想”，一边“指导学习农事技术”[11]。

其次，对女性实施警备训练、副业技术训练以及亲日活动的安排。在警备训练方面，日本对伪女警的训练也如男人一般，挥舞刀剑、手拿枪支[14]。在副业的学习和训练方面，主要针对妇女团的女性，学习和训练的内容包括“刺绣”“手工”“烹饪”“护理法”以及“其他作为普通妇女的修身讲习”[3-4,10]。除此之外，平时还要跟日本的国防妇女会密切联系，参与“慰问、欢送或迎接皇军”及“清扫墓地”的一些亲日活动[10]。日本侵略者以此希望这些沦陷区妇女们能够起到所谓“为不断来袭的赤化思想所折服的防波堤的作用”[10]。

(三)麻痹沦陷区民众的思想

日本侵略者通常“在严肃的教室里展示社训、团训”，制作“一人爱路，万民享福”的标语和传单，宣传爱路运动。除了高强度训练和演习之外，还会组织娱乐活动，麻痹沦陷区民众，妄图使其拒绝抗日救亡的进步思想。特别在爱路运动中，秉持所谓的“在笑中努力扶植民路合作观念”，以潜移默化地灌输亲日思想。比如在爱路青年队员中表演“大头和尚踩高跷”的舞蹈，使中国青年“感到高兴”；组织摔跤游戏，并称之为“类似相扑的游戏”，潜在地植入日本文化；给中国儿童放映连环画，“在笑中宣传爱路精神”[15]。日本侵略者把亲日思想嵌入到日常娱乐中的殖民改造，更易使中国人民放松警惕，淡化民族意识，麻醉抗日思想。

二、日本侵略者进行殖民改造的人物形象与目的

日本侵略者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对华北沦陷区民众进行殖民改造，且把改造的人物进行形象化，“形象化于所谓‘中日共荣’的意识形态中”[16]。具体而言，一是把改造的人民形象化为拥有健壮的体格和阳刚的气魄；二是形象化为具有“崇高”的职业素质和“强烈”的战争服务意识。

(一)健壮体格——扩充战争兵源

在对华北沦陷区民众的训练中，《北支》呈现的皆是手拿武器，作出勇猛动作的画面。首先，日本人在面对蒙古族练习射箭的场景时是这样说的：“看看他们学习日本精神的认真姿态”[12]，是拥有“有识之士的振奋精神”[12]，并表示“蒙古的青年近来连外形都和日本人很像”[12]。可见，日本侵略者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健壮又阳刚的，具有“有识之士的振奋精神”，因而理所应当地认为被控制的沦陷区人民在学习“日本精神”之后，同样可以健壮又阳刚。日本倡导本国女性要“投身斗争”，就“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同时表示“中国的女性当然也该如此”[17]。因此日本对华北沦陷区女性改造的形象同样是“健壮的”。《北支》中呈现的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女学生在体育课中跳高、跑步、投标枪的画面，配上了这样的描述：“在有木马、跳箱、标枪的方圆二百米的操场上，穿着白衬衫短裤的女学生投出的标枪划过蓝天，健壮的双腿与刺槐的绿色交相辉映”，强化了中国女性健壮之形象。在“新秩序下的女警”的照片与文字中，也特别强调了女性的着装：穿着“像男人一样”的警服，戴着“像男人一样”的帽子，在执行任务时也“动作麻利”，间接塑造了改造后的女性之“阳刚”形象。

日本侵略者把华北沦陷区民众训练为所谓具有健壮体格与阳刚气魄的目的，是为了战争而扩充兵源，特别是把沦陷区人民培养为所谓的“剿共斗士”，扩充“剿共阵营”，企图把对中共的“歼灭思想”渗透到全华北，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18]。比如除了安排他们直接参与战斗，还要充当间谍，使用所谓的“真情”，以“感动敌匪”。特别是安排沦陷区妇女进入“排日思想根深蒂固的村落”，运用各种怀柔手段去“瓦解最初顽固而不愿亲近的村民的心”，以欺骗中国人民[19]。

(二)职业素质——提供生产劳动力

日本侵略者热衷于把华北沦陷区的女性形象化为具有职业素质的“现代新女性”。他们先是歪曲中国古代女子“不向外人露面，只从隔断窥视”“不可哈哈大笑，只能微微一笑”或“裹足”的一些旧道德，鼓吹日本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风暴”，“把坚固的隔断、裹脚吹向昆仑山的谷底”，取而代之的是“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英姿飒爽地出现在街头”“向着职业路线迈进”的“新女性”[20]。再者，在华北沦陷区，侵略者声称为“救济失业妇女”，专门设立“职业作坊”，配备“工程师”和“教员”，共“收容两百多名人员”，“完全不需要费用”，且“成绩优秀的人有奖学金”[21]。除此之外，“工作中的女警”“新秩序下的女警”“中国近代女性”和“白衣交通战士”等主题下的照片皆在不遗余力地展示日本改造下的“中国现代职业新女性”，包括上述“爱路工作”及手工、烹饪、施药等副业技术的学习照片和话语也是侵略者对中国女性的“职业化”形象的塑造。

日本侵略者把华北沦陷区的女性形象化为“职业新女性”，是为了提供战争所需的生产劳动力，进而培养她们为战争服务的意识。在殖民改造过程中，日本侵略者不断地向沦陷区女性灌输“职业新女性”的内涵：“崭新的新女性”不是“美国主义影响下男女同权的女性”，而是“为家庭免除后顾之忧的内宰相的女性”，是“作为新华北的母亲和妻子不丢脸的女性”，进而配合此言论刊登类似“男人在拿着长枪战斗，女人忙着烧火做饭”的照片[3-4]。这些“职业新女性”话语的真面目的正是“歪曲旧道德”来“消灭中国人民抗日抗战的新民族道德”[22]294-295，为侵略战争服务。

三、日本侵略者对华北进行殖民改造的危害

(一)阻碍了华北经济的发展

华北、蒙疆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棉产量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市场”；羊毛是处在“中国本部各地区产量中最高位置”；金属矿类产量“极其丰富”，也是“日本迫切需要的军需重工业资源”；“华北之长芦盐业，在中国为最大的盐场”，而“盐不仅可作工业用途，即其(敌)渔业，亦须用生产成本较轻之渔业用盐”；“煤矿不但多，而且质料特别好”，其中“数量占全国煤矿的54.05%”[22]58-59。华北地区有铁路、水路、公路，交通发达，原本资源匮乏又因战争耗损巨大的日本在侵占华北、蒙疆后，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为经济侵略中心，改造沦陷区人民，扩充生产劳动力，掠夺资源，独占市场，严重阻碍了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延续性。

(二)摧残了华北沦陷区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人民进行改造的危害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这些有形的维度，更是对精神和思想的侵害，他们被迫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工具。上述日本对华北人民进行的亲日思想的灌输、为侵略战争服务意识形态的渗透，践踏了华北同胞的民族尊严与爱国情怀，对华北同胞产生了身体与意志的双重损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为了解决战争劳动力不足与资源短缺问题，强迫沦陷区人民成为苦力，加重身体的负担；另一方面对沦陷区人民长期压迫与奴役，导致沦陷区人民或多或少产生了顺从、妥协的思想，甚至出现了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叛徒。

(三)延缓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脚步

一方面，日本殖民改造沦陷区人民学习所谓的“日本精神”，提高“身体素质”和“职业素质”，配合“以战养战”的策略，为华北沦陷区的资源掠夺和经济统制补给了劳动力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对沦陷区人民灌输亲日思想、麻痹抗日意识，同时对沦陷区人民挑拨离间，安插间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抗战胜利的脚步。

四、结语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日本对华北沦陷区人民殖民改造和奴化教育对人的影响要比武力占领、经济侵略影响更为长久、深远，造成的后果也更为恶劣。因此，揭露日本侵略者如何对华北沦陷区人民通过殖民改造进行意识形态的侵略，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认识历史，溯本清源；方能借鉴历史，开创未来。

注 释：

①满铁公司：即日本政府1906年设立的半官方企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项目包括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实际是打着经济旗号的情报机构，公然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其干将西义显诱降了大汉奸汪精卫。最盛时期满铁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名，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研究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名，总共提出了1万多份调查报告，对日本当局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它搜集的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等达二三十万件，先后出版的数千种图书资料及杂志，可谓规模庞大。日本投降后，满铁停止了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