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宇思［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一、乞乞科夫与省城：庸俗的集合

果戈里在《与友人书简选》中称《死魂灵》中的人物是“我的主人公们”，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塑造人物群像的努力。不过，乞乞科夫作为努力串联起全书的线索，他的突出地位也不容忽视。以乞乞科夫为中心，省城的官员、官员的侍从以及平民，省城周边农庄的地主和农奴们，都是庸俗者的形象。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却无一例外地共同表现出平庸、精明、市侩、算计的气质。

众所周知，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环境描写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第一章，乞乞科夫明确登场之前，果戈里先安排了对旅馆的细致描写。这是省城里经常可以遇见的卧房，“里面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裸露的、脏的、过度磨损而灰暗发乌的砖头，卖马轭和羊皮的小铺子。旅馆很松散，伙计跑过地板时，吊灯的玻璃珠也跟着跳动起来……整个旅馆表现出一种破败的、肮脏的、油腻的气息，而老板甚至不愿意加以掩饰，因为这是惯常的状态，省城里的大部分旅店都是如此的。而乘坐着“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的乞乞科夫，按照惯常，应该是一位中等绅士，却住在了这样一个墙壁都被烟熏黑了的旅馆里。关于他身世的好奇以及他对矛盾命运的预感在第一章的开头就初步被激发了。

而乞乞科夫所满意的省城又是什么样子呢？建筑物时而孤零零的，时而又挤在一起，荒凉的地方寸草不生，而拥挤的地方像混乱的城中村。褪色的招牌、用国徽指代酒家，公园里只有稀疏的几棵小树。在这堆鄙俗之中，一个店门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绅士们身着燕尾服，但是进行这项贵族运动的球手是“两条胳膊有点往后缩，两条腿弯着，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架势”，滑稽、扭曲，像杂耍的优伶而不像包法利夫人在子爵家中所见到的那样端坐、持重。这是市民们在对贵族生活的想象之下表演出来的一幕滑稽剧。招牌上打台球的贵族是没有参加过宴会的市民对贵族生活的变形想象，是通过模仿贵族的娱乐而加入贵族行列的尝试，是市民为自己制造出的高贵幻想。然而，画着贵族的招牌所处的行列暴露了它的真实本质：它与小甜面包、长筒皮靴、肥大的鱼没有区别，它是对高贵的摹仿，并且因为摹仿的失败而更加鄙俗。那么，对这种鄙俗的省城所满意的乞乞科夫又是什么人呢？

以省长的家庭晚会为中心，又是一次对乞乞科夫形象的直接描写。乞乞科夫郑重地梳洗打扮，他“用舌头从里边把脸颊顶得鼓起来使劲地搓了好长时间”，“拔掉两根钻出来的鼻毛”后又紧跟着“套上一件樾橘色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明亮如白昼的省长家，“蜡烛、灯和女士们的衣衫晃晃闪闪得说实在厉害”，“黑色的燕尾服……像……一大群苍蝇”。省长家年老的管家婆“把大糖块砸成亮晶晶的小碎片”，而苍蝇又“钉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闪亮的东西和经常为人不齿的小事物的构成对位描写，形成了三次对比上下的往复。就像低音和高音混乱的结合，这种对比只能带来不快，并且让杂声更加恼人。

再次把视线拨回到旅馆对过的一家小酒店门口，可以看到有两个庄稼汉对马车指指点点。对马车轮的讨论一方面展示了庄稼汉只关心实用的功利思维，一方面，马车的这幅车轮子也暗示了省城的地理位置。它们可以把马车拉到莫斯科，却拉不到喀山。省城去喀山比去莫斯科更远，而喀山比莫斯科更靠东，因此可以推想省城在西边的圣彼得堡附近。除此之外，省城里时隐时现的时髦风气，如前文提到过的撅着屁股打台球的贵族、晚会里操着一口法国话、用圣彼得堡的方法给女士们逗趣的男人们，都暗示着省城背后有若隐若现的圣彼得堡。省城的潮流人们学习圣彼得堡流出的时髦，只是这种时髦是过气的时髦；省城的官员们坚持自己的老一套，大声擤鼻子、在打牌时破口大骂，是不加掩饰的庸俗。掩盖的、直露的，官员的、平民的，洁净的、脏污的，在省城里存在着表象的巨大撕裂，又统一于一个庸俗地狱中——而乞乞科夫正满意于此。

二、死“魂灵”的人道主义隐喻

索巴凯维奇是乞乞科夫拜访的第四位地主。他本人像摩尔达维亚南瓜、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熊。在建筑农庄时，他崇尚实用，如选用“沉甸甸的、粗大得、保用百年不朽的原木”，庄稼汉们住的小木房子也“做得结结实实、地地道道”。顽强固执、屹立不动的庄园给乞乞科夫留下了主人是结实而笨重的印象。这头懒得挪动的熊强悍、粗犷、结实，这样的人也许会不拘小节。然而正相反，庄园的一切都在索巴凯维奇的掌握之中。

他卖农奴，就像“卖上等胡桃一样，个个经过精挑细选：要是算不上一个工匠，那么，也起码是一个结实的庄稼汉”。索巴凯维奇挑选他的农奴们，就像挑选支撑屋子的原木柱一样，要结实、要耐用，最好能有一门精湛的手艺。看起来，索巴凯维奇能记住每个农奴的名字和“优点”，已经是地主老爷格外仁慈的表现。他记住了车匠米海耶夫的名字，记住了他能做一台结实轻便的弹簧马车，亲自钉车皮、亲自涂油漆；记住了木匠普罗帕卡·斯捷潘有三俄尺高并且力大无穷；记住了烧砖工卢什金、鞋匠马克辛·捷略特尼科夫、做买卖的好手叶烈梅依·索罗柯普廖兴。但实际上，索巴凯维奇能把农奴如数家珍，就好像一个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重要财物有多少、价值如何一样。回忆起这些死去的农奴，他首先想起来的是他们的身份、能干的活。“他们怎么算得上是人？不过是苍蝇，不是人。”如索巴凯维奇所说，每个好样的农奴都有一手绝活，“要是他去近卫军里当兵，天知道会怎么提拔他啦”，然而这些各有所长的人终身只能在索巴凯维奇秩序井然的庄园里从事一项工作。他们从生到死都没有得到自由，甚至有可能英年早逝——索巴凯维奇枚举优秀农奴时，可没有提到一个年老的、“没用”的农奴。如果他们是一个拥有自由的普通公民，而不是被随意买卖的财物。

彼得大帝引入西方的文化成果，然而，他在西化中更坚定了封建制度。他把农奴制从农业扩大到工业，残酷剥削人民。此外，他公布“官职等级表”，文职官员分14 级到1 级。达到8 级就可以获得世袭贵族称号，14—9 级为终身贵族，促生了强大的官僚贵族阶层。自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以及《俄罗斯帝国城市权利和利益诏书》之后，贵族确立了对土地、农奴的垄断性占有，“禁止农奴上告地主，允许地主任意流放不听话的农奴和任意出售农奴”。与此同时，贵族被免除了多种义务。文官掌握的世俗权力、贵族带来的名望从此合谋，共同压制、奴役农奴，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被一再压缩。乞乞科夫谎称自己是六级文官，并且购买死魂灵，实际上想要完成的是一个阶层跃迁的过程：他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个官员，并且拥有贵族头衔，而魂灵的数量可以证明他的财力。因此，他的计谋在暴露之后，他才会为官员们所如此鄙夷、为市民们所如此嘲笑——而农奴们什么想法呢？没人知道。

《死魂灵》和《浮士德》的结构有相似之处：如果果戈里愿意的话，第一部里乞乞科夫拜访地主的情节可以没有限制地写下去。从他所处的外省，到外省旁边的外省，再到其他的外省。社会里总是不缺乏奇闻轶事的。如果相信一个地区会有独特的民风，并且联想到俄罗斯多民族的特殊性：乞乞科夫也能无限地“向远方发展”。但是，乞乞科夫身上缺乏像浮士德那样的进取精神、对真理的追求。“我并不自诩有什么真知，也不自信能有所教诲，使人类长进而幡然悔悟。我既没有财产和金钱，也没有浮世的名声和体面；就是狗也不能这样贪生！”浮士德高歌猛进，用一种昂扬的精神喊出太初有为的时候，乞乞科夫正为了购得几个魂灵、改变阶级而汲汲营营。在现代的资本的话语体系中，乞乞科夫的蝇营狗苟无可厚非：因为他身处的社会就是杀死形而上的社会，在无意识中已经被卷入市侩的旋涡。没有人可以逃脱。魂灵们不是人是工具，不被认为有灵魂；买卖魂灵、压榨魂灵的人不把他人当作应当尊重的人，也不能被认为有灵魂。索巴凯维奇的评价格外恰切：

全是些骗子手，城里没一个好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尽是些尔虞我诈的骗子手。尽是些出卖基督的大坏蛋。

三、田园牧歌：风景的构筑

第二部与第一部的创作风格明显不同。乞乞科夫受将军委托四处拜访，与第一部里“拜访—吃饭—谈生意—离开”的四步骤不同，第二部里乞乞科夫更深入地参与了田庄生活。在彼杜赫的家中，乞乞科夫消受了一个美丽的春夜：

十二名船工挥动着二十四支桨，引吭高歌，载着他们在平静如镜的湖面上飞驶。从湖里他们驶进了一望无际的、两边岸壁微微倾斜的大河，船儿不断碰到横截河面的捕鱼的绳缆。河水没有一丝波纹；只有两岸的景色悄无声息地联翩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丛林接着丛林，树儿长得错落有致，构成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有时，船工们手里的二十四支桨同时插进水中猛划了一下之后，突然全部往上抬起，于是，小船像一只轻盈的鸟儿，贴在镜子般平静的水面上，自动地向前飞速滑行。领唱的船工是一个肩膀宽阔的棒小伙子，坐在舵手后面的第三个位子上，他的嗓音清纯、嘹亮，把最初几段引子唱得如诉如泣，恍如夜莺的啼啭，五个船工应和着，再加上六个船工帮腔烘托，于是，歌声在空中弥漫飘荡，像俄罗斯大地一样无边无际。

当船儿往回行驶的时候，天色已晚。水里已经看不见天空的倒影，桨就在一片昏暗中敲打着水面。他们摸黑靠了岸，岸上点燃着一堆堆篝火，渔夫们正在三脚炉架上用活蹦乱跳的银齿鱼煮鱼汤。全村的人都回家了。庄上的牲口和家禽早已归舍，它们掀起的尘埃也已经平息，牧童把它们赶回来之后，此刻正靠在大门口，等着人家赏赐一瓦壶牛奶和邀请他们分享新鲜的鱼汤。昏暗中但听得低低的嘈杂的人声和不知从邻村哪儿传来的一阵阵犬吠声。月儿冉冉升起，笼罩在黑暗中的四周开始给抹上一层亮光，接着一切都给照亮了。

受这种美丽景色的触动，乞乞科夫心中萌生了买一个小村子，过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念头。受到帕拉东诺夫的推荐，乞乞科夫才拜访了柯斯坦若格洛，希望学到一些经营庄园的方法。触动乞乞科夫的田庄有船工在月夜下引吭高歌，有渔夫在黑夜的岸边点燃篝火、烹煮的鲜鱼香，还有月光散在村落和森林上的半透明的白纱。农庄生活静谧、安逸、纯洁，只有在田庄里才能真正过上具有疗愈作用的真生活。果戈里笔下的农庄生活是旧宗法制度下的产物，是建立在农奴痛苦之上的美好。它处于经验社会中，邻里之间相互熟悉、居民们热情地与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与农村生活处在对立面的，是被商品交易和价值规则支配的世界。与带来冲淡平和的高邈境界的乡村生活不同，城市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入侵、带来的是人的思维贫瘠和精神裂变。《旧式地主》集中展现了果戈里农庄生活的内面风景：老夫妇善良而热情好客、对仆人容忍而包容、对对方忠诚。尽管仆人们偷盗、躲懒，土地仍然能产出丰饶的收获。他们生活在一种幸福的糊涂中，因为这种糊涂而得到幸福。

农庄自然美、风俗美、人情美，而城市虚伪、狡诈、算计精明。在果戈里看来，乡村保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代表性不是乡村生活本身有的，而是在于城市的对比中被建构出来的。在夸赞乡村安闲静谧的时候，乡村落后的卫生条件、人畜混居、泥泞的土路、无聊单一的农事活动、邻里乡亲的风言风语等有损于乡村诱惑的事实往往被忽视，在文本中则被作者有意地遮蔽。果戈里在把农庄形象诉诸笔端时，他心中的农庄形象早已不是真实的农庄。他所写下的、欣赏的农庄是在他之前的作者的长诗、小说中所描绘的纯美乡村，而被隐去了不为人欣赏的部分。在作家创作之前，文本构建的、作为风景的农庄是并不存在的。果戈里出身于乌克兰的地主家庭，作为地主，他的农庄体验自然与农奴的不同。乌克兰的农庄生活构成了他在上中学之前的生命体验。即使他曾在农庄中感受过痛苦、感受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经过时间的磨损与记忆的淘洗，这种痛苦将失去让他痛苦的效果，而永远地成为单纯的经验。并且因为这种经验构成了他的完整生命，充实了他的过去人生，所以他可能在心中对农庄生活加以美化。因为当果戈里怀念农庄时，他怀念的不只是农庄，更是他失去的青春。当果戈里在圣彼得堡做一个官位不高不低的公务员时，他面对若即若离的都市，心中浮现的农庄怎么会有不好的一面？综上所述，此时的乡村不是真实的乡村，而是乡村风景，是果戈里希望回去却永远无法初次进入的乌托邦、桃花源。果戈里在圣彼得堡，感到与环境的陌生，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内心。这种矛盾产生于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俄国，是传统封建宗法制面对资本社会新生活方式侵略时的惨淡哀嚎，通过作家在书中发出：

重要的是，我们面临拯救祖国的重任，我们的国土已在日益沦亡，敌人不是二十种外族语言的入侵，而是我们自身；在合法的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股统治势力，它比任何一种合法势力都强大得多。它制定出自己的条件，给一切都标上了价格，甚至使这些价格到达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地步。

难道逃到乡村就可以逃离庸俗的地狱吗？农民的局限在历史上已经有多次明证。乡村和城市看上去是存在于巨大的撕裂中，果戈里也有意识地把它们并峙，试图用田园牧歌的风景来批评卑俗的新城市生活。然而，乡村和城市的内核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一个庸俗的地狱，统一在一个杀死形而上的实用世界中。

在不能立即为每个人像白天一样清楚地指出通向崇高和美好事物的道路和途径时，你甚至根本不应该去谈论它们。后一种情况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展开得很少很薄弱，而它本该是主要的；因此第二部被烧掉了。

上文摘录自果戈里在就《死魂灵》的四封信中。果戈里在第二部中尝试转向，即用乞乞科夫置办实业的努力来歌颂乡村生活，是否也因此而面临失败？

孔朝晖在《从乡村到城市:果戈理的现代性叙事》一文深入分析了果戈里以批判俄罗斯庸俗为目的进行创作，在实际效果上却见证了俄罗斯从前现代性向初步现代性的转化过程。世俗生活、物质主义、媚上欺下、小职员的低价值感，让果戈里无所适从，难以融入。当这个从乡村来的人想寻找退路与精神故乡时，他便创造了乡村，一个与圣彼得堡截然相反的地方，来充当心灵之锚与精神之根。

四、结语

乞乞科夫想得到什么？他一无所有，又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奔波。他是我们每个人的影子。如果他遵守法律，以他说服人的本领、敢于决断的果敢、不拖沓的执行力、做计划时的周密，他是否能在海关得到更好的发展呢？只是乞乞科夫一无所有，所以他格外希望“有”，在通往“有”的路上，付出的也格外多。乞乞科夫生活在一个庸俗的世界里，而庸俗的世界对一无所有的人总是缺乏怜惜。当读者翻阅《死魂灵》时，如果能对乞乞科夫抱有些许怜悯，可能这个孤独的灵魂就因此获得一阵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