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楚群［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合肥 230001］

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始终是不容低估的文学存在。从纪实到虚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上海小姐到淮扬名厨，其创作体量之大、风格之多变令人叹服。评论家李洁非认为，王安忆“自成其脉”。多年来，她只做了一件事——紧紧抓住小说本身。实际上，王安忆紧紧抓住的不只是小说创作，与之同步进行的还有文论建设。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她便意识到“小说不仅是思想的生产物，也是物质的生产物，具有科学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建设一个科学的系统”①。如果将目光从具体作品移至《王安忆小说讲稿》《故事和讲故事》《小说课堂》等文论集，不难发现，作家在文论建设上所用的气力并不亚于小说创作。从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出发，在优秀小说家及批评家的启发下，经由实践与理论的交互作用，王安忆逐步建立起独特的文论系统。

一、为小说命名

小说家为小说命名的难度，类似于理论家为文学命名的难度。乔纳森·卡勒戏称，定义“何为文学”与定义“何为杂草”一样困难。莫言曾直言小说定义的虚妄，指出有多少小说家就可能有多少种小说定义。通常情况下，对无法言说之物保持沉默或绕越而过，不失为明智之举。王安忆偏偏迎难而上，极其认真地对待“命名”问题，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她将小说命名为“心灵世界”，“我觉得小说是一个绝对的心灵世界……我是说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它首先一定是一个人的。第二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它是没有任何功用的”②。作为职业小说家，王安忆深知对小说的命名关乎自我身份的体认，她认为，正是市场化还原了小说家的本来面目，使其甩掉社会学家的沉重外衣，变成小说“制作人”。而文学作为专门的职业，有它特定的技巧和技术。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匠人精神，并坚持小说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异质性。小说自有小说的逻辑，它使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以讲故事的形式，创造出一个心灵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其价值不在于真实与否，而是标志了人的思维能力，表明人的智慧、人的逻辑思维所能达到的高度。小说的价值最终在于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

这样的小说命名鲜明体现出文学的超越精神，超越性首先表现在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上。小说最大以及最重要的技巧在于生活与小说的关系。在写作实践中，生活经验的确构成了作家的重要支撑，王安忆早期小说所讲的故事大都以个人经历为背景，“这种背景意味着小说真实性的一个出发点，她不仅肯定了它，而且必须在它所提供的逻辑之下展开叙事”③。如王蒙所言：文学作品应当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以其曲折性和复杂性来反映生活。王安忆最初是认同并践行这种“文学反映论”的，直至遭遇写作瓶颈，才领悟小说中应当有科学性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从一体到两分，王安忆逐渐发现小说与生活的区别。因为小说是做出来的东西，它不能照搬生活原型。“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④然而，“由于小说的现实面目……我们往往忽略它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制作的东西，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小说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生活。”⑤一系列表述无疑预示着，只有摆脱自身经验的拘囿，跳出现实生活的参照系，作家才有可能创造独特的“心灵世界”。在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把握上，从王蒙到王安忆，明显都有思想上的跃进。王蒙的文论表述及相关创作，仍然注重生活本身的开掘，进而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而王安忆则由生活出发，将意义拓展到生活之上，更注重小说的个人性、异质性以及非功利性。

建构“心灵世界”，意味着由此岸的生活出发，抵达彼岸的理想。经过“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风潮的当代文学，在反映生活之现实上，虽能做到纤毫毕现，却容易走向形而下层面。王安忆对小说的命名所体现的追求，无疑警醒当代作家：小说不应止步于生活，文学创作更应结出“精神的果实”，承载一定的思想容量。尤其身处一个现代化的物质世界，对于精神的探寻和追求，更显难能可贵。优秀的作家绝不止于揭露现实，描绘现实，剖析现实，而是力求从现实中升华到一定境界。中国长久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是对诗文的要求。处于末流的小说，多供休闲娱乐之用。王安忆却认为散文可以没有意义，小说不可以。她对小说的理解承续着“五四”的血缘。“五四”小说的概念来自西方，本身已经过审美现代性的浸染。“现代小说心灵世界的景观和以前的古典主义，或我们习惯所说现实主义时期小说的景观大不相同，它们的本质越来越现实……古典小说的外壳是现实的，内心却总是有圣光照耀。”⑥

因此，王安忆认为，应当从20 世纪现代小说家那里学习方法，更要从19 世纪古典作家那里汲取养分，因为古典作家的立场都很明确，对人性的要求也特别高。在古典小说里，一个低贱的人也有道德功课，也有精神高尚的任务。对比当代小说，存在即合理，写作者很难超越生活，仿佛“什么都可以通融”。“我有点怀疑，现在的小说家是故意的，是为了制造出惊心动魄的效果，就要把人给践踏一下。最差的作家是一上来就践踏，践踏到底。”⑦因此，她深为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的结尾感到可惜，在经历了那么多严峻的考验后，玉米最终还是选择与现实同流合污。而在她的《姊妹行》中，主人公命运多舛，却始终保有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那种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成了广阔生活世界的底子——这其中无疑包含着王安忆“心灵世界”的理想。

二、小说材质理论

如果说在为小说的命名中，彰显了王安忆的理想精神，那么在小说创作论中，则始终贯穿着王安忆的理性精神。创作谈几乎是每位小说家文论的表达方式，然而能以严谨科学的方式建立写作逻辑，完整呈现小说制作过程的，唯有王安忆。“现代小说非常具有操作性，是一个科学性过程，它把现实整理，归纳，抽象出来，然后找到最具有表现力的情节再组成一个世界。这些工作完全由创作者的理性做成，完全由理性操作，因此现代小说最大特征是理性主义。”⑧这种理性精神尤其体现在她的小说制作学核心，即小说材质理论和小说逻辑理论中。

王安忆尤其关注小说的材质问题，认为它是小说家的安身立命之处，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凝聚着作家的长久思考。在20 世纪80 年代，令作家困惑的是，小说的思想与物质是以同一种材料（即文字和语言）出现的，难以区分，极易混淆。无论《大刘庄》《小鲍庄》抑或“三恋”，都可见出写作对生活材料本身的倚重；90 年代，自《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始，她努力发掘语言材料与小说逻辑之间的关系，寻找由物质抵达思想、由现实世界抵达心灵世界的路径；新世纪以来，由《富萍》到《启蒙时代》，再到《匿名》等近作，思想对材料的统摄力逐步加大，几乎与80年代的思想分道扬镳。

王安忆的材质理论建立在中国小说传统上，并在与其他艺术形式对比中生发。传统小说的前身是话本传奇，它从瓦舍勾栏与庶民大众短兵相接历练而来，是赘言闲话里的俗世艺术。世俗性即中国传统小说的内核。王安忆认为，小说不同于诗、词、赋，而是与曲相似，注重表现凡俗人事，人间常态。与诗歌、舞蹈、绘画等高雅艺术不同的是，小说所用的材料（语言），也是非常写实化的。作家帕慕克指出，小说出现之前，日常话语没有得到记录。“很难想象小说会缺少普通话语的力量与可信，因为日常语言是传达那些平淡时刻和随机感知的自然渠道，而这些正是小说世界的基础。”⑨而小说家就是要用这样的日常话语去讲故事，故事进展所要求的逻辑同样是现实的。小说的困境在于：“首先它讲的是人间故事……这些故事的情节所要求的逻辑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其次小说是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大家日常使用的语言。”⑩如何从最日常的现实材料中生发出一个心灵的世界，无疑是对作家极大的考验，也就是说，小说本身的形式就是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它的世俗性。

小说与生俱来的世俗性，决定了它的材质与逻辑的现实性。王安忆尊重小说的现实品格，深知唯有立足现实方能超越现实。她自称写实派，并极具世俗心，认为从现实中汲取写作材料，便抓住了小说的要领。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皆是凡夫俗子，即便有时代的重压，市井社会里的王琦瑶与南昌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与革命的本意。然而作家聚焦的，并非历史或革命，而是一颗颗强悍坚韧的市民心。日常生活是小说的最大参照系，小说家必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深入日常生活的芯子里，“从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观察到的、了如指掌的不起眼的细节和事件出发，将我们带入其许诺的隐秘真相，带入中心”⑪。某种意义上，帕慕克所谓的“中心”与王安忆的“心灵世界”大体相当。

王安忆强调小说家安身立命之本便是材质。当代小说家所拥有的现实生活材料不是匮乏，而是极度丰盛。若过于舍得用料，终将被现实淹没，只能展现生活本身的逻辑，无法实现小说的价值。所以，在材料的使用上，王安忆极为注重合理性。她曾以小说中“生计”为切口，考察小说的当下处境：“现代性是如此之迫切，我们每人都是那么急于要走进现代性，如果走不进去，你就觉得在全球化这个空间没有你的位置，你会被抛弃。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的追逼之下，如何来处理生计和精神的关系？”⑫在王安忆看来，恰恰是生计问题，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内容，因为生计会让小说人物支出精神成本，他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他的精神生活形态。如果作家不能把小说中人物的生计问题合理解释清楚，那么他所有的精神追求，都不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小说既要尊重生活的逻辑，让故事合理演进，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小说自身的逻辑，方能跳出经验性写作的窠臼，走向一个更深刻的所在。

三、小说逻辑理论

在王安忆的文论体系中，小说逻辑理论与材质理论密不可分，正是认识到个人的经验材料局限，她才提出写作还应当依靠逻辑的推动力，这种逻辑力量仍属于小说的物质部分。评论家谢有顺将材料的真实性、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统称为“小说的物质外壳”。在将小说二元化为思想与物质后，进入职业化写作状态的王安忆，便以严谨的姿态投入小说自身逻辑的研究中。

作家首先对小说的建筑材料进行区分：语言被划分为日常语言和小说语言，前者被称作“具体化语言”，后者则是“抽象化语言”。抽象化语言是叙述性的，并不强调个性；具体化语言无论是韩少功式的风土化语言，还是王朔式的时代感语言，都需要具体情境的支撑。王安忆甚至主张“不要语言的风格化”，认为小说世界真正的建筑材料只能是抽象化语言，小说家正是用这种语言去描绘生活中普遍的经验现象。同样，情节被划分为现实生活的情节和小说情节，前者被称为“经验性情节”，后者则被称作“逻辑性情节”。经验性情节因与直接的人生感受相关，具有生动鲜明的生活气息，但往往缺乏推进小说的有力动机；反观逻辑性情节，“它是来自后天制作的，带有人工的痕迹，它可能也会使用经验，但它必是将经验加以严格的整理，使它具有一种逻辑的推理性，可把一个很小的因，推至一个很大的果”⑬。在面对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经典时，王安忆意识到逻辑的巨大作用力。伟大的小说其出发点是人间常态，最终的走向却是非常态。冉阿让如何从罪人变成圣人？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如何复活？从不可能走向可能，作家必须将繁杂的人事来历交代清楚，提供合理的逻辑情节设计，小说才有说服力，因为归根结底，现实生活实践着因果关系，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可以在现实生活里得到检验。作家时刻不忘日常生活的审美中介作用，由此岸到彼岸，小说必须尊重生活的逻辑。

Webster 辞典对逻辑的解释是：“有关推论和证明的有效性原则和标准的科学，是推理形式原则的科学。”在陈思和看来，王安忆所谓的逻辑并不是这种形式逻辑，而且一种具有逻辑外观的创作思想，更多的是与文学发生学相关。小说逻辑既指向有因果关系的情节,也指向具有合理动机的行为。“一个事件变成一个动机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事情发展的理由，二是事情发展的可能。”⑭她以刘庆邦的《玉字》为例，解析了优秀小说家如何以严密的逻辑推动故事发展。主人公玉字被侵害的悲惨遭遇，成为她复仇的动机，被推入绝境的玉字，制定了周密的复仇计划。凭着微弱的线索，她找到其中一人并主动下嫁，然后不断刺激他的嫉妒心，假借其手除掉同案犯。最终玉字大仇得报，复仇女神形象的悲剧意义也得以彰显。王安忆想证明的是，逻辑具有一种将思想往纵深处推进的力量，而这恰恰是当前文艺创作中所缺乏的。当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关，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更重视现实的可能性，不重视逻辑，同样也轻视抽象思维。“汉语缺少抽象词汇，哲学缺少形而上学，思维缺少抽象力度，说话作文不遵守形式逻辑，计算推演不重视公理系统”⑮，这导致中国小说往往缺少西方小说中严密而庞大的逻辑推动力。

不难看出，王安忆对小说逻辑的强调，出于对国人思维与艺术缺失的思考。言及中国为什么缺少优秀长篇小说，她指出，主要是缺乏一种成逻辑的思想，因为长篇写作必须依靠逻辑来推动。当代小说并不缺乏经验性的生活材料，相反，许多长篇都是靠材料，但仅有材料是不够的，只有小说家具备强大的逻辑组织能力，才能实现小说的理想。写小说是个“手艺活”，按照帕慕克的说法，写作的任务即是逐步操纵中心进入位置。若想把这个过程操控好，须具有严谨的工匠精神和高超的技艺，为此作家不惜打破写作的神秘性。王安忆不仅频频在文论中总结小说的制作原则和制作逻辑，甚至在作品《纪实与虚构》中用专章谈论写作活动。如果说传统小说的核心是世俗趣味，现代小说的核心则是思想，思想的凸显，同样需要逻辑的支撑。在人文精神缺失的背景下，这种逻辑理论，无疑极具警示意义。“我的目的是做一种工作，培养出我们中国人以前不大有的一种思维习惯。也许这种习惯太远离世俗，对个人来说甚至根本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但是长远地看，还是大有用处的。也许这种工作要有几代人来努力，我们只是铺铺石子而已。”⑯单凭这种甘做马前卒的精神，王安忆的文论便不可轻视。

梅洛·庞蒂说，艺术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意蕴的世界，在此之前，这个意蕴是不存在的。尽管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唱衰文学的声音不断出现，但当代小说始终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以王安忆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小说家，不仅创作出能够比肩世界文学的作品，更以出色的文论成就证明，虽然杰出的思想家不一定是优秀的小说家，但优秀的小说家必然是杰出的思想家。王安忆从职业作家的角度出发，建立起小说的科学，最终旨归是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在理论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小说创作观念的转变，而这种观念的转变，无疑是推动当代文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① ⑭ 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第19页。

②⑥⑧⑩⑬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第167页，第172页，第192页，第195页。

③ 李洁非：《王安忆的新神话——一个理论探讨》，《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④⑤⑫ 王安忆：《小说课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第147页，第228页。

⑦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我的文学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⑨⑪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第42页。

⑮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页。

⑯ 陈思和等：《当前文学创作中的“轻”与“重”——文学对话录》，《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