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中,张智栋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太原 030024)

党内交通被视为党的“神经”“血脉”,1925年《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指出:“本党在秘密行动之下,使本党的印刷物传布到党的群众和深入到党外的群众中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到人的生死”[1]50。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交通工作的运行状况,关系着党组织的存亡、兴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成为保卫陕北根据地的屏障和联系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的主要路径,其党内交通工作尤其重要。聚焦于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山西地区,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有的是以华北地区为研究范围[2],有的是以山西某个抗日根据地来展开论述[3],勾勒山西全局的党内交通研究成果还很薄弱。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中共山西党内交通所承担的“血脉”功能为主线,进一步揭示其在纵横交叉、错综复杂的交通网中,山西党内交通员是如何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秘密传递党报、文件,护送人员及输送贵重物资等,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山西是重要的“血管”通道

在战略位置上,山西傲踞华北、俯视中原、地势形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八路军三师主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晋西南四大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依托和主战场。因此,山西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得延安有了坚固的可靠屏障。作为抗战时期华北敌后战场的中心,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政治优势使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得以落实,也架设起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沟通桥梁。山西之得失关系着华北的存亡,是八路军坚持持久作战的大基地。

山西作为黄河东岸巍然屹立的抗战堡垒,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与分割,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地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修筑交通站,迅速而准确地保证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畅通过往人员和物资的流动。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规定由延安到各根据地之间,在山西建立两条秘密交通线:“一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由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4],从而保障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山西各级党组织之间的战略通信。山西党内交通作为前后方联系的重要“血管”通道,接送了数以万计的中共领导干部、民主人士等往返于各根据地,护送了各根据地间往返的许多重要文件、药品、棉花等物资,在日军封锁的极端环境下坚强地完成各项传达任务,无悔地担负起革命发展的“血脉”重任。

二、“血脉”畅通的诀窍

抗战时期,山西独特的地理和战略地位赋予了其特殊而神圣的使命,作为党组织“神经”系统的党内交通工作在艰难而曲折中不断完善、发展。山西党内交通工作的完成不仅浸透着交通员的心血,也考验着交通员的智慧、社会关系、与民众的关系等因素,灵活多变的生存策略也是山西党内交通在严峻环境下稳定运转的重要保障。

(一)完善党内交通机构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发展及山西各级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都设立了交通科、配置了党内交通员,晋东南地区、晋西北地区、晋西南地区、晋东北地区都相继建立和完备了交通机构。晋冀豫区党委秘书处设立了交通科,1943年10月,晋冀豫区党委更名太行区党委,交通工作由党委办公室管理,下设党内交通队;太岳区党委和晋豫区党委在1940年成立了交通队,配置了党内交通员;1940年晋西北区党委和晋西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并成立晋西南工委武装交通队,下设11个分站;1941年晋察冀区党委更名北岳区党委后,设立交通大队。

(二)开辟秘密交通线

在山西党内交通机构相继建立的基础上,山西各级党组织依托阎管区、沦陷区的秘密交通站开设了多条秘密交通线。通过晋绥边区的晋西北出发,有北、中、南三条秘密交通线通往党中央延安,其中,北线由兴县出发,进入北岳第二军分区,再经过4条支线,到达定襄县西线交通总站;中线由兴县出发,到达太行第二军分区;南线由兴县出发,进入晋绥第八军分区之交城,再经太汾公路封锁线,到达太岳抗日根据地。同时,“北线交通线从晋察冀再到冀中、平西和冀东;中、南线交通线从太行经冀鲁豫到山东和苏北、华中”[11]404,这样,交相呼应的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使得山西党内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也为其“血脉”通行提供了更为可靠而坚实的基础。

(三)注入充分的人员力量

党内交通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多方面人员力量的共同协调、配合,交通员作为党内交通的主体,直接关系着交通工作的成败,山西党内交通员有着严格的选拔标准,太岳区党委要求“交通员的条件应是忠实可靠,勇敢坚强,能完成任务的好党员。地委交通,应由支书或强的支委担任,县委交通应由小组长或忠实的党员担任”[5],这样交通员在执行危险的党内交通工作时能够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山西党内交通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党内交通也是群众工作,只有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够保证党内交通工作顺利、安全地进行。同时在抗战时期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势的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和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充分地动员了山西的抗战力量,使得党内交通员在“公开掩护”等便利条件下快速、高效地通过敌伪的封锁线,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和物力,也避免了很多“潜在”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伪军”会在中共两面政策的感召与激励下,“改过自新”地为交通员通过封锁线提供帮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交通工作中的不确定性与艰难性。晋察冀边区党委指出要启发两面人员的抗日爱国思想,争取他们为抗日而工作,从而为交通员安全地过路提供掩护。[6]并且在党的正确引领和争取下,更多的人员注入交通员的队伍中,扩大了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提供了畅通“血脉”之路的更多选择和机会。

(四)多策略畅通“血脉”通道

山西党内交通员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同时也要针对日军的封锁方式采取灵活的封锁线突破方式和保密策略。护送工作要提前做好准备和进一步的检查,对整个路线和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做出预备方案,以便能够及时地侦察到敌情,把握好“过路”的最佳时机,在不断的经验摸索中完成党内交通任务。1942年秋末刘少奇途经晋中平介县时,县委书记成克与交通员提前检查交通站、情报站的准备工作,并在汾河渡口和同蒲铁路各据点安插监视敌人的“哨口”,最大程度地做好护送过程的应急方案。在徐家镇突遇敌人征粮,交通员通过制造群众整日渡河运粮的假象来秘密掩护刘少奇同志渡河,顺利护送其到目的地。[9]333在护送途中,为了隐藏身份、确保安全,过路人员需要通过“化妆”来突破日军的封锁线,以此来躲避日军的追踪与侦察。1942年夏,刘亚雄经平遥县途中,按照女同志便于化妆的优势,让刘亚雄化妆为身穿红绿衣服、涂抹脂粉的走亲戚妇女的模样,再以当地“伪村长”女儿的身份与“伪村长”等交通员安全通过同蒲铁路线,顺利地移交到对岸护送交通员的手中。[9]283这样变换身份的方式不仅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同时还能够增强秘密护送的可靠性,是巧妙地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线的有效方式。

山西交通员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以及时完成文件传递和护送任务为重心,同时针对护送中目标过大的弊端,采取了小批通过封锁线的方式,每次二三十人为最适宜的人数,以便于安全行动和隐蔽。山西党内交通员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包括提前在准备工作中“秘密”制定口令以防止敌伪的拷问及加强与过路交通员的密切联系,同时对过路地的行走路线、掩护方式、居住规定等进行详密的规划,这样在应急状态下能够为党内交通工作提供安全的保护,从而顺利地通过封锁线和躲避日军的“扫荡”。山西党内交通员正是通过多形式、多样化的策略来顺利、安全地完成党内交通工作,最大程度地疏通“血脉”通道以完成党所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

(五)保证党内交通员的质量与生活

党内交通员作为党内交通工作的执行者,他们承担着党组织意志与精神传达的重任,交通员也必须是忠实可靠、机智勇敢、有责任心的,但是随着交通员数量和范围的变大,不少交通员出现了“工作懒散”甚至逃跑的不良现象。因此,山西党组织通过对交通员进行多种形式、多种主题的教育,包括党的思想教育、气节教育、技术教育等,来扭转交通员的“不良风气”以及提高其交通技术和能力。刘长太曾谈到:“交通员经常在外边跑,工作任务繁重,且随时都有被俘或牺牲的可能,如果没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就很难担负起这样的艰巨任务”,[9]383。各根据地都通过开办训练班、外出时分配学习任务等形式加强党内交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技术和文化水平来提高交通员的整体素质,以此来保证交通队伍的纯洁性和忠诚性。

党内交通员的生活与物质保障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在抗战环境中,交通员面临着食物短缺、困乏、工资待遇低等困难,经常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去执行护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党组织积极地关注交通员个人与家庭生活,对其交通工作进行严格的奖惩,以此来提高交通员的生活待遇标准,增强其工作积极性。1941年冀太联办交通局努力提高交通员的生活待遇:交通员津贴增至到了三元(原为二元五毛);粮食按照前方战士数目待遇一斤六两;衣服一年一人保持冬夏衣各一套;交通员的家属按照抗战军人家属优待办法来优待。[7]交通员福利待遇等物质条件的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交通员的困苦生活,缓解其紧张、压力大等情绪问题,增强自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山西党内交通工作的运行效率。

三、“血脉”功能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全国之间的联系正是通过山西党内交通这一特殊手段来传递文件,输送物资、干部,从而整合党组织资源,发展与维系党组织自身的发展力量。

(一)秘密传递党的文件、党报

中共山西党内交通的建立是实现党组织上下级之间以及各根据地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党内交通运行的宗旨所在。然而,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日军对山西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各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封锁,交通联系极为困难,文件的传递也时而迟缓,甚至中断。在经常性的“扫荡”与“反扫荡”中,党内交通工作没有先进的通信工具,只能靠交通员人力来完成传输工作,不分风雨、昼夜都要出发,不分平路、山岭都要通过,为了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把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柳成在回忆中感叹:“有的交通员路上遇到下雨,宁肯把衣服脱下来盖在报纸上,自己光着背挨雨淋。身上出了汗,怕把报纸弄湿,就干脆脱下衬衫垫着报纸背上,把快送报、送好报看的比自己生命还重要”[8]。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3年对北方局交通工作做出强调:“交通科任务应是担负上述关系间党内机密文件(如指示、决议、通知、报告等)的转送与党刊发行事宜”[9]94,可见党刊等发行工作对于交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也是艰难而伟大的。同时,由于敌军的碉堡连篇、千沟万壑,给党报发行与运输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3年4月组织起北岳区交通大队,将交通党政进行合并,同年6月,将党内发行、新华书店、政府交通队进行精简和整合,从而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大大提高了党刊传递的工作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日报》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下由党内交通员及时地传达到各根据地以及民众的手中,增强了敌后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密切了根据地群众与党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生动的党的意志展示与传达的过程。秘密交通员跋山涉水、夜以继日地背负着报纸穿越敌人的枪林弹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各个“飞毛腿”“铁脚板”的背后都是浸透着交通员辛勤的汗水和泪血,晋察冀党委的交通员们在送报的过程中,身负二三十斤的重量,爬越高山峻岭,那更是“山上雪花飞,山下冷飞吹;上山一身汗,下山麻袋片”[10],他们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更是传达的一种精神与组织的无形力量。晋绥边区于1942年11月将交通局与新华书店合并,行署设立交通总站,实行“交书合一”,各级交通组织在负责通信、文件传达的同时,也担负着党报与报刊的发行任务。同时《抗战日报》的发行与传递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曾多次在报纸上刊登对交通员的赞赏与表扬以及优秀模范交通员的先进实际,更为凸显了交通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面临恶劣的自然与政治环境,山西党内交通员始终坚持“人与报纸、文件共存亡”的理念,并内化为其神圣的职责信念,虽然经常处于敌军的扫荡、封锁中,甚至面临天寒地冻、瓢泼大雨,都能够及时地将报纸送到各县站及老百姓手中。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信息、报纸的传递不仅仅是最新抗战消息、党的政策的传达,更是一种信心、理念、力量的传播与党抗战必胜的决心和意志,也饱含着老百姓对党的信任、支持及对抗战负面情绪的扭转和化解。

(二)输送重要物资

1. 输送粮食、布匹、军火等物资

在山西抗战中,党内交通员不仅负责传递文件、信息,而且更多的物资也是需要通过秘密交通线运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之前,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与延安的交通联系正是由太行区经过太岳区、晋豫区,再经过河南渑池、八路军兵站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通往延安的。因此,为了缓解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革命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地陆续向延安运输各种物资,包括粮食、布匹、食盐、黄金等,而山西作为通往延安的重要“窗口”,更是物资输送的重要“血脉”通道。太行抗日根据地作为晋冀鲁豫边区的腹心之地、山西敌后抗战的重要基地,与其他根据地的联系也极为密切,物资运输的种类与频率较为频繁。据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入太行根据地的粮食高达50万公斤以上、布匹达15万丈,运输食盐最多的一次有牲口230多头。同时太行根据地作为当时重要的军火等军用物资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往冀鲁豫根据地以及党中央延安的。在抗战环境下这些物资很大程度上都是敌军禁运和严查的,这无疑给运输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危险,然而交通员紧密联系群众,创造出许多有效、可靠的方法来克服困难,躲避日军的追查,如通过化妆伪装成合格的商人、病人以及利用敌伪的“秘密关系”来巧妙地通过秘密交通线,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来完成秘密运送的艰难重任。为了完成任务,交通员时刻做着牺牲的心理准备,为顺利完成党的交通任务做出了无私奉献,把党的崇高事业和自己的坚强理想信念紧密地联系、融合在了一起,不仅深深地镌刻到了每个交通员心中,也铺在了老百姓心里。

2. 运送黄金等贵重物品

贵重物品也是秘密护送的重要物资,如太行抗日根据地曾在一300多户人口的村里搜查出来的一批“扫雪大衣”、水濑大衣、狐皮大衣,正是通过太行区党委交通员护送到太谷交通站,最后转送到延安。作为抗战下的硬通货“黄金”同样也是秘密护送的重要战略资源,胶东抗日根据地作为黄金的重要生产与集结地,在抗日战争时期陆续向延安运送了约15万两黄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共的财政紧张状况,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西作为运金过程中的重要通道,是运送黄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和宝贵通路。在1944年一天夜里,以“孙大个”为队长的一支26人运金小分队在进入山西汾河雁鸣渡时,遇上了巡逻日军,在紧急情况下分为两组,一组强游汾河运金延安,另一组狙击敌人争取时间,在这种紧张情况下交通员们顺利把黄金如数背负到了延安,而20位交通员的生命却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一刻。交通员誓死护卫密送黄金,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也是用自己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物资的运输不仅仅是各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山西各地党组织与党中央密切联系和交往的重要媒介。在这过程中中共山西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更像是一条条“丝线”把革命发展的营养输送到各地,带去了物质与精神支持,也带来了革命胜利的希望。

(三)安全护送过境人员

1. 护送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等高级领导干部

在日军的包围与封锁之下,山西各根据地之间的交流与人员流动受到了严重的阻塞,同时延安革命发展过程中对于党政人员流动的需要也愈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护送过境人员成为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中共领导干部因为革命的需要经常往返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延安,因此,穿越敌人的严密封锁、顺利通过秘密交通线成为党内交通员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同时也需要保证过路人员的安全和照顾其食宿等日常生活。1942年,刘少奇应中共中央的要求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于9月20日抵达太行根据地,在党内交通员的带领下经过沁源、平遥、介休秘密交通站、穿越同蒲铁路和汾河渡口,最后在晋绥八分区交通员的接应下过黄河到达延安。这一过程中虽然充满着很多的艰险与困难,但在交通员的相互配合与刘少奇的信任支持下,历时九个月终于在党内交通员的协助下安全返回延安开展相关的整风事宜。1943年彭德怀、刘伯承经路山西也是在太行二分区和晋绥八分区交通员的护送、带领下,穿越同蒲铁路,过晋绥西渡黄河到达延安的。在护送过程中,过路干部要由当地交通队和党组织全权负责,同时要对自己的身份严格保密、听从随从党内交通员的指挥。据统计,1942年10月至1945年底,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党内交通的渠道共护送了干部2850余人,其中第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主要党政干部800多人。[11]404护送干部的任务对于党内交通员来说既是神圣光荣的,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护送过程中不仅要探察敌情、摸清前行道路,也要照顾干部的食宿问题,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领导干部的护送与过路都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培训教育、重大历史事件所相关的,党内交通员能否安全地完成护送任务,又会对这些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山西各根据地之间以及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间的干部流动、工作检查、学习等活动都离不开山西党内交通员的引导和星罗棋布的秘密交通线的开辟,这样不仅为路经过往干部提供了可靠的通道,也保证了各级党组织的正常运行、发展,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共党政的发展提供了隐蔽而雄厚的基础和路径。

2. 护送抗大总校学员、国际友人等群体

在护送人员中除了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山西党内交通员还护送了抗大总校学员、国际友人、伤残军人、干部家属等群体。1943年在太行二分区交通员和晋绥根据地交通员的护送带领下,曾成功护送300多名抗大总校学员赴延安,惊险地在敌人预前封锁下抵达目的地。1944年4月国际友人、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夫妇由晋察冀到往晋绥根据地需要穿越日军的三条封锁线,在以“李队长”为首的交通员的护送下穿雁门关、过同蒲铁路,最后到达晋绥根据地,与吕正操将军会面。[12]92在护送过程中,武装交通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路途中有时候会遇到日军的强硬抵抗和扫荡,且在护送伤残军人及家属时会因数量大而引起对方的注意,必要时候要进行战斗以及做好牺牲的准备。因此党内交通员在护送过路人员时什么都要干,不仅仅是交通员,更是战斗员、指挥员、伙夫、勘查员。在山西这一条条人员输送的“血脉”通道上,无数交通员克服残酷的外部环境和自身艰苦的生活条件无怨无悔地完成党所交代的光荣任务,“神出鬼没”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为山西与各地的革命斗争传输了革命力量,疏通了抗日力量流动的“经络”和“血管”。

结语

中共山西党内交通工作是在战争的严酷环境下进行的,它就像是一条无形的链条把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延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维持根据地的生存与稳定、密切联系上下级、保证人员和物资的流动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山西党内交通员在巨大的风险和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勇敢、机智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千方百计地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不畏风雨、不怕牺牲,为争取抗战胜利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党组织的“血脉”和“神经”,山西党内交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传递文件、输送人员和物资,把抗战必胜的理念散播到广大民众心中,为抗战的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