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群 马小金 陈勇 黄相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承担了共同富裕探路先行的重大使命，杭州必须扛起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头雁担当。当前，杭州已迈入超大城市行列，迫切需要以低收入群体发展为切口，加快形成超大城市推进共同富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情况和帮扶现状

低收入群体是指，因受意外事故影响，或由于重大疾病，短时间消耗大量刚性支出，造成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困难人口（家庭）。目前，全国各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划分，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中，分为“低保、低边、特困”三类群体。目前，全市低收入群体总数基本维持在12万人左右，全市低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比重的0.98%。从群体结构看，“低保”“低边”“特困”分别占低收入人群的75.45%、21.93%和2.62%。从年龄分布看，“一老一小”趋势较为明显，老年人口（60周岁以上）占“低保”“低边”“特困”的比例分别为45.32%、45.05%和94.95%，未成年人占低收入人群的比重为55.72%。

当前杭州帮扶政策体系弹性不足，缺乏健全的部门协同机制，一方面存在认定范围过窄的问题，救助体系中没有将部分低收入群体纳入，另一方面存在动态退出机制不完善问题，“进口”与“出口”迫切需要统筹起来。同时，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项目分散在多个部门，如人社系统、民政系统、住保房管系统，总量高达二三十多项，由此引发一系列诸如认定多头化、政策碎片化等问题，部门数据还未实现高效共享。

现行的帮扶政策主要体现在经济救助方面，社会融入比较匮乏。根据低收入群体的救助情况来看，帮扶救助主要集中在教育、就业、生存和安全等方面，大部分服务的核心在于基本生活，其他需求很难满足，比如社会参与、心理健康和能力提升等。除此之外，大部分服务的主要提供形式是货币，比如免费、减免等，现金型救助方式占主体，服务内容不够全面。

申报认定维度也不够完善，需要完善全面评价体系。根据低收入群体申报认定情况来看，现有的标准比较单一，不能反映困难程度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认定过程中，主要参考最低生活保障金，并没有通过其他相关机构及时核查，比如社会保险机构、金融机构或证券机构等，在判断家庭经济状况时，重点参考其日常消费以及生活形态等。

“沉默的少数”仍难以识别，救助预警体系有待完善。近几年，杭州民生保障政策体系越来越健全，但是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依然有许多群体对政策不了解、不知道，不方便或不愿意表达诉求而享受不到政策红利，成为“沉默的少数”。

三次分配政策也有待优化，社会参与度整体偏低。几乎不存在非资金和非遗物的捐赠渠道，比如专利技术捐赠、股权捐赠和民企知识产权捐赠等。不仅如此，也缺乏系统性的慈善公益事业一揽子政策，对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企业以及积极进行社会捐赠的企业而言，没有建立完善的政策保障制度，共富领域捐赠税前扣除政策等创新实践有待进一步深化。

▲ 淳安县金峰乡中华蜂保种基地负责人给瑶山乡低收入农户发放2024 年蜂种

帮助低收入群体更全面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构建低收入群体衡量、评价、预警体系。一是统筹考虑“谋生困难、发展能力困难、社会融入困难”三大新维度，针对低收入群体衡量标准，建议在传统分类体系基础上，新增三类维度，使认定标准更加立体。“谋生困难”是指对于低收入人群进行识别的过程中，重点参考谋求生存基本需求；“发展能力困难”是指基本生存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发展潜力相对较大，发展意愿也比较强烈，但是由于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收入水平低下；“社会融入困难”是指之前政策并不涉及的，如刑满释放人员等边缘性群体。二是制定实时评价反馈机制，以上述衡量标准为参考，对各维度人群进行细分，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并以前端工作着手对评价指标体系相关意见进行收集和梳理，将其及时反馈到后端体系。顶层设计部门接收到反馈后，参考被帮扶人的实际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指标进行修改和完善，不断健全指标评价体系，使评价效能更突出。三是面向低收入群体建立数字化平台，对相关群体展开智能化识别和预警，在注重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并在系统之中录入相关群体的数据资料，研发出更高效的预警算法，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和完善，实现即将步入低收入群体行列的群体预警，为后续帮扶打好基础。对需特殊监控照料的重点困难人群，应用万物互联方式查看生活状态，做好及时救助与帮扶。

构建更全面的低收入群体帮扶政策体系。一是促进施策要素供给的精细化，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要都得到精准匹配。对不同困难群体的需求展开深入分析，真正了解其需求之后，提供对应的要素供给，如精神关怀、知识传授、技术培训等。同时，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困境需求展开深入探究，使需求分析更加细化，保证相关群体得到针对性的帮扶。二是进一步提高人群识别广度，使政策的覆盖范围更大。面向广大困难人群，需要完善识别评价体系，使识别范围得以扩大，并在其中纳入新兴低收入群体以及没有引起高度关注的边缘困难群体，尽量做到不遗漏。三是优化政策反馈评价制度，积极落实国家、省层面相关政策和要求，加快健全反馈评价机制，积极参考专家、被施策人群等相关群体的意见。

拓展低收入群体就业长效增收渠道。一是通过持续性优化帮扶政策，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帮助，保障其就业创业。加强对企业的鼓励和引导，支持企业吸纳就业，尤其是需要适当地倾向低收入群体，建立低收入群体用工社会保险费补贴机制。支持开展灵活就业，对低收入群体实现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保补贴。强化就业困难人群自主创业引导，保证一次性创业补贴得以落实，努力实现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二是不断降低就业成本，保障更多的低收入群体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益。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在计算家庭收入的过程中，如低保、低边、特困对象首次就业，低保家庭残疾人初次就业等，给予一定期限的收入豁免时间。三是健全落实就业“渐退”机制，对已就业且不再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家庭，给予一年过渡期，过渡期后实施收入减免，确保稳定脱贫后再退出救助，以降低返贫风险，激发低收入群众再就业动力。

拓宽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救助帮扶的渠道。一是进一步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完善民企参与慈善公益的激励机制，加快研究制定《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实施意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税前扣税比例，并按需求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发挥引导带动作用，加强对民企的鼓励和支持，引导企业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实行社会捐赠，并促进慈善信托试点工作的开展。二是加强对参与救助主体社会力量的培育，凡是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的社会力量，加强专业指导培训，使社会救助过程更规范、效果更好。对符合条件和要求的民营企业提供支持和保障，鼓励其建立基金会，对新型公益模式加大扶持力度，如公益拍卖、公益创投和社区微创投等，使得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渠道更加丰富多样。三是促进社会购买救助服务模式的发展，设置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清单，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如委托、采购或承包等，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承担社会救助服务，使得全市社会救助服务质量上升且效率更高，精准高效、规范有序地参与到社会大救助工作中来，更好地满足低收入群体个性化、多样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