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延旭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周易·系辞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1］610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居处环境改善的步伐从未停止，除居住地点、建筑规模、空间格局的调整外，绿化美观也是重要方面。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现象极为盛行，对于隋唐及后世民居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民居绿化的流行，与时人的信仰观念、林业技术、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 因此，研究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的类型、原因及影响等相关问题，对于深入了解此时的建筑史、思想史、技术史与社会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 关于古代绿化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城市绿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马军山《中国古代城市绿化概况及手法初探》、司艳宇《浅析北宋东京城绿化成就与特色》、祁昭《扬州历史城市绿化与格局》等，或从宏观层面对古代城市绿化的发展状况进行系统阐述，或立足特定时期、特定城市，从微观层面对其绿化问题展开论述， 而针对北朝时期民居绿化问题尚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的基本类型、 绿化流行的主要原因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 以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民居绿化的基本类型

关于“民居“一词的定义，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陆锡兴《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建筑》将其定义为“平民居住之所，不包括王府、官邸等”[2］334，是在居住群体的层面对民居进行限定，而阎瑛《传统民居艺术》指出民居包括“民宅、聚落及周围环境（村镇、街坊、里巷）、桥、亭牌坊、寺庙、祠堂、陵墓、塔和店铺等”[3］1，则是对民居空间范围的划分。 综合诸说，本文所述民居可以概括为民众所居，包含住宅以及由其延伸的居住环境的特定空间。因此，依据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的地点、 形式以及栽植树种的差异，可具体划分为庭院绿化、园林绿化、公共绿化等基本类型。

（一）庭院绿化

传统民居大体可以划分为院落式、 楼居式和穴居式三类，其中，院落式民居兴起于秦汉，是古代最为常见的民居形态，在“汉民族聚集的地区以及汉文化交流密切的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中比较发达的部分地区、 与汉民族混杂而居的少数民族地区， 都普遍采用院落式民居”[4］4。北魏道武帝立国之初，即颁行“分土定居，不听迁徙”[5］1812诏令，鲜卑部民开始定居生活，一改逐水草而居的流徙状态，及至孝文帝时期，积极实行汉化改革，除政治经济制度外，衣服、饮食，爰及居室等亦效仿汉人之法，自此，院落式民居成为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形态。

庭院作为院落式民居的主体， 其内部绿化也成为民居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所谓“庭树”，早在汉代便有“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6］20之语，可知庭树栽植的传统由来已久， 北朝时期关于此类树木栽植的记载屡见不鲜。 《魏书·崔光附崔鸿传》载：“（延昌）四年，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5］1502，《北齐书·方伎传》亦载“武卫奚永洛与子信对坐，有鹊鸣于庭树”[7］680，可见庭院绿化较为盛行。 具体而言，此时庭院内部树木的栽植，主要分布区域为庭前与屋舍周围。

北朝时期，庭前所植树木有桐、梨、槐等。 据《齐民要术》所载，青桐“明年三月中，移植于厅斋之前，华净妍雅，极为可爱”[8］356，即桐树在幼龄期移植到庭前，造型雅致可爱。 梨树“园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 旁枝，树下易收；中心，上耸不妨。”[8］288梨树嫁接庭前时，应选择中心枝条，以利其挺拔高耸， 可见外形和高度是庭前绿化树种选择的主要标准，因此，其他树形优美、姿态挺拔的树木也常见于庭前，庾信所言“槐庭垂绿穗，莲浦落红衣”[9］200，槐树亦为庭前绿化树种。 相较而言，屋舍周围所植树木则较为整齐一致，正如《齐民要术》引《杂五行书》所载：“舍南种枣九株”[8］264，“舍东 种 白 杨、 茱 萸 三 根”[8］312，“舍 西 种 梓 楸 各 五根”[8］354，对于屋舍南、东、西三个方位所宜植树木及数量均有详细记载， 看似刻板， 然而成书于当时，且以“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8］18著称的《齐民要术》，其中关于民居绿化的相关记述当较为可信。

（二）园林绿化

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社会物质财富增加、隐逸文化发展、渴望亲近自然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私家园林大量出现，史载其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 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10］206此种竞奢之风逐渐在社会蔓延开来，渐及汉族官僚、富商乃至平民，也多热衷于住宅内外修筑私园，且均在植物景观的布置上颇为留意， 如京兆人杜子休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10］89，夏侯道迁之园“殖列蔬果”[5］158。 因此，园林绿化亦为民居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园内林木栽植与园篱构置。

北朝时期，园林内部所植树木品种繁多，涵盖了果木、乔木、竹等诸多类型。 果木是园林之中最为常见的植物，庾信小园之中“梨桃百余树”[9］22，及至收获“枣酸梨酢，桃榹李薁”[9］25，可见其间果木之丰。除果木外，庾信之园亦有“榆柳三两行”[9］22，不惟如此，通过“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9］22的描述，足见小园之中的植物绿化俨然已经超越建筑，成为其中最为显著的景观。 此外，桐、竹等亦多见于园林之中，即所谓“旧竹侵行径，新桐亦几围。 ”[9］189与此同时，园林绿化植物的栽种方位也相对固定，例如榆“种者，宜于园地北畔”[8］338，竹“于园内东北角种之”[8］359，这种绿化布局与植物的自然习性密切相关，“榆性扇地， 其阴下五谷不植”[8］338，因而将其栽植于园林北侧，“竹性爱向西南引，故于园东北角种之”[8］359，如此布局，则“数岁之后，自当满园。 ”[8］359利用竹的自然习性，达到事半功倍的园林绿化效果。

除此之外， 园篱也是北朝时期园林绿化一道独特的风景。《释名》：“篱，离也，以柴竹作之，疏离离也。 ”[11］403藩篱最初当为柴竹制作、用于分隔的屏障，《诗经》有“折柳樊圃”之语，柳树亦可为园圃藩篱。北朝时期“园”“篱”始合二为一，“园篱”一词最早便出现于《齐民要术》之中，并将其置于“栽树”一卷之首，可见当时对于园篱的重视以及其与园林绿化的关系。北朝时期，柳树依然是重要的园篱树种，制作方法较为简单，“种柳作之者，一尺一树，初即斜插，插时即编”[8］254。 此外，酸枣树亦被用于制作园篱，“秋上酸枣熟时， 收， 于垄中穊种之。……至明年春，剶去横枝，剶必留距。……剶讫，即编为巴篱。 ”[8］254对于构置园篱所植酸枣树的播种时间、 株距以及编织方法等都有详细的规定，除单一树种的园篱外，此时还出现了榆、柳共同编织而成的园篱，“如其栽榆，与柳斜植，高共人等，然后编之”[8］254，可见当时园篱制作工艺的进步，至于树种的选择，多“具有枝叶繁茂、耐修剪、适于在密植条件下生长、 容易繁殖、 耐移植等特点。 ”[12］

（三）公共绿化

公共绿化即居住区内由住宅延伸而来，“供平民百姓活动的区域，包括城中街道、居住区的户外场地、广场等，也包括可供百姓自由出入寺院”[13］等空间的绿化。 北魏宣武帝“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5］194，里坊成为城市民众居住和生活的主要空间， 也是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间除庭院、园林外，亦包括道路与寺院等民众自由出入的空间，因此，北朝时期公共绿化主要包括道路绿化与寺院绿化。

《国语·周语》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14］76我国行道树栽植历史悠久，周朝已注重道路绿化，后世历代承袭此制，如秦之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15］2328此后，道路绿化由官修驰道渐及城市内部民居区域的道路，史载前秦时期“长安大街，夹树杨槐。”[16］2895北朝时期居住区内道路绿化亦十分盛行，以北魏洛阳为例，永宁寺之“四门外，树以青槐”[10］4，义井里北门外亦“有桑树数株，枝条繁茂”[10］52，永和里内“楸槐荫途，桐杨夹植”[10］60，受其影响，迁居北魏的少数民族和南朝民众，其所居之处也多重视绿化，如洛阳之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其间“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列，阊阖填列，青槐荫途，绿树垂庭。 ”[10］161里坊之内当是一片绿植繁茂、生机盎然的景象，道路绿化树种多选用桑、槐、楸、桐、杨等高大的乔木。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 寺院作为信徒礼佛的重要场所，其营造也迎来兴盛期，史载此时仅洛阳城内“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10］349，且多建于里坊之中，如建阳里内“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 ”[10］78寺院成为里坊在空间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故而其间绿化亦为民居绿化的重要形式。 “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披庭”[10］201，绿植繁茂之景可以想见。果木是寺院绿化最为常见的树种，史载此时“京师寺皆种杂果”[10］158，且其间不乏珍稀品种，报德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 有大谷含消梨，重十斤，从树着地，尽化为水。 ”[10］146白马寺“柰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 柰林实重七斤，葡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京师。 ”[10］196除此之外，寺院亦多栽植挺拔高大松、竹等，正始寺“众僧房前，高林对牖，青松绿柽，连枝交映。 ”[10］99景明寺“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 ”[10］132宝光寺“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 ”[10］199足见寺院绿化极为普遍，植物景观引人注目。

北朝时期，不仅城市之中民居绿化盛行，即便是远离城市的村落，亦重视民居的绿化，多有树木栽植。 庾信《望野》诗中有载“有城仍旧县，无树即新村”[9］285，可知此时村落周围有无树木栽植成为辨识其新旧与否的重要标志， 足以佐证北朝时期村落绿化的盛行。

二、民居绿化流行的原因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北朝时期民居之庭院、园林及公共空间的绿化现象极为盛行， 除民居绿化可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外，究其原因，还缘于以下因素的推动作用。

（一）国家政令

《孟子·梁惠王上》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17］5可知宅地栽植经济林木的传统由来已久，鉴于宅地植树的经济效益，历代帝王多以政令推进其实施，《汉书·食货志下》 载：“《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15］1180并且对宅地无树者施以经济处罚。 汉文帝时“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15］124，景帝亦颁发诏令，“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15］152，由于此时“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15］1120，故而树木栽植多分布于农田之外，民居周围即主要区域之一。基于此种施政的理念，民居树木繁盛与否也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孔子称赞子路，其三善之一即“入其邑，墙屋完固， 树木甚茂”[18］， 西汉颍川太守黄霸也因“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15］3629，得以列位循吏。宅地树木的栽植，最初虽缘于经济层面的考量，但客观上也起到绿化居住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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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立国， 拓跋鲜卑作为草原部族，“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5］1，其生存和发展本就与森林草原环境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上自君王，下迄民众，习于地域辽阔、水草丰美的居住环境，十分注重绿化，并且，伴随势力深入中原地区，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纷纷效仿中原王朝，重视农桑生产，因此，北朝帝王也多有保护树木的诏令颁行，《魏书·道武帝纪》载：“兵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5］28，周武帝时亦诏“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 ”[19］93此类诏令对于民居绿化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不惟如此，鼓励植树的诏令亦屡见不鲜，如周文帝时“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19］538，提倡和推广行道树栽植。国家政令的颁布与实施，成为此时民居绿化盛行重要的外在动力。

（二）林业技术

民居绿化的盛行也与林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北朝时期，农业技术集大成之作——《齐民要术》纂辑而成，计十卷，九十二篇，其中第四卷和第五卷主要阐述此时的林业技术， 占据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可见其时对于林业生产的重视，通过相关记载可一窥此时林业技术的发展全貌。

北朝时期，林业技术主要涵盖了树木的繁殖、抚育、副产品加工，以及气候灾害和生物灾害的预防技术等。 这一时期，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 能够依据树木的自然习性和繁殖方式的特点， 确定树木繁殖过程中具体采用有性方式，抑或扦插、嫁接、压条、分株等无性方式，借助于最适宜的繁殖方式，加之树木移栽时机、地点、密度等逐渐科学化，此时树木的繁殖效率和幼苗成活率得以极大地提高。 此外，树木的增产、延寿技术也取得了进步，“侯大蚕入簇， 以杖击其枝间，振去狂花，不打，花繁，不实不成”[8］263，首创了人工疏花技术，以此提高果树产量。 同时，针对北朝时期气候寒冷的特点， 为减少霜冻害对树木的破坏，创造性地发明了“熏烟法”，即“常预于园中，往往贮恶草生粪。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禿，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8］257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既保证了树木的成活率， 同时也提高了林副产品的产量， 为民居绿化的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

（三）传统观念

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的盛行也与时人的传统居住观念存在关联。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的传统居住观念对于民居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对“植树方法也非常讲究，于种植密度、高度、方位和树种的选择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20］前文所述北朝时期对于屋舍东、南、西三面适宜栽植的树木品种及数量的详细规定， 恰恰体现了时人在绿化布局方面所受传统居住观念的影响。 依据《齐民要术》所引《杂五行书》的记载，舍东栽植三根白杨和茱萸，可以“增年益寿，除患害也”[8］312，舍南栽植九株枣树，能够“辟县官，宜蚕桑”[8］264，舍西栽植梓树和楸树各五根，则起到“子孙孝顺，口舌消灭”[8］354的效果。此外，《齐民要术》又引《术》所载：“北方种榆九根，宜蚕桑，田谷好”[8］342，此时屋舍周围栽植树木的品种和数量与个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兴旺以及农桑收成紧密联系起来， 时人的传统居住观念中， 合理的民居绿化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殊功用，所以说，传统居住观念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居绿化的实施和规范。

三、民居绿化的积极影响

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的盛行对于时人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民居绿化不仅改善了时人的生活环境，同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一）生活环境的改善

北朝时期庭院和园林绿化对于改善时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前文所述，此时桐、槐等树形优美、姿态挺拔的树木栽植于庭前，屋舍周围环以桑、梓、楸等高大的乔木，园林之中遍栽果木、乔木、竹等绿植，构成了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之由树木编织而成的绿篱，“共相蹙迫，交柯错叶，特似房笼。既图龙蛇之形，复写鸟兽之状，缘势嵚崎，其貌非一”[8］254，形态优美且富于变化，“非直奸人愆笑而回，狐狼亦自息望而徊。行人见者，莫不嗟叹，不觉白日西移，遂忘前途尚远，盘桓瞻瞩，久而不能去。”[8］254兼具隔离保卫和艺术观赏的双重价值， 成为一道独特、 靓丽的风景， 这些客观上都起到绿化和美化居住环境的作用， 展现出一幅充满生机活力且生活气息浓郁的场景。

与之相应， 寺院绿化也为时人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此时的佛寺日常或定期对公众开放，其“开放性兼顾园林公共性的功能”[21］，寺院成为时人礼佛和休闲的主要场所， 丰富的植物景观是吸引游人的因素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一系列的文学创作活动， 欣赏寺院美景之余进行创作以抒发情感，如宝光寺，“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 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 ”[10］200凝圆寺，“竹柏成林，实是净行息心之所也。 王公卿士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 ”[10］249足见寺院绿化对于时人休闲娱乐活动的影响。

（二）物质生活的丰富

民居绿化对于时人物质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林副产品不仅可以充当代粮食物，同时，也为制作各类生活用具提供了基本原料。 《管子·权修》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22］14可见栽植树木的经济效益远超粮食作物。 北朝时期气候寒冷，水、旱、霜、雪、冻等气候灾害频繁爆发，加之与南朝政权及北方民族战争连绵，农业生产遭受打击，粮食作物产量极不稳定，饥馑荐臻。 相较于粮食作物，树木对于土壤和灾害的适应性更强，如枣树，“其阜劳之地， 不任耕稼者， 历落种枣则任矣”[8］263，榆树，“唯须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犁、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8］342用力少而收效大，树木成为“五谷”之外重要的栽植对象，林副产品也由此成为粮食的重要补充。 前文所述庭院、园林及道路所植桑树， 不仅具备美化生活环境的功能，同时，桑叶可以饲蚕，桑葚“凶年粟少，可以当食”[8］318，至 于 民 居 所 植 的 果 木，果 实 亦 可 成为灾年助粮之物， 如杏实 “可赈贫穷， 救饥馑”[8］282，其间部分珍稀品种，如白马寺之柰实、葡萄，“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 ”[10］196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时人的饮食生活。

民居绿化也为时人制作各类生活用具提供了基本的原料，小自杯、盘、碗、盏，以及各类家具、乐器，大到房屋、车辆、棺椁，其制作均离不开木制原料。 以园林所植榆树为例，“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8］342，即成年后枝干砍伐可用于制作各类生活器皿。又如楸树，“十年后，一树千钱，柴在外。 车板、盘合、乐器，所在任用。 以为棺材，胜於柏松。”[8］354除用作燃料外，亦可用于制作各类器具，兼具实用价值与经济价值。再如园篱所植各类树木，“数年成长，若值巧人，随便采用，则无事不成，尤宜作机”[8］254，同样也可作为器具用木。正如《齐民要术》所载“凡为家具者，前件木，皆所宜种。”[8］358足见树木在时人物质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民居绿化则是木料重要来源之一。

北朝时期民居绿化的盛行， 对后世民居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及至隋唐时期，沿袭北朝传统， 帝王颁发诏令鼓励绿化， 玄宗诏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23］1346，代宗亦诏“种城内六街树”[24］125， 直接推动了民居区域的道路绿化，同时更是将树木保护写入律法之中，《唐律疏议·杂律》载：“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 ”[25］440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唐人多热衷于民居绿化，这在其时的诗作中多有体现，如白居易“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杜甫“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等正是唐人民居绿化盛行的真实写照。 北朝与隋唐时期民居绿化的盛行， 恰可佐证陈寅恪先生关于隋唐制度渊源之（北）魏、（北）齐一源之论断，“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摩仿采用， 传至北齐成一大集结者是也。 ”[26］4

综上所述，北朝时期民居绿化极为盛行，树木栽植遍及庭院、园林及公共空间等区域，展现了一幅生机勃勃且富于生活气息的图景。 此时民居绿化的盛行， 离不开国家政令的颁行与林业技术的支持，同时，传统的建筑观念亦有鼓励栽植树木的元素，也对民居绿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朝时期民居绿化，不仅改善了时人居住、出行以及休闲娱乐等生活环境， 而且林副产品也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为各类器物的制作提供了基本的原料。北朝时期民居绿化对后世民居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及至隋唐，民居绿化亦普遍流行，树木保护和栽植被写入诏令与律法之中。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发展理念，村容整洁作为最为外在的展现形式， 如何树立和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良好的整体形象，除道路建设及房屋改造外，传统民居的绿化配置或可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