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紫懿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十八大以来， 我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期，站在新历史方位下，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阻力。 列宁在革命时期发表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 》），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民主政治的理论， 为解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面临的一些困境提供了借鉴的可能，也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指引了方向。

一、思路与进路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局势的发展难以预料。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民主政治的发展一直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主导。 到今天， 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开始暴露弊端，决策的效率低下、政党乱斗等矛盾凸显。 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却愈发明显，无论是在人民民主权益的保护、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还是在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等方面都显示出了独特的优越性。 我国生产力总值持续上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中国也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大局和历史的交汇处， 中国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卓越贡献，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就需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探寻， 把握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 给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完善提供基本遵循。

列宁的《怎么办？ 》写成于1902 年2 月，当时世界局势发生动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产生各种矛盾，在俄国社会得到了集中体现。列宁作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 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并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强调了理论斗争的重要性，对当时的俄国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今天，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 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同样遇到了迫切问题，亟需解决。通过回顾一百多年前的列宁的“怎么办”，在看到当今中国的“怎么办”，探索之间的逻辑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历史中的“怎么办”：民主政治思想的发生路径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有其发展轨迹的。 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西方城邦时期“共和”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与平等”，近代马恩民主思想的出现又进一步丰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内涵。

（一）早期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登场

“民主”一词最初源自于古希腊的“demokratia”，从其构成上看，主要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治理“krators”两词构成，即“人民权力”，表达的是“人民行使权力”“人民进行社会治理”[1］。 在西方的城邦中，古罗马和雅典提出了“共和”的思想，在有限的地域和民众中进行了有限的“民主”实践。

民主的概念不止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原始的民主，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强调自由、平等、人的价值，是西方经典的民主政治思想，对之后社会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代表性的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洛克认为所有人在自然状态之下都是平等独立的，任何人“生命、自由或财产”都不容他人的侵犯， 同时也提出应该对政府权力实行监督和制衡，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需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以免权力的滥用， 并且国家权力不可集中于君主一个人， 应由不同部门掌管。 孟德斯鸠在洛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法律的功能，法律的监督对自由也同样适用，“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卢梭则提出了更加彻底的民主政治理论，在《论人类不平等》中探讨了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自然状态下人的三种特质：自由、平等和独立， 以及人类社会如何从自然状态发展到不平等状态的，《社会契约论》 中则提出了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和“人民主权”的理想，他的理论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达到了顶端。

19 世纪及20 世纪初， 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讨论的中心发生了转移， 世界资本主义繁荣发展并且进入帝国主义时期。 西方出现了一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韦伯、熊彼特为主要代表，提出精英民主思想，政治活动的组织需要政治精英来完成，普通民众只能是对领袖作出选择。黑格尔则用哲学的思辨来揭示国家的本质， 首次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分开来。此外，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民主化理论也有进一步发展。

（二）近代马恩民主政治思想的加入

从原始民主思想到近代民主思想， 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 其发展路径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出现是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扬弃的过程， 在吸收了其中精华部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超越。

一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批判继承， 揭示了黑格尔的学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 但肯定了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区分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同样也会反过来制约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国家起源的基础，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在巴黎公社中， 各种国家机构的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应该归还给社会，只有让人民真正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 才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有序发展[2］。 公社将旧的国家机构打破，然后通过普选制、代表制、人民监督等方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 实现了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政治国家在向市民社会复归的过程中，国家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市民社会， 国家应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 国家在这之中发挥的并不是统治职能，更多的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管理职能，政治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市民社会。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家是在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构建的基础就是社会成员交付给社会所形成的公共权力， 利用公共权力来构建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体系。所以说，社会可以脱离国家这种形式而存在，国家的构建却离不开社会。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了统治阶级手中， 统治阶级只有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才能实现民主，才能将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 使国家意志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公意。

二是马克思明确民主的实现路径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1840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就提出任意阶级想要获得统治的权力，都必须先掌握政权，消灭原有的国家机器和统治形式。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3］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期， 这个过渡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阶级统治，需要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采取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多次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统治，民主和专政是不可分割的，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资产阶级政权通过代议制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也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共同处理社会事务的一种手段[4］。 无产阶级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解放，需要将资产阶级统治推翻，实行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通过在对传统民主思想的扬弃的基础上， 进一步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和民主的实现途径， 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民主和专政相统一的观点。

三是马克思强调民主的表现形式为人民民主。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 提出必须坚持人民民主， 现实的国家表面是维护人民权益的， 但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虚伪性。 只有建立真正的保障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 才能实现人的政治性，需要抛弃以前的国家的构建形式。马克思认为如果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没能反应人民的呼声，人民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这个统治，建立反应人民意志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巴黎公社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公社将权力从压迫人民的阶级中收回， 所有的权力归还给了普通民众， 实际上是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人民通过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体现了人民民主， 巴黎公社是人民的政府。 生产资料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联合会来进行支配，使劳动阶级获得了解放，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在政治上人民群众获得了选举权，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 人民拥有了监督权、罢免权，并且还设立相关措施，有效防治公职人员滥用公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和其他无产阶级的运动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当时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所以也会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此后，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变为现实，根据俄国当时特殊的国情，领导苏维埃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进一步丰富了民主政治思想。

三、列宁的“怎么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初次实践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俄国集中体现， 列宁作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 领导了布什维克党和俄国广大革命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 不仅对于巩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的探索：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

十月革命后， 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起来， 列宁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 列宁深受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直接民主制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让全体人民都能够行使权力， 都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 十月之前，列宁就曾提出“2000 万人组成国家机构”的概念，他认为管理工作经过资本主义已经被简化了，所有的人都能胜任，所以，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就开始实行直接民主制，首先是强调苏维埃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 反对党越过苏维埃政权直接颁布命令；其次，人民应该参与到苏维埃各项事务的处理之中， 积极行使监督权，并且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进行管理；最后，苏维埃国家实行广泛的自治，所有机关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接受上级任命。

但是这样的民主形式， 实际上并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过于理想化，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当时俄国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政策的理解有误，不能使权力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内战的爆发，也呼吁建立权力更加集中的政治体制， 来确保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发展， 列宁开始探索由间接民主取代直接民主的道路。

间接民主是指让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直接管理制， 人民选出代表， 代表来替人民群众发表意见。 在1919 年3 月俄共（布）八大上，列宁首次提出了从直接民主制向党代表人民进行管理的间接民主制转变，“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 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 ”[5］在列宁的推进下，俄国由直接民主过渡到了间接民主，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表现： 一是由以往人民直接参与管理转变为由选举政党代表进行管理； 二是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由党组织“监督”苏维埃；三是企业不再由工人进行直接管理，国家将设置专门的机构统一对企业进行管理； 四是废除以前执行的苏维埃选举制和罢免制， 设立党的委任制； 五是由人民直接监督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转变为国家建立的检察机关监督。苏维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完成了由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的转变， 并且建立起了更加符合俄国特殊国情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

（二）民主的实现：从“铁的政权”到依法办事

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资产阶级分子不断组织活动对刚刚建立的政权造成冲击，同时，当时俄国刚刚结束革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被废除， 无产阶级的社会事务管理机构和组织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正处于无序的状态，这就使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领导群众进行建设。 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期，列宁主张建立“铁的政权”，“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 是无论对剥削者和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 ”[6］

俄共（布）八大正式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国家的绝对领导，党采取了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的举措来实现“绝对统治地位”，实现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成为国家机器的核心。 到1922 年俄共（布）十一大时，为了巩固政权，提出“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十二大后，对其他党派进行镇压，并颁发有关行政驱逐的法令，彰显了“铁的政权”的存在。 1922 年底，布尔什维克党高度集权的局面在苏俄确立下来。 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开始引发争议，对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 部分人开始指责中央的各项事务未能充分展现出“民主”。 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机关之间关系过于紧密，易出现以党代政的现象。

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开始调整政策，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受到限制， 加强社会的法制建设，以宪法为纲领来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依法办事。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推动经济建设的有序进行，列宁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新经济政策，重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完善了民法、刑法等各项基本法。由于俄国存在着轻视法律的历史因素，为确保苏维埃各项机关单位能够依法办事， 列宁向社会发出明确指示，要求根据法律管理国家，在《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中强调“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严格的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 ”此外，法律的制定需要落实，离不开监督。列宁要求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监察机关担负起监督行政工作人员依法履职的指责，来实现各个机关单位能够依法办事。列宁在进行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由建立“铁的政权“的思想发展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办事，不仅使苏维埃的民主的实现得到了保障， 同时还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三）民主的维系：从人民主人到人民公仆

十月革命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破， 建立起苏维埃的政权和政府机关。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社会局势不稳， 需要招揽一批人员进入政权和政府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协调， 由于俄国具有着较长的封建传统，民主基础薄弱，并且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农民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实际上并不能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 这样的现实情况就导致苏维埃政权在成立之初， 还吸收了部分旧政权的官吏。并且苏维埃政权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为官僚主义产生创造了可能，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就出现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苏维埃党政机关内部的官僚主义产生并开始蔓延。

官僚作风的出现， 使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主人，脱离群众，无视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严重阻碍了苏维埃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就指出了机关内部的“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过于自满，二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 三是机关人员文化水平低。列宁看来，苏维埃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已经十分严重了， 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应该组织起来同官僚主义做斗争，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提出“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 那就是这个高度重视官僚主义的危害。 ”[7］

为防止机关工作人员变为官僚， 列宁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机关内部的建设。 一是主张吸收人民群众来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取代担任各项职务旧官僚， 加强苏维埃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将政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二是精简机构，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要求公职人员严格遵循制度履职，缩减人员，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关；三是加强文化教育，提升党政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在实践中学习，提高管理水平[8］。 列宁反官僚主义的相关举措， 是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人民主人到人民公仆的转变，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苏维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民主政治必须攻破的难题。

四、中国的“怎么办”：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

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 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政治制度能否反应人民的利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政治的建设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也是当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建国以来，无论是《共同纲领》的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定，还是人民民主国家法律体系的建立，都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也经历过一些挫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不断深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学说和列宁民主政治思想的认识， 开辟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9］，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突出性成就。 要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向前向好发展中就需要处理好一些关系， 应直面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隐患和困境。

（一）民生困境：经济快速发展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失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中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民主政治建设应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导向，并不断调整适应，落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存在着阶级属性，是服务于一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做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党的领导和服从政府的管理，也有利于汇聚群众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 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行政成本增多、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官商勾结等不良作风的出现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健全息息相关。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升， 人民群众追求的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感”，相较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显然还存在着不足， 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度不高，人民群众的诉求未能得到政府的回应，人民群众未能充分行使“当家作主”权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社会阶层出现分化，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未能很难处理好“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在社会治理中一旦普遍化，就会导致群体极化的风险，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走向“极端的民主”。

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经济快速发展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主义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已经获得了高度的满足，也意味着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更高层次的民主政治体制，来满足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建设。 特别是信息技术浪潮的到来， 给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在互联网兴起后，人民群众诉求民意的范围更大、诉求的渠道更多，人民群众通过网络获得大量的实时信息， 实际上是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并且网络具有虚拟性和追究责任难等特点， 为人民群众发泄不满提供了场所，人民群众在网络上会想要突破各种限制，甚至会无视法律法规， 进行人身攻击， 发表刺激性言论。 这正是基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 不能有效利用大数据工具更精准的获取民意， 了解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 民主政治建设未能跟上经济建设的步伐，才引发了民生发展的各种忧患。

（二）制度困境：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实不到位

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立起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了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的构建， 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了保障。 但民主政治制度在执行方面面临着重重阻力。 一是政府部门以及相关领导干部的政策执行力度、深度不够。政府部门和相关的领导干部作为民主政治制度执行的主体，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选择性执行”和“相互推诿”的局面，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只严格执行符合本地区或者本部门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 对于不符合切身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执行则敷衍了事， 执行的意愿不强， 执行浮于表面，执行力度不够，相关制度未能得到落实，极大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是监督部门和纪检监察干部没有对民主政治制度执行进行追踪监督，制度的落实离不开监督， 部分监察人员在监督民主政治制度执行过程中，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监察任务的完成，不管质量；另外，有的监察人员对于相关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还不够，在监察过程中， 对于制度执行要达到的标准把握不准，执行方式、执行适用范围、执行尺度等要求认识不够，导致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实不到位。

进入新时代，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不断完善并且显示出了独特的优越性， 治理能力也不断加强， 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总体上已经进入有规可依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是对以往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超越，也是对以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继承与发展， 是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行为指南，意味着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明确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政治环节民主的统一， 要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主体的全覆盖， 必须确保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实和执行的到位， 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 也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未落实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无法有效发挥其作用的。

（三）官僚困境：形式主义作风屡禁不止

官僚主义是指领导干部脱离实际、 不顾群众利益，利用公权来标榜自己的行为和现象。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相伴而生， 两者互为表里， 互为因果，一方的产生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都是党和政府作风建设的难点问题。 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官僚主义作风的政治，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等一系列文章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批判，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也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主义。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10］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弄虚作假。在执行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召开各种浮于形式的会议，发布没有实际意义的文件，来营造出声势，并且接受采访，组织发新闻，但是对于能够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权益， 落实民主政治制度的事却没有做到位，热衷于作出形式上“成绩”，追求虚名；另一方面是作风漂浮，有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喜欢摆领导架子，认为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听不进去别的意见和建议，不接受批评监督，在民主政治的落实工作中敷衍了事，不愿意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展开交流， 营造出关心群众的假象来应对上级的检查。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考察时曾指出:“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要求“聚焦突出的问题，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11］电子形式主义是在数字政府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异化”的显现不良反应。其主要特征的表现也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具有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政府的政务平台“僵尸化”，在建立后长期属于闲置状态，没有安排专人管理，对于群众的评论不予回应， 民生的诉求得不到反馈，发布的内容也多为政府领导视察、会议、或是介绍成绩等，缺乏实用性，最终沦为了“空壳”；二是日常工作“表格化”，抗疫初期武汉地区指挥部工作人员曾反应，“我们指挥部办公室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8 个人从早填到晚”， 有些地区甚至安排了专职负责填表的人员， 耽误了抗战一线工作人员线下工作的开展， 消耗了特殊时期本就紧张的人力和物力，抗疫的效率也受到了影响。

五、“怎么办”到“这么办”：列宁民主政治思想的中国新时代显影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其民主政治思想，不仅对于俄国意义重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继续发展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面临着一些困境， 可以借鉴列宁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来建设我国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一）奠定民主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列宁认为“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 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 ”[12］他提出，苏维埃实行的民主，其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就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要汇集人民群众的力量，就需要让人民真正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这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的关键一步。 列宁同样高度重视苏维埃的政权建设， 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要加强党的建设， 始终保持先进性，明确划分了党和政府机关的职权，实行政党分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要求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引方向， 并且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党的领导应该是总揽全局的， 并不是要介入到各项细微的社会事务之中，而是把握全局，做好统领工作，制定各项大政方针，发挥好党组织的积极作用。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应对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系，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 ”[13］应确保人民参与社会政治实践权利，丰富民主的形式，拓宽民主的渠道，使公民能够有效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来，将民主政治融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民群众的意志也能得到更充分的反映， 明确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充分调动起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塑造民主框架：实现民主政治制度的系统化

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中， 一直在探索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人民监察制度，提出“需要建立由人民群众自己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14］。 制度竞争是国家之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优势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话语权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15］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要经历制度由不完善到完善、不系统到系统的过程，需要明确现阶段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的缺陷，从而对症下药，构建一个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民主政治制度应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制度在制定过程中要遵循民主的原则，应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各项规则要以保证人民的权益和激发人民的创造力为标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选择能够代表各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阶层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能够深入群众，定期地去了解人民群众真实的态度与想法， 而不是流于形式；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 人民政协在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时应精准协商，为人民群众发声，积极提出有效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吸收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 直接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保障自己的利益，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广泛、更真实。

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注重科学高效。一方面，应明确制度执行的主体， 理清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 各政府部门负责的工作要精准对接， 相互磨合，不应出现执行的空缺，构建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执行系统，为制度执行的每一环节提供保障，执行部门相互协作， 使民主政治制度的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监督机制，确保制度的落实，定期对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反馈，听取群众的意见，监督各部门工作，破除民主政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阻力。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 运行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三）奏响民主旋律：加强党政机关的作风建设

列宁对于苏维埃党政机关内部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指出“官僚主义者就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 ”[16］揭露了官僚主义的种种危害和弊端，开始精简政府机构，认真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改造各级政府机关，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党的作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提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来改进作风，指出：“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经常抓；作风建设，重在细节，必须环环抓；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17］作风问题不仅严重妨碍了各项民主政治制度落实的情况， 而且已经变成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权益。要整治党政机关的作风问题，应针对起产生的根源，并采取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 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 坚定理想信念，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自觉主动摒弃不良作风，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坚持以科学正确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各党政机关不可放松警惕， 应持之以恒。 同时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找到作风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根据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不断激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提高自身修养的潜力。

二是细化官僚主义的惩治措施。 中央出台的各种法规和文件， 已经明确了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防和打击， 在贯彻落实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过程中，各地各部门应根据当地自身情况，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 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条例； 同时， 定期对党政机关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标准的制定不应拘泥于形式，要更注重实绩， 考核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 可以采取民意调查、 能力测评等方式来考察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的履职能力。

三是完善党政机关的作风监督体系。 党政机关的作风监督需要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 不仅是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相关部门监督，同时也应加强舆论监督。建立大数据监督网络，利用大数据工具， 对社会事务的相关舆论进行收集、 分析和整理，严查党政机关的作风问题，为作风建设提供数据支撑，确保党政机关作风建设的顺利开展。在数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借助大数据工具进行作风监督将成为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手段。

六、结论与讨论

从列宁的“怎么办”到百年来的“怎么办”，列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始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向标。 列宁在带领苏维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从铁的政权到依法办事， 从人民主人到人民公仆的实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 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 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而且还昭示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