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诺亚

（荆楚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严复的“信达雅”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代表性总结，也是构建中国特色译论体系的理论基石，历代学人学者从多种角度对其阐释、解读和推演，并基于此提出新的翻译标准，因此这个“三字经”在中国译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中的“信”即忠实，指译文不仅要忠于原文的内容，而且要忠实于原文的情感、意义和风格等。该标准把“信”放在首位，说明了忠实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也被诸多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奉为圭臬， 但在理解和实践过程中， 多种因素导致不同译者的处理手法和结果出现偏差和误区。

比如，在最近一次翻译研究高峰论坛上，某著名译者在分享翻译理论与实践中举了一个汉译英例子，汉语原文是“某领导人乘车考察某地”。他认为“乘车”翻译为by car 不准确，因为根据他的多方努力查找得知该领导坐的是一辆越野车， 所以得出结论：“乘车”应该翻译为by SUV。 笔者在感佩他不辞劳苦地追根溯源的同时， 对这种译法产生了困惑。 鉴于此， 本文通过探讨和扩展中外学者对翻译忠实的理解和阐释， 提出翻译的“灵动性”概念，认为翻译的灵动性是在“信”的前提下，实现译文“达”与“雅”的有机统一体，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或者叛逆性的忠实，体现了翻译及译文的更高境界。

奈达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概念， 涉及到几条基本原则， 将功能对等归结为“最接近的自然对等”（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即注重译文与原文阅读效果的对等，或“等效原则”[1］。这个等效体现在译语读者的需要：清楚易懂、 流畅自然。 但是因为多种客观因素制约，这种“等值”或“等效”不可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国内学人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扩展，也提出了独到观点。 李正栓提出了“忠实对等”并应用在文学翻译实践中， 认为翻译工作者的任务并不是消灭文化差异， 而是应该在翻译过程中做一些变通，允许文化差异的存在，通过文化迁移达到风格再现[2］。 余承法发展了“全译”概念[3］，总结了全译的规律即“全译极似律”，提出全译的“三位一体”原则，即语用价值优先、语里意义次之、语表形式第三，认为“任何作品都包含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三个要素， 因此全译极似律的结构分为语表形似、语里意似和语值相似”。 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外学者的努力和尝试的总结，其共同点是，要实现忠实对等或极似，译者的能动性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即翻译不是老实的照搬，而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这种再创造即为翻译的灵动性，其核心要义在于：首先，它确立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其次，它明确了翻译过程不是一对一的字词对应游戏；最后，它肯定了翻译不仅是体现译者的思想和素养的过程， 更是再现译者智慧和灵动的过程，同时是在满足读者需求前提下体现译者风格的过程。

一、译者的主体地位

所谓翻译的“灵动性”， 首先是译者的能动性问题，而能动性问题首先涉及译者的地位问题。不同时期的学者对译者的身份地位、 职业性质和形象用了不同的词汇和比喻，包括“仆人”“桥梁”“摆渡人”等等褒贬不一。谭载喜在谈到译者地位时提到西方传统翻译观对译者地位的贬低，“译者被认为是隐形人，是原作的仆人”[4］。 国内译学大家对翻译标准的界定，包括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等，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译者“隐身者”的身份。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向”，许多传统翻译观念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解构。 德里达基于语言、 文化和结构几个方面的差异， 宣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绝对正确、忠实翻译原文意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要求译者如同仆人一般从属于原作者也是不公平的， 他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以忠实为第一要义的翻译观念[5］。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展的翻译功能目的论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译者不再是从属于原文之下，原作者之后，译者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权利[6］，可以加入译者个人的主观行为，包括删减和改动， 大大提升了译者的主体地位。有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实施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对原文做了“不忠”的删减和调整，但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和效果。 著名的例子就是林纾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 时把题目改为 “黑奴吁天录”，更能体现小说的宗旨和吸引读者，激发读者的同情和反抗。 袁莉提出译者在“原文-译者-译文”流程中的中枢位置，认为译者是阐释循环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体要素[7］。胡庚申把译者界定为“原语和译语的语言大师”[8］。 莫言在诺贝尔颁奖活动上发表感言时首先感谢了翻译者， 肯定了翻译工作和译者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 这些翻译理论和实践案例证明了译者的能力和素养对译文风格和品次的重要性和主体性地位。

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和普遍语法使得不同语言之间交流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 共同的语言功能基础及沟通的共同机制， 也使得语言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对语言的可译性充满了信心[9］，但是词汇形态、语法结构、语义和文化、符号的所指和能等多层面差异和障碍造成可译的限度和缺失。所谓完全的忠实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翻译活动中主客体差异和多种客观因素制约， 以及译者个人的思想、素养、学识、价值观和审美观等都会影响翻译手法的偏差， 而译者主体性和个性的发挥程度更是导致不同译者之间在翻译实践中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

二、译者的灵动性

既然完全忠实的对等不存在， 那么追求所谓“忠实”就变得机械死板。 译者的灵动性首先体现在译者的再创性劳动，赋予译文新的意义，从而达到另一种“忠实”，这就是创造性叛逆，也即翻译的灵动性。 我们从忠实原则和语义层面来分析上述译例。

首先，关于忠实的度和方向的问题。 原文中，考察走访是“乘车”，但没有提到什么车。如果非要添加细节译成by SUV， 看似忠实了原文内容，但并不是原文作者表达的意图， 也就违背了原文和原作的初心，强加的细节不仅徒劳无功，反而画蛇添足，提供了冗余不必要的信息，与“忠实”原则背道而驰。

其次，译者的理解力和常识判断力问题。根据这个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凭借常识提出这个疑问：在新闻报道中，领导考察乘什么车重要吗？除非语境强调地势崎岖、山高路远，有特别提到SUV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笔者在原文中没有看出来，原文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客观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并没有提供多余的信息。

最后，关于词语的搭配问题。 我们使用by 与交通工具搭配时， 通常为泛指的类名词， 比如bike、ship、air（plane）、bus 等，当然包括car。 退一步说，即使要用by，也一般不接具体的车类。 如果按照这位讲者的译法，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还需要分清哪个类型的车：山地车、变速车？ 从这个角度来说，与“乘车”对应的只能是by car。 如果非得经过大量查证得出by SUV，有没有这个必要先抛开不说，为了达到这个“忠实”还要通过大量查找新闻报道的图片然后得出结论翻译应该是by SUV，那这辆车是不是有点“走岔了道”？综上分析，无论从译者的常识和素养，还是按忠实原则，“乘车”翻译为by SUV 是一个败笔。

笔者认为， 翻译的灵动性还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的舍小取大， 灵活创造性处理实际上体现翻译者的智慧。 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包括跳出字面，改变原文的结构等，可以更好地挖掘原文真意[10］。因此，对于“乘车”的处理，跳出字面意义，将“车”隐于无形是不是会更好？依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选择：

1）…travelled on a rideto...

2）…travelled on a bus route to....

3）…embarked on an inspection route/tour to….

4）During an inspection tour in…,…went to…

5）…paid an inspection visit to…

6）During an inspection visit to…，…arrived at…

7）…inspected…

8）…madean inspection trip to…

9）During his inspection of…,….

10）During a visit to…,…

从语义搭配、 语体正式到译语的信息传达效果，这些译文都比by SUV 更胜一筹。 译文1）使用ride 短语，不仅正式，而且ride 一词在英语文化里经常用来代表车辆，比如一个人买了辆新车，朋友问他：This is your new ride?（这是你的新车吗？ ）在译文2）中，如果非得用SUV，可以将ona bus route中的bus 改为SUV， 即：onan SUV route to…但仍然觉得别扭，实乃多此一举。 如果放到不同语境，译者把原文的“乘车”译为by SUV，有可能造成听者或读者误以为译者（或原文）话里有话，有特别的强调， 比如暗示车辆的奢华或车辆太耗油不环保。 如果是这样，译文的忠实从何谈起？

上面10 例除了译文1）和2）之外，其他都没有提到“车”。 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种手段：

A.动词：travel,embark,inspect,visit

B.动词+名词 （更为正式）：pay a visit,make a trip

C.名词+名词：inspection visit/tour，inspection trip,bus route/ride

D.介词+名词：during a visit，during an inspection,on a ride

从以上各译文看来， 变化多样的表达方式完全可以传达出“乘车”且包括多交通方式的意义，甚至可以让“车”遁于无形。事实上，我们在中国日报网（英文版）上注意到，对习近平赴各地考察的不同时期的报道中， 多个句子的使用证明了“乘车”的“车”在英文里根本找不到。 现摘取几例（1）：

1）On the afternoon of Wednesday,Xitraveled to the Nangou Village of Gaoqiao Town，Ansai District of Yan’an City as soon as he got off the train.

2）Xi Jinping visited Anyang City，where he inspected a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base and a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3）Xi arrived at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Hongqi Canal in the City of Linzhou in Anyang, Henan Province.

4）On the afternoon of Friday，Xi made an inspection tour of the Yinxu Ruins situated on both banks of the Huanghe River in the northwest suburbs of Anyang.

5）He was making a three-day inspection trip to Yan’an and Anyang.

6）During his first inspection tour following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Xi urged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ngress.

7）On his two-day inspection tour of the HKSAR，Xi expressed his hopes for the sector’s future growth.

这些实例都隐去了具体的交通方式， 应用到翻译实践中，这是常见的删减法。对于翻译中的删减手段，余承法提出了“减译”[11］96，认为原文中有一些冗余信息可能会造成干扰， 尤其是如果信息冗余过度，若采取逐词对译，则违反了语言经济性原则，影响信息传达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因此译者要善于区分原文的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 必要和非必要的信息，对原文的某些表达式进行删减，以克服不必要的干扰， 帮助受众理解和接受语义信息，确保交流顺利进行。 如果排除语用场景、语义强调或隐喻修辞等因素，常识对于译者至关重要，因为路途遥远的考察不需要特别提到交通工具。即使提到乘车，如上分析，用一个ride 完全可以将火车、汽车、船只等等交通方式尽收其中，当然也包括SUV。 依此我们得出结论：翻译绝不是寻找对应词的游戏； 译者主体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灵活策略和方法的选择运用表现出译者的智慧和魅力，即灵动性。 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叛逆者”（Tradutorre，traditore），其启示就是，翻译绝不是死板地复制，而是能动地再创造。翻译中的绝对忠实不可能做到，创造性叛逆会达成另一种忠实。

这个案例进一步告诉我们， 被动忠实是一种偏离和转向，会导致不忠实。上文已经从文法角度证明了其错误，从逻辑常识的角度来看by SUV 的翻译，如果逻辑思维和论证方法有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问题。 读者看新闻报道只需要知道领导乘车去哪里考察，没必要知道是哪类车，因此翻译成by car 已经既实现了语义对等， 也达到了语言交流和信息传播的目的。 当然，如上分析，隐去by car 的各种译文可以更好地达到翻译的目的：简洁、高效，更正式，而且更地道。

三、灵动性的本质特征

中外语言的差异迫使译者进行调整， 在保持忠实原文神韵的前提下对语言细节进行变通；否则，一成不变的“死译”只会让译文晦涩难懂，无法产生对应的效果。

（一）灵动性体现化繁为简的智慧

灵动意为“活泼不呆板，富于变化”，灵动性的本质是灵活性，即译文要避免出现诘屈聱牙、刻意雕琢的痕迹。“片言可以明百意。”（唐代刘禹锡）。灵动的本质就是语言的简洁， 用最少的字体现和忠实原文。大胆的调整和创造，确保行文的明丽晓畅，更能帮助读者领会原文旨趣，如果非要将“乘车”译成by SUV，则过分囿于原文的限制，成为机械增加词汇的“死译”。我们看看许渊冲对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翻译手法：Be the manof men while you’re alive.Be the soul of souls e’en if you’re dead! 用man of men，soul of souls 巧妙地处理了“人杰”和“鬼雄”的翻译，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灵气、灵巧、灵慧全然体现在简化的智慧之中。

（二）灵动性表达一种韵味

语际转换并不是直线的字当句对， 翻译不是玩搜索对应词的游戏。灵动性深藏于语言内部，显于字里行间，透过表层意思表达一种韵味。尤其对于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既然原文是一件艺术品，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而神韵正是译者灵动性的体现。译作的再创性，或艺术性地再现原作的创造性，其实就是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从文学性来说，译者身负创造美的使命。 许渊冲英译的毛泽东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 武 装” （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desire so strong，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face）中，Powder 一词双关的巧妙利用被学者誉为再创性翻译的经典。许译汉译英的例子也俯拾即是，如他笔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英文是From hill tohillnobirdinflight;From pathtopath no man in sight。 原文的韵味和意境及语言的形式美和音韵节奏美达到了几乎完美的艺术再现， 灵动性的智慧跃然纸上，给人无穷回味。

（三）灵动性体现译者独特的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在翻译方面首先体现的是译者的素质和理念，同时凸显了译者的个性和天赋。如果既能展现原文深层次内容和表层形式的结合， 就基本达到了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老舍提出“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12］。 在译者个人风格的表现方面，余承法提出了“胜似”的概念。他认为胜似是指译文在译者个人的加工下， 可以充分发挥译语的优势，译文甚至会超过原文[11］4。 他还举出了钱钟书的译例：

One two three four，we don’t want war! Five six seven eight，we don’t want the state!

一二三四，战争停止！ 五六七八，政府倒塌！（钱钟书译）

原文为纽约民众游行口号，带有诗歌节奏，钱钟书的汉译在表达手段和效果上更胜一筹， 显示出一种个人的灵性魅力。该例也表明，译者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通过将个人风格融入原著风格准确无误地再现出来， 实现了理想的“化境”。另一方面，个人风格的再创造并不是意味着译者恣意挥洒拥有绝对的自由， 译者个人风格首先意味着敏锐的感觉和反应， 其次是审美鉴赏力，最后是独到的创造性表现力，甚至把这个创造性过程当作一种人生乐趣和最高真理去追求。

（四）灵动性是“信”与“达”的有机统一

灵动性的禁区是照搬词典释义， 逐字逐句地用搜索对应词。 亦步亦趋的翻译看似达到了“信”的要求， 但是通常会导致平庸的译文。 灵动性是“信”与“达”的有机统一，这是译者灵动性的又一体现。“达”指译作的语言通顺流畅，符合译语规范。除了译者基于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真正对译文起决定作用的是译者的语言功底和文化修养。

He was but eleven months and nine days old and，though still a tiny toddler, was just beginning to lisp his first babyish words.

译文1：他才十一个月零九天大。 尽管只是刚学会走步，却已经开始口齿不清的说婴儿话了。

译文2：他才十一个月零九天。 尽管刚趔趔趄趄地学步，却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了。

（James Joyce：Ulysses，萧乾、文洁若译。 ）

译文2 对比译文1 胜出的地方在于， 译文用叠韵连绵词“趔趄”和双声连绵词“咿呀”分别译出原文的tiny toddler 和begin/babyish 的头韵修辞，在功能上更再现了原文头韵的审美价值， 不仅做到了“信”，而且做到了“达”，两者结合发力更是完美实现了 “雅”。 许渊冲把信达雅升级为信达“优”，优即美化，即发挥译语优势，创造出优秀的译文[13］。 “达”是在“信”的基础上对译文的再加工，对原文结构做微观调控并将之理顺。夏廷德提出了翻译补偿说[14］，即根据汉语的审美传统和音韵系统特点，为了传达原文的修辞效果，译文进行审美形式的功能补偿。 这些灵活的变通就是叛逆的“忠实”，而灵动性的再创造扬起了风帆，发挥了译语的优势， 在信与达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

（五）灵动性是译者应有的态度和精神

灵动性不仅体现译者的能力和素养， 更体现译者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是译者应有的严谨求实态度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翻译就是服务，服务就必须考虑对象[15］。 译者为读者服务，翻译的最终目的是面向读者，没有读者，翻译失去了根本意义，因此翻译必须有读者意识。 服务读者也是译者乐此不疲的强大动力，许渊冲的“乐之”理论认为，翻译者要使读者“乐之”，译者必先“自得其乐”[16］。 将服务读者需要和彰显个人风格完美结合，才是译者灵活和译文灵动的内在价值体现。

四、结语

本文从一个英译案例反思翻译的忠实原则，引申出“灵动性”概念，认为灵动性是一种“叛逆”的忠实，或创新性“叛逆”。这种灵动性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既是一个译者与生俱来的个性气质和智慧显现，也是常年的素养和经验积累，同时灵动性也是一种译者个体能动性的体现， 它把不可译变成了可译， 为两种语言和文化交流之间架起了一座通畅的桥梁。 此外，对译者来说，适当的创造性“叛逆”实际上体现了译者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从当前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大格局来说， 翻译工作和翻译队伍人员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性愈来愈体现，“关系到我国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大课题， 更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大事”[17］。 一个翻译者如果只是自我关心（或自我欣赏），不关注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不关注读者需求或感受，实际上没有完成他的使命（甚至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一个译者的理论修养，及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过程，从词汇、句式到修辞，再到文化要素等方面的处理， 都体现了其思想境界和学识素养， 而不同译者之间的差别可能直接导致质量迥异的翻译作品。 这就是我们作为读者常常看不懂很多翻译作品， 甚至发现汉译过来的作品比原作艰深难懂的原因。

注释：

（1）1）-7）英语各例原文分别摘选自中国日报网（英文版）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