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侃

“欢迎来科索沃！先去那边儿买车辆保险。”关口的警察看了眼我的护照与行驶证，对我说到。

4年前的我，正在一次自驾车环球旅行中，科索沃是我在欧洲造访的第6个国家/地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一个名为“绿卡”的协议，只要一张保险单，便可开车在成员国间任意旅行，而无需单独购买各国的车辆保险。科索沃是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例外，似乎在提醒我：这的确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啊！

或许跟你一样，那时我对“科索沃”这三个字的了解，还全都来自1999年那次“北约轰炸南联盟”。然而时光已过去20多年，就连当年满目疮痍的贝尔格莱德，都已然成了国人必去的目的地。那么当年那场战争的导火索——科索沃，又会是怎样的面貌呢？

科索沃——从“新生”到“10年”

驶入科索沃境内，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战争痕迹。反倒是上一个国家颠簸不堪的高龄公路，竟一下子变成了巴尔干半岛难得一见的高速公路！而路旁印有欧盟标志的援助牌子，解答着我对资金来源的疑问。

沿着这条不长的高速路，很快就来到了我的第一个目的地——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Pristina）。

今日科索沃之现状，肇始于当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两族由来已久的矛盾。简单来说，阿族人作为塞尔维亚的一支少数民族，长期与当地塞族人共同生活在科索沃。但其中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者，却希望连人带土地一起回归阿尔巴尼亚，甚至不惜对当地所有非阿族平民使用暴力手段。

与此同时，当时的政府为巩固在科索沃的统治，一直在推行将塞族人移入科索沃，并将阿族人移至其他地区的政策，甚至一度禁止科索沃学校教授阿尔巴尼亚语。最终，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南联盟政府侵犯科索沃阿族人权”为由，绕过联合国，对当时的南联盟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空袭。

战争最终以南联盟塞族的屈服而告终，它被迫撤出部署在科索沃的所有军队，取而代之的是“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UNMIK）。法理上，科索沃仍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但塞尔维亚政府却几乎失去了对当地所有控制权。直至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单方面通过了“建国宣言”。

他们宣称自己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并在首都市中心竖起一块写着“NEWBORN”（新生）的巨型雕塑，成了当地的地标。而在我到访的2018年，科索沃刚庆祝完“独立”10周年，“NEWBORN”雕塑也改成了形似的“NEW‘10RN"，以纪念这个重大的日子。

10年，足以抹去太多时光印记。置身普里什蒂纳的街头，游客很难感觉到任何战争的痕迹。而老照片里曾布满街头的塞尔维亚语招牌，也早就替换成了阿尔巴尼亚语。简单说，用一名游客的眼光看，这里的一切都跟其他的巴尔干城市没有任何区别。

图书馆——融合还是分裂？

为数不多的科索沃中文游记里，“图书馆”是一定会出现的景点。落成于1982年的它，是那个时代南斯拉夫混凝土乌托邦建筑的典型代表。而怪异的外观，既吸引了游客驻足，也引起了大量争议。英国《卫报》2012年的一次评选中，甚至将它列为“世界最难看建筑第三名”。

1982年的南斯拉夫，正延续着解体前最后的辉煌。我们今天熟知的塞尔维亚（包括科索沃）、黑山、波黑、北马其顿，乃至现在已是欧盟一部分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总共6（7）个国家和地区，都曾是它的一部分。天主教、東正教、伊斯兰教，三种宗教，十几个不同民族，在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下，曾迎来短暂的和平共融。

当地人从“NEW10RN”雕塑前走过。

东欧人民一如既往地热情。就在拍照的工夫，居然就有人来，主动要求成为我相机中的“风景”。

科索沃图书馆。

这种共融的理念，同样体现在这座建筑中：怪异又充满未来感的外观，代表当年风靡欧洲的共产主义理想；99座大小各异的穹顶，灵感来自拜占庭（东正教）与伊斯兰建筑的融合；但它的设计者，却是位来自天主教地区的克罗地亚建筑师。然而，距它落成还不到10年，随之而来的民族间大规模内战，一度让这里成了流离失所的波黑与克罗地亚难民庇护所。而在1999年的那场科索沃战争中，这里又成为了塞族军队对抗科索沃阿族的指挥所。据说这里有10万册藏书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被毁于一旦，包括无数珍贵的阿尔巴尼亚语古籍。

时至今日，命运多舛的图书馆终于得以回复本来的用途。在联合国与欧盟援助下，修葺一新的内部空间，让人很难想象当年战争的创伤。

博物馆——压迫、仇恨与认同

在2008年宣布“独立”前，科索沃从来都不曾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当权者是怎样快速建构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怀着这个疑问，我去了科索沃的博物馆。

博物馆里，除了一点介绍风俗与历史的展区，大部分内容，不出所料都着墨在了科索沃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名字巧妙地借用了《圣经》的一章——出埃及记。

这里并没有什么游客，因而我也得以“独享”解说志愿者的服务，她说自己来自附近的大学。多亏了她，否则我一定看不懂这些图片在讲些什么。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夕，塞族当局突然强令科索沃的阿族居民离开家园，迁移到国内其他地区，以达到削弱科索沃独立势力的目的。这次强制迁移，爆发了欧洲二战后最大的一次难民危机。极短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阿族居民被迫离开家乡，在所有公共交通都被挤满的情况下，很多人不得不用双脚踏上了苦难的迁移之路。而正是这次令欧洲哗然的强制迁移行动，拉开了北约武装干预南联盟的序幕。

普里兹伦，科索沃地区东南部城市，在沙尔山北麓、比斯特雷察河畔。

矗立在店铺前的战争英雄塑像。

科索沃博物馆

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年轻的讲解志愿者竟潸然泪下。作为一个在读大学生，发生在20多年前的那场大迁移，乃至后来的战争，显然无法让她留下任何真实记忆。然而无疑，这种被压迫的想象与对压迫者的仇恨，却完整建构了她的思想，以至于在讲解时会情不自禁。

“这里展示了所有承认科索沃的国家的旗帜。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承认我们啦！”讲到这里，她一改刚刚的愁容，脸上露出了喜不自禁的笑容。

“你从哪个国家来？”她问我。显然是想帮我找我的国旗。

“中国。”我们目前还是称之为“科索沃地区”，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会怎样化解这个尴尬呢？

让我刮目相看的是，她竟给出了专业又得体的回应：“中国还没有承认我们。但是我们跟中国人民之间一直有很好的关系！”

我必须得说，她讲得一点儿也没错。尽管科索沃从未得到中国正式承认，但中国依旧在科索沃设立了经贸办事处，以促进两地间的民间往来。而科索沃也一直奉行着“一个中国”政策——哪怕台湾当局，在科索沃刚刚宣布“独立”之时，就急忙宣布对其承认。但科索沃却从未“投桃报李”：既没承认台湾当局的合法性，更没让他们的旗帜出现在这个大厅。

普里兹伦——科索沃的明天？

若非亲眼所见，我绝对无法想象普里兹伦（Prizen）的样子。

如果說在普里什蒂纳看到的尽是科索沃的过往，那么在普里兹伦，或许每个人都能一窥科索沃的明天。

这是一座隐身于山水间的梦幻小镇。当你正流连于蓝天下红白相间的纯正奥斯曼风格的建筑之时，一回头，看见的竟是远方白雪皑皑的山脉。

这里的开发与经营水准，不仅远超隔壁阿尔巴尼亚，甚至不输东南欧的旅游头牌：土耳其。就连物价之低廉，也堪比土耳其！正因如此，这里吸引了大批欧洲游客前来。人声鼎沸的样子，几乎不像欧洲，而像是中国的网红小镇了。我决然不会想到，这竟是20年前电视里那个战火纷飞的地区！唯一提醒我还在科索沃的，只有在店铺间隙矗立的那座战争英雄塑像了。

其实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科索沃远不是今日的美好。大量建筑被毁，无数平民无家可归。今天，在科索沃各地富有时代感的旧城之中，你却能找到很多造型前卫的现代建筑——它们正是建造在昔日战争的废墟之上。

同时毁于战火的，还有科索沃的经济。曾经的科索沃，长期作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本身就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体系。而随着南斯拉夫后期经济崩溃，外加战火三番五次洗礼，以及本地居民大规模逃离，科索沃本来就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战争刚结束的2001年，失业率曾一度达到57%的惊人数字。

熬过了几十年的经济阵痛，外加仰赖欧美的大量援助，如今的科索沃，靠着如普里兹伦这样的旅游业，总算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尽管现在25.9%的失业率，仍是欧洲各国中最高的，也意味着科索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科索沃的塞族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历史上，塞族人、阿族人与其他民族（如罗姆人）长久混居在科索沃这片土地。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纷争，急剧影响着这里的人口构成。

战事平息后，大部分被驱逐的阿族人都得以返回家园。但其他族群，尤其是塞族人，则因为恐惧，而长久难以返回世代居住的科索沃。这也导致目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只占地区总人口的不足5%。

科索沃的阿族人，曾可算塞尔维亚的一支“少数派”。然而今日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他们分散在大大小小十几个聚落中，大多在保留自己族群特征的同时，接受科索沃的管辖。

科索沃地区规定，一切种族、宗教一律平等。这看似美好的条款，却在执行中遇到了重重障碍。如塞尔维亚语同阿尔巴尼亚语一样，都是科索沃的官方语言。然而在科索沃旅行时，到处都能看见路牌上的塞尔维亚语标识被人用黑漆涂掉。这种“恨及文字”式的仇恨，让人不寒而栗。

普里什蒂纳图书馆隔壁，便是科索沃最著名的“烂尾楼”——基督救世主大教堂。1999年战争爆发前，它已接近完工，只差内部装修。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却依旧维持着停工时的样子。尽管科索沃的法院已经判决它是塞族东正教会的合法财产，但拥有教堂周边所有地权的普里什蒂纳大学，却始终阻挠对这里的任何施工。

拉扎尔大公雕像。

格拉查尼察修道院。

停工的大教堂。

路牌上的塞尔维亚语标识被人用黑漆涂掉。

西部城市佩奇的东正教教堂。

而那些已经完工，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塞族人教堂，其实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如西部城市佩奇（Pej?）的东正教会。这里有古老而华丽的建筑，甚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但教堂大门口，却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科索沃岗亭，即便是游客，也必须登记护照后方可进入。而教堂人员的外出活动更是受到严格限制，哪怕只是购物，也必须在科索沃军人的陪同下进行。

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为何对科索沃这块土地如此执着？甚至还不畏重重限制，继续经营他们的教堂呢？除了“一寸土都不能丢”的情感，更关键的是：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重要发源地。

14世纪有一位拉扎尔大公（Prince Lazar），他在塞尔维亚人心中的地位堪比中国的秦皇汉武。他击败了入侵的土耳其奥斯曼军队，重新统一了濒临解体的塞尔维亚帝国，并一度将其打造为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因而他也被塞尔维亚人尊称为“沙皇”（Tsar）。他“指点江山”的雕像，现在就矗立在科索沃最大的塞族人聚居地：米特罗维察的市中心。

他出生在科索沃，就在普里什蒂纳城外不远处，现在那里已成为塞尔维亚人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地之一。同样是在那附近，还有科索沃塞族最重要的教堂：格拉查尼察修道院，同样位列世界遗产名录。

看似平凡的外表下，却是近700年的历史。它始建于1321年，刚好与那位民族英雄拉扎尔同岁。而它的建筑造型，也为整个塞尔维亚无数教堂提供了灵感来源，甚至包括大家最熟悉的塞尔维亚地标：贝尔格莱德圣萨瓦教堂。

而在美国芝加哥，当地的塞族人甚至专门修建了一座外观完全相同的“新格拉查尼察修道院”。

拉扎尔大公同样死在科索沃，那是1389年一场同奥斯曼人的惨烈战争中。他的敌人：奥斯曼帝国首位苏丹——穆拉德一世，也死在这场战役中。如今的科索沃，塞族人与阿族人却依旧继续着与600多年前如出一辙的纷争。

在米特罗维察，一座步行桥隔开了南岸的阿族区与北岸的塞族区。

塞族教堂外坐在栏杆上的年轻人。

前南斯拉夫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纪念碑之一。

北岸的大街上悬挂着塞尔维亚的旗帜。

米特罗维察——亲历一场抗议

现今，完全属于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城市只剩半座，正是拉扎尔雕像所在的“米特罗维察”。一座步行桥隔开了南岸的阿族区与北岸的塞族区，也让这座小城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半。

现今的步行桥，两岸居民和游客都可随意穿行，这要感谢2013年的《布鲁塞尔协议》。在那之前的十多年里，北米特罗维察堪称“科索沃里的科索沃”：塞尔维亚政府尽管不干涉科索沃对大多数地区的管治，但却始终控制着这座位于科索沃的塞族人城市，也让这里连接科索沃其他地区的交通几于中断。

2013年的协议让塞尔维亚正式承认了科索沃对所有塞族区域的管辖权，同时撤出了自己的执法人员，而科索沃也同意塞族居民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结果却是，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三不管地带”：在当地塞族居民的抗争下，当地政府进不去，塞尔维亚政府管不了，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在到这里之前，科索沃朋友就劝我不要去，起码不要把车开到对岸去。我听了他的后半句，將车停在安全的南岸，步行走过了这座桥。

到了北岸，再也看不到任何与科索沃有关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塞尔维亚的旗帜，以及塞尔维亚的文字、银行、车牌、甚至货币，仿佛这里依旧在塞尔维亚的管辖之下。

远处的山顶，还立着南斯拉夫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纪念碑之一。而旁边则是一座塞族教堂，坐在栏杆上的年轻人，笑着跟我打招呼，还把他的Instagram打开让我关注。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一切都如此平和，让我几乎要怀疑阿族朋友的警告。然而在返回的路上，我却邂逅了一队群情激愤，沿街抗议的学生。他们挥舞着黑色旗帜，高喊着听不懂的口号，汹涌的气势仿佛要将整条街道都掀开。我问了身边的人，又赶紧上网搜索，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

就在两天前，塞尔维亚一位高级官员，来这里参加了一场当地塞族人举办，名为“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和平未来”的研讨会。会议正在进行中，却有一队全副武装的科索沃警察冲进来，逮捕了这位塞尔维亚官员，将他押往普里什蒂纳，随后驱逐出境。事后给出的理由是：此人宣扬仇恨言论，影响科索沃安全。

米特罗维察塞族人对此的回应是：他们用土堆和石块，在桥头筑起了一座路障，阻挡一切来自南边的科索沃执法车辆进入城市，也让这里的对峙局势变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那队学生游行的终点，正是这座简陋的路障。而对面待命的大批科索沃警察，正虎视眈眈地观察着他们的任何举动。

我只好等了很久，等抗议人群都散去，警察也逐渐解除戒备，才敢小心地穿过路障，回到桥的另一侧。而南侧人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完全没有被北侧紧张局势所影响。停车场里遇到的一家三口，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们甚至开心地聊起了这一路的旅行。

（责编：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