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成

走进政和云根书院先贤祠，正大厅里有三座雕塑像，分别是朱森、朱松和朱熹，朱森是朱熹的祖父，朱松是朱熹的父亲。这三人之中，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杰出实践者，他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可谓声名远播，家喻户晓。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到政和任县尉，制治有方，民赖以安，政和人称他为“既民之父母，又民之师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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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和八年(1118) 三月，朱松上舍登第，授迪功郎，被任命为建州政和县尉。朱松赴闽首仕，意味着短时间内很难回家乡侍候父母，加上家道衰弱，家无余资，于是与父亲朱森商定质押自家仅有的百亩田产，筹集盘缠，然后举家南下入闽。朱松夫妻与父母、胞弟妹全家八口从歙州婺源出发，渡关越岭，过衢州开化、常山、江山，千里迢迢而来，过建州浦城、松溪，到达政和。在政和八年（1118）八月，朱松一家人顺利到达福建路建州政和县城。

政和是在宋咸平三年（1000）升格为关隶县，政和五年（1115），以徽宗年号改名为政和县。政和县境内多为崇山峻岭，全县不足万户，为紧县，县治在黄熊山麓，前临七星溪，面对正拜山（今飞凤山）。政和县尉厅在县治西50 步，朱松一家人入住县尉厅后官舍。政和成为朱松一家离开家乡婺源入闽落脚的第一站。

朱松担任政和县尉，与县令、主簿共事，自知“其刚不屈于俗”，性子卞急害道，于是佩韦约束。“性子卞急”与告子讲的“生之谓性”、横渠先生所称的“气质之性”一样，都是后天之性。朱松尉政，在尉署开设“韦斋书室”，供读书和休憩之用，学古人佩韦戒性，世人称“韦斋先生”。佩韦制性之说，源自战国时期政治家西门豹，“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汉代王充《论衡》亦举“西门豹急，佩韦以自宽”之说。朱松以佩韦的方式来警醒自己，意在加强修身养性，从个性偏激处克制消磨，下“克己复礼之工夫”，以仁义要求自己，检束自己以就规矩，以善自治，严格要求自己，克制不良行为,目的在于不断追求完善的道德境界。

当时政和县令为陈正敏，主簿为卢点，担任县尉的朱松，主要负责查盗、斗讼、逮捕，配弓手若干员。弓手是从当地百姓中按一定男丁基数比例抽调出来的民兵，教习武艺，保卫乡井。境内如有盗贼，“仰县尉躬亲部领收捉，送本县”，断案则交由县令依法执行。朱松平时领弓手分乡巡查，因制治有方，社会秩序稳定，民众赖之以安。

政和当时文化并不发达，名儒贤士鲜如凤毛麟角。唯有豪富子弟方能延师教授，普通民众无书院就读。县里虽有县学，但规模不大，只有明伦堂和两斋，收教县里优秀子弟，每年招收名额有限。为了给更多有志读书者创造条件，特别是为想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提供补习机会，朱松与县令陈正敏、主簿卢点商议后，由朱松负责筹办书院工作。宋政和八年（1118）秋，便在县尉署西外50 步建云根书院（今政和县宾馆），广纳当地庶民子弟就学，前后入书院接受教育者，既有当地士子谢誉等，也有朱松胞弟朱柽、朱槔，和追随而来的亲戚俞靖等人。朱松不仅延聘乡儒名师以教生员，还亲自登坛讲学督课，沿用大学教程，讲“经史百家之言”，亦见“宋儒之学不专在经，文史百家之业与经学并盛”，体现当时百学昌明的文化气象。

宋代文化学术多元性，面貌也具有多样性，不同时期各有特色，“宋学兴起，既重在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则为书院和学校。书院在晚唐五代时已有，而大盛亦在宋代。”宋代士大夫的师道复兴，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学术重建，导致一种具有士大夫精神气质的学术形态——宋学的兴起。朱松的祖地，从南唐以来属于文教兴盛区，私人办学讲学就比较风行。而政和属于新开设之县，文教有待兴起，在教育上则大有可为。其父朱森在政和居家，也是朱松延聘师资对象之一，故参与书院讲学活动。政和士子谢誉从学潜修12 年，遂在宋绍兴二年（1132）中进士第。谢誉是云根书院创建后走出的第一位进士，也是政和立县以来考中的第三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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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宣和二年（1120）初，朱松夫妻喜得子。到了五月二十日，不幸的事却突然降临，父亲朱森病逝于“建州政和官舍”。早在宋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宋太宗皇帝就下诏：“三年之制，谓之通丧。乃圣人之垂教，贯百代而不易。”宋太宗提倡以孝治国，凡官员遇到父母和祖父母去世，须向上级报请解官，守孝三年。有司备案在册，服满后方可申请起复，或请差遣职事。朱松依礼行事，当即请求解官守孝。

对朱松来说，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实在是沉重打击。按照宋制规定，官员解官守孝期间便没有俸禄，只补贴一些生活费用，因此全家陷入经济困境。朱松岳父祝确家的丰厚产业在方腊起义后焚荡殆尽，自顾不暇。朱松三兄弟无法筹足资金，安全运送亡父灵柩回婺源，只好停殡于政和县感化里（今铁山镇凤林村）的护国寺。朱松辞官，退出官舍，在政和城南七星溪河畔的正拜山下赁屋而居。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养活全家大小，朱松建书院收徒讲学，以收取束脩贴补家用。朱松新的讲学之所，在县衙对岸的正拜山麓，前临七星溪，便起名星溪书院。由于云根书院为朱松在职所建，带有官修色彩，且离官衙太近，戴孝之人不便出入，故而朱松多在私立的星溪书院为诸生讲学。朱松这样做，显然是要分清公与私的关系，公私分明，不授人以柄。

宋代读书人，在职则尽心效力办事，去任则可讲学授徒。朱松在政和亲手创建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着力培养人才，对政和教育来说，可以弥补官学的不足。实际上，官办学校、私立学校，各自都在培养人才上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承担着树立社会价值的重任，起到教化作用。

朱松“中更忧患，端居无事”，以读书讲学为主。朱松在星溪书院讲学，受教育者多人，其中程鼎于宣和元年（1119）远来追随姑表兄学习，前后两年时间，后因听报父亲去世噩耗，要马上回老家看望母亲和祖母。临别前，朱松写一篇序文送之：“广平程某复亨谓予外兄，从予游于闽者二年，而语以安逸忧患，知之详矣。”朱松要求表弟回去做好几件事：“葬吾舅而后加吉服”“茸尔居以宁尔亲”“非尔父之类者勿亲也”“广学问以资见闻”“勿怀安”“无忘四方之志”；“他日执经而来问予，能入于常流而不变其味乎？尚能为君辩之。”序文的落款时间是宣和辛丑八月某日，即宣和三年（1121）八月某一天。朱松从尽孝、事亲、交友、学问、享乐、志向六个方面要求15 岁的表弟，寓意深远。“茸尔居以宁尔亲”，讲的是程家房屋在战乱中受到破坏，需要修复以便亲人居住。朱松所言“勿怀安”，令人想起“齐姜劝重耳勿怀安”的历史故事。从这里看出，儒家无不借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来讨论为人处世的深刻哲理，实质就是教化。

宋宣和五年（1123）八月，朱松守孝三年期满，复官得到批准，任南剑州尤溪县尉，正式脱下孝服，换穿吉服。朱松兄弟谨遵曾子所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的孝道精神来对待先人。朱松请好友金确然帮助先父朱森挑选墓地，最后选中县城外感化里凤林村莲花峰下护国寺侧的一块山地，朱松、朱柽、朱槔兄弟花钱将其买下。朱松又请好友政和县主簿卢点作墓志铭。为感谢卢点，朱松作诗《以研墨送卢师予》赠之。同年十二月初一，朱松兄弟按传统葬法让先人入土为安，安葬了先父。

朱松兄弟将其父朱森安葬在政和，意味着以政和为第二故乡。而朱松考虑，两个胞弟年纪也不轻，大弟朱柽已25 岁，小弟朱槔已23岁，将来谋求发展，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两胞弟“皆以读书与科举为务”，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按北宋嘉祐再祥定科举制度规定，朱柽、朱槔二人必须“房舍”和“父坟”均在政和县，才符合科举考试的条件要求。于是，朱松将胞弟朱柽、朱槔上报户口，入籍定居政和。

朱柽入籍政和，在星溪书院授学兼读书，后中武举，为承信郎，平生坚决主张抗金。绍兴十七年（1147）朱柽去世，葬政和县延福寺后将溪（今星溪乡富美村）。子朱熏，孙塈、壁、坚、垚，皆定居政和。朱槔占籍政和，在云根书院授学兼读书，后报名参加考试，考取建州贡元。有游侠豪气之勇，精于诗，著有《玉澜集》诗集。其怀才自负，不肯俯仰于世，生平未仕，贫困潦倒，寓居政和，在闽浙皖各地漂泊多年，晚年寓居浙江湖州。朱槔去世后，归葬政和，其子居湖州等地，后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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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亭，是朱松门下弟子谢誉（字绰中）为感谢老师朱松，沿星溪河畔而建，在闲暇时供“星溪十友”等文人雅士结社酬唱、煮壶论道、吟诗品茗的场所。为此，朱松作《和谢绰中观澜亭》一首赠谢誉。诗中曰：“云间谢公子，五字冰雪寒。展读胜图画，经行记林峦。九垓未暇游，据壳谅匪安。一到定何日，眷焉抱长叹。”谢誉与朱松从游20 多年，与朱松诗词酬答甚多。

朱松到政和尉政前，早就知道政和白茶名播京都。政和白茶被写入官焙茶的历史是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前，当时政和石屯东宫焙生产的政和白茶已通过建州漕运贡入京都。宋徽宗赵佶特别钟爱政和白茶，在《太观茶论》中专门设立“白茶”之目，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而已。”宋代政和所产茶多数是这种“林崖之间，偶然生出”的野枞培育而成的白毫银针茶。这种白毫银针茶通过建州北苑御茶园供奉到皇宫。宋政和五年（1115），宋徽宗喝了政和白毫银针茶后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年号赐给关隶县作县名。

朱松爱茶，且对茶有深入的研究。他经常利用下乡巡视和闲暇的机会，到富美延福寺、东平龙山寺、外屯石门寺及城关白云寺等著名古刹，品茗论道，吟咏会友，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诗作。如《董邦则求茶轩诗次韵》：“一轩新筑敞紫荆，北苑尘飞客思清。更买樵青娱晚景，便应卢老是前生。千门北阙梦不到，一卷玉杯心自明。冷看田侯堂上客，醉中谈笑起相烹。”卢老是唐代诗人卢仝，作《七碗茶歌》，朱松一喝茶，便想到卢老，可见朱松是那么好茶。《谢人寄茶》：“寄我新诗锦绣端，解包更得凤山团。分无心赏陪颠陆，只有家风似懒残。”这里写友人寄龙团凤饼茶给朱松，朱松高兴之余就想起茶仙陆羽和唐代懒残禅师。《元声许茶绝句督之》：“凤山一震卷春回，想见香芽几焙开。未办倩君持券买，故应须我著诗催。”朋友许诺给朱松的北苑茶还未收到，他写诗催朋友快点寄。

宋朝的士大夫几乎都掌握了细腻而雅致的分茶技术，朱松也是分茶高手。朱松从临安归来，到妹夫家，好友卓特立（字民表，建阳人，同榜进士）带茶饼来，与朱松一起分茶。宋代用茶瓶煮水，必须用耳朵判断水的沸腾。水初沸时，如“砌虫唧唧万蝉催”；水二沸时，如“忽有千车捆载来”；水三沸时，如“听得松风并涧水”。水煮太久，沸腾的时间太长，就会变老，冲出来的茶就会变苦。沸腾一会儿，就要移出茶瓶。等沸腾的状态一平息，马上左手执茶瓶，右手执茶筅。高举茶瓶，往茶盏有节奏地点水，不能直接把水冲向茶末，而是绕着盏注水。卓特立落水点精准，落水线飘逸，茶汤稳定而平和。朱松品了卓特立的茶后，作了《答卓民表送茶》诗：“搅云飞雪一番新，谁念幽人尚食陈。仿佛三生玉川子，破除千饼建溪春。唤回窈窈清都梦，洗尽蓬蓬渴肺尘。便欲乘风度芹水，却悲狡狯得君嗔。”

朱松公务之余，喜欢结社交游唱和，但他交游有尺度，要“友其士之仁者”，所结交贤能，既要鼓励别人，也要鞭策自己，以仁者为友。在求学向善上，朱松师从游浦城的萧顗、延平的罗从彦，受“二程”（程颢、程颐）学说的影响，与著名五夫“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等相友善。朱松在政和结交众多的文人雅士，既有同僚同事，也有亲戚门人，亦有本地的儒生乡贤。他们在南轩（宋时政和亦称南轩）结社，在文友之间吟诗唱和。宋代国家和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间社团随之而生。民间结社为书院、宗教精神等大众文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唱和这一现象贯穿着整个宋代，不仅唱和诗人数量空前，且出现了一定数量规模的唱和群体。如富弼、文彦博居洛阳时与司马光等13 人聚会唱和所形成的“洛阳耆英会”，堪称是这一现象的代表。

朱松在政和闲暇期间，与常来政和的俞靖、程鼎、卢点、金确然、卓特立，本地儒生谢誉、吴球、兼简、德粲、德茂、美中及胞弟朱柽、朱槔等结社酬唱，著有许多诗词。其中朱松、朱柽、朱槔、卢点、金确然、卓特立、俞靖、程鼎、谢誉和吴球十人，因交情深厚，文苑美名，时人称之为“星溪十友”。吴球，字元璞，政和南庄人，朱松的门下弟子。从小聪慧，喜读书，朱松创办星溪书院后在其书院就读。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于宋绍兴二年（1132）与政和同乡谢誉中同榜进士，他是星溪书院创办后走出的第一位进士。吴球有感而发，写下《星溪书院作》：“茅斋雨过竹鸡啼，溪水涵空树影低。爱煞夜阑风色静，澄潭冷浸碧玻璃。”吴球先后授任泰州、福州、明州等地教授，官至承议郎。

朱松是政和的父母官，他创办了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教化邑民子弟。朱松一生写下几百首诗，其著名的《韦斋集》中写政和的诗就有60 多首。朱松在政和期间，以他为首的“星溪十友”唱和诗风充溢于政和诗坛的各个角落，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在政和的文化史上是不可抹灭的，其构成政和灿烂文化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