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

（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安徽蚌埠 233030）

一、引言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是衡量农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农民收入提升是扩大内需、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一环。农民消费提升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久拉动经济增长。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①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究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内在联系，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流通既是交换的要素，又是连续进行的交换过程整体，也是全社会商品交换关系的集合。作为连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枢纽，流通影响着生产、分配、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流通业主要包括商品销售业（批发、零售等）和现代物流业（交通、运输等）两大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连接产供销、提供就业、城乡一体化以及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帮助农民创造收入，推动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满足农民消费需求，促进农民收入与消费的提升[1]。2021 年4 月27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商业体系建设，促进流通畅通和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双提升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都强调，要统筹推进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与城市流通体系，增强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③④。那么，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流通业发展是否真正地促进了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流通业发展又如何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从现有研究看，关于流通业发展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文献主要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主要探讨流通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流通业发展对人口集聚、城镇化、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制造业绩效等的影响。流通业在畅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出，流通业发展的经济效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省级尺度上，流通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具有较高耦合度[2]。流通业发展可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保障，促进城镇化发展[3]；同时，城镇化为流通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4]。当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流通业发展会通过流通业基础设施改善、规模提升以及结构优化等措施，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5]。此外，流通业发展可促进提升制造业绩效。具体来说，零售业对制造业产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批发业的提升效果尚不明显[6]。第二个分支从不同视角分别研究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农民消费的关系。从收入视角来看，流通业发展通过公有制经济正向调节农民收入[7]。农产品流通通过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来促进农民增收[8]。从消费视角来看，构建现代流通网络、提高流通技术水平、降低商品流通损耗、提升流通效率能够有效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满足居民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意愿、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增长[9-10]。较好的流通环境能够明显促进农民消费提升[11]。从城乡异质性视角来看，流通业发展可通过产业集聚提高农民收入，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12]；流通业发展可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并通过消费刺激降低城乡消费二元性[13-14]。从空间视角来看，柳思维[15]认为，要释放消费潜力，必须优化流通产业空间结构，推动城市间的流通业合作，发挥流通节点城市的作用。唐红涛等[16]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数字经济可通过增加农民就业概率来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宏观层面看，数字经济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农村流通效率来刺激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现有研究为探讨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存在以下拓展空间。从研究内容看，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流通业对农民收入或农民消费的单一影响，鲜有文献探讨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的双提升。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的提升是相互促进、螺旋式增长的关系，只研究农民收入提升或农民消费提升具有片面性。从空间尺度看，仅有少数文献关注到流通业发展的空间效应，大多忽视了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消费提升的空间关联性。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构建流通业发展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分析框架，探讨流通业发展驱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直接、间接影响机制以及空间作用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耦合协同模型计算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在空间作用影响下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最后，依据地理区位、收入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不同条件下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的差异。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研究样本细化至地级市来实证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的双提升效应，为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相关领域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二是以地形起伏度作为流通业发展的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保证结果的稳健性。三是从空间维度研究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实证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同时受本地和邻地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拓宽已有研究的思路与视角。四是基于城市居民及农民群体的特征差异，分析地理区位、收入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流通业发展能够带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提供更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流通业发展策略提供借鉴。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机制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居民消费变化的主要是居民收入，二者往往呈现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的状态[16-17]。收入提升带动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为农民消费创造经济基础。同时，收入提升可以改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的总体消费量。而流通业作为基础产业，通过畅通商贸和物流体系，打通经济循环堵点，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18]。一方面，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改善城乡市场的分割现状，使要素、商品在城乡间双向畅通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流通业发展通过加速要素流动来弥补农村市场要素资源不足，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保障农产品生产质量与流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打破城乡消费环境壁垒，使城乡居民消费偏好相互渗透，从而改变农民消费习惯。农民的消费观念、消费环境较城市居民保守，流通业发展使得农民的消费观念、消费环境改变，进一步刺激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民消费水平[11，19]。此外，农民收入提升也会进一步刺激其增加消费，促使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另一方面，流通业发展可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产品市场供给，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流通业发展有助于解决农产品买方与卖方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农产品价格，改善农民的谈判弱势地位，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滞销等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流通业发展可带动开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点，促进农村零售店加盟连锁企业，推动商品精细化、便利化、品质化发展，满足农民消费升级需要，提升农民购物体验。同时，流通业发展可健全农村物流体系，降低市场的搜寻成本，为农民提供更丰富的消费品[20]，最终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流通业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二）间接影响机制

流通业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一方面，流通业是第三产业的核心，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将直接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优化产业结构。流通业更是连接三次产业的桥梁，可帮助打破产业边界，促进产业链渗透融合，既向制造业生产端延伸，又向服务业消费端下沉，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5]。另一方面，流通业发展能够有效连接市场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促进市场高效配置资源，对生产活动和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促使各大产业及其部门结构、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21]。产业结构升级可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三产融合与产业链延伸，农村不断涌现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产业升级使产业链上的商品转向高端化，商品的价格与附加值提升，产业利润不断增加，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此外，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解决农村市场产品供给不足问题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农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释放农民的消费潜力。因此，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流通业发展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流通业发展通过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随着经济增长，流通业成为一项全民性的社会经济活动，门类多且广、准入门槛低，这使其成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可吸纳较多劳动力，提供较多非农就业机会[22-23]。流通业发展可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对就业产生乘数效应。因此，流通业将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行业之一[24-26]。非农就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收入提升将带动农民消费提升。非农就业可以降低农民收入不确定性，保障农民获取稳定收入。依据消费预期理论，当消费者预期未来收入下降时，为避免被迫降低消费水平往往会留有预防性储蓄，当期消费相应下降；反之，消费者预期未来收入稳定增长时，则会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提升当期消费水平。因此，流通业发展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岗位，提升农民就业率，提高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增加农民财富积累，刺激消费增长，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流通业发展能够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三）空间作用机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城市间的互动及关联都会影响流通业发展以及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流通要素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实现跨地域流动，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具有辐射作用，即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城市间的地理距离越近，流通要素的流动效率越高，越容易对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扩散效应[27-28]。随着流通业的不断发展，发达地区的流通要素趋于饱和状态，依据边际效应递减以及帕累托最优规律，流通要素资源将向发展空间更大、收益更高的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知识外溢、资源外溢带动落后地区的流通业发展。流通业发展可增加落后地区农民学习与交流的机会，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此外，流通业发展可提高商品的流通效率，增大商品交易范围，满足农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促进农民消费提升，最终促进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这一空间外部性在批发和零售业领域得到了验证[29]。除典型的区域空间关联外，流通业发展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递减的多线程、网络化的空间特征[30]。优化流通产业的空间结构，发挥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实现城市间流通业的双赢[15]。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考察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Upit、Incomeit、Consumeit分别为城市i第t年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提升；Cirit为城市i第t年的流通业发展水平；controlit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cityi为个体固定效应；yeart为时间固定效应；α0、β0、γ0为常数项；α1、β1、γ1为解释变量系数；α2、β2、γ2为控制变量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2.影响机制模型

为检验流通业发展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作用渠道，根据江艇[31]提出的关于机制变量的识别建议，本文在理论机制中阐明了机制变量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在实证分析部分只考察流通业发展对机制变量的作用，从而克服原有中介效应模型的缺陷。构建影响机制模型如下：

其中，Theilit为城市i第t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Aisit为城市i第t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Stlrit为城市i第t年的非农就业人数；a0、b0、c0为常数项；a1、b1、c1为解释变量系数；a2、b2、c2控制变量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同基准回归模型。

3.空间面板模型

由于流通业具有显著的要素空间流动性，为验证相邻地区的流通业发展对本地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本文参考埃尔霍斯特（Elhorst）[32]、勒沙杰（LeSage）等[33]的做法，引入空间滞后项，将空间杜宾模型（SDM）作为初始模型，检验可供选择的模型。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ijUpit代表各地级市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空间滞后项；WijCirit代表各地级市流通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Wijcontrolit代表各地级市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φ为空间自回归系数；ϕ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χ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相同。当ϕ=χ=0 时，空间杜宾模型可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当ϕ+χ+φ1，2=0 时，空间杜宾模型可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二）变量说明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农民收入提升（Income）：本文样本的研究期为2010—2020 年，虽然2013 年之后农民收入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动，2010—2013年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014—2020 年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两个数据并无较大差距。因此，本文参考曹菲等[34]、肖亚成等[35]的做法，将其统一表述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并取对数来表征。

农民消费提升（Consume）：参考朱佩芬[10]、董秀良等[36]的做法，选取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来表征。

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Up）：耦合协同模型能够反映农民收入提升与农民消费提升之间相互作用强度，参考唐红涛等[16]的做法，使用耦合协同模型计算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Up）并取对数来表征。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Cit为耦合度，Tit为农民收入提升与农民消费提升发展综合评价指数，Dit为耦合协调度，ω1是农民收入提升的相对重要性，ω2是农民消费提升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认为农民收入提升与农民消费提升同等重要，故设ω1=ω2=0.5。

2.解释变量

流通业发展水平（Cir）：流通业发展水平的衡量尚未有统一标准，丁超勋[17]、包振山等[37]使用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来衡量，谢莉娟等[7]认为流通业可划分为物流运输与批发零售两大子产业。本文认为单独使用批发和零售业来衡量流通业发展水平不够全面，故选取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与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之和的对数来表征。

3.机制变量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升级与非农就业水平作为机制变量来分析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

参考郭鹏飞等[38]的做法，非农就业水平使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年末就业人数之和的对数来表征。

产业结构升级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Theil）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Ais）两个层面考察。参考袁航等[39]的做法，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使用泰尔指数来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Xi，m，t表示i城市第m产业在t年的增加值，Li，m，t表示i城市第m产业在t年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Theili，t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若为0，则说明产业结构处于平衡状态；若不为0，则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参考付凌晖[40]的做法，首先计算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构成一组三维向量Y0=（y1，0，y2，0，y3，0）。然后分别计算Y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Y1=（1，0，0）、Y2=（0，1，0）、Y3=（0，0，1）的夹角θj。

其中，yi，j为基本单位向量组Yj（j=1，2，3）的第i个分量，yi，0代表向量Y0的第i个分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Ais）的计算公式如下：

该数值越大，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4.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影响，本文参考俞彤晖[12]、谢莉娟等[7]的做法，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Rgdp）；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il）；教育水平（Edu）；人口密度（Den）；政府干预程度（Gov）；常住人口城镇化率（Urban）。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10—2020 年28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去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去除调整行政等级的巢湖市、莱芜市等）。地区专利申请量数据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布公告系统手工整理。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公报等，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量=3 113）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提升、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流通业发展可以促使农民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水平。至此，H1得证。

从表2回归结果来看，流通业发展对三者的促进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提升、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一方面，消费习惯难以立刻做出改变，因而流通业发展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并不能立刻改变农民消费习惯；另一方面，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收入增长，因而消费增长具有时滞效应。因此，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消费的提升作用弱于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而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是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提升的重叠部分，由此流通业对二者同时提升的作用最弱。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提升、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均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的地区，流通业发展畅通，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通便利，农民就业创业机会多，从而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影响机制分析

前述理论分析指出，流通业发展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与非农就业人数增加所致。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对流通业发展如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作用机理进行识别和检验。

1.产业结构升级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3 列（4）、列（5）所示。流通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0.06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流通业发展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发展。流通业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为0.1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流通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流通业快速发展直接加大第三产业比重，并间接提高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费用，缩短商品从生产环节进入消费环节的时间，加快制造业资金回笼，为第二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前提条件，进而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技术和产品创新，可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之间的匹配度，激发农民消费欲望，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因此，流通业发展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至此，H2a得证。

表3 影响机制分析结果

2.增加非农就业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3 列（6）所示。流通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为0.13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流通业发展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流通业发展使得相关产业的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产生就业乘数效应，提高了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导致就业人数增加。流通业是农民月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稳定的收入增长带动稳定的消费增长。因此，流通业发展可通过增加非农就业人数来促进农民收入消费的双提升。至此，H2b得证。

（三）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流通业具备协同性、融合性，能够克服距离与空间限制，实现跨地区联动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城市流通业发展的空间联动性增强，相邻城市的流通业发展也会影响本地的农民收入消费水平。鉴于此，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方法进一步验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关系。

1.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地理距离邻近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城市间地理距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性，本文采用0-1邻接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考察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空间关系。以“车相邻”规则构建0-1 邻接权重矩阵；以各地级市2010—2020 年人均GDP 均值之差的倒数为测度数据，构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将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进行嵌套，构建经济地理权重矩阵。

2.空间相关性检验

考虑到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空间效应，首先对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是否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进行全局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在0-1邻接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三种矩阵下，2010—2020 年我国各地级市的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莫兰指数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我国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因此，使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表4 不同权重矩阵下流通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莫兰指数检验结果

3.空间效应分析

首先进行LR 检验与WALD 检验，三种矩阵的LR 与WALD 检验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来验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空间关联性。考虑到时间和地级市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时间和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参见表5。

由表5可知，在0-1邻接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不仅本地流通业发展会促进本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邻地流通业发展也会促进本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即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存在“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效应。至此，H3得证。首先，流通业本身具有较强的提供就业能力，而相邻地级市流通业发展使得劳动力流动更加便捷，就业率进一步提高，进而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同时，邻地流通业发展也会带动本地流通业发展，即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作用存在扩散效应。其次，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且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对资金、人才、技术、劳动力的吸引力较为接近，且市场需求也较相近。因此，在本地与其他经济水平相似的邻近地区，流通业发展更易实现跨地区联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最后，在流通业进行规模扩张时，企业往往更倾向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临近地区，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地区间更易产生良好的正向空间协同效应，促进本地与邻地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表5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四）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分析

流通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会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反向促进农村电商等新型流通模式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流通业发展。流通业发展会为农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为避免遗漏变量以及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分析。

本文选取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参考封志明等[41]的做法，地形起伏度使用GIS技术、窗口分析等方法进行计算。地形起伏度是划分地貌类型的重要指标，是评价资源承载能力以及人居环境适宜性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人口分布、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因素之一。地形起伏度之所以能作为流通业发展的工具变量，主要是因为：第一，地形起伏度影响流通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内河航道等运输通道建设，地形起伏度不同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易程度不同。第二，地形起伏度影响人口分布与集聚。相较于地形起伏度高的地区，地形起伏度低的地区生产、生活更便利，流通业发展也相对容易。因此，地形起伏度是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假定。第三，地形起伏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地理变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直接相关，很难对农民收入消费产生直接影响，具有天然外生性。

由于地形起伏度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截面数据，因此本文参考孙传旺等[42]的做法，将地形起伏度乘以时间虚拟变量，扩充为面板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如表6 列（1）的结果所示，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比较表6列（1）与表2列（3）的回归结果发现，流通业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提升，这表明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可能低估了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

2.稳健性检验

第一，剔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考虑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较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地理区位以及资源优势更好，为排除这一因素的影响，将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剔除后重新进行估计。第二，剔除异常数据。本文对核心变量流通业发展水平进行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重新进行估计。第三，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流通业发展过程中，各省会依照本省流通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不同政策会对各城市流通业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效果。因此，将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纳入模型，以控制各省份政策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重新进行估计。第四，替换解释变量。本文参考刘导波等[14]的做法，采用熵值法计算流通业发展水平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公路总里程表示流通业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表示流通业信息化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流通业交易规模水平、流通业就业人数表示流通业人力资本水平、人均GDP 表示流通业发展潜力水平，采用熵值法计算流通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替换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如表6 列（2）至列（5）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所示，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本文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6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不同特征城市、不同收入农民群体中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一定差异，下面从区域异质性、收入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区域异质性

不同区位城市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效应。因此，将地级市划分为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两个部分进行检验。如表7 列（1）、列（2）结果所示，各地区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东部地区，这与朱佩芬[10]、王德青等[43]的研究结论一致。西部地区在地理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弱于中东部地区，但受益于国家调控政策的扶助，具有强劲的后发优势。同时，流通业的大力发展打通了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与内部循环，因而西部地区对农民收入消费的提升作用较中东部地区更明显。

（二）收入异质性

考虑到农民收入水平的不均衡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中，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采用三分位分组，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低收入农民群体、中等收入农民群体、高收入农民群体进行检验。表7列（3）至列（5）结果显示，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从低收入农民群体到高收入农民群体呈现递减趋势，且显著性也在降低，这与邱子迅等[44]的研究结论一致。一方面，流通业对低收入农民群体更具有包容普惠性，流通业发展可更大程度地拉动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收入消费双提升。另一方面，低收入农民群体往往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流通业发展使其更易了解市场信息，改善生产经营及就业状况。因此，相对于高收入农民群体，低收入农民群体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增长，流通业发展对其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更大。

（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促使流通业突破时空限制、拓宽流通渠道、增加农产品销售途径，进而影响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影响效应可能不同。本文参考赵涛等[45]的做法，对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人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普惠金融指数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计算，以此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采用三分位法进行分组，将各地级市分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表7列（6）至列（8）结果显示，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呈递增趋势，且显著性也在提高。数字经济发展为流通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带来便利，可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信息的有效对接与共享，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强。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流通业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重要助力。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第一，流通业发展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

第二，流通业发展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非农就业人数来促进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第三，流通业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第四，流通业发展对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收入异质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在西部地区促进作用较强，在中东部地区较弱；从低收入农民群体到高收入农民群体呈递减趋势；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呈递增趋势。

（二）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农村地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地区流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限制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民消费升级。因此，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必须加强农村地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加强农村地区公路、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城市与农村间要素、商品的流通堵点。同时要关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不同流通主体的协调发展，补齐流通行业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

第二，提高流通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吸纳非农就业的促进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流通业的渗透性和协同性，降低流通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形成流通新业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流通业吸纳农民非农就业的导向作用，通过规模控制、结构调整及重组整合，适度提高流通企业集中度，发挥产业集聚效应，释放流通产业内部就业机会，增强流通业的就业吸纳功能。此外，流通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提高流通业收入水平可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因此，要强化流通业中劳动要素相较于资本要素的回报，使流通业就业人数增长与收入增长正向关联，优化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进一步促进流通业需求结构的良性转变。

第三，增强流通业发展对邻近城市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的辐射带动作用。各地区在制定流通业发展战略时要从整体出发，注重城市间流通业发展的协同与统筹。要鼓励邻近地区建立跨区域流通业协调发展运行体系，加快邻近地区资源优势互补，增强本地与邻地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同时要鼓励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理距离较大的地区间加强流通知识、技术的传播和合作，通过流通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区间流通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消费的双提升。

第四，实施差异化的流通业发展战略，以更好地实现农民收入消费的双提升。首先，中东部要抓住流通业发展的地理区位优势，借助当前数字技术加快构建现代化流通业发展体系；西部地区要加快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流通业发展范围，激发流通业发展潜能，使流通业发展成为缩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其次，流通业发展要与数字经济发展接轨，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流通业发展，加快构筑流通新业态。最后，加强对农村地区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数字化培训，提升农民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使低收入农民群体更好地融入新型流通业发展中，充分发挥流通业发展对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提升作用。

注释：

①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详见http：//www.moa.gov.cn/govpublic/FZJHS/202203/t20220301_6389 886.htm。

②2021 年4 月27 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详见http：//www.gov.cn/premier/2021-04/27/content_560 3293.htm。

③2020 年9 月9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内容详见https：//www.cntheory.com/zycjwyhlchy/zycjwyhhy/202110/t2 0211008_20154.html。

④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内容详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1/content_56503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