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娟

（兰州财经大学，甘肃兰州 730020）

一、引言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状态，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对连续突发事件不能作出积极回应的短板被暴露出来，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对非经济因素和间接生产要素的影响力度估计不足，各经济体只能以收缩投资规模的方式应对。2009 年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的GDP 在全国同期GDP 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数字经济规模在GDP 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从2009 年的6.2%上升至2020 年的38.6%。从发展潜力看，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在我国GDP中的占比由2013 年的40.15%上升至2019 年的67.59%，数字经济以新业态、新方式、新机制和新逻辑成为我国新时代的经济增长点[1]。随着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不断增大，数字经济成为学术和实践共同关注的焦点。自塔斯考特（Tapscott）[2]1995 年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以来，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被充实，认为数字经济规模主要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下简称“两化”）产值组成的观点基本获得一致认可。数字产业化促使实体产业开启数字化进程，但实体产业在经济系统中占据绝对大比重的现状，使数字产业化在宏观经济中的贡献缩小，产业数字化的贡献扩大。2019 年，全球产业数字化规模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达到84.3%，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1.5%，在我国这两项占比分别是80.2%和36.2%[1]，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两化”是数字经济的产值内核，产业性使“两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甚至差距。

数据信息的生产要素特性日益凸显，它渗透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投入种类和比例，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3-5]，将经济社会系统全面引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涉及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交易和数字化媒体[6]，可分为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7]，具体包括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与媒体、互联网应用及相关服务五大产业[8]。综合国内实践和研究成果，我国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界定为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业、互联网行业四类产业。通过分析这四类产业的发展现状发现，数字产业还未成长为我国的核心产业，但发展潜力较大[9]，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10]“十四五”时期数字产业将以平均12.06%的增速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1]。在产业数字化领域，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了要素市场化进程，促进了企业协同、行业协同和产业协同，培育了缩小区域差距的新动能[12]，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共存的格局形成[13-14]，但由此带来的全劳动生产率下降使劳动要素从发达地区的生产性部门转向欠发达地区的非生产性部门，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0]，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区域差距呈现扩大趋势[12]。从“两化”角度看，大数据推动数字产业化进入信息增值模式，推动产业数字化进入融合驱动模式[15]。在“两化”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16-17]。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两化”快速发展，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速度快于数字产业化[18]，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19]。在区域层面，数字经济的“两化”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差距，“两化”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2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东部地区，这两个效应更为显著[21]。“两化”在生产率较低地区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22]，“两化”竞争力从东部向西部地区依次降低[23]。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是“两化”驱动的结果，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主要是产业数字化驱动的结果[24]。数字经济投入产出指数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方高于北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形成的区域差距对区域数字经济效率影响较大[25]，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主导产业等显著正相关[26]。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似，数字经济发展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呈现“中心-外围”分布结构，东部地区是中心[27]，辐射的外围地区受各地产业结构、区域开放、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多种因素的驱动[28]。“两化”使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数字经济规模在GDP 中的占比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

关于数字经济“两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们分别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两化”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聚焦数字经济的“两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动态影响：一是通过区位熵和描述性统计等方法对“两化”在我国数字经济和宏观经济中的贡献和发展趋势进行研判；二是分析“两化”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动态影响，并研究数字经济“两化”能否助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数字经济“两化”的关系

“两化”覆盖全产业业态，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促进，但各自有清晰的内涵与核算内容。

（一）数字产业化开启产业数字化进程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通用性的增强，数字经济于21 世纪进入实践领域。受重大突发性事件与金融危机的影响，过剩型危机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需求端成为关注点。通过搭建网络商务平台、丰富支付渠道等手段，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根据《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测算，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54.7%。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化充分融入生活服务领域，消费空间和模式的变化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和价值目标发生根本性转变，需求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目标促进了供给端的创新发展。为高效对接需求端，供给端全面开启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02—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从0.60万亿元增加至7.50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从0.60 万亿元增加至31.70万亿元。在数字经济规模中，数字产业化的占比与产业数字化的占比存在显著差距。例如，2020年，前者占比为19.1%，后者占比为80.9%，但数字产业化是产业数字化进程开启的关键引擎。2002—2006 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及其增加值均高于产业数字化规模及其增加值；2007—2008年，数字产业化规模小于产业数字化规模，二者增加值差距较小；2009—2020年，数字产业化规模及其增加值均小于产业数字化规模及其增加值，这与我国实体产业比重大的产业结构现状相符。2002—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见表1。

表1 2002—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万亿元

（二）产业数字化倒逼数字产业化转型升级

数字产业化促使传统产业走现代化发展道路，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打破了产业分工边界，制造性服务业与互联网制造业等融合性产业业态的出现使产业转型稳步推进。

受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制约，产业数字化遭遇瓶颈。实体产业通过专业平台、人员和手段对产品供求信息进行分析，为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创新业态和破解难题提供科学依据。但是大多数产业面临大量数据信息与低下专业分析能力并存的局面，以提升生活服务便利性为主体的数字产业化难以支撑产业数字化的新发展。摆脱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生产的约束、提高产业链环节衔接效率等是产业发展的诉求，需要数字产业化的强力支撑，因此，对数字产业化的迭代产生内生需求。

市场主体需要正视数据信息的生产要素属性，对可以产业化的数据信息进行分类，让专业数据信息和熟悉产业发展规律、运行逻辑又具备数据信息分析能力的专业人士成为数据信息平台的主导。一方面，丰富数字产业化的产业组成，充分利用数据信息的要素性和产业性；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产业数据，梳理我国可以自主攻克的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难题，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力支撑，提高数字技术的产业渗透率，缩小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数字技术工业渗透率上的差距。

（三）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互独立

在数字经济起步阶段（1995—2008 年），其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均处于探索阶段，无法从体系构成角度剖析问题，只能将数字经济规模的组成简单地界定为“两化”各占50%。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200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2 万亿元，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为0.6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为0.6万亿元。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不断增大，其体系化特征逐渐清晰。继“两化”之后，数字治理、数据价值进入数字经济体系。

从发展逻辑看，数字产业化促使传统产业开启数字化进程，但数字产业化以聚焦需求端为起点，通过开拓消费渠道、引导人们转变消费观念等方式提高产品市场价值的实现效率。产业数字化聚焦供给端，依据数据信息平台反馈的市场需求信息，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创新产品供给，稳定市场份额，开拓产品的生存空间。

从核算内容看，数字产业化以数据信息为核心，对数据信息产业化形式的产业发展数据进行核算。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业、互联网行业是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产业数字化以实体产业为核心，侧重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对实体产业的产值和效率贡献程度进行核算，通过数字技术为实体产业带来的产值增加值衡量。

数字产业化规模除涉及四大核心产业外，还需要将更多的数据信息产业化业态纳入数字产业化核算体系。产业数字化以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口径衡量数字技术对实体产业的贡献水平，也需要将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计算在内，但“两化”能够外延的内容有所不同。“两化”相互促进且相互独立，共同为数字经济体系的产值贡献力量。

三、数字经济“两化”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

产业属性使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具有持续性和演化性。从理论层面看，以数据信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突破时空约束，以零交易费用降低产业和区域的发展成本，使区域以产业链为纽带实现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从实践层面看，数字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展水平、产业基础、社会资本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产业特性和区域发展能力的差异使数字经济的发展条件存在产业和区域的差异甚至差距，影响区域发展格局。本文以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和《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为支撑，通过分析2012—2019 年我国30 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数据，研究“两化”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

（一）数字产业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存在差异

数字产业化使数据信息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系统，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启产业数字化进程，通过丰富消费渠道和方式达到去过剩产能和库存的目的。同时，由于人们的消费理念发生转变，实体产业创新能力与数字产业化发展遇到瓶颈，数字产业化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徘徊。从整体看，数字经济规模在我国GDP 中的占比不断增大，2019 年已经达到36.2%。从增加值看，2012—2019 年，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占全国GDP增加值的比重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数字产业化规模产值增加值占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见表2）。在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情况下，数字产业化发展压力大。

表2 2012—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化发展 %

1.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与发展潜力的区域分布不同

2012—2019 年，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的有16个省份，分别是北京、山西、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青海和宁夏，其中，东部地区占4个，中部地区占5个，西部地区占7个；呈下降趋势的有7个省份，分别是天津、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其中，东部地区占6个，西部地区占1个；变化幅度较小的有7个省份，分别是河北、吉林、福建、湖南、云南、甘肃、新疆，其中，东部地区占3个，中部地区占1个，西部地区占3个。2015年为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发展的拐点，此后，有的省份呈上升态势，有的省份转入下降轨道，还有的省份保持稳定。

从宏观视角看，2016年以后，各省份的数字产业化规模占地区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15—2016年是我国全面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落实的起点，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数字产业化发展速度趋缓。数字产业化因缺乏突破式发展而遭遇瓶颈，大多数省份的数字产业化发展状况持续低迷，少数省份的数字产业化发展保持了良好势头（见表3）。从表3 可以看出，广东的数字产业化规模在地区GDP 中的占比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北京和重庆的占比提高，上海、江苏、天津等省份的占比降低，辽宁、福建、浙江等省份仅在个别年份高于全国均值，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产业化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表3 2012—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占地区GDP比重高于均值的省份 %

从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潜力看，2015—2019年，地区数字产业增加值在全国数字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大于地区GDP增加值在全国GDP增加值中占比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江西、广东、重庆、四川、陕西，其中，东部地区占6个，中部地区占1个，西部地区占3个。以数字产业化发展为切入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以城市群为单元形成的发展空间使珠三角地区和成渝地区城市群的数字产业化发展呈现集群化态势。其余20个省份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潜力较小，以城市群视角看，数字产业化的区际差距逐渐扩大。以区域内部视角看，数字产业化使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出现严重分化。

2.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空间分异性

现阶段，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业及互联网行业是我国数字产业的代表性产业，能够反映我国数字产业化发展的水平和方向。

根据表4 可知，2012—2019 年，全国数字产业年均增速快于经济增速，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行业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拉动。数字产业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年均增速的省份有10个，其中，东部地区占8 个，西部地区占2 个；电子信息制造业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年均增速的省份有11个，其中，东部地区占10个，西部地区占1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年均增速的省份有14个，其中，东部地区占7 个，中部地区占3 个，西部地区占4个；电信业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年均增速的省份有13个，其中，东部地区占10个，中部地区占1个，西北地区占2个；互联网行业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年均增速的省份有16 个，其中，东部地区占8个，中部地区占2个，西部地区占6个。

表4 2012—2019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年均增速的省份 %

西部地区抢抓数字产业化机遇，其中，大多数省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东、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发展差距有缩小趋势，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收入比重的区域最大差率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收入比重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衡量（见表5）。

表5 2012—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占比的区域最大差率

从空间维度看，2012—2019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是江西（87.73%），最低的省份是黑龙江（12.91%），区域最大差率均值为6.80。位居前十的省份分别为江西、河南、广东、安徽、江苏、重庆、广西、湖南、山西和天津，其中，东部地区占3 个，中部地区占5个，西部地区占2个。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是北京（61.88%），最低的省份是青海（0.88%），区域最大差率均值为70.32。位居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北京、辽宁、吉林、陕西、山东、浙江、四川、上海、海南和天津，其中，东部地区占8个，西部地区占2个。

电信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是云南（62.01%），最低的省份是江苏（2.73%），区域最大差率均值为22.71。位居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云南、甘肃、新疆、黑龙江、内蒙古、青海、海南、宁夏、贵州和河北，其中，东部地区占3个，西部地区占7个。

互联网行业（以快递业为代表）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6.57%），最低的省份是重庆（0.69%），区域最大差率均值为9.52。位居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河北、上海、云南、浙江、内蒙古、新疆、宁夏、海南和甘肃，其中，东部地区占5个，西部地区占5个。

可见，区域发展能力和经济基础对区域数字产业化质量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的数字产业化产值主要源于数据信息的产业性，西部地区主要源于数字产业设施建设，东、西部地区处于数字产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从时间维度看，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是江西，最低的省份分别是云南（2012—2015 年）、海南（2016—2019年），均值最低的省份是黑龙江。区域最大差率在2012—2016 年先升后降，在2017—2019 年又大幅上升，2012 年区域最大差率最小。在空间分布上主要聚集在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6 个省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在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中的占比均较高，且呈上升趋势。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均在东部地区，2012—2015 年最高的是辽宁，2016—2019 年最高的是北京，各年份比重及其均值最低的省份均是青海，均值最高的省份是北京；2012 年，区域最大差率最大，2014 年下降为52.40，随后，上升至2017 年的107.71，2017—2019年逐渐下降。

电信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均为欠发达地区，最低的省份均为发达地区。2012—2018 年，江苏省占比最低，2019 年，广东省占比最低。云南省占比均值最高，江苏省占比均值最低。区域最大差率先上升后下降。

2012—2019 年，互联网行业收入占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比重最高的省份以欠发达地区为主，最低的省份由东部地区的江苏和天津变为西部地区的重庆，区域最大差率整体呈增大趋势，但互联网行业是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增长点，发展潜力较大。

电信业和互联网行业是欠发达地区数字产业化的支柱，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发达地区数字产业化的支柱。后者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大于前者，与先进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的重叠性使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呈现出向中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群集聚的趋势。

3.数字产业化使区域发展格局发生变化

数字技术在生活服务领域的普及度较高，但在支撑产业数字化进一步升级和转型方面略显不足。2015 年以后，“两化”的不协调程度逐渐增加。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存在差异，数字产业化使区域发展呈现出新格局，其中，发达地区主要包括东部、中部和少部分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主要包括东北和大部分西部地区。

从产业维度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区域最大差率最大，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区域最大差率最小，数字产业化区域差距的源头和缩小差距的途径均与数据信息的产业性有关。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出以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为代表的城市群中心化分布特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在发达地区显著好于在欠发达地区。电信业和互联网行业收入占数字产业化规模的比重在欠发达地区显著高于在发达地区。提高欠发达地区电信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基础设施的适配度，有助于优化欠发达地区数字产业的软硬件环境，让欠发达地区有机会融入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网络，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但这需要较长时间，且会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二）产业数字化的集聚性和集群性趋势显著

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与产业的标准化水平显著正相关。产业属性和发展水平差异使各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差距较大，数字技术使生产经营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专业化分工更加精细，利润空间相对扩大，因此数字化程度高的产业在区域维度上进一步集聚化，在产业维度上进一步集群化。

1.产业分布格局使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数字化集聚和集群中居于劣势地位

自然禀赋具有极强的区域性，我国以能源为主的产业和与化石能源关联度高的产业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例如，原煤产业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和贵州等省份。我国现有103 个能源资源基地。从区域分布看，西部地区占57个，中部地区占30个，东部地区占9 个，东北地区占5 个，海域占2 个（见表6）。从矿产类型看，能源矿产资源基地26 个，涉及13个省份和海域，其中，新疆占3个，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河北均为2 个，海域占2 个；黑色金属矿产资源基地15 个，涉及11 个省份，分布较多的省份分别是新疆（3个）、湖南（2个）、安徽（2个）；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基地51 个，涉及19 个省份，分布较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南（5个）、内蒙古（4个）、山西（4个）、四川（4 个）、青海（4 个）、江西（4 个）、云南（3 个）、河南（3个）、广西（3个）、甘肃（3个）；非金属矿产资源基地11个，涉及8个省份，分布较多的省份是内蒙古（2个）、四川（2个）、黑龙江（2个），新疆、湖南、云南、青海和贵州均为1 个[29]。资源禀赋导致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依赖度高。

表6 我国能源资源基地分布 个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发展能力较强的区域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产业效益不断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提高，这些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例如，塑料产业主要分布在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福建等14 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占8个；汽车产业主要分布在吉林、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等19 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占10 个；微型计算机产业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福建和广东等8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占4 个；集成电路产业主要分布在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等7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占5个。

随着数字技术在标准化水平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应用，各类生产要素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内均向东部地区高度集聚，产业集群化水平同步提升。资源型产业发展与资源品质密切相关，但所开采资源的质量与自然地理环境高度关联，品质存在不确定性，致使资源型产业标准化水平不高，数字技术应用难度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格局中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2.产业数字化向主要城市群集聚

产业数字化与实体产业及其发展水平、区域发展能力等显著正相关，其分布呈现出向兼具产业性和区域性的城市群集聚的趋势。

2018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和关中平原7个城市群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总计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64.46%，同比增速75.83%，高于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比增速的均值59.86%。七大城市群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4.41%，产业数字化的极化分布特征显著[28]。2019 年，产业数字化的分布区域从七大城市群扩展至包括哈长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在内的11 个城市群，覆盖21.21%的国土面积，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70%。较之2018 年，十一大城市群比七大城市群所占的国土面积增加6.8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增加5.54 个百分点，但产业数字化分布的极化状态仍未改变。

2019 年，位居全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南和河北，位居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重庆、东莞、郑州、西安和长沙，产业数字化向核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显著。2019年，在产业数字化产值上，北京占京津冀城市群的48.1%，上海占长三角城市群的28.7%，广州和深圳占珠三角城市群的57.0%，成都和重庆占成渝城市群的62.2%。

在工业经济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通过用电量和单位GDP 能耗衡量，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通过“用云量”衡量。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用云量”达到1 012点，较2018 年增加548 点，同比增长118.0%，其中，上海、北京、广东三省市合计“用云量”占全国总“用云量”的83.0%，上海“用云量”为418点，居全国之首。2019 年，位居全国“用云量”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福建、云南、天津和贵州，位居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武汉、东莞、天津、贵阳和昆明，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的“用云量”合计占全国总“用云量”的91.0%。核心城市的“用云量”增长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例如，2019 年，上海“用云量”的数量和增速均位居长三角城市群首位。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用云量”每增加1个点，我国GDP增长230.9亿元。

从营商环境看，“用云量”增加1 个点，营商环境将改善0.02个点。与“用云量”集中于主要城市群和核心城市一样，2017—2019年，位居数字政务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北京、山东、浙江、四川、湖南、江苏、福建、重庆和上海，位居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成都、重庆、佛山、长沙、东莞和杭州。营商环境是区域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可见，我国产业数字化的分布空间从七大城市群扩大至十一大城市群，又收缩到七大城市群。从发展趋势看，产业数字化的空间分布存在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收缩的可能性，这不利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

3.产业数字化强化了范围经济的区域性

数据信息不受时空约束的特点使产业数字化展现出更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在主要城市群中，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鲜明（见表7），产业关联度高，市场机制是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合作的主导机制。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为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在产业布局和企业选址时须考虑空间距离的影响，因此，现代化的产业集群大多集聚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主要城市群。

表7 五大城市群及其主导产业

数据信息使主要城市群的产业链进入高质量构建轨道。以产业为单元形成数据信息平台，为产业链环节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经营服务，使企业成本大幅降低，上、中、下游产业环节的利润差距缩小，微笑曲线趋于平滑。以产业为核心的范围经济正在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主要城市群的主导经济模式，企业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进入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由于主要城市群的空间毗邻性，范围经济依然具有显著的区域性。

四、“两化”使区域发展格局复杂化

“两化”以不同的运行逻辑支撑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由于对传统产业和发展环境的要求不同，“两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使区域发展格局趋于复杂化。

（一）数字产业化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产业化在短期内使经济发展活力大幅提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价值目标等影响深远。

从发展水平看，数字产业化水平与人均收入、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显著正相关，东部地区的数字产业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显示出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相近的区域发展格局。

从发展阶段看，在大部分中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化的支柱是数据信息的产业性，在大部分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的支柱是数字技术的设施性。与传统经济模式下清晰的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不同的是，以发展阶段视角划分的数字产业化的区域发展水平表现出城市群中心化的空间特征。以主要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中心，经济距离相近的地区数字产业化联系紧密，发展效率高；在非主要城市群，数字产业化的经济产值主要得益于国家投资建设的通信网络设施和数字经济设备。因此，主要城市群基本处于数据信息的产业化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非主要城市群处于数据信息和数字技术的设施建设和完善阶段，政府引导和投资是数字产业化的主要驱动力。

从发展潜力看，数字产业化规模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但数字产业化区域最大差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均源于数据信息的产业性，这使得以数字产业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行性。西部地区以数字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为数字产业化核心，电信业和互联网行业收入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较高，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不充分。西部地区能够通过提高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化的匹配度，降低投入冗余水平，以数字产业化为引擎，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数字产业发展差距。

（二）产业数字化的城市群中心化分布格局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

2020 年，产业数字化规模在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达80.9%，并且呈上升趋势。由于产业数字化与实体产业发展水平正向相关，在产业竞争力强的地区，其产业数字化进程较快、质量较好。

在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之初，产业数字化在许多地区强势开启，并从核心城市群逐渐向外延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一定程度，且有一定实体产业基础的地区均受到核心城市或其所在城市群产业数字化的影响。产业数字化从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扩展到七大城市群，新增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2019年，七大城市群又扩展为十一大城市群，新增哈长、呼包鄂榆、兰西城市群和北部湾经济区。然而，随着数据信息生产要素特性的日益显现，数据信息以零交易费用进入产业领域，快速向能够实现更高收益的产业和产业链集聚，使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利润空间进一步扩大。

从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看，数据信息向标准化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汇集。为了方便产业梳理信息、企业利用信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助于这些产业数据信息精细化的技术将被快速研发并应用。标准化水平较低的产业难以同等获得数据要素红利。数字经济时代，标准化水平差异使各产业难以同时高质量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

从产业的空间分布看，资源依赖度低、科技含量和标准化水平高的产业主要分布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在城市群内实现链式发展，甚至呈现跨城市群分布格局，其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高，对数据要素产生虹吸效应。数字经济在主要城市群的存量和流量均较大，数据信息在中东部地区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这符合生产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渗透规律。2020 年，产业数字化向七大城市群收缩，北京、上海、广州、四川和重庆的“用云量”保持较高水平，产业数字化空间分布存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东西部地区差距也可能进一步扩大。

五、结论与建议

在差异化运行逻辑下，“两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一）研究结论

从影响效率看，数字技术通用性的增强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缩小了人们在生活服务领域的需求和便捷化水平差距，因此，数字产业化能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受数字技术在供给端创新较弱、较慢制约，产业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区域发展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影响维度看，产业数字化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保持甚至扩大，而这是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主要作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数字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加，2002—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占我国GDP 的比重从1.2%增长至38.6%，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从50.0%增长至80.9%。产业数字化占绝对大比重决定了数字经济视角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发展趋势看，数字产业化规模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和数字产业化规模增加值在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GDP 增加值中的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而产业数字化的这些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1）显示，发达国家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在9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84.3%，与之相比，我国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产业逆向回流与产业分工内向化发展并存的当下，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因此，产业数字化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之一。基于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效率、发展环境和产业属性，以七大城市群为代表，中东部地区是重点发展区域，能够支撑产业数字化2.0发展的数字产业化2.0 将在这一区域得以突破。数字经济视角下的区域发展格局将以城市群为单元出现分化，先进制造业集聚的城市群对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更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发展差距可能持续扩大。

（二）发展建议

数字经济的“两化”发展使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政府和市场要在基础设施与产业需求匹配性、产业链建设等方面共同发力，减弱“两化”增大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力。

第一，提高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的覆盖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是数字经济“两化”发展的根基，提高西部地区新基建覆盖度能够夯实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立足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两化”发展现状，进一步加大对“东数西算”工程的投入力度。“东数西算”工程涉及内蒙古、甘肃、贵州、宁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8 个地区，是国家均衡布局大数据中心的重大决策。在短期内，西部4个省份承接的数据枢纽点主要服务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从长期看，国家应当将支撑资源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库建设任务赋予西部4 个省份数据枢纽点，助力西部地区的工业全面开启数字化进程。例如，将能源化工产业大数据中心嵌入甘肃庆阳“东数西算”枢纽点，将中西部地区跨区域的国家级数据枢纽点建设纳入国家规划。

第二，增强欠发达地区数字设施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性。电信业和互联网行业是大部分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的支撑产业，但与本区域产业数字化的发展需求匹配度低，严重制约着“两化”发展。缩小信息基础设施质量的区域差距是增强欠发达地区数字设施与产业发展匹配性的关键举措。在实践中，应当推动国家骨干网和城域网协同扩容，开展西部地区的千兆光纤网提速改造工程，完善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能够实现泛在协同的物联网，统一新基建建设标准，使各个平台能够互联互通。

第三，加强“两化”的专业化力量。人才和平台是数字经济“两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专业化力量是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首先，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通过学历教育、培训实践等渠道，培养“两化”人才，即具有数据分析、数字技术、相关产业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使之能够依据产业发展现状确定需要汇集至大数据平台的数据信息，筛选和分析产业发展数据，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其次，加快产业数据平台建设。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着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建设专业的产业数据平台，使各产业在专业数据信息支撑下科学发展。

第四，加大欠发达地区产业链数字化建设力度。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产业链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引擎。面对“两化”存在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可能性，应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进程，使西部地区和非主要城市群科学把握产品供求信息，精准定位能够深化合作的企业，通过产业数据库构建产业链。在“两化”发展均较为滞后的西部地区，着力构建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研发能够达到标准化水平的衍生产品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使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进入产业数字化的红利辐射范围，获得范围经济效应；研发能够减少能源矿产资源品质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生产技术，提高能源化工产业的标准化水平，加速产业数字化进程，使能源矿产资源基地能够在数字化平台获得融入能源化工产业链的机会。通过强化产业链数字化建设，缩小“两化”带来的区域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