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合良，李晓婉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市 100070；2.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市 100124）

一、引言

2022 年3 月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障碍是国内市场分割[1]。市场分割是对统一大市场的反向描述，它是指市场商品要素资源由于某种自然或人为因素的限制而无法顺畅流通，各区域市场或部门割据发展的状态[2]，长期的分割发展将影响我国对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挖掘，阻碍市场体量扩大[3-4]。因此，打破市场分割局面，尽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全球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通过对互联网经济的继承和发展，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对商品要素资源跨区域顺畅流通产生重要影响，对稳定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愈发突出。数字产业化增强了传统实体经济运行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显著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模糊了市场边界，整合了市场。产业数字化增强了平台经济效应，充分整合线上资源，使商品市场运行更加顺畅。因此，在推进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

近年来，数字经济对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受到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对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具有积极影响。侯世英等[5]和朱成全等[6]指出，数字经济凭借新型数字技术优势和超地域性等优势，促进线上线下商品流通渠道融合，解除流通空间限制，有效打破地区交易壁垒，充分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形成。黄鹏等[7]和邓峰等[8]认为，数字经济激发的网络效应和平台效应使区域间要素流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破除市场分割的能力越强。沈立等[9]、马述忠等[10]肯定了电子商务在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市场交易信息对称性以及促进商品畅通流动上的积极作用，认为电子商务是有效整合全国大市场的关键路径。但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如，谢莉娟等[11]指出，互联网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当前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并未充分发挥其本应发挥的市场扩展和区域空间整合作用，而是对市场一体化进程产生了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关键路径。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是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聚焦商品统一大市场探讨数字经济驱动作用的研究比较匮乏，其理论与实证结合得不够紧密。本文着眼于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对数字经济影响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机理与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为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积极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二、数字经济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机理与现实分析

（一）机理分析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39 万亿元，占GDP 比重接近40%，增速是GDP 增速的3.2 倍[12]。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有效缓解了国内循环不畅困境[13]，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对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具有重大影响。相比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型数字技术，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更大、范围更广。具体来说，数字经济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进一步降低了时间、空间和信息对市场运行效率提升的限制。互联网拓宽了市场边界，缩短了流通时间，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实体零售行业、营销行业的运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经济通过对互联网经济的继承和发展，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深入到了生产层面。数字经济下的数据要素与资本等传统要素充分结合，突破时空和信息非对称性限制，使商品跨区域流动更为顺畅。大数据、5G 等新型数字技术使信息沟通更加顺畅，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对不同区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约束，减少了地区间商品可套利价格差异，解决了市场分割状态下商品定价两极分化的难题，加速了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

第二，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重构传统实体经济。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零售和生活层面，其与传统实体经济的融合还未产生全局性影响，对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推动作用也不明显。数字经济可通过对互联网经济的深度挖掘，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构传统产业，实现协同发展，促进商品要素资源跨区域畅通流动。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包括工业互联网、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平台经济等融合性新产业，通过网络协同化、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化延伸等数字化新模式增强全国传统产业的关联性和协调性，提高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精准定位市场需求能力和在全国市场范围内商品的流通效率。

第三，数字经济促进供需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区域间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一环。供需结构失衡是当前影响国内市场高效运行的梗阻之一。新型数字技术帮助企业在全国商品市场上匹配供需，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不同区域市场以及供需的各个环节，缓解供需结构失衡。从需求层面看，数字经济不仅帮助企业精准定位市场需求，而且在全国市场创造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的新型消费和投资需求（如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借贷、在线保险等服务，真正做到了某一类商品或服务的全国统一定价），有效刺激内需增加，促进市场整合。从供给层面看，数字经济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提高商品流通效率。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支撑企业复工复产，有效保障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畅通循环。从供需平衡层面看，数字经济在提高企业供给能力的同时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完善投资结构。数字经济能打通供给与需求间的信息渠道，弱化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定价的负面影响，显著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畅通国内大循环。

（二）现实分析

2015—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其占GDP 比重和增长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整体发展质量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不利于甚至阻碍了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地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地区间存在数字鸿沟，国内市场分割加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开放度较高，市场经济思想较为活跃，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较早，已经基本进入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数字技术发展上领先于内陆地区。可以预见，在地区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地区差距会进一步扩大。随着数字技术应用范围持续拓展，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新范式，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这会引发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不利于地区间协同发展，弱化数字经济对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作用。

二是数字经济引发新的垄断风险，遏制市场公平竞争，破坏价格机制。数字化企业利用基于数字技术或平台经济优势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扩大市场优势，构建“赢者通吃”局面，抬高市场进入门槛。同时，“大数据杀熟”“竞价排名”等竞争手段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特有的垄断工具，其垄断方式更加隐蔽、高效，给政府反垄断工作增加了困难。数字经济引发的垄断能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却不利于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公平、充分地参与市场竞争，不利于企业实力差距的缩小。数字经济引发的垄断在本质上会破坏价格机制，导致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失效，地区间商品价格套利空间扩大，不利于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是流通体系不健全，难以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影响数字经济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一方面，尽管数字经济可利用新型数字技术等软件技术手段加速商品要素资源跨地区自由流动，但地区间物流网络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尚不平衡、不充分，难以配合数字经济持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流通体系不健全情形下，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数字经济在驱动全国市场整合方面的作用。如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了消费者或厂商的本地购买或消费偏好，引发了部分商品只在特定地区集中销售的现象。有的厂商或供应商为节省流通成本，只允许自己的商品在某个区域市场流通而非辐射全国市场，这是当前导致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利用2016—2020 年我国29 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海南）的面板数据，通过选取合适的变量和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由于省份之间存在差异，在模型中需要考虑省份个体效应以控制空间差异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通过构建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并将其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对相关影响进行估计。

1.静态估计——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反映市场统一程度，本文使用与统一大市场具有反向对应关系的商品市场分割度作为被解释变量[11，14]，并构建模型：

其中，Segcon表示商品市场分割度；Digital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j为控制变量，包含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以及交通发达程度；α为估计系数，若α＜0，说明数字经济缓解了商品市场分割状况，促进了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否则，说明数字经济阻碍了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βj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μ为个体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i为地区，t为时间。

2.动态估计——系统广义矩估计

由前文的机理分析可知，数字经济与市场分割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遗漏变量会使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提高式（1）估计的准确性，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观测数字经济动态影响。

对于动态面板数据，阿雷拉诺（Arellano）等[15]使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DIF GMM）法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但差分广义矩估计法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产生有限样本偏差。为了克服该方法的缺点，布伦德尔（Blundell）等[16]提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YS GMM）法，该方法将差分广义矩估计法与水平广义矩估计法相结合，把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广义矩估计。该模型增加了一组差分变量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本文通过SYS GMM对基准回归模型展开稳健性回归，以增强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根据Sargan检验、Hansen检验以及扰动项序列相关检验可知，SYS GMM两步法更有效。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性，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Segconi，t-1代表商品市场分割度的滞后项，α0为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估计系数，α'、βj'分别为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下的估计系数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二）主要变量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选取与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具有反向关系的商品市场分割度来表征。目前，测算商品市场分割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贸易法、经济周期法、问卷调查法和相对价格法五种。其中，前四种方法因存在不可克服的潜在缺陷、分析数据受限或数据质量可信度低等问题而逐渐被学者们摒弃[17]，相对价格法优势明显，被学者广泛采用。用相对价格法测算地区市场分割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1954 年萨缪尔森（Samuelson）[18]提出的“冰川成本”模型。该模型认为，两种商品的价格走向既可以是同向的也可以反向的，只要两者之间的相对价格不超过一定区间，即其取值在模型所允许的“无套利区间”内波动，就可认为两地市场是走向整合的。遵循该逻辑，学者们通过测度历年不同省份之间各类商品相对价格的方差来判断市场分割度。同时，在具体计算中用相邻省份配对的方式[19-21]测算市场分割度。

本文选取分地区分类别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测算市场分割度①，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P表示商品价格，Q表示市场价格比的自然对数值，q为商品相对价格变动，i、j代表两个不同的地区，k代表第k类商品，t为时间。

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去除变量测度单位、异方差和偏态等对估计系数的影响，用式（3）求出市场价格比的自然对数值。

第二步，对进行一阶差分，并取绝对值，以避免符号变化对价格方差大小的影响，具体算法如式（4）所示。

第四步，按省份计算本省份与相邻省份相对价格变动的平均值，得到每一个省份的商品市场分割度②，即相对价格变动方差，该值越大，表示商品市场分割度越高，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为使系数与其他数据保持平衡，数值不至于太小，参照谢莉娟等[11]的方法，将所有指数扩大1 000倍，最终形成商品市场分割度的面板数据。

2.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来表征。在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部分学者采用指标构建法，如选用信息通信技术或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基础设施数量、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指数等指标[23-25]。但这些指标更多衡量的是互联网发展水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低数字经济真实水平，且指标构建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会影响最终估计结果准确性。因此，本研究用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与商品市场分割度相关的控制变量，它们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以及交通发达程度。一个地区经济水平越高，地区内企业实力越强，应对外来企业竞争的能力越强。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政府也较少采取地方保护手段来干预经济发展。依据相关文献[14，26]，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地区人均GDP 与全国人均GDP之比来表征。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市场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分析市场分割问题时应予以考虑，本文用地区政府预算支出占GDP 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市场分割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度量经济开放程度。商品市场分割度还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关，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较大时，可能会基于策略性考虑选择不利于市场一体化的市场竞争行为，本文以地区人均GDP与邻省人均GDP之比来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市场分割度还受交通发达程度影响。交通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市场整合，本文用公路与铁路运输线路面积之和占省份面积比重来度量交通发达程度。

4.数据来源

考虑到当前非官方机构统计的市县级层面数据在可信度、测算方法上存疑，本研究用以测算商品市场分割度和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份面积数据来自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历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将原始数据的时间范围定为2016—2020年。

本研究的变量和计算方法如表1 所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1 变量和计算方法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到各省份在经济发展、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中控制省份个体效应以增强估计系数合理性。观察表3，列（1）中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能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核心估计系数的正负与显著性未改变。

表3 基于静态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系统广义矩估计回归结果

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基础上，为增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克服内生性问题，通过两步系统广义距估计法提升实证效率，并检验扰动项序列自相关和工具变量有效性。回归结果见表4列（1）。

根据表4可知，AR（1）＜0.1，AR（2）＞0.1，这表明模型扰动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扰动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的假设条件成立，可以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由Hansen检验结果可知，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回归结果较为可信。SYS GMM 模型下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的估计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佐证了上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4 列（1）的回归结果可知，商品市场分割度滞后项对当期数据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较为合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前数字经济缓解了全国商品市场分割状况，促进了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充分突破了地理因素对商品跨区域流动的限制，缩小了商品地区套利空间，整合了市场。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进一步解除时空因素对商品跨区域交易的限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日益形成。

表4 基于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刺激、提升国内需求，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我国人口众多、市场体量巨大，数字经济催生了众多新的消费需求，在刺激我国需求规模不断创造新高的同时也使全国商品市场走向整合。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刺激全国需求的过程中，若地区性商品供应商选择分割市场行为或地方政府加大地方保护力度，市场参与主体将无法享受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促使全国需求规模扩大，为适应需求的变化，满足超大规模商品市场需求，必须迅速扩大市场供给规模、提升供给能力，不断加强各地商品供应商之间的协作，实现市场供给多方共赢，降低地区间商品市场分割度。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增强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剔除极端值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对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为降低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剔除数字经济极为发达的北京、广东、上海和较为落后的甘肃、宁夏。其次，用数字经济规模③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最后，重新进行SYS GMM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依旧推动了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固定效应模型和SYS GMM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实现路径

（一）结论

“十四五”期间，破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本文围绕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立足我国消费基础性作用持续强化、全面进入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和时代背景，聚焦商品统一大市场，探索数字经济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机理与经验证据。其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进一步减少时间、空间和信息对市场运行效率提升的限制；二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重构传统实体经济；三是数字经济促进供需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基于2016—2020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数字经济降低了全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对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驱动作用显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数字经济驱动作用的可靠性。

（二）实现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结论，针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数字经济驱动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现路径。

第一，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为强化数字经济对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作用，应高度重视并解决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一是加强全国各地区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网络支撑作用，助力数字技术开发与深度应用；二是对信息技术发展落后地区加大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力度，推动各区域商品市场借助数字经济加强市场联动与配合。

第二，加快流通业数字化转型，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内容。流通业数字化转型是畅通商品流通渠道、提高流通效率、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进而加快建设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所在。为强化数字经济对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作用，应加快流通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在构建现代流通体系进程中加强数字流通顶层设计，增强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二是加强数字经济对流通模式的重构力度，充分借助数字技术提高跨区域流通效率；三是促使流通企业利用平台经济协同优势，加强流通组织地区间跨界融合、流通渠道全产业链融合。

第三，提升政府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提高数字经济规制效率。政府的治理能力、规制效率、政策引导对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质量、数字经济驱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数据保护和监管的缺位或错位会导致一系列垄断问题，加剧市场分割，不利于数字经济对全国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驱动作用的发挥，需要政府予以有效规制。一是变革治理方式，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提高政府数字经济规制效率；二是加强数据保护和数据确权，对缺位、错位的数据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予以补齐、纠正；三是提高政府对数字经济时代特有的新型垄断方式的监管与治理能力，及时预警和防范垄断风险，为强化数字经济驱动作用营造良好环境。

注释：

①包括七类，分别是食品烟酒类、衣着类、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医疗保健类。

②北京商品市场分割度是北京与天津之间、北京与河北之间商品市场分割度的平均值。

③数据来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