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阳

19世纪20年代，基督教分别在印度赛兰坡和马六甲出版了最早的汉文深文言圣经全译本的“二马译本”，即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19世纪30年代，其又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和新加坡出版了第二代深文言译本，即麦都思译本和郭士立译本，它们都是对马礼逊译本的修订，在新的修订原则和理念下，语句词汇都有很大的调整和改动。正是这两种修订版本的出现，为19世纪深文言圣经译本经典之作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理念道路和实践基础。委办译本和裨治文译本，之前学者有所涉及的是刘念业的《近代在华新教传教士早期的圣经汉译活动研究：1807—1862》(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对译名之争有较深入研究的程小娟的《God的汉译史：争论、接受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但都未能更多关注到圣经译本争执和演变过程中的国别归属所扮演的角色和助力，以及该两种译本的各自特色所带来的后期价值和在整个19世纪圣经汉译深文言翻译中所处的历史评价。本文以中外文历史文献和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圣经中译原本来描述分析这一重要、学术界却几乎没有关注的历史现象。

一、委办译本(The Delegates’ Version)

最早译名“新约”“旧约”的圣经译本

《新约全书》：1852年香港英国圣经会

《旧约全书》：1854年上海英国圣经会

委办译本，又称代表译本，是中文圣经译本史上、尤其深文言翻译史上的著名译本，对1919年和合深文言译本的最终产生，以及圣经中译的成熟和传播，影响深远。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且允许基督教在五口通商地区传播合法化，改变了自清康熙朝以来一百多年的禁教政策。从此时开始，上海、厦门、福州、广州和宁波等五个通商口岸都向外国人开放，致使1842年至1857年间来华外国传教士人数增长了四倍。(1)截至1842年，来华传教士仅56名；1857年底，已有215名到达中国。见《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884年附录。之前，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一直都局限在澳门，及华人华侨旅居的南洋地区。翻译一部让各传教差会共同认可，又为中国人接受的圣经译本的需求明显增加。在英美两国各差会相互竞争新传教领域的局面下，圣经翻译几乎成了各差会还可以共同合作的唯一领域[1]261。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先期已来华传教的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浸信会(Th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等机构，在香港举行了合作翻译中文圣经的会议，“目标是出版一本最适合于广泛流传的圣经译本”[2]62。8月22日参加会议的有12位传教士，其中英国人8名、美国人4名，他们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W. H. Medhurst，主席)、台约尔(Samuel Dyer)、合信(Benjamin Hobson)、理雅各(James Legge)、美魏茶(W. C. Milne，米怜之子)、亚历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和弟弟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美国浸礼会的怜为仁(William Dean)、罗孝全(I. J. Roberts)，以及马礼逊教育会的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之后的五次会议，即8月24日、8月25日、8月28日，9月1日、9月4日，陆续有其他传教士参加进入，形成了多个差会共同组成的翻译委员会。陆续参加进来的有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美国浸礼会的玛高温(D．J．MacGowan)、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美国长老会的娄理华(Walter M．Lowrie)、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等。翻译委员会以期完成出版一部统一译本名称和常用术语、译文更为完善的《圣经》译本为目的[3]50-51。

该译本后来被称为“委办译本”，因它是由各差会的代表(委办)合译的。会议做出以下决定：1.必须以“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为翻译蓝本。2.所有传教士组成一个委员会。3.在五个通商口岸设五个分会便于工作。4.五个分会各自承担分工的修订部分。5.五个分会各自承担的修订部分，应送交其他四个分会参考和审查。6.当新约译本经过以上的联合审阅之后，再将全本呈交所选任的委办校订。(2)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63.但是，在之后的实践经历中，除以“公认经文”为依据外，后五项决议都不同程度的没有做到。

翻译过程中，应如何翻译基督教特有含义的词汇，委员会产生了争论。(3)关于“译名之争”，参阅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圣经”的中译》，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译名之争主要集中在两个词汇上，一是宇宙主宰“God”，译为“神”或“上帝”，译者之间存在完全不可协调的认识立场。到20世纪20年代，“God的译法一直是个使人大伤脑筋的问题”。以1920年出版的圣经为例，文言译本中，“上帝”占98%，“神”仅占2%；白话译本中，“上帝”占89%，“神”占11%[4]1244。争执如此之长久，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译名之争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圣经汉语译本中仍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别。二是对“Baptism”如何汉译，浸礼会和其他差会有不同意见。

译名之争是由传教士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基本理解导致的。主张用“神”字翻译的传教士确信，中国人从来没有认识过基督教的“神”，中国文字里完全没有可以表述他的相等名称，需要引入一种全新的观念；不过，他们相信“神”字可以成为合适的用语。主张用“上帝”翻译的传教士代表了一种旧约的信念，认为“上帝”曾启示了所有人类，甚至中国也曾受到启示，并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上帝”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认知；他们相信，现在需要的是“再次唤醒”(reawake)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和信仰[5]84。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不愿意继续争执不休，首先离开了翻译委员会，接着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也退出了。1850年8月1日，委员会在上海的麦都思家中举行会议；7个月后，却因意见分歧而难以合作下去。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退出，仅由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施敦力与美魏茶完成工作，其中大部分都由麦都思承担。翻译圣经的早期，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往往人数居多，意见不一时，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继续工作。在麦都思的坚持和不妥协下，英国与美国的传教士分手了。可以肯定地说，委办译本是延续和完善麦都思译本的更新成果。委办译本(1852年)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译人，和更早的麦都思译本(1837年)的主译人都是麦都思。

在英国圣经会的支持下，麦都思、理雅各、施敦力兄弟、美魏茶等合作完成了以“新约”“旧约”“上帝”“圣神”“洗礼”“先知”为译名的翻译作品。1852年(清咸丰二年)，英国圣经会在香港出版《新约全书》，1853年在上海出版《新约全书》，1854年在上海出版《旧约全书》，史称“委办译本”或“代表译本”[6]35。(4)《新约全书》《旧约全书》，香港英华书院活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图书馆藏。

Testament可译为“约”，也可译为“遗嘱”“遗命”“遗诏”。更早期的圣经译本，如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麦都思译本、郭士立译本，均译为“遗诏”。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圣经译本，逐步改译为“约”，委办译本是最早译名为“新约”“旧约”的圣经译本。

作为英国伦敦传道会来华第一人马礼逊遗命修订马礼逊圣经译本的麦都思，虽然谦称委办译本是对马礼逊译本的修订，实质却是全新的译本。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中国化”程度的提升。因有中国著名文人王韬(麦都思的中文教师)的参加，从汉文的语言文字角度来考察，无论从汉字选词，还是文字的优美流畅来看，委办译本的“中国化”程度在当时都是最高的[7]272-278。相较之前的圣经中文译本，委办译本更多使用了汉文的文笔与体裁、成语、度量衡、钱币单位、历史等术语名称。正如慕维廉评论说：“所有读者都会欣赏它的典雅文笔和韵味风格……毫无疑问，它具有高超的文学技巧、优秀的学术成就，以及本土文化的适应性。”(5)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69.同时也出现因优点而导致的“重要缺点”。委办译本借用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术语较多，未能准确表达圣经原文思想内容[8]29，“有时为了照顾中文文体的延续顺畅，放弃了原文正确的含义，有时词语多采用中国哲学的说法，弱化了基督教教义的理解”。

麦都思是圣经汉译史上最著名译者之一，英国伦敦传道会史上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到马六甲，1843年到上海。他是早期用汉语撰写基督教传教小册子最多的人之一，撰写出版了约近百种[6]27-36。圣经翻译和印刷出版是他从事的两项主要工作，除了主译“麦都思译本”的《新约圣经》外，还主译了深文言圣经的经典之作——委办译本，并与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施敦力(John Stronach)合作督导一名南京本地人，将他们译成的委办译本《新约全书》，从深文言语体改译成南京官话土白，于1854年在上海出版第一本南京土白圣经译本。1847年还出版了圣经中译史上第一本方言圣经——上海土白《约翰书》

1853年(清咸丰三年)2月14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迅速下令刊印大量《圣经》，这是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进行刊印的。如此众多的太平天国民众信仰基督教，极大地鼓励了传教士。1853年9月，英国圣经会发起“百万圣经送中国”活动，英国平民基督徒的热情使这次活动共筹得52368英镑，足够英国圣经会在中国未来20年的支出。(6)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76.

麦都思看准了太平天国对基督教传播带来的良机，认为在这个让基督教会极度兴奋的时刻，他主导翻译的委办译本，可以不经过英国圣经会的严格审查就能出版，由此就可以取代太平天国采用的郭士立译本。

数额巨大的捐款使得英国圣经会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圣经会。印刷工出身的麦都思、机器工出身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等人，对在上海的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的机器设备、纸张印刷、活字字模等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墨海书馆成了中国最早使用机器活字印刷的机构。到1855年底(清咸丰五年)，墨海书馆已印刷11.5万册委办译本的《新约圣经》，免费四处发送。到1869年，共刊印95万册《新约圣经》或《全本圣经》，其中委办译本就占其中的75万册[9]558。在相当长时间内，委办译本成了印刷量最大、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对19世纪的华人基督徒来讲，基本都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圣经》，而非个人自己选择或购买。传教士的国籍归属和对某种圣经译本的偏爱，很多时候决定了华人基督徒信仰的所属国籍或宗派，决定了华人基督徒所阅读的圣经译本。

从1920年的《圣经》发行统计资料可知，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的销售数字是4965本，《新约全书》是1979本，单行本是432911本，总计是439855本；裨治文译本的《新约全书》销售仅1005本；而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及单行本的销售数量却是67718本，位居第一[4]1244。

委办译本备受赞赏的是其汉文文笔，即它的“中国化”程度最高，被认为更适合受过教育的中国文人学者阅读和理解基督教的教义[3]50。四十年后，在多国多个差会竞争努力产生了诸多深文言圣经译本后，委办译本仍被认为是唯一可以配得上呈献给清政府的圣经译本。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美国圣经会在上海刊印了特别大字铅印的委办译本，以基督教在华29个宗派1万名女性信徒的名义祝寿，进呈慈禧太后[10]42[1]266。(7)《新约全书》，上海美华书馆活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香港浸会大学藏。这个刊印本被习称为君王版(The Imperial Edition)，封面是锡箔制成，内页边用金箔制成。笔者曾在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见过君王版原本收藏。

甚至到1927年，在产生了和合本深文言译本后，而中国社会已经更多使用国语和白话文之后，英国圣经会还刊印了深文言的委办译本全本。1982年，台湾圣经公会还重印了委办译本作为纪念品流传。21世纪后，台湾圣经公会再次重印了委办译本作为纪念品流传于世，笔者曾有幸获赠一本《新约全书》。

二、裨治文译本(Bridgman’s Version)

《新约全书》：1859年宁波美国圣经会

《旧约全书》：1862年上海美国圣经会

19世纪30年代的第二代深文言译本(麦都思译本、郭士立译本)都采用了“上帝”译名，而不是第一代深文言译本(马礼逊译本、马殊曼译本)的“神”字。委办译本委员会分裂后，从中退出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再次提议用“神”翻译“God”。在此后的50年中，如何翻译宇宙主宰这个问题一再引起争议，使“译名问题”成为在华“传教运动中最异乎寻常地严重争议的问题之一”[11]173。

面对译名之争，首先退出翻译委员会的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委办译本委员会完成《新约》翻译工作后，裨治文也退出该会。他对于委办本究竟应更忠实于圣经原文，还是更适应汉文流畅的翻译原则，与其他人员产生分歧。美国圣经会资助退出委员会的裨治文和克陛存采用更忠实于圣经原文的翻译原则，以及“神”与“圣灵”的译名(8)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71.，但裨治文却吸收了委办译本的“新约”译名。1859年(清咸丰九年)，美国圣经会在宁波出版《新约全书》，1862年在上海出版《旧约全书》；1864年在上海出版《新旧约全书》，史称“裨治文译本”[6]71[8]30。(9)《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图书馆藏。

两种圣经译本的产生开启了中国基督教圣经翻译史上的“神”“上帝”译名的国别归属。译名之别不仅体现了神学观点、传教方法、翻译原则的不同，也体现了基督教对华传教的两个最主要国家的国别归属差异。英国圣经会始终支持“上帝”的译名，美国圣经会始终支持“神”的译名。

从1851年(清咸丰元年)开始，裨治文与克陛存开始修订委办本的《新约译本》，1855年由美国圣经会在宁波出版《罗马书》至《启示录》。1859年同样由美国圣经公会在宁波出版《新约圣经》。“除《书信》以外”[8]30，它在很多地方采用了1852年出版的麦都思以及裨治文等翻译的《新约》。

一直以来，世界各国的《圣经》翻译、出版与发行都是由各国圣经会专营。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于1816年成立于纽约，存在至今。它一成立就十分注意中国，是对《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产生重大作用的机构，曾在上海、北京、福州、汉口、九江、重庆、成都、长沙等地设立分会，其中建立最早、工作量最大、范围最广的在上海。美国圣经会先后在华出版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单行本：1864年在福州出版《马太福音》；1865在福州出版《新约全书》；1869年在上海出版《新约全书》；1870年在上海出版汉英对照的《马太福音》；1882年在上海出版《新约全书》(10)裨治文译本，原书题名《新约全书》，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新铸铜版，大美国圣经会托印，上海美华书馆藏板。美国圣经会藏。；1883年美国圣经会在福州出版汉英对照的《约翰福音》；1887年在上海出版《新约全书》。由此可知，裨治文译本极可能是最早出版的汉英对照圣经译本。

裨治文和克陛存二人独自翻译了旧约，1861年美国圣经会在上海出版《诗篇》。1862年美国圣经会出版《旧约全书》，分四卷，共1002页。上海美华书馆于1863年出版《旧约全书》；1864、1865年出版《新旧约全书》；1880年出版《旧约全书》。裨治文于1861年11月去世，克陛存独自翻译了《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克陛存也于1862年8月去世。该译本的两位译者都没有看到他们翻译的圣经全本的出版。

裨治文是美国、也是美国公理会第一个来华传教士。他于1830年(清道光十年)到达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汉语。他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并任前20卷的主编，直至1847年。《中国丛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文化典籍、人情世故、风土人情等相关知识，也记述传教士在东南亚各地的传教活动。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裨治文任《中美望厦条约》的美方翻译。1847年他调往上海，在此期间与克陛存合作翻译圣经；1857—1859年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首任会长。

克陛存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来华，在浙江宁波一带传教。1851年调往上海，1862年去世于上海。他还著有《花国的蒙昧——华北的宗教观和民众的迷信》(Darkness in the Flowery Land：or Religious Norions and Popular Superstitions in North China，1857)，中文宗教小册子有《耶稣教要理问答》《福音道问答简略》《若瑟言行全传》等[6]146-148。圣经翻译刚刚结束，他就去世了。美国颁授给他神学博士学位的消息，是他去世后才送达上海。

裨治文译本从来没有享受到过委办译本那么高的评价和声誉。之后，美国公理会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人对此本进行过修订。之后，美国圣经会减少了对深文言圣经翻译，关注重点已经转移到汉语浅文言圣经翻译，更多支持和资助施约瑟的浅文言圣经翻译。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才又参与到和合本深文言的翻译中，再次参与到深文言圣经翻译工作中。

裨治文译本仍以其译笔忠实的突出特点达到了19世纪深文言圣经翻译的经典。对于翻译作品来讲，译者的翻译原则和追求宗旨确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决定性意义。在言辞练达和忠于原文之间，应该如何取舍把握？一个译经者究竟能否做到既忠于原文，还能费心费力来作文笔润饰？大量本土文笔润饰后的作品，是否还能忠实反映异质文化的精髓？究竟是重现原文的严格字义更重要，还是以新的语言概念领悟更重要？正如美国传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所言，正因为太过忠实原文，裨治文译本不太考虑文笔问题，对于不熟悉不了解圣经或基督教的人而言，一定觉得裨治文译本是晦涩难解、言辞粗劣；而对于愿意求得圣经准确含义的神学生和传道人来讲，则很有帮助[3]53。

三、结语

在英美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19世纪50年代诞生了以委办译本和裨治文译本为代表的19世纪深文言圣经译本的经典之作，它们不但代表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差传理念和势力归属，也反映出翻译作品的最根本理念追求，即或侧重言辞畅达的“意译”或忠实原文的“直译”。因各种原因所致，追求言辞畅达、易被更多中国人接受理解的委办译本获得了更多赞誉，出版印刷量最大，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力。最忠实于原文的裨治文/克陛存译本，则在提供精准圣经原意上，成为代表之作。

此后，圣经中译逐渐转向，无论英国圣经会或是美国圣经会，都将关注重点从深文言圣经翻译移开了，直到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上，才开始对深文言、浅文言、白话三种语体的和合本圣经的再度合作。19世纪50年代后，虽然还曾产生过美国浸礼传道会的高德译本(《圣经新遗诏全书》，1853年宁波美国浸礼会真神堂板)、胡德迈译本(《新约传汇统》，1866年宁波英华圣经堂板)、怜为仁译本(《圣经新旧遗诏全书》，1868年香港板)，但深文言圣经译本已经不再是圣经中译史上的主流，不能吸引更多译经者的关注追求和诸国圣经会的支持了。

此后，英国圣经会更多关注汉语方言土白的圣经翻译，尤其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翻译，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北方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除支持某地汉语方言的圣经翻译外，美国圣经会则更多侧重于浅文言圣经的翻译，尤其支持出版了唯一的浅文言圣经译本，即施约瑟浅文言圣经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