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立

在唐代，时人因场屋之需，刻苦练就穿穴经史的功夫，遂创作了不少关于探索律赋写作的论著，甚至设计一篇律赋的标准范式。今存抄本《赋谱》即是唐时科举试赋的“产物”，作为一种赋格文献，不仅较早记载有关律赋在段落、句型、韵脚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在科举大力推行与时人创作繁兴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赋谱》成书年代

唐抄本《赋谱》因长期流藏海外，加之研究者寥寥，其撰述年代目前仍无定论。国内学者饶宗颐、张伯伟、詹杭伦等均有所论及，然各据一词，聚讼纷纭。饶宗颐是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国内研究者，他指出该书成书上限为贞元(785—805年)时期，下限为太和(827—835年)时期。即《赋谱》创作时间为唐785—835年之间，上下时限有50年的波动期。张伯伟教授从“用韵”角度进行考量，以《赋谱》中“近来官韵多勒八韵字”为切入点，遂后展开论证，认为该书撰述于文宗太和、开成年间，即827—840年之间。

然而，以上两种断限时间均未免宽泛，张伯伟先生虽将时限减少至十三年间，但仍有不够精准之憾。笔者不揣简陋，在前贤论证的基础上，通过《赋谱》中或引用、或涉及的相关唐代赋篇文献进行胪列比勘，采用文本内证法，并辅以相关史籍，对其撰述年代略作考量。本文将《赋谱》中所征引的赋文及作者、篇名、辑录情况等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如下，以便从中发现与撰年相关的线索。

(1)“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句，源出杨炯《浑天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十八、《历代赋汇》卷一、《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中。

(2)“万国会，百工休”句，源出胡嘉隐《绳伎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八十二、《历代赋汇》卷一百零四、《全唐文》卷四百零二中。

(3)“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句，源出张说《进白乌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八十九(其中《赋谱》“仁”《英华》作“人”)、《历代赋汇》卷五十六、《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一中。

(4)“惟輠以积膏而润，惟人以积学而才。润则浸之益，才则厥修乃来”句，源出乔林(进士，743年)《炙輠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一(其中《赋谱》“润则浸之益”《文苑英华》作“润则浸之所致”、《赋谱》“才则厥修乃来”《文苑英华》作“学则修之乃来”)、《历代赋汇》卷一百一十四、《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六(同《文苑英华》)中。

(5)“穆王与偓佺之伦，为玉山之会”句，源出乔潭(进士，754年)《群玉山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二十九、《历代赋汇》卷二十二、《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一中。

(6)“採大汉强干之宜，裂地以爵。法有周维城之制，分土而王”句，源出崔损(进士，775年)《五色土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二十五、《历代赋汇》卷二十三、《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同《英华》)中。

(7)“咏《团扇》之见托，班姬恨起于长门。履坚冰以是阶，表安叹惊于陋巷”句，源出崔损《霜降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十六、《历代赋汇》卷九、《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中。

(8)“悦礼乐，敦《诗》《书》”句，源出黎逢(进士，777年)《人不学不知道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六十二记载为失名、《历代赋汇》卷六十、《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二中。

(9)“咨汉武兮恭玄风，建曾台兮冠灵宫”句，此句所有《通天台赋》中均无，该赋为大历十二年(777年)进士科题，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五十有失名，任公叔，杨奚，《历代赋汇》卷七十四所列同《文苑英华》，而《文苑英华》中的“失名”，在《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二记载中归于黎逢名下，同书卷四百五十九有任公叔，卷五百三十一杨度。

(10)“器将道志，五色发以成文。化尽欢心，百兽舞而叶曲”句，源出裴度(进士，789年)《箫韶九成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七十五、《历代赋汇》卷九十、《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七中。

(11)原无引文。文中出现《朱丝绳赋》，此赋为贞元十年(794年)博学宏词科，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七十七有失名，庾承宣之作，《历代赋汇》卷九十四同《文苑英华》，而《文苑英华》中“失名”，在《全唐文》卷四百零八中归于王太真名下，同书卷六百一十五有庾承宣。

(12)原无引文。文中出现《冬日可爱赋》，齐映(进士，794年)、席夔(进士，794年)均有同名赋作，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五、《历代赋汇》卷三、《全唐文》卷四百五十、卷六百三十三中。

(13)“喻人守礼，如竹有筠”句，源出李程(进士，796年)《竹箭有筠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四十六、《历代赋汇》卷一百一十八、《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二中。

(14)“贤哉南容”句，源出张仲素(进士，798年)《三复白圭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九十二、《历代赋汇》卷六十七、《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中。

(15)原无引文。文中出现张仲素《千金市骏骨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三十二、《历代赋汇》卷一百三十五、《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中。

(16)“石至坚兮水至清。坚者可投而必中，清者可受而不盈”句，此句在所有《如石投水赋》中均无，该赋为786年进士科题，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三十二有刘辟、卢肇、白敏中，《历代赋汇》卷四十四有刘辟、卢肇、白敏中，《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六刘辟、卷七百六十八卢肇、卷七百三十九白敏中。

(17)原无引文。文中出现元稹(明经，793年)《郊天日五色祥云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十一、《历代赋汇》卷六、《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七中。

(18)“诚哉性习之说，我将为教之先”句，源出白居易(进士，800年)《性习相近远赋》，此赋为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科题，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九十三、《历代赋汇》卷六十六、《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六中。

(19)“亭亭华山下有渭”句，源出白居易《泛渭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八、《历代赋汇》卷二十六、《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六中。

(20)原无引文。文中出现白居易《求玄珠赋》，唐赵宇亦有同名《求玄珠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五、《历代赋汇》卷一百零五中。

(21)“昔汉武”句，源出张友正(贞元进士)《请长缨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六十六、《历代赋汇》卷六十四、《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中。

(22)原无引文。文中出现皇甫湜(进士，806年)《鹤处鸡群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三十八、《历代赋汇》卷一百二十八、《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五中。

(23)“化轻裾于五色，犹认罗衣。变纤手于一拳，以迷纨质”句，源出白行简(进士，807年)《望夫化为石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三十一、《历代赋汇》卷二十三、《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二中。

(24)“月满于东，桂芳其中”句，源出杨弘贞(进士，809年)《月中桂树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七、《历代赋汇》卷四、《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二中。

(25)“因依而上下相遇，修久而贞刚失全”句，源出杨弘贞《溜穿石赋》，辑录《文苑英华》卷三十一、《历代赋汇》卷二十三、《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二中。另外，《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全唐书》同卷亦辑录赵蕃《溜穿石赋》。

(26)“府而察，焕乎呈科斗之文。静而观，炯尔见雕虫之艺”句，源出蒋防(进士，809年)《萤光照字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六十三、《历代赋汇》卷六十二、《全唐文》卷七百一十九中。

(27)“惟隙有光，惟尘是依”句，源出蒋防《隙尘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二十六、《历代赋汇》卷二十三、《全唐文》卷七百一十九中。另外，《文苑英华》卷二十六、《历代赋汇》卷二十三、《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二，分别载录杨弘贞、赵蕃同名《隙尘赋》。

(28)原无引文。文中出现蒋防《兽炭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三、《历代赋汇》卷八十八、《全唐文》卷七百一十九中。

(29)“守静胜之深诫，冀一鸣而在此”句，源出浩虚舟(进士，822年)《木鸡赋》，此赋为长庆二年(822年)进士科题，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三十八、《历代赋汇》卷一百三十二、《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中。

(30)“注水之上，盖山之前，昔有处女”句，源出浩虚舟《舒姑泉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三十六、《历代赋汇》卷二十八、《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中。

(31)“原夫兰容方来，蕙心斯至。顾中橐而无取，俯杯盘而内愧”句，源出浩虚舟《陶母截发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九十六、《历代赋汇》外集卷十九、《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中。

(32)“使乎使乎，信安危之所重”句，不见其出处，存疑。然《苏武不拜单于赋》，《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全唐文》均不载，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上“不拜单于”条记载云：“近代浩虚舟作《苏武不拜单于赋》。”[1]1据此可知，是赋为浩虚舟作，今散佚。

(33)原无引文。文中出现《碎琥珀枕赋》。同一赋作，《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九作“独孤授”，《历代赋汇》卷九十八作“独孤授”，而《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二作“独孤铉”(元和进士)，存疑。

(34)“嗟乎，骎骎足，追言之辱，豈能之而不欲。盖嗓嗓之之喧，喻骏骏奔，在戒之而不言”句，源出陈忠师(元和进士)《驷不及舌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九十二、《历代赋汇》卷六十七、《全唐文》卷七百一十六中。此外，《文苑英华》卷九十二、《历代赋汇》卷六十七、《全唐文》卷九百四十八有陈仲卿同名赋作《驷不及舌赋》。

(35)“服牛是比，合土成美”句，源出陈仲师《土牛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二十五、《历代赋汇》卷十、《全唐文》卷七百一十六中。

(36)“风入金而方劲，露如珠而正团。映蟾辉而回列，凝蚌割而俱攒”句，源出师贞《秋露如珠赋》，辑录于《文苑英华》卷十五、《历代赋汇》卷九、《全唐文》卷九百四十六中。

(37)原无引文。文中出现《大道不器赋》。《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全唐文》均不载。据宋佚名撰《宣和书谱》记载，卷二云：“今御府所藏篆书七，《大道不器赋》上下二、《蝉赋》一、《篆隶》二、《千文》二。”[2]321-322赋名典出《礼记·学记》，其云：“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3]1525《周易·系辞上》中对“道”与“器”略作阐释，其云：“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83

(38)“国家法古之制，则天之理”句，不见其出处，存疑。《大史颁朔赋》阙名，《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全唐文》均不载。另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张齐贤传》记载云：“《周太史》‘颁朔邦国’，是总颁十二朔于诸侯。”[5]5672-5673

(39)“圣有作兮德动天，雪为瑞而表丰季。匪君臣之合契，豈感应之昭室。若乃玄律将暮，曾冰正坚”句，不见其出处，存疑。《瑞雪赋》阙名，《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全唐文》均不载。

考察《赋谱》所引赋篇，可以发现以下四点，从而有助于厘清《赋谱》的成书年限。

首先，张仲素、白行简、浩虚舟位列援引赋家之中，三人亦被《新唐书·艺文志》视为唐代赋家代表人物。《赋谱》援引张仲素《三复白圭赋》《千金市骏骨赋》两篇、白行简《望夫化为石赋》一篇(文中援引该赋较为频繁)、浩虚舟《木鸡赋》《陶母截发赋》《苏武不拜单于赋》三篇。张仲素、白行简、浩虚舟分别为唐798年、807年、822年进士，三人因擅辞赋进士及第，具有场屋的实战经验；且三人曾作《赋枢》《赋要》《赋门》之类赋格著作，兼备丰赡的理论素养。在这种情况下，撰谱者大量援引三人赋作以警示时人，不但有影响力，而且极具说服力，颇能代表该时代的赋学水准与理论价值。

其次，谱文所举三十九种赋作，几乎都是当时的科举应制之作。如775年进士科题《五色土赋》，777年进士科题《通天台赋》，786年进士科题《如石投水赋》，794年博学宏词科题《朱丝绳赋》，800年进士科题《性习相近远赋》，806年进士科题《土牛赋》，809年进士科题《萤光照字赋》，822年进士科题《木鸡赋》。这足以说明《赋谱》在征引过程中，极为重视赋文的时代性。同时，这三十九篇不乏公认的赋作精品，其中有三十五篇辑录在《文苑英华》《历代赋汇》《全唐文》中，仅有《苏武不拜单于赋》《大道不器赋》《大史颁朔赋》《瑞雪赋》四篇未被收录，《苏武不拜单于赋》虽非完篇，但可找到其作者。可见，《赋谱》努力兼顾应试实用和文学审美，收录了盛唐、中唐时期律赋的典范之作。

再次，从所引赋作的创作时间来考察，可发现最早一篇是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浑天赋》，最晚是长庆二年(822年)浩虚舟《木鸡赋》。尤其浩虚舟《木鸡赋》在《赋谱》的征引中，前后出现六次，可见《赋谱》对该赋的重视程度。因《赋谱》是供科场士子使用的赋论之作，不仅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而且必须关涉考试最新的趋势和章程，那么《木鸡赋》作为长庆二年的科考试题，最后一次出现在《赋谱》的征引中，也最有可能成为《赋谱》撰作起始年限。这里不妨将此作为考述《赋谱》巽年时间节点，即《赋谱》撰作的上限之年(822年)。

最后，再来探论撰年的下限问题。赋格类著作大抵是士子试赋及第后所撰述，宗旨无非是在总结科场经验的基础上，使其成为当时的指南之册，为日后的律赋创作或场屋试赋作参照、指引，因此赋格类著作的写作极其讲究时效性、发生性，其创作时间多是士子中试不久之后，倘若过时，功用式微。《赋谱》作为科考指南之作，必须涉及考试的最新规程与动态，这样就出现如文中“至今所常用”“此六隔皆为文之要，堪常用”“近来官韵多勒八字而赋体八段”“近来题目多此类”“今事则举所见，述所感”“故曰新赋之体项者”“贞元以来，不用假设”等语句。从这些语句中不难推断，作者在竭力强调时效性，因此须紧跟时代步伐，以体现《赋谱》作为科举指南的功用。如范传正于贞元十年(794年)举进士，撰有《赋诀》；张仲素于贞元十三年(798年)及第进士，不久作《赋枢》；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年)考取进士，撰有《赋赋》；白行简于元和二年(807年)中试，撰述《赋要》而代替张仲素《赋枢》；纥于俞于元和十年(815年)登进士第，撰有《赋格》；浩虚舟于长庆二年(822年)登科，当年即撰《赋门》。可见这些赋格类著作的撰写时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彼此的间隔年限不长，最短相距两年，最长不超七年。由此而推，《赋谱》撰年的下限距起讫年短则五年之内，长则亦不超过十年。《赋谱》作者不一定为科场及第者，然综合上述科举考试的需求与赋格的功能价值等因素来看，《赋谱》最有可能撰于长庆至大和年间，即822年至832年间。

二、《赋谱》的成书原因及价值

自隋代推行科举制以来，随着科考盛行，唐代赋格类论著逐渐成为场屋试赋的津梁，其编撰者亦多为科场赢家。赵璘《因话录》卷三记载：“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6]82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又谓：“明年(贞元十七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相近远》《求玄珠》《新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兢相传于京师矣。”[7]554李程于贞元十二年试《日五色赋》进士及第，王起与张仲素同为贞元十四年进士，均以《鉴止水赋》登科，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试《性习相近远赋》及第进士，白行简于元和二年试《舞中成八卦赋》进士及第。以上几人中，张仲素和白氏兄弟分别撰有《赋枢》《赋赋》《赋要》等著作，以指导律赋写作。因此，赵璘认为在律赋程式化的创作进程中，李程、王起、白居易、白行简、张仲素五人是场中的代表，作品堪为典范，他们撰写的“教材”也因之成为士子备考的必读物。藉此，亦能反映中唐赋学批评的美学倾向及其学术风尚。

已经放学了，水老师注视着窗外。进来一个陌生人，风尘满身，该是林志的爸爸。水云天是个幽默的人，招呼来人坐下，说道：“今天找你来，有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说哪个？”

抄本《赋谱》作为赋格类著作，其大旨也在于为科举试赋服务。这一点可以从其他赋格著作中得到辅证，如《册府元龟》中对张仲素《赋枢》相关的记载，其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第四云：“十二月，每年贡举人所试诗赋，多不依体式。中书奏请下翰林院，命学士撰诗、赋各一首下贡院，以为举人模式。学士院奏：伏以体物缘情，文士各推其工拙；抡才较艺，词场素有其规程。凡务策名，合遵尝式。况圣君御宇，奥学盈朝。傥令明示其规模，或虑众贻其贻臧否。历代作者，垂范相传。将期绝彼微瑕，未若举其旧制。伏乞下所司，依《诗格》、《赋枢》考进士，庶令职分互展，恪勤从之。”[8]7695而后唐明宗朝时，中书奏请翰林院将《诗格》《赋枢》等作为科举试诗赋的准则，文中诸如“词场素有其规模”“合遵旧式”“明示其规程”“垂范相传”“举其旧制”的句子，正是对《赋枢》《赋谱》等著作性质和功能的合理注解，进而引导与规范士子的创作。

在当时，一大批赋格著作的性质基本都与此相近。这些著作现已散佚，但通过《新唐书》《宋书》等文献的记载，犹可管中窥豹，一睹当时此类著作之盛况。《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唐张仲素《赋枢》三卷(《宋史》卷二百零九《艺文志》作“一卷”)。唐范传正《赋诀》一卷。唐浩虚舟《赋门》一卷。”[5]1626《宋史》卷二百零九《艺文志》：“唐白行简《赋要》一卷。范传正《赋诀》一卷。唐浩虚舟《赋门》一卷。唐纥于俞《赋格》一卷。五代和凝《赋格》一卷。唐张仲素《赋枢》一卷。宋马偁《赋门鱼钥》十五卷。宋吴处厚《赋评》一卷。”[9]5409-5410

从《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所载的作家数量上看，张仲素、范传正、白行简、浩虚舟、纥于俞五人均为唐代赋评家；和凝为五代十国的赋评家；马偁、吴处厚二位为宋代赋评家。从所录的赋评家的数量可知，唐人多于其他两朝，年代更近的五代及宋反而表现较弱。这侧面反映了唐代赋格类著作的兴盛，是与唐时科举试赋盛行密切相关的。宋代科举以经义代替了试赋，赋不再是士人必须掌握的文体，因此，律赋写作的“教科书”也就相对冷淡了。

然而，《宋书·艺文志》记载的马偁《赋门鱼钥》非常值得注意。从性质上来看，《赋门鱼钥》为辑录而成的赋格总集，余下七种均为个人专著。这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九都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条云：“《赋门鱼钥》十五卷，进士马偁撰。编集唐蒋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诸家律赋格决。”[10]642可见，马偁所辑是一部赋格总集，而非他人的独立赋格著作。

从上述赋格的时代年限来看，《赋门鱼钥》所辑录的时间跨度上限始自唐代蒋防，下限终于宋朝宋祁，跨越两朝，历时二百年之余。由此可推，在这二百多年中，赋评家所创作的赋格类著作，必然远超《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所记载的八种著作的数目。譬如本文主要论述的《赋谱》，以及宋人郑起所撰的《声律关键》，在《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正史书目中均无载录。《赋谱》正是诸多未予著录的赋格著作之一，知者极少，对唐抄本《赋谱》的研究更是吉光片羽。因此，有必要先对《赋谱》做一番简要概述。

今见《赋谱》为唐时抄本，著者不详，是现存中唐时期唯一一部赋格类著作。是书可能由晚于空海的名僧圆仁(796—864年)带回日本，原系伊藤有不为私人藏品，现藏于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为日本国宝级藏品。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教授S.Bokenkamp(中文名柏夷)赴日访书所见，该作品书于数纸黏合而成的手卷之上，纸高27.4厘米，全长56.88厘米。全文一百五十七行，每行十七至二十字不等，总共字数有三千五百之多。正文之前及之后都有“赋谱一卷”字样。在卷头的锦缎之上，横书日文草字“可秘之”。以此可见，来自中国的作品在日本受尊重之一斑。S.Bokenkamp进一步补充，在《赋谱》之后，另录杜正伦《文笔要诀》，是出于同一抄写者之手[11]152。

长期以来，限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赋格类著作关注较少，对《赋谱》的研究更是寥寥。《赋谱》自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重新发现后，日本学者在研究上有近水楼台之便，先后有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中泽西男(《赋谱校笺》)两位学者对《赋谱》进行考察。在中国，饶宗颐先生是最早关注《赋谱》的学者。其在《选堂赋话》简叙云：“日本存《赋谱》一书(五岛庆太氏藏)，与《文笔要诀》合为二卷，中记‘自太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故其书似作于贞元太和之间。起首云：‘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壮为三字句，如：水流湿，火就燥；紧为四字句，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长为上二字下三字句，如：石以表其贞，变以彰其异。隔指隔句对，漫谓不对之句，发指起端，送指语终之词，皆虚字也。’”[12]119饶氏仅论及藏地、卷数、大体撰述时间、起首概况，而未述及《赋谱》具体内容。张伯伟先生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13]554-569一书中已有考察，其附录三专设《赋谱》一节，作者仅对《赋谱》进行了句读的标注，尚无过多解读。孙立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中也有提及，书称“《赋谱》，唐佚名撰。日本五岛庆太郎藏本”，并在附录一《日本国现藏和刻本中国诗文评类文献书目》进一步补充“《赋谱》1卷(附《文笔要诀》)五岛庆太所藏旧抄本，唐杜正伦撰，昭和15年刊”[14]472。另外，詹杭伦在《唐宋赋学研究》[15]53-88中略作简述，该书为论文集，其中有“《赋谱》校笺”一节，据其题目可知内容重在校笺。就目前所见研究而言，多是围绕校笺、句读、简论等展开，未能深入探究，尚有深挖的空间。日人研究成果因久远和地域原因尚未完全寓目，此不妄议。

其实，《赋谱》的编撰和流传，本身就有深刻的文学批评的内涵。作为当时举子科考的“指南手册”，《赋谱》以其较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为我们研究唐人的赋学理念、考察初唐至中晚唐时期律赋的演变轨迹和文体嬗递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原始材料。其中对律赋中赋句、赋段、赋题的迁转等论述尤详，可大大深化学界对律赋文体特征的理解。此外，深入解读《赋谱》，对全面研究唐代科举制度、中国修辞学发展等不无裨益。

三、《赋谱》的承传与影响

第一，《文笔要诀》是由空海(774—835年)从大唐带回日本，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曾引述《文笔要诀》内容，而《赋谱》文后附有杜正伦《文笔要诀》。显然，《赋谱》与《文笔要诀》在当时是合二为一的，因此空海回日本时将二书一并带回。但这一说法的疏漏是，空海是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平安初期)入唐，于元和元年(806)返回，其中约三年时间，而《赋谱》的创作时间，最早是空海归国的十六年之后，因此，在时间上不符，存疑。

第二，《赋谱》由838—847年间入唐的另一位日本名僧圆仁(796—864年)携带而回。其理由是，圆仁《入唐求圣教目录》一书著录有“试赋格一卷”，假若其所指正是录有《赋谱》《文笔要诀》的这一手卷，那么就与该卷首所书“可秘之”三字相符。柏夷认为，既然圆仁归国后享有极高的礼遇，与皇室有密切的来往，那么，凡是和圆仁有关的东西，必定是“可秘之”的。这种说法尚可自圆其说，但推测的成分过多，仍需更多的材料予以佐证。

空海和圆仁均生活在日本平安时代早期。考察日本典籍，当时的日本文论与《赋谱》的相近似或者相同之处不少。较之《赋谱》年代稍后的《文镜秘府论》一书，其北卷“句端”[16]494-503条所罗举各类繁多的发语词，与《赋谱》中将句首发语词分为“原始、提引、起寓”三类很是相似。对句中用词进行修辞学意义上的分类辨析，《赋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日僧了尊所 撰《悉昙轮略图钞》卷七研讨“文笔事”，其相关表述和术语的运用几乎与《赋谱》如出一辙。《里书》云：

发句 夫、夫以、伏惟、风闻。

长句 九字，恭为三代帝王之父祖，旁致万机巨细之咨询。十一字，排月窓以仰天，人师于其际。卷风幌以堀龙，象众于其前。

傍字 抑、就中、然而、于时、所以者何。

轻 竹斑湘浦，云凝鼓瑟之踪。风去秦台，月老吹箫之地。龄亚颜驷，过三代而犹沈。恨同伯鸾，歌五噫而将去。重晓人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公之楼，月明千里。东岸西岸之柳，迟速不同。南枝北枝之梅，开落既渊。变为濑之声，寂寂闭口，沙长为严之颂，洋洋满耳。

疎 山复山，何工削成青岩之形。水复水，谁家染山碧潭之色。不调声淑望鸡既鸣，忠臣待旦莺未出，遗贤在谷。

密 菓则上林菀之所献，含自消洒，是下若村之所传，倾甚美。

平 蔡子宅中，鱼網虽旧，张芝他畔，一松烟，非深罗绮。

杂(未举例)。

壮句 后青山而碧水，石山奏状保胤。

紧句 而月光素眼，莲色青虚，空藏赞序纪纳言。

漫句 河唯淳风坊中，一河原院哉。

送句 也、哉、耳、者也。[17]694

从其中的“发句”“长句”“傍字”“轻”“疎”“密”“杂”“壮句”“紧句”“漫句”来看，与《赋谱》中的撰述重合，很有可能是承袭《赋谱》而来。仅此一例，便可知《赋谱》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其他日本典籍文献，或援引《赋谱》内容，或祖式《赋谱》体例者也不乏少数。

在文学批评层面，空海《文镜秘府论》一书首开仿效《赋谱》论赋的风气。是书西卷《文笔十病得失》探讨赋用韵时云：“赋颂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或至第六句相随同类者。如此文句，倘或有焉，但可时时解镫耳，非是常式。五三文内，时一安之，亦无伤也。又，辞赋或有第四句与第八句而复韵者，并是丈夫措意，盈缩自由，笔势纵横，动合规矩。”其中“解镫”之说，当援引《赋谱》中“如此之辈，赋之解镫”之句。再如北卷“句端”[16]494-503条，所举种类繁多，如：观夫、惟夫、原夫、窃以、窃闻、惟昔、至如、至其、斯则、此乃、诚乃、洎于、逮于、及于、方验、将知……数百条发语词，此举目的文中进一步指出：“属事比辞，皆有次第，每事至科分之别，必立言以间之，然后义势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也。”其实，三迫初男的《文镜秘府论的句端说》所论更为详细：“对偶法之应用是中国文章最大的特点。但是，不可能靠单对及隔句对组织全篇文章，大概要把适当的对句插入文中，必须利用连语。这使文章更有变化，更生动有趣，并使理论明确浅易，‘句端’语实际上也负有这样的任务。因此，《秘府》论在《论对属》后放置《句端》一项。”[18]1692概言之，是受《赋谱》中“原始、提引、起寓”三类启发而创。

直到晚近，仍有赋评家深受《赋谱》的影响。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一书论述唐五代律赋，基本是对《赋谱》的观点加以承袭发挥，如：“前人称三字句为紧句，四字句为壮句，诚可谓能道其遒劲之力者。”“长句之例，有自八字，至九、十、十一字者。八字，若重二四字；九字，若重四字五字；十字句，若于上三下二之上下两部，更各加二字；十一字句，似或重四七，或重二于四五。”“用重隔句例，已有李程《日五色》之‘非烟捧于圆象，蔚矣锦章；余霞散于重轮，焕然绮丽’，白行简《五色露》之‘何必征勒毕之言，以为国泰；验吉云之说，乃辨时康’。亦重隔句也。”以上观点，在《赋谱》中几乎均可找到源头，如：“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壮，三字句也。”“紧，四字句也。”“长，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类又多上三字下三字。”“隔，隔句对者，其辞云，隔体有六，轻、重、疎、密、平、杂。”“轻隔者，如上有四字，下六字。”“重隔，上六下四。”“漫，不对合，少则三四字，多则二三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赋谱》有助于研究者澄清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文学创作层面，《赋谱》明确指出新体赋的文体标准是：“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卌字为胸，次约卌字为上腹，次约卌字为中腹，次约卌字为下腹，次约卌字为腰。都八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赋谱》将一篇完整的新体律赋分为八段，每段划分细致并且附有一定的术语名称。所谓八段是指：头、项、腹、尾四段，其中腹段再分：胸、上腹、中腹、下腹与腰五段，整篇而合即是“头”“项”“尾”三项，再加腹中的“胸”“上腹”“中腹”“下腹”“腰”五项，凡八段。唐时已规定新体赋(即律赋)在段落构成上明确为“八段”。一篇完整的律赋，不仅在段落结构、创作法则上有一定的要求，而且赋句的数目、赋篇的字数也有一定的规范。“约略一赋内用六七紧、八九长、八隔、一壮、一漫、六七发；或四五六紧、十二三长、五六七隔、三四五发、二三漫壮；或八九紧、八九长、七八隔、四五发、二三漫壮长；或八九、三漫壮；或无壮；皆通。计首尾三百六十左右字。”新体律赋基本情况由“紧”“长”“隔”“壮”“漫”句构成八韵八段，一篇中句子的数量在三十句左右，全篇字数约为三百六十字。

综合图示，新体赋的标准类型有五个显著特点：第一，每段“字少者居上，多者居下，紧、长、隔以次相随”。第二，所谓“第一韵”，实指同列的紧对、长对、隔对等押同一个韵，即在赋篇中为第一组韵。余下同。第三，除了尾段以“漫”句，其他如“头”“项”“胸”“上腹”“中腹”“下腹”“腰”段均以“隔”句对收结。第四，隔对一般是比较长的对句，因此成为新体赋的躯干，这一点恰好是以隔喻为“身体”的注脚 。第五，《赋谱》特意强调：“头”至“腰”七段，或有一两个以“壮”句代“紧”句。

《赋谱》所倡导的创作风尚，对后世以及域外的日本和朝鲜半岛一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日本藤原明衡(989—1066年)曾沿袭宋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编撰而成《本朝文粹》(十四卷)。《本朝文粹》即平安朝诗文英粹集。本书卷一收录六篇赋作，依次为菅原文时《纤月赋》、纪长谷雄《春雪赋》、纪齐名《落叶赋》、源顺《奉同源澄才子河原赋》、兼明亲王《兔裘赋》、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其中源顺(911—983年)《奉同源澄才子河原赋》[19]3-333，则严格承袭《赋谱》中新体的范式。

该赋篇整体而言，契合《赋谱》新体赋的体例。源顺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晚唐至五代十国之际，中日往来频繁，加之《赋谱》在中唐时已流布日本，被时人奉为圭臬。今观源顺赋作之体制形态，即知其深得中晚唐律赋的精髓。由此可见，《赋谱》对唐时日本赋学的影响是直接且广泛的。尤其在早期，日本文学大抵是移植中国古代文学，因此《赋谱》提出的创作原则和征引的典范作品，在其中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朝鲜的科举制度与考试内容，也深受唐代科举的影响。据韩柳寿垣所撰《迂书》[20]记载，朝鲜半岛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高丽光宗九年(958年)，以制述业(亦称进士科)取士为主，考诗、赋、颂、策。在科举“风向标”下，朝鲜半岛亦有大批文士致力于新体赋的练习与创作，如高丽时期著名学者金富轼，于肃宗元年(1096年)科举及第，撰有《仲尼凤赋》《哑鸡赋》两篇，其《仲尼凤赋》[21]9-10就是一篇极其谨严规范的新体赋。除此之外，如李承召《椒水赋》、金驲孙《疾风知劲草赋》、闵渍《李积应时扫云布唐赐春赋》等作品，均符合新体赋的准则，其中部分赋文虽不似《仲尼凤赋》中规中矩，但总体而言，仍可归入《赋谱》新赋的变体种类。这足以说明《赋谱》中的文体标准同样主导了朝鲜高层文士的创作，可见《赋谱》在东亚文化传播的贡献上，具有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