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李世龙

2020年，全球范围内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等特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将进入风险事件高发期[1]。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风险，已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通过事实再次认识到，重大突发事件是推动一个国家应急管理实践变革的“机会之窗”。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后疫情时代，我们不仅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更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握机遇，尤其要更为关注国际协作、技术开发、科研合作等领域的研究与突破。

现代社会，是个充满风险、危机的社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2]256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新征程中，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推进应急文化体系培育与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应急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仅是后疫情时代的新态势新挑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保障，还是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更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要求。需要我们从宣传教育、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应对能力及防控机制等方方面面着手，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着力打造科学、全面、系统的中国特色应急文化体系。

一、后疫情时代应急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疫情带来的，既有“破”也有“立”，是毁灭是打破，更是重建或重生的机遇。后疫情时代，是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集中突发后，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仍以一定规模此起彼伏地反复暴发，并由此引发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直至世界各国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交往行为习惯、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多方面深远的影响，并由新冠疫情及与之相伴的次生灾害推动并加快国际格局的调整与重塑、国际战略关系的变化与重组的时期。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现代化应急体系的科学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时代的诉求，也是提升应急能力、应急反应、应急效果的重要指征。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急管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建设路径，加强全程精准管理、法律法规修订、安全文化培育，以及坚持社会共治、创新装备技术供给、加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3]。

追本溯源，人类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历史文化非常悠远，由此催生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演进，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变革、发展创新的动力。应急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指以个人或组织团体以及社会在突发事件暴发时防范为先、化解为主而呈现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包括应急理念文化、应急物态文化、应急制度文化、应急行为文化及其综合体现与反应。关于应急文化的具体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就其所涵盖的层面来讲主要有：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公民层面；就应急主体来看主要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应急专业化队伍、社会志愿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从行业角度看主要包括：灾害防减、生产安全、消防救援等；从应急实践准备看主要过程是：预警防备、应急救援和紧急复建等几大方面。

现代社会突发事件频发，具有复杂性、多元性、潜在性、高危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些新特点新变化赋予应急文化鲜明的时代内涵和特征。

一是风险突发性。应急文化应对的是各种风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高风险”期，各种风险非常规、难预测、不可控，形成风险因素错综复杂，以往的经验技术、方法手段无法应对。我们都知道，任何组织(团体)或个人，其内外因素、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在任何活动中都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境、一劳永逸的方式方法。因此，我们要树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思想，应对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

二是潜在预发性。应急文化以预防为主，着眼于可能性范畴、非事实性范畴。现代社会发展框架下，风险的潜在性和突发性，使得突发事件酝酿萌芽阶段具有较长的潜伏期，而一旦暴发，则具有高度的不可控性和后果的高危性。因此必须将关口前移，从以传统的事件管理为主逐步转变为事件与风险管理齐头并重、以应对为主逐步转化为预防与应对双管齐下的管理思路，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调研，做好预防、把好源头。这在应急领域体现为预防文化。

三是多元协同性。现代社会应急实施并非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机构之力所能实现，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等多方多元配合，努力使全社会都参与进应急管理的各环节、全时段、多方位，汇成合力、整合资源、迅速应变、积极应对，将应急事件带来的不良效果控制在最小程度。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不仅要努力降低风险损失，更要善于利用危机中蕴含的机遇，转危为机，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

四是包容开放性。随着全世界各国间的沟通、联系不断增强，交流日益频繁、紧密，世界共同体问题不断凸显，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在这样的形势下，风险蔓延速度、范围日趋加快、扩大，对风险化解的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态势下，应急管理不再局限于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也不仅局限于一地一域。对此，我们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用发展、联系的辩证观点看问题，相互学习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新的世界态势下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视野推动大国应急文化体系构建，提升开放性和国际性。

二、新时代应急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现代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频发，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不能仅依靠“一案三制”等制度层面的规范，更要依靠全社会应急意识的高度觉醒和所有公民的共同努力，将增强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上升到文化层面，着力打造符合人民利益的文化力，以“人民生命至上、安全生产首位”为总要求，促使全社会形成一种注重安全的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安全的保障，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有效维护与推动力量。

(一)应急文化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构成

所谓国家安全观，就是对于国家安全的基本判断、观点和根本看法，以及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政策和路线方针。从以往观念来看，国家安全主旨是指国家外部安全，公共安全则主要指国家的内部安全，即社会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作为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与国家安全的分界明晰。但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国家安全要统筹应对内外威胁。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5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要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来思考”[4]150，同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积极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置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定。”其明确把社会安全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列为国家安全的重点任务。

此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提高到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将国家的主权维护、安全构建、利益谋求作为主要任务[5]。2018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6]。应急管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普遍的愿望，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应急文化的核心是人类的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决定着人们对待生产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用应急文化建构的社会系统，更加强调居安思危、安全理念及心态，更加注重系统化规范及管理，通过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等有形与无形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有效调控。

(二)应急文化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社会动荡不安是世界各国在转型、过渡期不可避免的“阵痛”。当前，我国正处于各种矛盾风险、内外安全挑战不断累加的复杂状态。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对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捍卫还是对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维护都倍感压力，除此之外还受到自然灾害、非自然灾难等不安全因素的交相影响，突发事件也愈发呈现损失重、伤亡大、牵连广、影响深，以及复杂加剧和难防难控等特点。因此，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国内外境遇、环境转变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现实需求和更高要求，全力推动并积极促进国际间有效沟通与协作，有效保障及维护国际国内安全发展稳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精神、道德对经济、物质、社会的反作用，也非常重视人们的历史观在文化、精神、道德领域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告诫全党同志，事实证明，经济总量的增长和提升固然重要，但“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7]35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越多、事业越发展，我们党所面临的发展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和困难就越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8]23，随之而来的机遇和挑战也越多。针对这种情况，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在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要加快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维护地方平安的政治意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并将这些强大优势贯彻落实到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中[9]。应急管理事关国家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一定要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保安全，必须大力推进应急文化建设，以风险意识培养为根本目标，从源头引导民众关注灾害、注重安全，将全民全社会的灾害事故“防减消”工作纳入基础性工作。

(三)应急文化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题中之义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奋斗史，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越是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时，越是在取得伟大成就时，越更要戒骄戒躁，更要清醒冷静，进一步认清国内外的危险与挑战。各种显性的隐性的风险交织、叠加、耦合，形成全新的风险综合体，应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新奇性和跨界性等特征。

应急管理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不能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注重对“道”的探索。应急管理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在处理应急事件时，我们尝试从制度、科技、方法等各方面采取措施[10]。目前采取的措施如安全生产责任制、通报检查、追究当事人责任、停工停产整顿等，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原因很多，如缺乏科学先进的应急文化理念导向，广大民众的应急意识、应急能力和应急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等，以及违反应急法规、应急处置预案等随性而为的思想还相当严重，政府和企业虽然一直高度重视应急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应急救援工作，但对于应急文化建设工作的力度并不大，等等。而系统、全面且高效的应急文化体系的缺位是最突出的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应急管理偏重对应急科技、技术、技能等“术”的开发与应用，往往忽视了对应急理念、制度、教育等文化方面“道”的研究与创新。而支撑应急制度的正是应急文化。新时代的应急管理必须将“技术—制度—文化”的排序转变为“文化—制度—技术”的排序，在应急管理研究方面，以理论构建为先导，以文化引领为航向，以体制机制构建为路径，以技术手段更新为助推器，在中国专业化、高效化、科学化的应急能力体系构建中建功立业。

三、加强应急文化体系构建的理路

伫立在“两个百年”的关键时期、历史交汇点，准确把握时代潮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将文化强国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发挥我国应急管理的特点和优势，强化本质安全，精准防控风险，不断探究应急文化功能与作用的发挥，推动新时代应急文化体系构建。

(一)立足国家安全，树立应急大文化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2018年4月，我国整合11个部门的13项职责成立了应急管理部，全面负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抢险救援等各项应急管理事务。公共安全是应急文化建设的必要保障，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人民利益都需要政府带领全国人民构建一个以理念为内核、以物态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制度为保障的“一体多元”应急文化结构脉络，科学树立应急大文化观。

第一，在目标原则上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因此，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加强党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科学应急，全民应急，生态应急，文化应急。根据应急管理工作的特点，遵循文化建设规律，构建应急文化的核心理念，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并以此为约束与规范。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防患未然”“一针及时省九针”等应急思想精华，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使应急文化建设与“中国梦”同频共振。

第二，在使命要求上体现生命至上的价值准则。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始终把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作为神圣职责永远放在首位。应急文化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同层级的应急需求，第一是基本层，即首先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自救、互救、逃生能力的生存需求，这是底线亦是红线；第二是中间层，即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生命财产安全的物质需求；第三是最高层，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稳定、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需求。因应这三个层级的需求，应急管理必须充分发挥好“驾辕马车”和“主承重墙”的角色定位，应急文化建设必须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进一步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大文化观和大安全观。

第三，在体系构建上坚持系统融合的多维理路。以“全灾种”“大应急”的大格局大视角切入应急文化体系建设，从战略层面、全局层面明确应急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和建设路径等，为应急文化体系构建把关定向。要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思考和统筹规划原则，通盘融合建设涵盖全过程、宽领域、各环节、全方位、多维度的构建理路。要各级各类应急管理部门协同科研，尤其是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中心担起应急文化体系构建设计师的责任，把应急文化建设作为应急管理工作“十四五”规划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而提到议事日程。

(二)发挥制度优势，构建协同联动模式

新冠疫情暴发后对于世界各国的应急管理水平和应急治理效能都是一次“大考”。我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以政治经济体制为依托，充分发挥出我国特有的举国优势，各个组织机构形成合力，联合一切力量“重拳出击”，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社会各界力量融合联动，不仅在较短时间内集合了社会各种力量，而且能够充分融合各自优势，从而形成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的一种运行模式。

第一，坚定党的全面领导是首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多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究其根本是我们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坚持不懈地推进我国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应急管理体系与管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国家应急体系和能力提升，提出更高的目标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以高远的战略思维和全局高度，宏观把握中华民族未来发展走势，针对应急管理工作相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与指示，为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二，完善应急制度建设是必要前提。文化体系包括物质、精神、规范体系、语言符号等各要素复杂的整合系统，不仅需要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紧密联系、和谐共存，而且要与其环境存在一定的分界线，形成一种无需与另一个文化体系进行联系、交换、补充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习惯模式。我国的应急管理经过多年的实践磨砺，在管理体制上不断完善、创新，逐步形成了“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11]。灵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是应急管理的主要方式，积极做好预防工作，坚持防备与准备同向、预测与监测并行、善后与复建并重，构建起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的应急思维观念、应急行为方式、应急物质保障、应急法规文案和应急体制机制的综合体系，并以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文化。

第三，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是重要保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以及国际应急救援队伍、志愿服务组织等协同联动[12]，发挥专业优势协同处置不同灾害事故，发挥专常兼备、专业救援、常规应急处置的高效职能的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应对，充分发挥我国举国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应急管理体系的特点和优势[11]。

(三)强化风险意识，加强应急宣教与传播

应急文化虽然属于“软”实力，却是应急管理的“硬”内核，它既能作用于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也能作用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通过广泛宣传、教育与传播，有效强化广大群众风险意识，规范应急行为，有助于人们主动防灾减灾、积极备灾救灾，提高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从而减少灾害风险、降低突发事件损害[9]。

第一，推动应急知识培训与能力培训。应急管理与应急文化建设依赖于理性成熟的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中社会公民参与与否及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地方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是否具有公共理性及公共理性程度的重要标尺[13]。广大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主动应急意识，树立全民“大应急”理念，从思想上、工作上高度重视应急文化培育。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更新管理理念，加大民众应急知识培训与能力提升，有序高效地拓宽公众理性参与突发事件的管理和治理渠道。这不仅是社会民众的共同责任，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基层治理优势，从而有效避免日常生活中各种突发事件的萌发、产生、发酵与恶性传染。

第二，健全应急文化“三全”育人机制。应急文化是多元主体在应急实践中形成的应急理念、应急意识、应急价值观念、应急行为规范等及其外化的行为表现。新时代传播应急文化，要针对多元主体特点，开拓新思路、新想法，要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装备、场所场地、社区队站等资源开展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常识的普及宣传，加大应急文化标识、符号等文创用品的开发使用与张贴，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和轮换制度、家庭应急物资配备必要性的宣讲等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全员参与、全民宣教、全程传播的“三全”培育机制。近些年，我们国家已经在应急文化建设方面实施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日宣传，以及消防流动车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进老旧小区、进菜市场等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家门口的“消防安全圈”，使公众的应急危机意识、应急安全理念得到了加强，应急防范措施、应急应对技能不断提高。

第三，着力打造培育与传播“组合拳”。推动“平战结合”常态化，打通“报、网、端、微、屏”等各种平台和媒介[14]，注重发挥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公众传播优势功能，借力媒体融合提升传播实效。一个强者需要有灵魂，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有灵魂，文化就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灵魂[15]。而没有传播的文化是没有力量的，没有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内涵的。我们需要探索建立统一联动的应急文化融媒传播平台，使全体公民增强危机感、牢固树立防灾减灾意识、显著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形成“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和“未雨绸缪”的预防型思维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从应对文化、预防文化到应急文化的良性转换。

对人类而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6]120。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蔓延，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时代之问”，也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了警示、警告和挑战。后疫情时代，世界上各个国家虽然摩擦不断，但日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争事实进一步凸显，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17]。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也愈发暴露出全球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面临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的角度出发，世界各国都要在立足本国利益的同时，要兼顾他国合理诉求与关切，从而谋求各国共同发展。加强对各级各类突发事件的全球性、长期性、深层性的治理，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秩序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全体中国人民也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向世界弘扬“中国精神”，积聚成震惊世界的“中国力量”，秉承“中国自信”，展现了“中国魅力”与“中国实力”。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点和优势，积极探讨与推进中国特色应急文化体系的培育与构建，在传承中弘扬、守正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