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雪

（北京科技大学 期刊中心，100083 北京）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时代已经悄然降临，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媒介、数量与互动等方面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学术期刊的信息来源、传播媒介、技术分析、受众特征及其阅读习惯与思维模式等，也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给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数字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对外交流的模式，大大促进了全球化的步伐。近些年我国科研发展成绩斐然，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以英文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大大提升。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相关期刊，特别是有关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历史和经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内容的，更是广受国际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比如《文史哲》在海外已发行至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已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与大英图书馆等200 多个海外机构订阅；《中共党史研究》也拥有600余个海外机构与用户[1]。

这种向外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借助数字时代便捷的媒体技术，一方面可以打破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陈旧的工作模式与较为封闭的现状，促使其真正直面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进行选题策划；另一方面也可以顺势而为，利用大数据所带来的技术福利，促进工作模式的数字化发展，使学术编辑从日常琐碎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投入到选题策划、建立优质学术平台等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中去，从而大大提升传统社科类期刊的影响力与传播范围。

近些年党和政府也大力支持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国际化发展，并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引导助力。2019年7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了发展我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路线图”与“时间表”[2]。对传统社科类期刊的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3]在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中说：“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推进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热忱与决心，也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关注与重视。要依托国内发展良好的特色优势学科的科研实力、优质学术成果和高水平人才资源，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需要[4]，以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为己任，坚持“四个面向”[5]，瞄准学科发展前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出版优质文章，充分发挥学术引领的作用。

数字化发展无疑是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深化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对此，期刊界与学界一直在探索出路，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发现了不少真问题，也从工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分析，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与对策。但是对于数字时代一味追求影响力提升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当下的学术关注与投入显然处于滞后与不足的状态中，所以今后仍需要投入更大的学术力量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分析，在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科类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提升。

二、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

（一）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瓶颈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突飞猛进，学术评价标准的量化偏好与水平也大大提升，比如2017年，我国学术期刊就达6 400余种，经过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哲学社会期刊1 918种，占整个期刊总量的19%[6]。对于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提升而言，选题策划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研究者就指出目前“仍有逾1/3的样本期刊并未充分重视选题策划”[7]，这也是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影响力无法有效提升的根本原因。由于传统类学术期刊的学术支撑力量相对薄弱所致，而选题策划工作的开展是要在大量优质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撑下才能有效开展，所以很多学术期刊不是不重视或者不想进行选题策划，而是根本没有开展这项工作的能力，缺乏必要的软硬件实力。根据相关研究的数据，越是发展良好、影响力显著的学术期刊就越是重视日常办刊的选题策划工作，甚至不断增加其力度，在特色栏目上推陈出新。比如某些顶级刊物的选题策划论文平均占到50%以上，甚至达到90%[7]，并且效果良好，成为期刊优化发展的助推器。

通过对“核心”期刊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要想有效提升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就必须重视选题策划工作，这不仅需要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高素质人才，更需要经费、学科力量等支撑，关键是优秀学者与优质稿源作为后盾。然而这些软硬件条件，即使是顶级学术期刊也是相对匮乏的，尤其是稳定而持续的高质量学术支撑，这既是选题策划工作开展的致命伤，更是制约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提升影响力的关键。所以总体看来，目前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在选题策划上总体来说还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普遍缺乏长效机制及稳定的学术支撑，无法也无力长期建设具有前沿性、或者能够带动学术发展的热点选题专栏。可以看到，当下选题策划工作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多的社科类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力，不仅大力通过各种学术资源策划选题，而且积极通过热点论文甚至是热点栏目，来推进长期设置特色专栏的工作开展。

（二）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影响力提升研究的匮乏

由于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发展的困境，有关其影响力提升的学术研究更是匮乏，大多都是针对科技期刊开展的深入分析，现有的研究也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具有丰富实证数据的有效分析研究较少。通过搜索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业界共识期刊的影响力提升非常重要，相关研究也在日益提升，但是研究主题的相似性与重复性也是非常显著的。比如，以“期刊影响力”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跃入眼帘的文章标题基本上都是“提升期刊影响力的路径”“期刊影响力提升的方向”“期刊影响力的策略提升”等。如果有新意，也就是简单地加上“世界影响力”“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等热点词汇，但内容大同小异。尤其在对期刊影响力提升具有显著作用的“选题策划”的相关研究更是如此。比如巴红静[8]在《后媒体时代高校文科学报的选题策划分析》一文中就指出，期刊界普遍的现象不是不重视“选题策划”，而是缺乏对其的系统性研究，并从学术导向、读者定位、主题明确和争创品牌等方面总结归纳发展策略。如今再搜索相关研究论文，不难看出许多文章的主题甚至是结构等本上都与此文类似，比如《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与实现路径探究》[9]，《国际关系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与实践》[10]，《期刊选题策划的新方向与新路径——以教育类期刊〈早期教育〉为例》[11]，《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选题策划的实施》[12]及《人工智能在期刊策划选题中的设想及应用》[13]等。

由此可见，虽然大多数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已经意识到提升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不仅匮乏，而且滞后。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出发，缺乏相关深入的实证分析；同时也没有针对不同类别、不同专业侧重的社科类期刊进行更为细化深入的分析探讨，大多从自身办刊经验出发，个性化色彩较浓，实证数据支撑的有效性与推广性都不太理想。关于如何提升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目前学界还处于经验总结阶段，非常缺乏有效的科学的实证研究，更匮乏从选题策划工作开始到文章发表之后的影响力提升之间相关关系的量化分析，很难明晰办刊者的思路及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分析。

当然这一局面正被打破，已经有学者开始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比如武汉大学的李媛[7]就基于CSSCI期刊中排名前十的期刊数据，分析了综合性文科学报的突围之路，而这正是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最主要构成部分。通过分析这些期刊近3年来选题策划的论文，她发现选题策划确实对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贡献显著。经过详细的实证数据的深入比较分析后，她清晰地勾画出不同学科的策划效果，项目基金与作者身份对策划效果的影响等。并根据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的变化，对综合性文科学报如何选题，如何更好地发挥选题策划效果，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可见，相比较于大多更偏主观办刊经验的理论性指导，如此基于实证数据的客观规律描述与分析，显然对于广大期刊从业者的帮助更大。在期刊评价日益数字化发展的今天，基于实证研究的客观数据，显然也更有利于传统社科类期刊影响力提升的科学发展。

（三）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期刊业迎来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期刊的发展如获新生；另一方面国际化的深入也为期刊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契机，对于社科期刊而言更是机遇难得，是有效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大好时机。可以说，“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应该有“中国声音”。为此，国家和政府都不断推出新政策进行帮扶，比如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科“走出去”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各省市都相应建立了国际传播奖励扶持计划等。同时，我国的外文期刊业进入到井喷式发展阶段，每年不仅有大量外文学术期刊问世，而且出版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通力合作，建立健全国际出版平台，并已初见成效。不过快速发展的背后，更多的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方向的盲目

数字时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走出去”也要趁早趁快。于是办外文刊就成为一时风潮，而为什么要办，办的目的是什么，究竟要达到怎样的传播效果，却很少被深入思考，谨慎对待。这直接导致在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发展过程中，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出去”，却很少去考虑“走出去”之后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了虽然是外文刊，但实际上无论从作者还是读者都还在国内学术圈的怪相。这也表明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14]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这种“走出去”的盲目性从本质上讲，也是数字时代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学术跨国交流的必经之路。有学者[15]就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科学交流模式”（National Science Model）已逐渐被“跨国交流模式（Transnational Model）所取代。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学术界蓬勃发展，对外交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已经从“引进来”，逐步发展到主动“走出去”，各种国际会议、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但是，作为学术发展重要交流平台的期刊界对此却出现了发展滞后的态势，等到国内出现大量优质学术论文外流现象后，才被动地开始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开始快速上马“走出去”项目。

因此当下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如此积极地向外发展，与其说是期刊界主动选择，不如说是被动发展。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以库评刊”尤其是国际期刊索引库在国内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发外文刊开始成为学界的追求，这也导致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开始流向海外。据统计，2000年以后，我国学者在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持续上升，已经由2015 年的29.68 万篇逐渐增加到2018年的41.8 万篇[16]。这场发轫于自然科学界的学术外流现象，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国内学术界的发展走向，而且直接把国内期刊界推向了必须要“走出去”的风口浪尖。于是国内出版界大举创办英文学术期刊，开始出现“走出去”风潮。据相关统计数据，2002年时，仅有25种英文期刊由中国出版，十年后的2013年，就增长到了252种，是十年前的10.08倍[16]。其中仅2018年，全国期刊就出口就高达595.54万美元，比2017年增长了18.08%[2]。

2.发展目标的错位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我国社科类外文期刊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正如上文所说，这其实是一种方向并不足够清晰的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发展，更导致各大社科类外文刊发展后劲不足，发展目标模糊，甚至出现了目标错位的情况。

就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发展历史而言，起点大多都不是独立的出版机构，而是依附于各个高等院校与教育科研院所，其出版目的各不相同，但存在的价值更多是为主办单位的发展服务。这种依附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目标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大多也不是根据自身需求而定，大大局限了其多元化发展的可能。甚至“走出去”发展方向的决策，也大多不是学术期刊自身的主动要求，而是根据主办单位发展的要求而制定的。所以出现发展方向不清晰，甚至是发展目标错位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年来，各大高校与科研院所日益看重在国际知名索引机构的收录情况，无形中不仅忽视了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而且也忽视了自身独立学术评价体系的建设，而这才是真正制约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最根本原因。这一方面与我国学术发展的独特历史道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走出去”的盲目性，导致学界与期刊界更看重国际发表与外文期刊的发展，而忽视了中文期刊发展的刻不容缓与重要性。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17]所说：“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

3.有效传播平台的缺失

通过我国社科类期刊20多年“走出去”的曲折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展后续力量的严重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仅有内因，更重要的是缺乏成熟的国际出版平台的有力支撑。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出版业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网络出版、数据索引、审稿国际化与有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解决了很多以往无法克服的“走出去”的出版难题。经过多年努力建设，在全球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与深入的背景下，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显然已经越来越容易，但是后续如何发展却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主要突出地表现在“走出去”之后的出版发行与有效传播、推广等方面。因为出版尤其是国际出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特别是由于不同国际地区的社会风俗与法律法规各不相同，我国社科类期刊的“走出去”大多又是单打独斗，所以很容易水土不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后果就是“走出去”容易，有效传播、推广却非常之难。

而且不光是知识产权等专业领域的限制，语言、学术话语权与传播的国际市场有效占有等等诸多问题，都大大限制了我国社科期刊“走出去”之后的纵深发展。当下，国内期刊界主要是通过直接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联合办刊，来解决国际传播平台的相关问题。据相关数据，就我国现有的300余种外文期刊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18]。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短期可以达到较好的全球化有效传播，但从长远发展来看，缺乏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化出版平台，也就意味着出版与推广的独立性严重丧失，必须在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下去完成，而这不仅丧失了有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向外传播，更大大制约了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

所以，联合国内期刊出版界各种有生力量，形成规模效应，创办属于自己的独立国际化出版平台才是长久之计。但显然这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质的改变，这不仅需要国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党和政府给予更多扶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困境。

三、传统社科期刊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被动型的偏误

根据近年来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影响力提升的基本情况与相关研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到相关工作的开展不仅缺乏主动性，而且更缺乏有效的长期发展战略。这并不是说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不主动开展提升影响力的相关业务，恰恰相反，各种数据显示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日益重视期刊发展的影响力，也积极主动开展相关工作。文中所指的缺乏主动性，被动性偏强，实际上指的是被引领性。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术期刊发展目标出现了一定偏误，尤其在理解和策划如何提升期刊影响力方面。当下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多将自己定位于“服务”的角色，由此延伸出各种出版活动也只是“服务”，即被动接收刊发已有的学术成果，或者选择已经成型的“热点”“前沿”进行日常的选题策划工作，而忽视或者放弃了学术期刊本应具有的主导性与创新性的角色和功能。特别是在决定期刊栏目设置与文章选题策划等期刊影响力决定性核心因素上，往往表现为“蹭热点”“蹭前沿”“蹭会议”“蹭立项”等，即学术界什么热、什么新就选什么作为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没有深入客观地研究学术发展的规律，更不要说社会发展对于学术研究的需求，一味被动地跟着所谓的学术热点和前沿跑，反而会丧失主动性，导致很难创立长期稳定的特色专栏，这也与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发展中普遍缺乏可持续学术力量的支撑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真正意义上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高质量提升，无疑是需要软硬件的全方位支持。但当下传统学术期刊的日常工作模式，往往是通过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办刊人自身的学术资源进行感知和拓展，感性认识难免占主流，很难做到客观理性，而且对于同行动态的认知也难免滞后与模糊。而通过对已刊发论文进行效果分析，不仅也存在纵向时间的滞后性，而且没有一定量的数据与横向的比较，实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自然就很难保证。但是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则完全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大数据的实时抓取与爬梳，不仅能够及时获取海量学术信息，而且也能获得最新学术资源的数据支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引入到日常工作当中。目前已经有许多专业进行数据分析的期刊数据库服务平台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学术期刊相关数据与分析报告，而且包含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交叉分析也越来越细。不仅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学术动态，更能第一时间了解学术期刊发展动态，完全改变了传统学术期刊的被动工作模式。所以学术编辑一定要打开思路，转变思维模式，主动去了解去搜索，拓展自己的学术知识，从而为能够提出“引领学术发展”的期刊影响力提升之路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主动型的偏误

如果说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日常工作的被动型偏误是由于把自己固化在“服务”角色上所致，那么主动型偏误则是学术编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发生认知偏差所致。随着学术期刊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分工也越来越细化，学术编辑也由最初的作者与编者的高度重合中逐渐剥离出来，在编校的日常工作之外，还担负了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功能。进入数字时代之后，随着学术期刊评价标准的数字化发展，学术编辑的媒介角色也日益重要起来。传统的推介模式早已不能满足不断提升的期刊影响力指标要求。有学者就明确提出，编辑服务作者的“经纪人模式”的诞生，是大势所趋，为解决学术期刊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19]。还有学者也认为公关型编辑应成为特色栏目主持人的生力军，为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奠定人才支撑[9]。而这无疑是走向了另一端的偏误，是简单追求期刊评价量化指标短平快的畸形策略，并不能达成真正有效的期刊影响力提升。

因为目前我国基于文献计量学下的期刊评价仍然处于“简单量化”向“综合评价”的过度阶段[20]，“核心期刊”的判定主要根据各种指标算法、权重、数据结果排序等量化指标。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期刊发展的未来走向，也影响到了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更直接导致了学术期刊日常工作重心的转移，甚至是对组织目标的偏离。学术期刊越来越以各种量化指标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评价标准，而这恰恰又是与学术发展规律相背离的。因为在“简单量化”的评价体系遵循的是工具理性，数字的正向增长是指标最显著的体现。而学术发展规律遵循的显然不是工具理性，其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未知与失败，不断扩大投入也不是必然就可以获得持续的正向增长。厚积而薄发是学术研究的常态，在达到质的突破以前，不仅要做各种尝试，还要面对各种失败。但是由于对期刊影响力提升各种量化指标的单向追求，直接导致目前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日常工作与发展目标，基本上大多是以量化指标为核心，关注点也逐渐从学术发展上转移到如何有效提升指标增长当中去了。所以如何有效提升各种影响因素指标的正向增长，就逐渐成为学术编辑日常工作首要思考的问题，而不再完全是学术发展与学术探讨，这无疑是对学术期刊发展初心的最大背离。

（三）不可持续性发展偏误

通过上文对两种类型发展偏误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发展目标正在偏离最初的办刊方针，尤其在如何提升期刊影响力上，将太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了如何尽快提升期刊的量化指标上。这既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优势，也是问题所在。实际上，期刊评价体系量化指标的建立和应用，也是希望通过定量分析工具来搭建科学的学术发展平台，促进学术健康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刊发论文的下载被引率，进而提升期刊整体评价指标的正向增加，已逐渐成为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追求，发展工具反而成为了发展目标。在这种导向下，学术期刊更注重“知名学者”“重大课题”“重要会议”等发展相对成熟的资源，力求短平快地取得突破性增长效果。于是学术编辑们努力把工作范围扩大到编辑部之外，不仅要熟知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相关学科的学科建设情况，更要熟知每个“知名”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还要掌握相关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为的就是可以第一时间选到“热点”“重大”课题，与“名家”联手合作以获取优质稿源。反而越来越没有时间精力去发掘具有潜力的学术力量，更没有耐心去培养作者，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术人才后备力量培育的不可持续性发展。

四、数字时代传统社科期刊提升影响力的可行性探讨

数字时代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全方位纵深发展，为学术期刊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大量的便利和信息资源，也为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影响力提升与国际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如何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的福利的同时，避免其发展中的偏误，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同时如何塑造好“中国学术话语”，让中国学术的最新成果真正在海外有效传播，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所有学人的责任与使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要想真正提升国际影响力，打破当前的出版困境，必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步就是转变思维，想清楚为什么要提升影响力和提升后真正想要的传播效果。而这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唯西方学术评价体系马首是瞻的国际学术话语传播体系，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的传播体系。让世界可以听到中国的声音，让科学的评价体系里也有“中国的学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3]所言：“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第二步就是要在内容与学术品质上下功夫，发展高水平的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更加开放与合理的多元全球化学术共同体。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学术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评价指标也应该是多元的，兼顾各个学科发展的独特性，尊重不同领域的差异。实际上，当下世界学术体系中的评价指标就存在单一性危险，而这一切的源头在于检索数据库最初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快速检索，而不是为了客观评价学术成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SCI[21]。原本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学术检索的方便快速，如今却目标置换为衡量一切学术成果的标准，且有着向唯一性发展的倾向，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所以必须打破这一垄断现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不仅是我国传统社科类学术期刊提升影响力的必须，更是我国学术国际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后就是要联合各种力量，创办高质量的中外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创建独立自主的国际化出版平台。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时空上完全突破了以前国际化办刊的困境，网络会议更是可以纵深联络，整合各种优质资源为我所用，或以学科为导向，或以出版项目为导向，建立健全独立的国际化出版机构或者国际化的编委会，而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内社科期刊正在和已经做的事情。在此基础上，整体规划，实现在选题策划、编审校对与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实现真正的国际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