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杰，卢黎歌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引言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并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谋划了具体的实践要求[1]。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p22），“丰富人民精神世界”[2]（p23），再次确证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题的划时代意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闪亮登场的学术概念，是偏重伦理学、心理学概念的精神生活与偏重经济学概念的共同富裕相结合的复合概念。

精神生活是共同富裕的维度，把握精神生活的前提是明确何为“精神”。对精神的本质追问是古今中外哲人热衷的终极问题，我们很难详解人类对“精神”认识的方方面面。基于出场语境，笔者认为，精神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阈下的、相对于物质而言的、依赖于物质的非物质性存在，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是意识活动促成的结果。“精神生活”不同于“精神”，不能与“精神”画等号。精神凝于内，停留于主观之域，而精神生活还包括精神进入社会之后的外化，以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生成。精神生活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远远超过精神，是外在客观影响与内在主观活动交互作用的现实产物，是内在精神与外在生活的有机融合，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占有和内化社会精神成果而表现出来的现实活动和心理活动。具体而言，不仅涉及物质基础层面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精神生产所需要的精神生活资料，社会活动层面的社会发展大环境与人的精神交往活动，还集中体现为心理状态层面的人的认知、情感、意志、审美、信仰等心理活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精神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强调“共同”。“共同”体现着对精神生活富裕方式、形态的规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片面富裕，而是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不是暂时的、偶尔的富裕，而是持续的、稳定的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而是科学合理的共享。可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是指，建立在有形的物质资料共同占有、支配和享用基础上的所有人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是无形的认知、情感、意志、审美、理想、道德、信念、思维、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精神性需要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性需要和发展环境的共同满足，以及满足的升华与再满足。

循着“精神—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解剖概念的认识，是实践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也是在岁月年轮中，人们逐渐认识精神，创造精神生活，享受精神生活富裕，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伴随其中的是理论的持续更新、历史的沉淀积累以及现实需要的不断跃升。在人们不断深化对“精神”“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富裕”的认识与实践发展中，理论更新、历史沉淀、现实推进的统合作用促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

二、继承创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出场的理论逻辑

没有科学理论作支撑的理念必定地基不稳、不堪一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构建和出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生动地展现了从“精神”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路径。

（一）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因子

人的社会中，精神问题不可避而不谈。传统西方哲学尤为重视精神塑造问题，但其论题始终是形而上学的脱离现实的人的逻辑思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反思、继承和超越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重构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观，透过精神交往、精神生产、意识生产、思想、观念、想象、自由人联合体等范畴，逐渐体现出对人的精神属性、精神生活的富裕以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螺旋上升式的认知规律，为系统整体地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之源和理论视域。

1.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确证精神之于生活的意义。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精神性特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本能、被动式地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p163)；“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4](p558)。作为感性存在物，人能够基于自然本能并跳出自然本能，自觉主动地通过作用于对象的感性现实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对象），展现自身内在本质力量；自觉主动地在有计划的生产、分配、社会交往的生产生活中，追寻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彰显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超越了基本生存的较低需求层次，指向人的高层次的精神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隐晦地提出的与“吃、喝、生殖等”相对的“人的其他活动”[3](p160)，便指向人在追问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时的精神性活动，即人认识、把握、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提升自我、创造历史的精神自觉性、能动性。可见，精神生活以其独特性，印证人的存在，表达人的需求，体现人的意义，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构成。

2.从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中刻画精神生活的多维向度。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并非停留在论证其重要性上，在他们的思想中充盈着丰富的关于精神生活的具体阐释。虽受制度限制、物质资料匮乏、历史使命等因素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考察落点在物质上，但他们也未停止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和追问。第一，多方面、多角度阐述精神生活的内容。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指出精神生活包括对自然资源的享用，自然资源“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3]（p161)，人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逐步摆脱自然的限制和束缚，提升支配自然的能力，在更高程度上占有自己的本质；基于对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关系的考察，指出精神生活在个体层面表现为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p524)；基于对国家上层建筑的分析，指出精神生活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科学、艺术、宗教等，提出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3](p524)概念，并多次提及“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5]（p601）、“哲学”“文学”[6]（p668）等内容。第二，细致描述精神生活富裕的可能路径。例如，“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7]（p107）；“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8]（p246）；通过教育“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9]（p118）。他们还提出了“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10]（p162）的希冀。这些无不透露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活富裕的满腔热忱以及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和无限憧憬。

3.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中展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景。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构成。马克思指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1]（p200）。虽然当时并没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直接表述，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追求深刻蕴含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强调精神产品的公共性，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p35）。他们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有机统合，即“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3]（p570），并认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p563-564)。显然，这里的“闲暇时间”“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都是从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的角度而考量，即超越人的物质财富需求的精神自由。此外，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自由王国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4](p460)，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这种解放依赖于物质解放又不限于物质解放，单纯的物质解放终究不能达到人的普遍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从根本上仍取决于精神的充裕与自由。正如他们所言，“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3](p16)，“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3](p14)。

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富裕等作出的生动阐释，映射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底色。但囿于社会历史条件，他们的追问多为原则性的分析和粗线条的展望。随着历史的前进，中国共产党接过接力棒，更为深入具体地描述和展望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图景。

（二）毛泽东思想中淬炼的理念火花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谙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深刻洞悉社会民众存在的精神思想问题，提出了诸多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论断。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呈现出从“作为推进物质生产的精神动力”向“作为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独立存在”转向的趋势。

1.从人的真正幸福高度阐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是党的历史上首倡共同富裕的领导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追求。在他看来，共同富裕的社会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人人都幸福的社会，丰富的精神生活甚至可使人忽略物质生活的匮乏。他表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4]（p162），“人活着只搞点饭吃，同狗就没什么区别了”[15]（p118）。毛泽东眼中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物质生产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的，没有精神生活的富裕，经济建设必然失去引擎，共同富裕便缺乏实现条件，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力图激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16]（p124-125）为激发人的精神需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成为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4]（p2），并制定“双百方针”等来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道德素质。

2.从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论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大作用。在毛泽东看来，高尚的精神追求关乎共产主义的实现。他说：“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17]（p426）所谓“产品要多”是从物质层面对共产主义的解读，“精神要好”显然是从精神层面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在这里，“精神要好”处于与“产品要多”相并列的地位，也就是说，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存在。可见，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精神性解读蕴含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初步认知。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时期理想追求和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但是一条“痛苦的道路”且“时间要长”[18]（p299），必须通过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共产主义精神力量。他甚至认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19]（p1516）。

虽然囿于时代、实践和个人认识等因素，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理论的认识尚未成熟，实践中存在过分强调精神作用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物质第一性”原则。但总体而言，毛泽东思想中迸发着弥足珍贵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火花，其中蕴含的正反两面经验教训为肯认与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启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孕育的理论雏形

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再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战略图景，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注重二者构成有无，到注重二者结构协调，再到注重综合发展的演进逻辑，这一过程愈加显露出精神生活功能地位的跃升，酝酿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

1.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中孕育萌芽。邓小平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肯定了物质利益刺激的正当性，力图矫正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偏离。同时，他也非常重视精神生活，作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20](p337)的论断。他认为，经济搞上去的同时，“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21]（p378)，“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21](p379)，两个文明都建设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发展战略的高度，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22]（p22）。邓小平极为关注教育事业，尤为注重教育的普及，并开创教育“两条腿走路”[20](p54)理论，提高与普及共抓，使人民群众共同享受精神文化成果。同时他强调要“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21](p110)，力图促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

2.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酝酿生发。改革开放后物质财富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同步带动精神生活的均衡发展，精神生活领域反而呈现疲态。江泽民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23](p474)，物质丰裕而精神空虚、贫瘠、堕落、腐化，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的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定位开始从“两手抓”向“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必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4](p118)。随之他又先后提出“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不懈奋斗的精神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指出“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25]（p382）。胡锦涛秉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将“政治文明”[26]（p67）纳入协调发展的范畴，在坚持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丰富了协调发展的内涵。

3.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日渐成熟。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之后，高质量的精神生活需求愈加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7]（p27），将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共同”的战略高度。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对世界、对历史、对现实认知的精神凝练，积淀着整个民族共同的、最为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寄托。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全体人民幸福感、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系统工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从群体共有的角度构筑精神家园，是党对全体社会成员精神状况的观照；从弘扬中华文化的角度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是党对人民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

4.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成型结实。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投射出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美好的精神生活需要成为人民群众日益突出的共同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阐述“精神”的重要意义，强调“丰富的精神食粮”[28]（p133）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表现出对人“精神生活”的极大关切。扶贫工作在给予物质支持的同时，亦关照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面貌，提出“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29]（p137）等强调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统一的论断。直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完整表述的出现，共同富裕的内涵得以进一步明确，这也预示着精神生活定位的转向——从作为物质生活精神动力的“附加物”转向作为人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需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精神”一词出现的频率为42次，与之相关的“精神文明”“精神世界”“精神力量”“精神文化需求”等关键词投射出新的历史阶段党中央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目光转向。尤其是在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崭新的话语鲜明地彰显出党中央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切，确证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划时代意义。

三、自觉指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出场的历史逻辑

理论自信源于社会历史持续积淀后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观深入考察古今中外历史发展潮流，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脉搏，从而科学定位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大命题，彰显了党在历史自觉中掌握历史主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一）锚定历史进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坐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归纳演绎历史进程的规律和历史事件的本质，将历史照进现实，便可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反思的教训。

1.深刻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可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始终是物质与精神依存共融、双重推动下的历史，须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命题纳入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宏大框架之中确证其实存性。追溯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时期，宗教图腾、原始巫术、原始壁画、舞蹈和神话等闪耀着人文艺术的精神光辉。此时，物质与精神处于自发、盲目的依存状态，矛盾面极少。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自然经济社会，由于生产和生活资料匮乏，基本生存需要的优先级较高。多数人的生活被限制在狭窄的血缘群体，物质生活只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此时，精神生活呈现明显的依附性，精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或压抑，只有少数统治阶级、权贵人物有权享受精神资源。该阶段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精神生活具有自发性、局部化的特点。随着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趋势增强，精神生活资料的供给日渐丰富开放，人类随之摆脱对自然的直接依赖和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依附，生长出强烈的具有独立性、自觉性的精神生活需要，但对物质利益的“报复性”追逐又使人类陷入精神物化与人文失落的困境。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仍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精神生活状态，始终还未触及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这也正是当下我们探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缘由，只有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人类才有望摆脱物的依赖，“抵达”自由王国。

2.深入总结古今中外民族兴衰经验可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必然要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震惊中外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症结就在于精神瓦解与精神危机，在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斯大林时期，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惨无人道的“大清洗”运动对民众的精神和心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此时已经埋下精神危机的种子。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现象，给民众释放了一些自由喘息的精神空间，但这种批判并非客观的、历史的，而是全盘否定[30]。民众精神自由的同时，共同的精神支柱也被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理论的僵化、教条加之西方“和平演变”的加速推进，整个苏联的精神生活状况出现严重的畸形、失衡与倒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公开性”“民主化”的政治主张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民众思想混乱，世界观和人生观剧变，亡党亡国的悲剧在所难免。诸如此类的经验教训可谓比比皆是。可见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挺立的脊梁，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同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一环。

3.理性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精神危机可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幸福的价值皈依。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永恒的社会话题。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快人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建设物质和精神生活过程中给出了诸多经验教训。以先进文明、富裕繁荣自居的西方群众，并非如想象中那般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愈发感到幸福，反而出现精神的空虚、迷惘、颓废、混乱、失落。物质的享受与精神的愉悦并非呈直接因果关系，反而构成排斥关系，物质富裕与精神贫乏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受资本逻辑的统治，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注重追求物质生产的高效率却相对忽视了精神建设。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面前，人们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支配与绑架，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物化”困境的泥淖。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衰变危机揭示了以物本逻辑推进社会历史进程的限度，为纠正我国推进共同富裕中的认识偏差与误区、防止滑向精神危机的漩涡贡献了可供省思的素材。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裕并不必然带来真正的幸福，精神生活建设亦是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系统建设工程，应协调统一，不可偏废，保持动态平衡与耦合发展。

（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智慧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继往开来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淬炼洗礼，其中凝结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承载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程度的制约，古代人们的话语表达中较少直接指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议题，但其中也不乏丰富的“精神”要求和“共同”理想，这些“精神”层面的“共同”意蕴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垒好”了浓厚的民族“地基”。

1.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理想描绘着美好愿景。儒家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社会憧憬一个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讲求和而不同的理想世界，并聚焦实际生活的精神层面发出倡导，例如，“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意在通过确立社会道德准则与价值标准、实行道德教化等形式从精神层面改变人的观念意识，使每个人能够以严格的道德要求约束自己，以同理心对待他人，以恻隐之心对待弱者，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促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

2.兼爱天下、协和万邦情怀凝结着优秀基因。相较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文明思维，中国古代文明更注重海纳百川的包容与开放。五味调和、五音协和、五行相生相克等思想，全方位、多层次地立体呈现出中华民族包容杂多、尊重差异、主张和谐的胸怀格局。这种“贵和”的智慧在社会治理中也体现得极为突出。从儒家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到墨家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再到“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天下和平”（《易传》），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处世之道讲求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反对剥削压迫，具备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是对此种和合文化基因的现代传承。

3.团结协作、集体主义精神熔铸着鲜亮底色。中华民族自古就铸就了群体互助、共克时艰的团结协作与集体主义精神。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是中华民族集体主义、团结协作、以公忘私等的精神源头。诸如此类的故事比比皆是。西汉时期多次出击匈奴的“飞将”李广、霍去病，南宋精忠报国的岳飞、骁勇善战的辛弃疾，他们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精神至今流传不衰。中华民族在重大社会自然灾难面前共克时艰，体现出个体对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与担当。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为国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皆为我们构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熔铸着鲜亮的精神底色。

四、现实召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出场的现实逻辑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1]（p289-290）。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是现实社会矛盾的鲜明映照，映射出人民生活、国家强盛、世界发展的实践需要。

（一）人民层面：回应群众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归依。站在人民立场上，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刻内涵，有力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期待，是党的初心使命与不懈追求。

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跃升，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指向愈加凸显。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性转变，内蕴着从关注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到关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转向。近来，以慢节奏的双语讲故事为独特方式的东方甄选直播间带货爆火的背后，映射出人们对正能量直播而非为博眼球的恶俗性直播，对为知识付费的直播而非为商品付费的直播，对精神享受型直播而非单纯逐利性直播的呼声，生动折射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这种转向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级向高级的跃迁必然决定了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过去物质资料的长期匮乏造成了过度追逐物质财富而忽视精神需要的局面，尤其在西方拜物教、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影响下，人们的物质占有欲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更大程度上被激发释放。然而随着人自我意识与发展需要的跃升，人们愈发认识到精神生活之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我国脱贫攻坚过程中针对部分农民的精神贫困问题，相继提出“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心”等精神扶贫政策，便是力图从根源上激活人的精神需要，拉动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起来，实现人向自由自觉的生命本性的原初复归。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底色和指向更为突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纯粹的理论命题与遥不可及的理想，逐渐转为值得期待的现实命题与具备实现条件的社会目标。

2.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凸显，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紧迫性更为突出。现阶段精神生活的发展并不乐观，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不平衡性，重点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共同富裕推进的过程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对富裕，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精神生活，甚至过分强调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生活的扭曲与荒芜。第二，精神生活发展过程存在主体间差异、地域间差异、发展程度差异等。不同个体由于独立个性、生长环境等相异，精神生活的水平和需求也千差万别；农村与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等不同的地域，精神生活的质量也参差不齐；精神生活本身也存在高级与低级、高尚与庸俗等差异。不充分性，亦重点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人的精神需要目前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且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产品为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人的精神需要跃升。然而，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发展水平的限制，精神生活需要的个性化、多样化与现阶段的精神生产还不相适应，在充分满足人们各方面的精神诉求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和困境有待解决。例如，在网络空间这一重要精神生活场域中，诸多良莠不齐的信息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疯狂输出，极易模糊人的价值尺度，消解人的精神需求。再如，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交流、交锋中，西方为巩固其霸权地位长期向我国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试图侵蚀和瓦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体系，混乱我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这些问题仍需在持续建设精神生活、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破解。

（二）国家层面：标注国家发展的全新高度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社会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形象、国家地位与影响力的重大战略问题。

1.彰显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独特性的必然选择。人类社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即陷入了贫富差别的漩涡。消除贫富差别、摆脱剥削和压迫、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成为古今中外历代仁人志士的追求和世界各国劳苦大众的共同期盼。始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力高速发展背后的贫富分化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社会，社会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通过实践摸索，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以资本和财富下移为主要措施的“滴漏模式”和以国家调控为主要措施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不得不承认，“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重大成效，但福利国家的本质缺陷在于其政策规制遵循的并非“人本逻辑”而是“物本逻辑”，是在资本逐利性裹挟下，通过社会福利激发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调动人的消费积极性，消化过剩产品，达至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动再生产的目的。对于人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福利国家被资本逻辑绑架选择视而不见，因精神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生产不易赚钱，鲜有资本家愿意投资。可见，资本主义世界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是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的人。人的精神生活并非西式“共同富裕”的着眼点与着力点。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时刻关注人民群众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的真正需要，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原创性理念是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重要表征，映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中国证明，为人类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人类解放贡献出新的思维路向。

2.确证社会主义本质的精神意蕴的应然要求。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过去我们习惯从物质层面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意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曲解。准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深入挖掘与体会其精神意涵。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非纯粹的物质技术层面的解放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8](p173)，人的主观精神层面的解放和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从经济层面理解“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即人从被剥削的生产环境中解放出来，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经济层面的物质解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精神解放才是最终目的。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除了物质财富占有的不公，更多的是精神的摧残与折磨。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2](p743-744)。可见，只有实现物质解放基础上的精神自由，才能彻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社会发展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保障。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上层建筑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构件，最大限度地体现着人的精神生活。此外，富裕归根结底以人为尺度，是相较于自身需要而言的财富充足甚至有余，是财富充分涌流带来的心满意足，这仍是从精神层面对人的心境的考量与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3](p929)因此，共同富裕不是片面的物质财富的共同丰富、充裕，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共同富裕。从精神层面把握共同富裕，更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世界层面：推进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旧思维，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高度与历史方位，从世界感知中国，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及其划时代的世界意义。

1.破解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突出问题。综观当前人类文明发展形势，全球范围内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凸显，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物质贫困到精神贫困，从贫困的社会代际传播到贫困的全球化扩散，一系列危机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下，剥削与掠夺肆虐，人的物化严重、精神失落，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加剧，个人主义的平庸价值观横行，全球化更是加重、放大和延展了区域性的社会危机，使整个人类文明陷入不确定性的风险漩涡。显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了在资本主义文明框架下无法破解当前存在的矛盾和危机，西方文明的失范催生更先进的文明形态，以期超越旧有文明范式的历史局限性。中国正在创造着一种突破资本逻辑宰制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全新社会主义文明。这种推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念，以人本逻辑超越物本逻辑、以共建共治共享超越个人主义、以全面发展取代片面发展，为破解当前文明发展危机展示了新的思维路向。

2.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趋向。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4]（p14）这一政治宣言表明中国自主创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的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尝试。这种文明新形态的突出特点之一，即是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单一强调物质文明而导致的人的物化与精神生活失落的弊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35]（p259）。实际上，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的更迭皆与时代的精神文明发展密切相关。雅斯贝尔斯基于人类精神文明出现的共时性的重大突破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著名论题。尽管站在唯物史观立场，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单纯强调文明的精神质素而忽略经济基础规约的缺陷，但“轴心时代”文明图景的构画生动诠释了多元异质精神文明的和谐性共存，映衬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为深沉、持久的精神文明的意义，表明了精神突破是文明演进的重要表征。中国共产党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价值追求与实践纲领，并交融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生动擘画出我国兼顾民族叙事与人类指向的文明图景，展现出人类文明形态新的话语向度与未来趋向。

五、结语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深深镌刻在理论的书本上、历史的年轮中、现实的境遇下，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语境共同推动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这一时代命题并非突然迸出，而是在社会车轮滚滚前行的过程中，由党中央通过继承不断发展推进的理论成果、总结历史经验以及分析现实召唤而创造性提出的。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背后贯穿着一个大逻辑，那就是发展的逻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理论中来，从历史中来，从现实中来，根本上都是从社会发展中来，是社会前进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大势所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今天，科学阐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出场的必然逻辑，能够更为深刻地凸显其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具体时代意涵，进而为全方位、立体化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可依坐标与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