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军，刘仕金

(西北政法大学 a.新闻传播学院；b.网络政治传播中心，西安 710063)

一、研究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要顺应民心，就要变‘只朝上’的‘官僚文化’为‘朝下看’的‘底层文化’，建设一个民心所向的‘底层结构’”[1]。在折叠化的现代社会，自媒体因其媒介特性而成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群体“自我言说”的重要平台工具，从而促成了社会话语权的下沉，表现出底层关怀的价值特性，不仅影响着中国的舆论生态格局，也影响着中国的整体社会发展，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底层结构”的重要媒介力量。在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结构性转型的今天，折叠社会下自媒体底层关怀之所以值得关注，主要缘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折叠社会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不可预期之果。折叠社会这一概念脱胎于《北京折叠》这一科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该小说中，作者立足于现实社会中的尖锐矛盾和发展现状，构想了北京人未来生存的三维空间，并通过老刀这一底层人物在三维“折叠”空间中的行动和见闻，隐喻了现代文明发展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北京折叠》虽然是一部带有科幻想象色彩的文学作品，但它所隐喻和批判的社会问题却正在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从现实发展来看，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入后期阶段，现实问题的频频暴露为人类社会制造了诸多现代性困境。一是传统社会关系解构的困境。工业化和城市化催发和加速了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使“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个体成为原子化的社会存在，在价值选择和行为选择上面临着无“参照系”的现代性困境。二是阶层区隔固化的困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科技发展以及社会马太效应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巨大差别，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底层群体等无论是在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还是在权利空间与资源空间，均处在一种互相封闭隔绝的状态。三是贫富差距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引发的发展问题更加复杂。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简报，2020年3月至12月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1.19亿；瑞士信贷报告则指出，2020年底，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球82%的财富[2]。

折叠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不可预期之果，研究该社会形态及其内部人群的生存状态，对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底层群体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不可忽视之殇。底层群体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转型背景下社会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果。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生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在社会结构层面也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底层群体。从群体构成上来看，中国当下的底层群体主要是由传统底层人群和“新底层人群”两大部分组成。传统底层人群主要包括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因政策改变而下岗的城市失业者等；“新底层人群”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校漂族”和“蚁族”大学毕业生等[3]。自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来，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转变为‘土字型’，中产阶层所占比例虽有所上升，但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4]。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也曾披露，“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5]。

在现代社会日益走向折叠化的今天，中国庞大的底层群体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整体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变量，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不可忽视之殇。因此，关注底层群体和底层社会，既是现实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

第三，自媒体成为现代社会实现媒介关怀的重要力量。所谓媒介关怀，是指媒介活动应该以人为本，关心和关注具体的人尤其是底层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存状况以及历史境遇。在多数时候，媒介关怀与底层关怀相等同。在大众媒介时代，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垄断着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成为实现媒介关怀的关键力量。但是，由于传统媒体的特殊性质，其媒介关怀的尺度和规模往往有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普遍而具体地参与到普通大众尤其是底层群体的日常生活及日常事务中。在网络媒介时代，“自媒体作为一种了解普通大众如何得益于连接全球知识的数字技术的新型渠道，正致力于参与到普通大众本身的事实和新闻中”[6]。同时，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传播力量的不断增强，自媒体也成为继传统媒体之后另一实现媒介关怀价值使命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和关注自媒体的媒介关怀即底层关怀，对促进现实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这一议题，既有研究大多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探讨自媒体对底层群体的赋权赋能问题、底层群体的自媒体话语叙事问题、自媒体底层运用的风险挑战问题等，较少有研究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拟在借鉴相关政治社会学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分析折叠社会下自媒体底层关怀的具体表现及其政治社会学价值，并针对自媒体在朝向底层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异化风险，探寻相应的优化措施。

二、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表现与价值

折叠社会下自媒体的底层关怀是指自媒体关心和关注底层群体的尊严、生存状况以及历史境遇，这种关怀可分为底层群体利用自媒体进行自我关怀和其他社会群体利用自媒体对底层群体进行“他者关怀”两种，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关怀，它们都具有共同的表现形式，并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表现

自媒体的出现赋予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群体极大的社会可见性，由此彰显出强烈的底层关怀特质，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的“生活记录者”。在人类的书写历史和媒介生产历史上，普通个体尤其是底层个体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去蔽”的过程。在传统媒体时代，只有极少数的底层个体会因为与权力的偶然遭遇而进入传统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在多数时候，绝大部分的底层个体只能在人类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互联网的兴起促成了传播个人主义的兴起，刺激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平民化、私人化的媒介，自媒体“唤醒和激发了普通人的传播本能，促成了福柯所言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7]。通过自媒体，社会上的普通个人也能自己为自己制作“起居注”，用文字化或视觉化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状态，主动让社会“看见”和“听见”自己。在自媒体的记录下，普通个人尤其是底层个体不仅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可见性，也获得了更多的实现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机会。

第二，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的“话语传播者”。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8]。话语具有群体性和阶层性，不仅是认识和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也是认识和理解某一群体或某一阶层的重要工具。话语作为一种群体象征和群体资源，其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程度决定着某一群体或某一阶层在社会上的“可见性”程度，标志着该群体或该阶层在社会上所处的状态与位置。不同于大众传媒时代底层群体的话语声音被“社会性屏蔽”，只能被动地等待着精英群体来替自己“说话”的状态，在自媒体时代，随着社会媒介资源的下沉，底层群体的话语声音被“社会性屏蔽”的状态被打破。借助各种自媒体平台，底层群体能够通过自己或通过他人将自己的话语声音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播出去，而在各种与底层群体相关的社会事件中，自媒体也往往会首先成为底层群体向外界传情达意的平台。

在折叠社会，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的“话语传播者”，其在为底层群体制造更大的社会可见性的同时，也极大重塑了以往由精英群体垄断控制的社会话语格局，使社会公共领域里不再是一种单调的声音。

第三，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的“形象塑造者”。形象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和一个阶层对外的重要标识，其建构塑造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资源，既具有主动性，也具有被动性。形象塑造的主动性是指个体、群体及阶层按照特定社会标准积极主动地将自身打造成社会所期待的样子。形象塑造的被动性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社会阶层被其他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按照自身的审美标准、话语标准及价值标准构建出特定的社会形象。在大众传媒时代，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缺少相应社会资本的底层群体只能被动地成为精英群体笔下的他者。然而，在精英群体的描绘中，底层群体的形象往往被抽象化、脸谱化甚至“污名化”，落后、无知、愚昧等是底层群体始终绕不开的代名词。自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底层群体的形象被他者所描绘勾勒的现实。随着底层群体不断通过自媒体向外界展示、呈现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状态，他们不再是抽象化和脸谱化般的社会存在，而是具体的、丰富的社会个人。总之，在折叠社会，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的“形象塑造者”，其在使底层群体的形象变得丰满的同时，也为社会观察和了解底层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契机。

第四，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者”。社会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是社会主体通过诸如信访、诉讼、听证会以及向人大、政协、人民团体、媒体反映等既定的、正规的程序和机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非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是社会主体通过非正规的甚至是极端的渠道、方式，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成为底层群体重要的非制度性利益表达方式，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媒体具有操作简单、表达形式丰富、舆论塑造能力强等特点，很好地迎合了底层群体利益表达的现实需要。在社会日益走向折叠化、利益冲突更加高风险化的今天，自媒体已经成为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者”，其在增加底层群体实现利益诉求机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利益表达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发展。

第五，自媒体成为精英群体的“权力监督者”。在社会的阶层结构中，精英群体处于社会的金字塔顶端，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既能在宏观上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能在微观上影响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对精英群体进行权力监督，不仅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底层利益、关怀底层权利的有效方式。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成为监督精英权力的一种别样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与传统媒体的监督方式互有异同。相同之处在于均是利用舆论力量给精英群体的权力越轨行为施加社会压力，实行的都是舆论监督；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媒体对精英权力实行的是一种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监督，更具有理性；而自媒体对精英权力的监督则是以突发事件为导向的监督，其监督具有突发性、事件性和偶然性，更具情绪化色彩。在折叠社会，自媒体成为精英群体的“权力监督者”，不仅丰富了我国权力监督的渠道，也重塑了我国媒介监督的格局。

(二)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价值

自媒体在折叠社会表现出的强烈底层关怀特性，不仅影响了底层社会的转型变革，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蕴含着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

1.政治价值

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在政治上的价值可从公民权利、公共权力以及主流政治价值等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自媒体底层关怀有利于伸张公民权利。现代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发展必须以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否实现公民权利关系到现代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存续与发展。但在折叠化的现实社会中，由于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体制机制存在着诸多发展性障碍，导致公民尤其是底层群体在追求自身权利过程中面临着去权利化的风险。自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民尤其是底层群体被去权利化的现象，提高了公民权利的质量。一方面，由于自媒体对公民尤其是底层群体进行了高度的可见性生产和话语赋权，而成为公民实现权利的新渠道，并且能够在权利实现过程中充分将公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自媒体具有强大的舆论引导能力，公民在利用自媒体进行权利呼吁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自媒体舆论力量促使有关方面对自身的权利诉求作出回应，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自媒体底层关怀有利于监督公共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9]。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公共权力必须受到监督限制。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是我国社会监督公共权力的主要方式，但近年来，舆论监督尤其是自媒体舆论监督在众多监督方式中日益展现出强大力量。自媒体舆论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功用，一是自媒体舆论监督具有主体广泛性，其监督主体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二是自媒体舆论监督在举证方面具有便利性，监督主体可以利用手机这一简单工具随时随地收集证据；三是自媒体舆论监督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监督主体会对监督客体产生丰富联想，并针对自己怀疑的地方不断追问举证，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为止；四是自媒体舆论监督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一种“病毒式”传播的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巨大的舆论声浪，迫使相关主体不得不作出回应。自媒体舆论监督是折叠社会下公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新型渠道，其底层实践有利于确保权为民所用目标的实现。

第三，自媒体底层关怀有利于巩固主流政治价值的底层基础。主流政治价值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观念，主流政治价值能否深入人心，其底层基础是否牢固，关系到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在中国社会，主流政治价值的深入人心与基础巩固需要在宣扬主流政治价值的过程中把握好底层群体这一“关键角色”。一方面，底层群体在中国具有数量庞大和结构复杂的特点，主流政治价值若不能在底层群体中生根发芽，其必将失去生长的最大根基。另一方面，底层群体深处不利的社会环境，容易滋生社会发展的离心力量，容易在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上与主流政治价值发生背离，若主流政治价值不能“抓住”底层群体这个“关键角色”，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宣扬主流政治价值，需要注重其底层结构建设。而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在为底层群体提供自我书写平台的同时，也为主流政治价值的向下传播提供了便利渠道，通过自媒体，主流政治价值能够以一种自主选择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完成对底层群体的感召，从而巩固自身的底层基础。

2.社会价值

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社会价值可从社会参与、个体价值以及社会信息等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自媒体底层关怀有利于促进普通个体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讨论。在传统媒体主导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时代，以底层群体为代表的绝大部分普通个人由于缺乏相关媒介资源而“缺位”于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在更多数时候，他们扮演的只是一种被讨论者而非讨论者的角色，社会参与度较低。但随着互联网环境下媒介资源的社会化普及，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各种话语平台极大提高了普通个体参与公共事件和公共讨论的能力，使社会公共领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与传统媒体时代由精英群体主导的公共讨论不同，自媒体时代普通个体参与公共事件和公共讨论有其独特特点。一是普通个体在社会参与中能够自主设置议程，生产公共事件，形成公共讨论；二是普通个体参与公共事件和公共讨论，更多地从微观视角、底层视角、实用视角以及人性视角出发，较少进行“高大全”的叙事；三是普通个体在参与公共事件和公共讨论过程中往往是“情感先行，理性次之”；四是普通个体的公共事件参与和公共讨论参与往往伴随着立场和价值观的冲突。普通个体利用自媒体参与公共事件和公共讨论利弊共存，但无论如何，在公民主体地位日渐突出的今天，这种参与和讨论有利于社会舆论的平衡，是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自媒体底层关怀有利于促进普通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自媒体朝向底层、关怀底层的媒介使命使其成为折叠社会普通个体尤其是底层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平台。在自媒体展现出巨大商业价值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体通过自媒体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自我转换，他们立足于自身优势，通过自媒体化身为“网红”，在获得巨大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创造、生产和实现了个人的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诸如华农兄弟、陆仙人、贵州苗家姑娘王启红等底层普通个体因为自媒体而获得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实现了自我的内在价值。在向上流动日渐艰难的折叠社会，自媒体为底层普通个体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平台和机会，体现了媒介底层关怀的价值使命。

第三，自媒体底层关怀有利于促进社会信息鸿沟的弥合。信息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要求。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公平主要是指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平等地获取各种信息，包括公平地享有社会文化资源、文明成果和知识信息。”[10]然而，由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信息公平在多数时候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景，信息鸿沟反而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信息鸿沟显示了社会上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其“存在和拉大会加速阶层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再扩大，并进一步演变成信息分化，信息分化又加速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11]。

在中国，信息鸿沟和信息贫困是导致底层群体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分层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弥合社会信息鸿沟变得极为重要。在被媒介所包裹的现代社会，自媒体的底层关怀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信息鸿沟的弥合。现如今，自媒体不再只是分享事实与新闻的单一媒介形态，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新闻类、知识类、娱乐类等多类别的综合媒介形态，是传播知识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渠道平台。通过自媒体，底层群体能够快速而广泛地了解到社会上的重要知识信息，并据此作出决策和选择，使自己在社会行动中不至于处于信息困境。

三、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风险

自媒体在折叠社会关怀底层的实践过程具有独特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由于转型背景下逐渐走向折叠化的现代社会在发展方面面临着诸多复杂的危险性因素，加之自媒体自身的无序发展，导致自媒体在朝向底层的过程中其底层关怀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

第一，“娱乐至死”精神渗透下自媒体底层关怀的娱乐化。自媒体的底层关怀实践理应是一个严肃的事情，然而，在泛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自媒体的底层关怀实践容易受到现代人“娱乐至死”精神的渗透而异化为一种娱乐表演。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一些底层普通个体在使用自媒体进行自我关怀的过程中为了吸引眼球，不惜突破社会底线，制作和上传了大量自虐视频、怪异视频、恶搞视频、趣味视频，在那里上演了一幕幕魔幻现实主义的表演景观。一些非底层的社会个体在为了博取关注，在自媒体对底层群体进行他者关怀的时候，不惜以摆拍表演的方式制造新闻热点，欺骗观众。曾经广为流传的“江西南昌外卖小哥送餐返回后发现车辆被偷，坐在雨中痛哭”“女孩考上清华后跪谢父亲”“西安地铁女子为瘸腿老人让座”等新闻视频最后都被证实为摆拍表演。

尼尔·波兹曼认为，“当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2]。在泛娱乐主义时代，自媒体底层关怀的娱乐化会消解其底层关怀的严肃性，更可能使其关怀沦为一种欺骗，削弱其积极的政治社会价值。

第二，“把关人”角色弱化下自媒体底层关怀的谣言化。在社会话语权下沉的今天，自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被“把关”的现实，在自媒体上，用户可不经审查便能将信息传播出去。然而，正是由于“把关人”角色的弱化、缺失，自媒体也因之成了现代社会谣言的最大策源地和集散地，导致自媒体的底层关怀面临着谣言化的风险。自媒体底层关怀谣言化是指自媒体在朝向底层群体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以底层群体为对象的谣言谎言，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谣言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歪曲和抹黑国家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和外交政策等为目的的政治性谣言，这类谣言往往煞有介事地提供一些“证据”，如编造的“红头文件”、图片、视频、音频等，以此佐证自身的正确性。二是以左右社会舆论为目的的社会性谣言，这类谣言往往伴随着某一突发社会性事件的产生而出现，其目的是在解决事情的过程中使社会舆论偏向自己。三是以商业获利为目的的生活性谣言，这类谣言通常是由一些商家制造的，他们会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而向人们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观念，以达到销售产品从而获利的目的。

在中国，由于底层群体的社会辨别能力较弱，在自媒体信息“把关人”角色弱化、缺失的条件下，他们极易会受到自媒体谣言的蛊惑而作出种种非理性行为，致使自媒体底层关怀异化为底层操纵。

第三，网络匿名社交机制下自媒体底层关怀的暴力化。自媒体在折叠社会朝向底层和关怀底层的实践行动，必须在维护底层普通个体尊严的基础上关切其合理诉求，这一过程理应是充满温情和理性的。然而，在网络时代的匿名社交机制下，网民是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社会交往和发表言论，这使得现实生活中本该遵守的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在网络社会中失去了约束力，网民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由此大大降低，在网络行动风险趋近于零的条件下，多数网民很容易突破道德底线而情绪化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不理性地对当事人进行讨伐和攻击，使得底层关怀行动极易演变成一种暴力行为。

第四，价值多元背景下自媒体底层关怀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化。世界的“去魅”打破了前现代社会世界被一元价值所统摄的局面，价值多元化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价值多元的现实语境下，诸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功利主义、女权主义等价值观念纷至沓来，世界形成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纠结、民族情感与历史传统交织、价值反叛和价值虚无缠绕、清醒与迷茫多维纷争”[13]的价值“诸神之争”的新局面。在此背景下，自媒体因其媒介特性和传播逻辑而成为各种价值观念滋生壮大和相互竞争的最佳平台。

在如今的自媒体平台上，各种基于不同价值观念的争吵、谩骂、纷争随处可见，而随着自媒体平台上各种价值观竞争的加剧，在自媒体朝向底层的过程中，自媒体却成了一些价值观念尤其是一些极端价值观念“收编”底层群体的便利工具，自媒体底层关怀的实践行为由此面临着被非主流意识形态化的风险。从现实情况来看，在自媒体朝向底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些价值观念下沉，诸如虚无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激进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女权主义等价值观念在底层群体中均占据了不小的“市场”。可见，自媒体底层关怀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化尤其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源。

四、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风险治理

折叠社会自媒体底层关怀的娱乐化、谣言化、暴力化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化会使自媒体底层关怀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遭到贬损和消解，基于此，有必要针对自媒体底层关怀进行规制和优化，从而有效治理潜在风险。

第一，平衡泛娱乐主义文化的影响，提高底层群体的媒介素养。一方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冲泛娱乐主义文化及消费主义文化对社会个体尤其是底层个体的影响。社会主流文化与先进文化通常具有引导思想行为、抑制不良风俗、矫正道德素质、激励热情热心的作用，加大社会主流文化和先进文化在社会上的宣传力度、建设力度，能够对底层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的自媒体使用行为进行有效引导，使其自觉利用自媒体从事健康有益的活动，确保自媒体底层关怀实践的严肃性和“正能量”。另一方面，优化底层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高底层群体的媒介素养。自媒体底层使用中所产生的种种乱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底层群体媒介素养和社会素养的水平有关，而底层群体素养的水平则与其生存环境状况密切相关，为此，必须加大对底层群体的照拂力度，改善底层群体的生存环境，并建立针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教育及媒介教育制度，提高底层群体使用自媒体的能力与素养，确保自媒体底层关怀实践的目的有效性和价值有效性。

第二，加强自媒体平台管理，提高谣言传播的违法成本。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管理，提高自媒体谣言传播的法律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降低自媒体底层关怀谣言化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强对自媒体内容生产的管理和监督。自媒体平台要做好自媒体用户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把关人”，可通过后台审核及限制言论的方式，提高自媒体谣言滋生和传播的门槛。同时，还可通过“真实爆料、披露事实、提供证据、验证信息等方式”[14]对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进行监督，降低自媒体谣言传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完善自媒体行业的法律法规，健全自媒体行业的自律制度，提高对自媒体谣言传播的处罚力度。通过完善自媒体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设置法律红线，严厉打击那些利用自媒体向底层群体及全社会散布谣言的用户，提高其传播谣言的违法成本。此外，还应通过健全自媒体行业的自律制度，形成自媒体行业的自律文化，定期对包括底层群体在内的自媒体用户进行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教育，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第三，加强网络综合治理，打击自媒体网络暴力。自媒体网络暴力泛滥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偏离了正确舆论导向，而且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对其进行重拳打击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对自媒体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从多个方面协同推进。一是政府针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项立法。完善打击自媒体网络暴力行为的司法体系，降低公众维权成本，加大对自媒体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治力度，为公众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二是自媒体在治理网络暴力过程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自媒体网络平台要逐步落实网络实名制，建立相应的内容审查和恶意话题熔断机制，畅通自媒体网络暴力的监督举报通道，升级预防自媒体网络暴力的能力和功能，预防自媒体网络暴力事件的滋生泛滥。三是网民作为网络社会的参与者要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网民要不断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既要做到以身作则维护网络文明，又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第四，加强自媒体非主流意识形态管理，夯实自媒体主流意识形态阵地。自媒体底层关怀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化或极端意识形态化，容易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的底层根基，因此，必须加强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夯实自媒体这一新型意识形态阵地。一方面，自媒体意识形态的管理要坚持引导与打击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对具有积极作用的自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补充；对具有极大安全危害的极端意识形态观念则坚决予以打击，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限制或禁止其在自媒体上的传播。另一方面，着力夯实自媒体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在自媒体领域的话语传播策略，即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选择和话语传播上，“要做到将抽象的政治议题与具体的生活议题结合起来，做到政治议题生活化与生活议题政治化相互贯通和相互融合”[15]，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叙事模式建构上，要将抽象的理性化叙事与具象的情感化叙事结合起来，使主流意识形态在自媒体空间中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