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龙 王 猛

文学人类学是二十世纪后期跨学科潮流中兴起的一个以人及其文化表述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文学和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互渗，带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丰富可能性。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始于对西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引入，但四十余年来，从自发到自觉，从理念到学科，中国文学人类学“走向人类，回归文学”，[1]始终以高度的本土文化自觉致力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完善，致力于在知识全球化时代更好地理解人及其历史文化变迁。纵观学科历程，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相当多元，分散各地的多个学术团队基于共同学术理念，以各自充满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创见共同组合成中国文学人类学不同而和的理论图景，形成了包括神话历史、文化遗产、多民族文学、文学生活、数字人文等在内的众多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总结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文本”和“表述”作为学科理论创新的“元话语”，无疑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始终居于学科理论生长的中心地带。对“文本”和“表述”的把握，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脉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同时也是进一步寻求理论创新必须深入总结的基础概念。

本文通过关键词法对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演进脉络进行以点带面地梳理，以“文本”和“表述”为重点阐述了学科理论生长的学术史背景及其理论特点和范畴意义，同时也对相关理论话语隐含的问题提出了一己之见。建基于此，文章初步提出了以“实践”为中心的“文学实践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中问题关涉到对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诸层面的理解，更取决于如何继承既有理论成果、如何将新的学术契机与学科发展的内在品格相结合。

一、文本：革新意义与概念反思

按照学术取径来看，文学人类学的既有成果通常被认为包括了文学性的人类学写作实践和人类学性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两重维度。前者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反思潮流，尤以80年代“写文化”大讨论为高潮，其特点是对人类学及其标志性成果——民族志的科学性质疑及文学性的激活。在后现代人类学反思潮流中，人类学向来允诺的客观性、整体性受到挑战，一方面民族志作为充溢权力政治和诗学修辞的制作过程和表述文本被不断揭露，另一方面作为对质疑的回应，民族志者也逐步放弃原来的科学承诺，转而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导向写作和阅读的更精妙更具体的方式、导向互动和历时性的文化新概念”[2]，即对各种文学化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探索，以此作为重新诠释人类学意义与价值的突围方法。文学人类学的另一维度主要体现为以人类学理论方法而从事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批评实践。与人类学界关注文化“书写”(writing)一样，文学研究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援引同样关注书写问题，不过在重点上和后者对书写权威及修辞策略的反思异趣，文学领域更多接纳了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而主张对文学进行文化化地整体把握，进而关注种种文化的外显形式、其文本、行为和意义。所以，文学研究领域所关心的书写并不是书写本身，而是对文化书写之结果的跨学科读解与阐释。

对于文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走近，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等学者将其概括为“两种转向”：“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文学的人类学转向”①。两种转向的进程体现为对两种书写的关注，而不管是人类学对民族志文化书写方式的反思与革新，抑或是文学研究对于作为书写结果的形形色色的文学与文化文本的兴趣，其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文学人类学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文本(text)。②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之路高度聚焦文本问题，其理论关切核心正如徐新建教授所言，在于“极力突破以往‘狭义文学’观念对文本的限制，把关注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许多非文字甚至非语言的‘文本’之中。”[3]由此引发的理论突破体现为文本范畴从“文学作品”、“文学文本”到“文化文本”的“三级跳”。[4]原本作为文学研究关键词的狭义文本，经人类学的重新激活后，其范畴边界得到空前拓展，与此同时文本的范畴意义也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关照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文学作品到文化文本，文本范畴的扩展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地，促使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范式转型。严格学术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指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大众文化研究潮流，这一潮流与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等研究趋势相汇合，共同酝酿出影响及且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潮流。[5]而文本的概念对于其中任何一方来说都十分重要，对文本从文学到文化的扩大化理解使得对于文化表述形式的读解与阐释成为可能，也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所概括的cultural reading——“文化读解”[6]具有了文化分析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从文学与人类学对writing——书写的关注，到文化reading——读解的提出，文本概念对于这种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无疑起到关键作用。对文学人类学研究者而言，文化文本促使文学研究眼界大开，不仅歌谣、仪式、考古遗存、影视传媒、数字人文等人类文化诸方面取得了文学研究的合法性，而且借由这种开阔视野，也引发传统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叶舒宪教授所提倡的“四重证据法”、“五种叙事”理论正是以多文本眼光丰富传统文史研究的代表成果。

其二，文本概念助益于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方法更新。文化文本概念在人类学领域启发了人类学从文化科学向文化阐释学的范式嬗变，在文学研究方面则推动文学研究从内部批评转向更具现实感的人类学性意义诠释。对此，文学人类学的主要倡导者认为：“‘文本’的概念在20世纪学术思想变革中异军突起，发生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导向作用”，“从取法于自然科学范式的‘文化科学’转向以人文学的意义解读为特色的‘文化阐释学’。从解读文学文本的新批评派代表肯尼斯·博克，到解读文化文本的阐释人类学代表吉尔兹，完成了从文学批评到人类学诠释的三级跳过程。”[7]上述论述揭示了文本概念给人类学和文学两个领域带来的方法论启示，但透过这一论述还应看到，从文学作品指向的“文本”到文化指向的“文本”，其启迪文学研究从新批评式的文学内部分析转向对文本内外历史、文化结构的阐释，方法论更新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即对文本自足性的质疑以及对文本历史文化性的揭橥，更深层次的知识论问题则在于文学人类学如何判断文学的本体：文本显然不是答案，文学人类学透过文本所试图揭示的复杂的人类文学与文化实践，或许才是人类学观照下文学的本体之所系。

其三，文本概念对于书面文学之外包括口传文学、乃至非文字、非语言的图像叙事、博物馆象征以及仪式展演等等文本意义的彰显，还有突破文字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的学术政治意涵，更加深刻地彰显了多民族国家多文学、多语言、多文化实践的人类学意义。徐新建教授指出：

当人类的文学仍以民族、地区和时代划分的时候，“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就会是在关注各民族—国家文学并充分考虑彼此相应的历史进程的同时，通过比较，去认识和总结人类社会的“个别性”、“群体性”直至“整体性”，也就是说，通过研读各种具体的地域和民族性作品，再经由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阶段，去理解弗莱所说的“文学总体”(the literature as a whole)。[3]

文本概念的援引和重释，赋予了无文字族群、无写作社会以形成文本的能力和权力，他们的歌谣诵唱、仪式展演、服饰器物等等都可以作为文化文本而取得与文学书写相同的研究价值，正因为此，这些边缘族群也相应地获得了现代文化意义上被读解、被翻译、被研究的资格而得以参与到构建世界文学或者“文学人类学”的总体理想。这也就是徐新建教授所言“文学人类学最终关注的其实是‘文学的人类性’和‘人类的文学性’”的题中之义。文本能力与文本权力是文本政治与文本伦理的关键问题，明确这一点对于更加完整地理解文本概念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不可或缺。

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年会将主题锁定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上，并以《文化与文本》为题出版了论文集。可以说，“文本”范畴从一开始就是文学人类学界探索人类学知识与文学研究相互打通的概念桥梁。差不多同时，以爱尔兰学者安东尼·泰特罗(Antony Tatlow)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也开始思考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作为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8]“文本”作为中外不约而同采纳的文学与人类学跨界研究范畴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随着文本研究走向深入，其概念范畴中隐含的一些可能性问题亦引起学界反思。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同样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文本概念隐含着对于真实的反叛和与现实的距离。在后现代反思潮流中，文本对历史、文学以及其他一切人类表述形式的整合，使得其自身充满主观性的制作过程暴露于人前。海登·怀特认为，“由于文本主义反对19世纪末期作为西欧人文社会科学建立基础的‘客观性’和‘意识形态’差别，文本主义逐渐破坏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真理’的道德权威，他们产生于冷战双方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9]文本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制作的含混与模糊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及其文化制造了概念上的障碍，如何处理文本的真实性与虚构性成为所有文本研究不得不首要分辩的问题。

文本概念的泛滥容易引发“文本中心主义”的弊病。这种文本中心主义与新批评视文学作品为切实本体、孤诣于文本内部语义分析不同，其特点在于文化文本研究凭借一种隐形的学术强权把形形色色的文化事象文本化(textualize)，使其脱离于原本复杂而流动的文化自在系统，成为一“个”貌似封闭静止可供学术读解的僵固文本。这种以文本为导向的研究路径虽然在文学人类学内部一直不乏反思，大多研究也特别注意在对文本的阐释中更加关注文本内部以及文本与社会文化整体之间相互映射的结构关系，同时对文本动态变迁性的强调也多有讨论，但不可否认，当文本成为研究者面对生动而丰富的文化世界时首要的操作策略——即对文学与文化世界的文本化转换，这种文本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二元对立本身就已经限制了身心合一、主客一体的文化研究可能性。对此格尔茨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文本的集合，是其自身的集合，而人类学家则努力隔着那些他们本来所属的人们的箭头去读解他们。在这样一个事业中困难是极大的，方法论上隐藏的危险足以使精神分析学的信徒们颤抖起来，而某些道德上的困惑也同样巨大。”[10]这一论述可以说道出了文本中心主义的根本弊端。

文本概念隐含着文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文学人类学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这一跨学科的方法论移植使得文化文本概念能够获得真正有效的支撑：只有走进田野，超越于书写之外的更为丰富的文化细节才能进入到文本的视野，田野是获得文化文本的前提，也是检验文化文本的基础。但问题是，一旦文化被凝固为文本，我们得以透过文本所了解的文化只能通过文本的分析而实现文化的读解，这其中必然涉及到一个“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在研究者和所要研究的文化之间也因为这层文本的雾障和必然的文本分析方法，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我们和田野的隔膜。在文本概念的笼罩下我们能否真正地走进田野、理解文化，其实仍然是一个有待反思的问题。

总的来说，文学人类学将源自文学研究的文本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推动其实现从文化科学向文化阐释学的范式转型；同时，也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使文学研究进入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真正获得可靠的方法论支撑。文本范畴所引发的文学人类学知识观与方法论突破其意义不可低估，选择文本作为文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的核心范畴，也体现了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远见和整合勇气。不过，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叶舒宪教授为例，他一方面敏锐地洞察到“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11]，同时也坦诚“在多年的文本教育下，在人们的字词仓库中所给予他的和他所能运用的，就这些了。如此说，文本应该是遮蔽大于传达。”[12]在中国文学和人类学的跨界整合中，主要来自文学领域的这批有识之士虽然大胆地踏出了跨学科研究步伐，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学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习惯仍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学术选择。文本作为文学人类学关键词，其利弊得失以及学界对它的复杂态度，正是这种跨学科之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二、表述：反思结构与建构目标

文学人类学的学科之路始于对文本的关注，其理论话语也伴随对文本的反思性研究而逐渐走向深入。其中代表性成果如叶舒宪教授针对文化文本可能的僵固问题提出“用历时性的动态视野去看文化文本的生成”[11]，由此重新诠释大小传统，并着眼文本的历时结构层次发展出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化文本N级编码理论。徐新建教授对文本及文本所指涉之具体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尤其警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本文”分析框架，提示一种对无所不在的文本应有之慎重态度以及穿透文本而“寻找本文”的学术自觉。[13]无论是对文本生成性的强调、对文本层次的历时性区分，抑或是对文本与本文之间差异性的揭示，甚至是在学科建设早期叶舒宪教授针对文本遮蔽性的反思以及用“民族学诗学”概念对“文化文本”进行解蔽的理论推演，所有这些围绕文本而展开的文学人类学探索都提示研究者一个绕不过的关键问题：表述(representation)。

对于表述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学术定位，徐新建教授将其视为学科发展过程中自我追问与回答的“元话语”，是“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14]确实，作为文本之外的另一关键词，对表述的关注可以说伴随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同样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年会为例，2008年第四届年会关注“人类学写作”，对表述方式、立场进行叩问；2010年第五届年会以“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为主题，正式提出直面表述问题的学术要求；2017年第七届年会聚焦“重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再次锁定表述，以之作为文学人类学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从现有成果来看，文学人类学的表述研究事实上在三个层次分别展开。虽都以表述为关切点，但问题意识不一样，由此引发的理论话语亦有所差别。

首先，文学人类学对表述的关注与人类学自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密切相关，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融合恰预其流，因此对表述问题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文学人类学学科自我确证的必然关切。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所指出，20世纪70、80年代“文学批评和解释学领域的理论发展，取代了语言学而成为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策源地。”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外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潮流从追求社会理论，转变到受文学批评影响而关注解释和描述社会现实中所产生的问题；二是在人类学内部民族志作为“文学著作”其背后的表述政治与表述修辞被广泛揭示，而强调文学性的民族志实验又反过来支配着人类学的研究实践。正是文学批评所启发的对人类学表述范式的反思，引发了人类学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转型。[15]

因此，文学人类学早期倡导者对于表述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在展示并论证自身理论及方法恰切性的层面推进，以此作为文学领域对人类学文学转向的一种回应。这里我们可以列举的代表人物，如沃尔夫冈·伊瑟尔、费尔兰多·波亚托斯等，他们从不同角度率先进行了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并展现了文学人类学应对“表述危机”的天然优势。伊瑟尔用虚构和想象来重新定义文学，也由此实现对人的本质的重新界说：“虚构使人类成为自身”[16]。借助虚构与想象的中介，伊瑟尔在文学和人类学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同时也为文学作为人类之表述在人类学中的合法地位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波亚托斯更加关注叙事文学作品中的非语言交流系统，认为“人类学现实主义包含了感知系统(无论是身体的、文化客体的还是环境的)和体悟系统。由于人类学现实主义呈现了文学人类学多面向的主题，很显然，研究人员必须在叙事文学的现实形式中找寻材料，无论是虚构的(小说、故事、史诗等)，还是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现实因素被波亚托斯描绘为“一种可能的人类学现实主义”，因此，至少从文学表述内容的真实性上波亚托斯为人类学的文学研究拓宽了道路。[17]

其次，正如前述，“表述危机”在人类学学科内部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为人类学表述权威与文本权威的双重碎裂，前者源于后现代思潮对人类学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预设的批评，而其问题核心在于对人类学理解他者之可能性的质疑；后者发端于对格尔茨阐释人类学阐释之科学性的继续追问，民族志作为一种充满叙事策略的文学文本。其书写的主观性和修辞色彩都构成了对其所宣称的科学性的严重挑战。文学人类学对“表述”的关照必然要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事实上这也正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关键成果之一。

有学者将人类学表述危机的上述两个层面总结为“表述事实”危机和“追寻事实”危机。前者根源于“表述者”与“表述”之间的关系，是表述的内在问题；后者根源于“事实”与“表述”之间的关系，是表述的外在问题。[18]作为对前者的回应，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继续将后现代身份反思引向深入，并在文学与人类学相关联的视角深入揭示了长期以来笼罩中国文学与文学史写作的书写中心主义和汉族中心主义。徐新建教授认为，“表述问题在身份权力、身份话语和身份政治后面的存在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是最为基本和核心的。”由此他强调一种“文学人类学研究者特有的学术伦理”，即彰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文学表述意义，从多元共生与融合互动的族群及边缘文化视角重新寻找“表述中国”的学术契机。[14]不仅于此，在徐新建教授对表述问题的反思中，他将“表述—被表述”的批判结构进行了创造性发挥，提出了“自表述—他表述”、“内表述—外表述”等新的分析框架，由此进一步衍生出“民间表述”、“族群表述”、“乡土表述”等系列相关范畴，将人类学的表述危机转换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契机，可以说打开了人文研究的新视野。以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民族文学研究为例，对“自表述”的倡导不仅将民族文学研究从裹足于民族身份的宣誓转向对多族群、多表述、多文学的开掘，实现了对口传、仪式、舞蹈、神圣信仰等人类学意义上多文学形态的意义重估，在更大层面还触动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从“少数民族文学”向“多民族文学”的范式转型——这里面既有表述的身份政治反思，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此而超越于此、从“表述政治”到“表述理论”的方向革新。

文学人类学对表述政治的突破无疑受惠于人类学客位(etic)立场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范畴的启发，而在对“追寻事实”危机的回应上，文学人类学则更好地体现了其本身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优势。具体而言，文学人类学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人类学写作的理论反思及其文本实验。当人类学逐渐走出对科学性的迷思转而思考如何更好地呈现民族志者与异文化的相互遭遇时，种种实验民族志书写纷纷将“文学性”视为其核心表述策略。如何实现文学性与他者文化事实之间的完美榫接，如何更好地彰显文学的人类学意义，以及如何更好地展示他者的心灵世界与文化整体，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人通过具体的民族志写作实验走出了探索的步伐。其中代表如阿库乌雾的“文化混血”论及其跨文化书写实践、数字人文观及其微博断片实验，这两种不同旨趣的文化写作，笔者将其理解为“非实验的实验写作”，即一种具有实验性、但超越于表述层面而体现为更高的族群及个人主体生命实践，充分展示了知识全球化时代文化表述的创造力。③另外，潘年英基于人类学观照的“大文学观”及其表述实践，被论者称之为“人类学笔记”、“人类学小说”、甚至直接以“文学人类学”相称，这些丰富的民族志写作也为我们思考民族志表述的多样性提供了参考。④

在所有围绕文学人类学而展开的表述实验中，一以贯之的问题关切是如何通过民族志书写“不仅接触到人类存在情境中那些可以称为精魂的事实，而且用极有表现力的文体，活生生地复现那些未被公式和概念挤干的、血肉丰满的事实。”[19]正是基于这种关怀，彭兆荣教授指出“文学的文本——尤其是民族志的‘文学性’，已经远远超出好的写作或独特风格的范围。”在更高的意义上其所导致的认识论意义在于：“对民族志叙事和‘写文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某一种表述方式，甚至超越了某一个学科的藩篱和学科所遵循的原则范畴，而成为对叙事范式的基础‘元话语’的认知和厘清。”[20]马尔库斯说，通过民族志的实验达成文化的自我反省，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15]文学人类学的人类学写作实验，为通向这一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整体认识，提供了一条有意义的跨学科路径。

第三，不同于早期文学人类学倡导者将文学视为文化表述之一种而致力于打开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文本壁垒，也不止于中国文学人类学对表述危机中表述政治和表述方式的继续延伸，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人对表述的开创性论述还体现在对于“表述”作为人类本质性之显现的本体论提升。

徐新建教授将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锚定在表述问题之上，而对其现实依据，他认为：“在现实和历史的意义上，表述问题也是人类世界的起点和核心……人是自我实现的X，在我看来，这个自我实现的核心就是生命的表述与被表述。”[14]从对表述问题的学科性定位，进而尝试在人类的总体性上对表述问题作出人类性的把握，这一认识推进充分显示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革新意义，也为我们重新审思表述问题提供了全新视野。在人类性关照下，“表述的实质就是生命的呈现和展开，也就是存在及其意义的言说。”人类学家迈尔斯·理查森曾提出，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人类学采用了多种范式策略，如对生物性构造的揭示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分析等，而理查森所欲阐明的是：“我们还有同样基本的属性，即故事的讲述者。”[21]文学人类学从“表述”来重新界定人，是对理查森“故事讲述者”的继续推进，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人类多样化的表述方式，不管是口头、书面还是表演、仪式、践行等等，都获得了由此理解人类的文化象征意义，从而也为文本范畴的延伸做出了理论根基性的说明；另一方面，从表述主体的边界来看，在“个体—群体—人类”的三级划分中不仅中间层的族群具有文化表述的意义，对于个体表述的彰显以及人类总体表述范式转换的解释都有了人类学层面的必要性和方法论的变革意义。徐新建教授由此提出了“自我民族志”和“整体人类学”的构想，其理论线索正可以从“表述的人类性”和“人类的表述性”上获得理解。

对表述的本体性确认，促使徐新建教授进一步提出“文化即表述”的重要观点，强调要在全球化整体相关的表述世界中充分继承古今中外表述研究的已有资源，继而开创表述研究的新局面。而由此再返还到人类学学科内部，基于人类表述本质的省察，我们可以对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特性作进一步概括：“文学人类学以人类的自我表述为核心，重新界定与阐释人的根本特征和取向，是具有突破和开创性的新人类学。”[22]

概言之，文学人类学对表述问题的研究在三个层次展开，一是将文学作为人类表述之一种，试图通过表述的中间环节突破文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壁垒，探索文学与人类学跨学科融汇的可能性；二是对表述身份、表述权力、表述政治的本土省察，以及对人类学写作的文学性实验，这两点正是对西方人类学表述危机“一体两面”的跨学科回应，同时也是本土语境之下对表述结构与功能的重新发掘；三是将“表述”作为人类本质的本体论引申，是继伊瑟尔、波亚托斯之后对文学人类学学理性的进一步阐明，更是从文学人类学出发贡献于人与文化研究理论更新的重要成果。总体看来，表述作为文学人类学关键词的理论生长路径可以概括为：向下对表述概念的延伸和细分，由此提炼出自表述、他表述、再表述、族群表述、地方表述等等新的分析范畴；向上则表现为对表述意义的人类性擢升，由此导引出自我表述、人类表述、整体人类学等新的概念集合。表述问题引导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更新方向，显示了这一学术范畴的深广根基及创新活力。但有必要继续思考的是，表述之后将走向何处？文学人类学新的理论增长又有哪些可能性？

三、实践：一个文学人类学方向之可能

对“文本”的发挥，引领文学人类学研究从文学作品到文学文本再到文化文本的对象垦拓，在其之上则反映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型：从小传统的文字文本进入到大传统的非文字符号系统，文学人类学所建构的文化文本符号编码论及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四重证据法，在文化的历史高度重新界定了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源流关系，重新塑造了基于本土文化自觉的文学观与文学研究法。而对“表述”问题的关注，将文学人类学研究视野聚拢到对学科性质、核心理论和方法路径的总结和反思，将学科对文本的无限拓展聚拢到表述的问题框架，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聚焦和理论更新。在“文本”和“表述”两个核心范畴的导引之下，中国文学人类学在神话历史、文化遗产、多民族文学与文化、数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进展，同时亦对神话学、历史学、艺术学、美学等相关学科产生积极影响。不过，面对文学与文化世界远为巨大的解释迫力，如何吸纳更多跨学科理论资源以更好地应对文学与文化世界的深刻变迁，始终是我们需要不断沉思并积极回应的议题。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文学人类学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实践研究”的新话语，期望以此作为探索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种可能性，为推进文学人类学相关话题提供一己之见。

作为哲学范畴，“实践”获得其内在规定性始于亚里士多德。康德按照实践的目的将实践理性区分为纯粹实践理性和一般实践理性，虽然埋下了实践理论内部的二元对立根源，但另一方面也将亚氏以来对人类行为的区分重新统一到实践的总体框架。继康德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赋予实践以本体论意义，实践哲学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反动获得了第一哲学的位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奠定了“实践”对于理解人及其世界的根本性意义，20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继语言学转向之后逐渐开始走向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反思，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此期间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实践理论热潮，其中代表如布迪厄、吉登斯、鲍曼、萨林斯等。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密切相关，力图揭示实践作为人及其社会文化之生成模式的现实意义，从而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吉登斯的社会实践理论将实践视为理解人类活动与社会事务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社会理论中结构主义与个体行动解释的分野。以布迪厄、吉登斯等人的工作为标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迎来了影响广泛的实践转向，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如何既兼顾总体结构的作用，同时也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细节使微观个体的行动得到充分解释。更进一步来说，对于社会总体与个体之间相互制约、生成、变迁的动态实践过程的关切正是各种实践分析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这一意义上的实践理论正如布迪厄的研究所显示，将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非决定论的，而是在“惯习”与“场域”之中人类能动的实践过程。

笔者以为，把实践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使文学研究进入文学实践研究的领域，首先意味着一种现代性自我指涉的纯文学观及其封闭性被打破。文学实践研究，就是要把一个过于抽象的文学概念还原为生动具体的实践行为，在具体而微的实践场域中，分析文学被制作、被经验、被传递乃至被定义、被改写的具体情形，归根结底，就是要对文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的文学性作出把握。

文学的实践性，意味着不再将文学仅仅视为封闭而僵固的文本实体，而是把文学置于复杂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统一体中，关注文学被实践的历史背景、现实情境、具体方式、具体内容，描述文学实践与其它人类实践的区分和联系，同时也窥见文学实践者独有的心灵体验和实践策略。换句话说，文学的实践性不再假定一个作为“be”的文学，而是旨在发现文学成为文学的动态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的社会历史文化情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的书写文本或者口头文本，如莫言的小说、乡土的歌谣、甚至种种隐形写作的文本，在文学实践的视野来看只是一种文学实践的部分结果，它重要但不完整，如果只做文本的解析显然不足以把握文学实践的丰富信息，甚至可能遗失文学作为“人学”的关键蕴涵。在文学实践的理论视野中，人们通过写作、阅读、讲述、聆听，当然还包括表演、观看、制作、体验等种种方式去实现文学性的心灵体验，同时也通过种种文学实践方式去回应于社会文化的总体或局部问题。如此，文学实践就包括但并不限于文本书写、文本阅读、口头讲述、口头聆听、文学展演、文学观看，它是具体社会文化情景之下人类特有的文化制作方式，是“作者”和“读者”的统一，是审美心灵与文化制度的统一，也是历史性与现场感的统一。文学实践研究就是要观察文学实践的内外情景和具体过程，洞察文学实践者的共谋与冲突，分析文学实践的功能和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文学实践的地域性、族群性特征，独特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品格，同时也形成对文学实践规律的深入把握。

文学实践研究将文学固态的“be”转换为动态的“being”。这一转换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以实践为考察点，多样化的实践方式引发多元的文本，使文学文本范畴得到进一步扩张，不仅口头传统、仪式展演、文化制作等在经典文学之外作为文学文本的合法地位得到更深层地说明，而且那些精英写作之外的地方表述、底层创作、甚至日常生活，都因人类实践的必然性和多样性而自然获得了被文学实践研究的资格；另一方面，文学实践活动的实践者作为文学实践研究的主要对象也超越于精英作家和读者而把一切进入到文学实践场域的主体囊括在内，他们可能是一次仪式的组织者、表演者，也可以是仪式对象、旁观者，在更多情况下这些实践主体的区分甚至并不清晰，如一次火塘边的家庭故事会，可能大家都是听众也都是讲述人，正是共同合作促成了一次文学的实践，使文学的意义和功能得以完整发挥；再者，对文学实践性的说明也将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实践的总体性上把握文学的人类学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文学？这个问题从实践的文学性角度或许可以获得进一步回答。

再说实践的文学性。将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本质，是自马克思以来包括布迪厄、吉登斯、鲍曼等整个后现代实践理论的共同认识基础。如鲍曼在《作为实践的文化》中指出：“人类在世界上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区分活动就是在人类实践形成的领域与其余领域之间作出区分。创造始于实践。那些实践无法触及的区域，或者那些强行进入实践控制的延展地带以突出秩序的便捷区域都被作为无定形的、模糊的且混乱的领域而被丢下。”[24]实践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本质，人类社会文化也在实践的动态历程中得以塑造。文学理论对文学起源的种种设想，无论是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等，无不是从人类实践的角度对文学进行发生学的把握。我们今天基于文学人类学观点强调实践的文学性，其最大目标是在科学主义愈益盛行的时代，从“人类文学性”立场重新申说文学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根本性地位，这一地位包括但不限于维柯所强调的“诗性智慧”，而是对人类全部行为的总体性把握。对实践的文学性的再次揭示，在观念上将引导我们从一种文学的立场去理解人类行为以及由其所构成的社会文化模式：远古的神巫传统、世界想象固然是充满文学性的实践方式，而今天我们习焉不察的国家制度、科学民主、人文理念等等也未必就与文学绝无关系，甚至如尤瓦尔·赫拉利所断言，这些现代性的必然设定或许也如堂吉诃德的想象，终究是一个又一个“虚构的故事”。[25]更具体地说，实践的文学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文化的文学视角。如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文化表征的博物馆，从文化实践角度来看，其主题规划、馆藏分类、陈列方式、游客观览等等无不充满叙事的策略和文学的想象，要对围绕博物馆而展开的人类实践活动进行理解，文学无疑具有特殊的适切性和穿透力。[26]再如对现代化城市营建及其形象表述的跨学科研究同样表明，文学与城市的关联不仅是将城市作为纯文学书写的对象，进一步的说，城市本身也是在实践中被阅读、改写、创造的叙事文本，[27]人与城市的同构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一种文学的同构，文学使人成为人，文学使城市成为城市。

人的实践产生文学，人也按照种种文学的图式组织实践。多样化的实践引发多样态的文学，由此提出在具体实践语境中对已经越发扁平的“文学”概念进行“再文化化”的分析要求，这也正是本文从文学人类学出发思考文学实践研究的认识基础。由此导引出的文学实践研究，注定是既非“内部”、也不简单是文学“外部”的研究，它和文学活动论、文学生活研究等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对具体个案的分析上显示其穿透力，是回归实践本体的文学研究方式。那么，接下来有必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就是，文学实践研究的适切性和必要性何在。

首先，文学实践研究有益于重新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变迁。正如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R.Schatzki)所指出，“正是通过在实践中的行动与相互作用，心灵、理性和知识得以构成，社会生活得以组织、再现和变迁。”[28]虽然对于实践的具体论述在学界仍有分歧，但总的来说，“实践解释与如下信念相关联，即诸如知识、意义、人类活动、科学、权力、语言、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这些现象发生在实践领域内，并且也是实践领域的组成部分。”[28]既有文学与文化研究相关理论，或者将文学视为审美形式、意识形态、符号系统，或者将其理解为人工制品、人类观念，或如前所述，文化即表述。这些理论无疑都捕捉到了文学与文化的部分本质，但面对文化剧变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挑战，对实践的沉思将为我们理解文学文化提供一个整合的框架，尤其是对强调整体性研究的文学人类学而言，文学实践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人类文学的总体事实，尤其在对非现代文学经验，如乡土社会、民族地区的文学经验阐释上，可能发挥更好效果。

其次，人类学和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为跨学科的文学实践考察提供了理论资源。国内文学本体论研究始于80年代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及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文学本体论，即文学区别于其它任何外在形式的内在规定性，是文学研究回向文学自身的学术理论转型。根据陈春敏的分析，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的发生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所寻求的本体也有所区别。[29]作为其中代表性成果，朱立元教授提出“文学本体论应当在实践存在论思路下对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展开研究，应当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活动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30]朱立元教授的观点切中肯綮，但其论述对象主要还是针对现代性书面精英文学而言。笔者认为，文学本体论转向是对文学作为实践之存在的本体性追索，其理论价值在于通过对文学本体的界定将文学研究真正引入到对人类文学实践之多元情境中，从而实现文学认知与研究实践的整体反思和超越。这一点不同于新世纪之初的十年间学界围绕“本质主义”或者“建构主义”的激烈讨论[31][32]，二者在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上也截然有别。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通常意指人类学在经过后现代知识论反思后理论焦点从西方中心主义表述霸权与表述文本批判，转向对民族志区域研究传统的恢复和对他者经验世界及其概念体系的进一步研究。Marilyn Strathern、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Bruno Latour(中文译名：斯特雷森、卡斯特罗、布鲁诺·拉图尔)被认为是促成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代表学者。走向新的本体论研究的人类学，借用西方论者的话，“没有将研究视野继续封闭于学科的自我反省，而是对于他者如何创造自己的世界格外感到兴致。”[33]在此理念下，人类学家致力于超越以自身观念预设图解他者经验世界的既往民族志做法，转而强调通过对“实践”的关注去发现区别于我者的截然有别的心灵图景和世界认知，对“存在的关系性和世界的意义”[34]的重视是其民族志研究的主要特色。简言之，人类学所转向的本体是指他者的经验世界——他者即本体。无论是文学本体论转向对于作为“实践”的文学的强调，抑或是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对地方意义世界及其存在关系性的关注，都为作为二者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提供了可以憧憬的新的方向前景：对具体文学经验的发掘，对文学作为实践其地方性形态、功能、结构、变迁及人类学意义的分析与考察。

再次，文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为文学实践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传统文学研究领域，对文献的占据及其读解始终是其知识生产的核心方法，加之现代文学观念对文学的审美标定也使得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智识的精神性行为而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远。文学人类学为文学研究引入了田野调查法，同时也引入了基于田野的研究视野，也使本文所倡导的文学实践研究真正能够获得方法论的支撑。中国文学人类学长期关注文学研究的田野方法问题，彭兆荣教授将现代文学经典的读解与文学现场的参与观察相结合，提出了具有实验性质的“文学民族志(literary ethnography)”方法；[35]叶舒宪教授对神话中国的研究以对作为物象叙事的玉石之路的探寻为根基，通过在西部七省区的13次田野考察，重建起五千年来西玉东输的路网线索，可以说充分发挥了文学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优势；[36]徐新建教授在文学人类学方法论问题上郑重提出将包括采风、观察以及生命内省等在内的多种方式相熔铸的立体研究方法，以此实现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生命感知与文化自觉。[37]可以说，文学人类学将田野和文献的相结合为文学研究真正走向文学实践研究的广阔天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似乎也仅有文学人类学最为恰当地在方法论上可以回应于文学实践研究的理论倡导。

余 论

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是现代学术传统中有本土色彩与独创性、能与西方文化接榫并创新的新兴学科。”[38]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始终保持对人及其文学生存的高度关注，始终致力于对既有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突破，凭借自身多向度的理论开拓回应了前辈学人的殷切期盼。当下，由“文本”“表述”所导引的文学人类学学理探索仍然展现出持久的理论活力，由此展开的研究已经从汗漫的神话历史延伸到充满未来感的数智科幻，这些是文学人类学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其学科关怀的体现。对“文本”“表述”的关键词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创新性学科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我们更进一步以研究对象为根基提炼学术话语、实现学科增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本文所讨论的文学实践研究，是笔者基于县乡中国底层文学田野所生发的理论构想，其目的在于对基层文人、基层民众的文学经验——一种以“实践”为本质特征的文学经验作出解释，由此进一步引发对不同地域、族群、时代文学实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注，乃至对文学实践性和实践文学性的判断。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文学与文化田野，开展有深度的文学实践研究，因为正如徐新建教授所阐明，作为现代汉语的特定术语，“表述”是一个名词和形容词，更是一个动词。[14]作为动词的表述不仅要回到文本中去，更应该恢复它作为人类本质之动态呈现的实践性。表述即实践，而以表述为出发点，走向更加具体的文学实践研究，实是文学和人学研究之必要与必然。

注释：

①参阅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四节年会的会议宗旨，三位学者在文中总结了文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三个转向，即文艺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其中，第三个转向是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潮流与趋势的判断，相较于前两者来说更为宽泛，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前两点，即“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和“文学的人类学转向”。

②文本一词原本是文学领域对书写材料和言语表达的指称，其范畴的边界延伸及隐含的方法论意义的突显，据克利福德·格尔茨考证始于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圣经》解释：“中世纪interpretatio naturae(解释本质)的传统在斯宾诺莎时达到其顶点，这一传统试图把本质作为经文一样来读解；尼采哲学致力于把价值体系作为权力意志的注解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则把他们作为财产关系的注解)；而弗洛伊德学说却以毫无修饰的潜意识文本替代了对梦境的神秘莫测的解析；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文本研究的先例。”(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29页。)将文化视为可以被读解、阐释的文本，一种“社会材料建构而成的想象的产物”，这一理念是格尔茨贡献于人类学的重要范式，并在其所开创的解释人类学中得到深入体现和操作示范。而在此后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文化转向过程中，文本范畴得到诸多研究领域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

③关于阿库乌雾(罗庆春)的民族志写作实验可参阅罗庆春：《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刘俐俐：《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邱硕：《迈向数智时代：阿库乌雾微博断片的实验写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④关于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写作，可参阅王铭铭：《人类学的本土视角——评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杨翠周：《潘年英小说的人类学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