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忠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处，集中分布在井店镇、更乐镇和关防乡的46个行政村，石堰梯田总面积2 768公顷，石堰长度近1.5万千米，高低落差近500米。这里也因此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专家称为“世界一大奇迹”和“中国的第二长城”。2014年，该系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5月20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作为典型的山地雨养农业系统，“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的石堰梯田，以及与之匹配的“保水保土、养地用地”的传统耕作方式，是当地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是全球可持续生态农业的典范。

一、怎样理解农业文化遗产？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绿色革命和工业化农业进程的加速，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农业增产出现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了这种农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2002年FAO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旨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兼具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以及重新认识和评估乡土价值都具有战略性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过程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农业生产系统。截至2022年11月底，全球共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72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GIAHS，其中中国有19项，数量位居各国(地区)之首。其中，规模宏大的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将源远流长的粟作农业与保持水土的梯田工程融为一体，充分展现了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在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当地先民从元代起就开始垒堰筑田，创造了向石头山要地的奇迹，也培育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从而为当地村民的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社会福祉提供了物质保障。他们凭借梯田的修造技术、农作物的种植和管理技术、毛驴的驯养技术、农机具的制作和使用技术，以及作物的抗灾和储存技术等本土生态知识，使“十年九旱”的贫瘠土地养育了一辈辈子孙，即使在严重灾害之年，也能保证人口不减。700余年间，荒野山林变成了田园庭院，山谷陡坡布满了果木庄稼。这种生境的变化，使这里的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山地充满了感激之情，也因此增进了他们对家乡历史文化的钟爱。正是老百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精心呵护，以及在适应自然过程中的文化创造，才有了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世代相续的文化景观和社会形貌。

然而，传统农业已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业化改写了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化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席卷乡村生活，年轻人大量外流，年长者相继谢世，祖辈相承的乡土知识无力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加之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地力全靠化肥，杀虫全靠农药，生态系统中的原生植被清除，土壤微生物、昆虫和动植物之间的关系被人为切断，其结果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那么，面对绝大部分中国乡村的共相命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可持续农业带来一线生机、为均衡发展创造机缘？

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服务功能，最根本的办法是回到人自身，做人的工作，唤醒当地人对土地的情感，进而将其转变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意识，让村庄拥有内源性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把“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保护”视为工作的重点，把协助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村落文化挖掘的过程，看作他们跟土地重新建立情感联结的纽带。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活”起来，活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世子孙可以承袭祖先带给他们的永不衰竭的资源，实现生活的永续。因此，所谓的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为乡村的未来发展寻找出路。

二、为什么书写文化志丛书？

作为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的核心区域，井店镇王金庄村占地面积22.55平方千米，拥有梯田436.98公顷，这里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中国传统村落”。自2015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在此进行安营扎寨式研究，希望通过持续性的文化挖掘工作，与村民共同寻找一条家园营造之路。2018年，在多方力量的筹措下，农民自组织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简称“梯田协会”)进入实质运作阶段。为了让村民全面地盘清家底，理解旱作梯田系统保护和利用的价值，笔者提出开展以梯田地名、梯田作物和梯田村落为中心的系列普查活动，并以文化志丛书的形式呈现。

何谓文化志？这里的“文化”特指村落生产、生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群体活动和符号载体，“志”则是如实地记录这些有形或无形印记的表现形态。走进王金庄，村落的文化标志随处可见——绵延群山上的石堰梯田，纵横沟壑里的石庵子、储水窖，石板街尽头的山神庙、关帝庙，村西祈求风调雨顺的龙王庙，村东掌管牲畜性命的马王庙，都是村落从历史走来的物质见证。与之相应的是那些活态的民俗生活，无论是三月十五的“奶奶顶”庙会，还是冬至驴生日时敬神的一炷香，都是农耕生活里重要的文化展演。此外，以二十四节气为节奏的农耕管理，是农民自己的时间刻度；“地种百处不靠天”和“地种百种不靠天”的经验总结，是他们藏粮于地的空间直觉。只是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它们不被称为文化，不过是“过日子”的常识而已。

文化志丛书用文字、影像存留了旱作梯田系统里上演的一幕又一幕生活片段。历史的长河我们无法追逐，但是生活里的瞬间我们却可以捕捉。“梯田地名文化志”《历史地景》，记录了全村24道大沟、120条小沟，拥有岭、沟、坡、垴、洼、峧、磢、山、旮旯等九类地貌的420个地名。这些形象化的地名记录了人与土地的历史关系，其中凝聚了具有深厚诗意的祖先故事的描述。村民私家珍藏的地契文书印证了数百年来土地的归属，从康熙六十年(1721)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间的民间土地交易跃然纸上。而那些散布在梯田间的1 159个石庵子，既有定格在咸丰二年(1852)、光绪十一年(1885)的历史，也不乏“农业学大寨”时期激情豪迈的岩凹沟“传说”。在这里，往事并未如烟，梯田地名一直是村民感知人与土地的互动关系、追溯村庄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梯田作物文化志”《食材天成》，集中展现了系统内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从种子到餐桌吐故纳新的循环周期。“饿死老娘，不吃种墒”等俗语背后的生活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利用当地的食物资源，抗击各种自然灾害的生存技能。农艺专家和村民的调查数据显示，石堰梯田内种植或管理的农业物种有26科57属77种，在这77种农业物种中有171个传统农家品种，数量位列前十的分别是谷子19个、大豆11个、菜豆9个、柿子9个、赤豆7个、玉米7个、扁豆5个、南瓜5个、花椒5个、黑枣(君迁子)5个。这些作物既是形塑当地人味蕾的食材佳肴，也是认识地方风土、建立家乡认同的重要依据。“梯田村落文化志”《石街邻里》，则以垒堰筑田、砌石为家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为载体，全面呈现了梯田社会一整套冬修、春播、夏管、秋收的农耕技术体系，以及浸透其中的灾害意识和生命意识。从水库水窖的设计到门庭院落的布局，从对神灵的虔诚到人世礼俗的教化，传递的是太行山区村落社会的自然风物与人文历史，讲述的是村民世代传承的惜土如金、勤劳简朴的个性品质。

我们通过文化志的方式书写旱作梯田系统的过往与当下，一来想呈现世世代代的村民跟自然寻求和谐之道的历史，二来想表达的是对他们热爱生活、珍视土地之深沉情感的一份敬意。当然，还有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在记录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重建生命和土地的联系，重新思考农业的特性以及全球化、现代化带给乡村的影响。以此观之，这项深具反思与启蒙价值的创造性工作，试图回应的是现代性的问题——人与土地的疏离、人与作物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于村民而言，踏查梯田重新建立了自我、家庭与村庄的联系；对研究者来说，走进村庄重新发现了乡土社会的问题与出路。因此，文化志丛书既是存留过去，也是定位当下，更是直指未来。

三、培育乡村内生力量的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有深入的了解。无论外界的干预如何善意，保护的主体都必然是创造和发展它们的当地农民。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写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人们需求的改变，已经重塑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在动态适应中传续农耕技艺的根脉，如何进行乡土重建以应对乡村凋敝的处境，便成为遗产保护的核心要义。

笔者一直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就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村落是乡村的载体，是整个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当地人在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和意义体系。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表面上看是在保护梯田、枣园、桑基鱼塘等农业景观，其深层的保护是村落、村落里的人，以及那些活在农民记忆里的本土生态知识。以此观之，编纂文化志丛书的过程就是乡村建设的一个环节，其目标是增强农民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理解，提升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2019年，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梯田协会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社区试点王金庄项目。在涉县农业农村局、中国科学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农民种子网络和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团队的协助下，全面开展了“社区资源调查、社区能力建设”两大板块工作，让村民、地方政府、民间机构、青年学子都有了服务乡村的机会。村落文化志丛书的付梓，是探索并诠释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集中体现。

为了推动梯田协会的组织建设，参与各方均以沉浸式的工作方法和在地培育理念，与村民一起筹划文化普查的步骤，勾勒村庄发展的前景。正是在这种倾情协助的感召下，村民对盘点家乡的文化资源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为了记录每一块梯田的历史与现状，他们成立了普查工作组，熟知村史的长者和梯田协会的志愿者也由此开启了重新发现家乡的自知之路。他们翻山越岭，走遍了小南东峧、小南、大南沟南岔、大南沟北岔、石井沟、滴水沟、大崖岭、石花沟、岭沟、倒峧沟、后峧沟、鸦喝水、石岩峧、有则水、桃花水大西沟、大桃花水、小桃花水、灰峧沟、萝卜峧、高峧沟、犁马峧沟、石流磢、康岩沟、青黄峧等村域大沟小沟的角角落落。暑去寒来，用脚丈量出的数据显示：全村共有梯田27 291块，荒废5 958块；总面积6 554.719亩，荒废1 378.029亩；石堰长1 885 167.72米，荒废407 648.38米；石庵子1 159座，水窖158个，大池10个，泉水16处；花椒树170 512棵，黑枣树10 681棵，核桃树10 080棵，柿子树1 278棵，杂木4 127棵。这是迄今为止，村民对村落资源最精细的调查。除了对每条沟内的梯田块数、亩数、作物类别以及归属进行测绘与记录，他们还探究了每处地名的由来，并追溯到地契文书记载的年代。

随着梯田地名和作物普查工作的推进，年长者和年轻人发现，他们是在重走祖先路。因为每一座山、每一块田讲述的都是垒堰筑田的艰辛，叙说的都是过往生活的不易，这也是他们共同的体验。退休教师李书吉全程参与了梯田普查，2020年5月9日，在《王金庄旱作梯田普查感言》中他深情地写道：

4月30日晚上八点普查的数据终于出来了，这个数据让我惊呆了，这是一组多么强大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啊！……勤劳的王金庄人民总是把冬闲变为冬忙，常常利用冬季的时间修田扩地，但这个时间也是修梯田最艰难的时候。天寒地冻的严冬，每每清晨，石头上总被厚厚的冰霜所覆盖，手只要触摸，总有被粘连的感觉，人们满是老茧的双手、冻裂的口子，经常有滴滴鲜血浸渗在块块石头之上，但人们仍咬牙坚持修筑梯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持着筑堰修地，使梯田一寸寸、一块块、一层层地增加着。记得有一年的春节，修梯田专业队除夕晚上收工，正月初三就开始了新一年的修梯田运动，尽管人们起五更搭黄昏，但平均一个劳动日也只能修不足一平方尺(0.111平方米)的土地。在这次普查中，每见到一块荒废的土地，我都非常心痛。出外打工、养家糊口固然重要，但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更为重要。希望青年朋友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尽可能保护开发建设梯田，千万不要成为时代的罪人！

这样的文字总是令人心生感动。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乡土社会里最为生动的人生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更为看重的是村民挖掘村落资源、记录梯田文化的过程，因为它激活了农民热爱家乡的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乡土社会的自信。尽管我们的工作难以即刻给村民经济收入的提升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种“柔性”的文化力量，对村庄发展的持续效应必将是刚性的。各方力量协助村民重新认识梯田的价值，让他们看到梯田里的文化元素就是这方水土世代传续的基因库，老祖宗留下的资源就是他们创造生活的源泉。在这个前提下，梯田的保护与利用才是一体的。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是农民，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发展。因此，他们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乡土重建意识的觉醒，也预示着农业和农村的未来。七年前，这片陌生的土地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如今太行梯田的坡、岭、沟、垴、磢成了我们梦醒时分的乡村意象。如果有一天，这里祖先的往事被再度念起，而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岁月能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而“复活”，那将是生活赐予我们的最高奖赏。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年，这些因旱作石堰梯田而生成的文化记忆会融进子孙后代的身体里，成为他们应对变局的生存策略，并在自身所处的时代里为其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