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泽丽 刘超群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村庄被视为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从血缘出发的研究关注村庄的家族、宗族。自弗里德曼(2000：1)提出父系血缘作为东南汉人社会的结构原则之后，宗族/家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基于华南的经验，学者们讨论了宗族/家族形成的原因、结构和功能，认为发达的宗族系统在地方生活的政治经济和仪式功能的整合中起主导作用(郑振满，黄向春，2007：473-474)。中国地域差异巨大，有学者指出北方社会状态与南方不同。黄宗智(2000：243-247)认为华北地区极少单姓村，地缘与血缘叠合现象很少，即便是单姓村，村落内宗族组织也并不突出。杜赞奇(2010：64-66)认为虽然华北宗族并不庞大、复杂，没有巨额财产和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社会规范、仪式、组织等方面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一典型结构。兰林友(2011)指出前述二人均忽略了北方社会早期移民产生的同姓不同宗问题，认为血缘亲属以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深刻影响村落秩序。韩朝建(2015)进一步说明，即便是同姓同宗也存在门支差异，宗族不仅表达凝聚和整合，也包含差异与分化，继而以清明会这一宗族组织为例说明血缘宗族并非地方社会运转的主导方式。贺雪峰(2012)也以华北地区地缘为主的聚居结构、村内多元力量并存的状况反驳了华北社会的宗族模式。

的确，华南宗族的重要集体表征祠堂，与其重要经济基础族田，在北方乡村中并不总那么鲜明或普遍(兰林友，2011)。在实际的村庄运转中，存在超家庭和超血缘的认同和行动单位(贺雪峰，2012)，杂姓村的普遍存在也难以用单纯宗族模式来解释(石峰，2009：162)。庄孔韶(2016)指出，乡土社会中的个体依附于多类组织，包括生计的(如青苗会、水会)、行政的(如村委会)、亲缘的(如宗族)、信仰的(如关帝信众)等等。华北社会的运作中不乏地方组织。齐群(2021)分析华北“惯调”资料，找到了与华南宗族对应的功能团体——“会”，作为华北农村重要的组织性机制承载了个人、家庭、家族乃至村庄的公共性事务功能。基于同样的材料，杜赞奇(2010：1-10)指出华北农村社会中的闸会、香会、青苗会等多种“会”构成多元复合的社会控制机制，作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村庄社会生活中运作。例如，青苗会不仅承担农业互助协助，也在村庄信仰仪式、庙宇修建、公共教育、地方自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王洪兵，2006：337-360)，兼具社会组织和节日庆典的性质，构成一种社会规训与整合机制(岳永逸，2018：46-51)。华北村落研究提供了宗族以外的地方组织形式，并且注意到村庄的农业系统对于组织性和联合性的天然需要。但这些有关社会整合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的理解仍主要聚焦于“人的社会”。我们在此选取更具“对称性”的视角，认为“社会”不仅是人与人的联合，还包括更广阔的人与物、物与物的联结(Latour，2005：63-70)。就乡村社会而言，人与土地的联结尤为关键，特定人群在特定土地上共同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各种事物的聚合构成了村庄社会。

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更重视人群和土地的初始整合。摩尔根(2007：396)认为先是部落、氏族公有土地，逐渐更有组织的耕作将家族与土地结为一体，使家族成为生产财产的组织，家族与土地、家族成员之间继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郎士(2005：48)追溯古希腊罗马时期，家族和土地之对应借助神圣观念而强化；鬼是家族独祀之神，家族葬其祖先于田地，遂永据此地，土地与家族不可分离，并因对坟堆的私有推演出家族对全田的所有。科大卫(2004：199)也指出中国乡村地缘群体的基础是土地控制，而土地控制借助拜祭活动达成。古代社会以来家族和土地的关系，仍能呼应当下中国的许多乡村实践。但学者们也指出，从土地属于村社或耕种联合体共有，到家族共有，再到个人私有，土地的“公共性”与集体性逐渐衰落(梅因，2016：79-80)。赵旭东(2011：208)将部落社会和农业社会分别对应于团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认为部落社会分散于大片土地，依靠合作的狩猎采集为生，农业社会却无须大范围合作，单靠家户在有限面积土地上的精耕细作便可衣食无忧。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与土地耕作相关的水利组织却被当作公共性和整合性的重要来源。Weber(1976：37-38)在TheAgrarianSociologyofAncientCivilizations中论述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王国因修建运河灌溉系统而增强了王权，埃及更因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而促成复杂的官僚行政体制。魏特夫(1989：8-12)关于“东方水利社会”的论述，强化了水利灌溉需要一体化协作与强有力管理从而催生专制主义统治的观点。尽管对这些结论不乏质疑，但水利促成社会整合的讨论却延续下来。基于中国经验，国内学者更多强调水利事务促进了地方自组织的形成(石峰，2009；鲁西奇，2013)，费孝通(2007：137-138)也曾指出，农业用水对于合作性的需求。农业水利系统与集体力量的关联在南方梯田论述中多有体现。高山梯田的开垦营造是一个劳动强度极大、高度依赖集体的过程，更因稻作用于水而具有凝聚共同体的力量。无论是坝区的壮、侗、傣，还是山区的苗、瑶、彝、哈尼，因从事稻作生计而共享开沟挖渠、渡槽输水、车水移水，以及刻木分水的经验、定水规等水事活动均依赖集体协作(王清华，2010：202；邹辉，2013：240；黄龙光，2017)。梯田的交错分布与沟渠的纵横排布导致联合灌溉行动打破村庄和族群的边界，灌溉分工与协作实现了超越族群的有机团结，不同稻作农耕民族被整合到以水系、地域为基础的灌溉社会中(黄龙光，2017；罗丹，2021a)。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研究体现了农耕地域社会整合的机制，虽涉及人群与土地(梯田)的整合，但更强调水利资源配置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刘超群等，2020；罗丹，2021b)，即梯田社会的整合仍主要由水利系统串联。我们在此选择华北旱作梯田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刻意排除水利带来地方社会整合这一惯用视角，而集中探讨土地及农业生产自身是否具有类似的促成地域整合的特性。我们将论述乡村土地即便被划为私有，亦作为农业生产的“公共基础设施”自带某种整体性和公共性——这在梯田社会尤其明显；围绕生产的协调协作更构成乡村社会组织与整合的重要部分。土地耕作不仅联结了村民与土地，也帮助村庄社会形成联结与协同。

这一视角不仅补充了乡村血缘—地缘整合中地缘的重要部分，也将重思社会学传统中认为小农经济下的乡村社会缺乏整合的观点。涂尔干(2017：213-217)将乡村视作成员意识高度一致、缺少分工协作的机械团结的产物，马克思(2018：109-110)认为小农生产方式使得农民不是互相交往而是互相隔离，小农与自然交换因而缺乏社会关联，“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由于忽视小农生产自身具有显著的社会整合功能，大多中国乡村研究更倾向从其他纬度入手，如分析政治权威、正式或非正式的经济制度、互惠、习俗与仪式等如何捆绑住难以联合的小农社会(周怡，2005；黄增付，2014；卢成仁，2015；张贯磊，2017)。例如，前述对华北乡村“会”的作用的强调；再如，对西南少数民族村庄宗教文化、祭祀仪式的重视(罗德胤等，2013：50-51)。少量研究从农业生产角度讨论乡村整合，如李晶(2019：340-343)指出稻作生计与文化、社会组织促成村落共同体；张思(2003)从华北农家生产条件与帮忙、换工、雇用等农耕结合形式的对应中，论述个体小农无法脱离村庄共同体；孙兆霞等(2015)以贵州侗寨梯田建造和维护中的合作传统及其衍生的糯米的流动机制论述了社会得以嵌合的方式等。这些研究给予我们启发，但他们对乡村“社会”(1)在此，我们并不在比较或对立意义上使用“共同体”与“社会”；而是采用更一般性的“社会”概念，并试图拓展其含义。的理解更多局限于“人的社会”，对乡村社会组织与整合中包含土地在内的其他实体的特性与参与挖掘不够。

本文以特定形式的土地——旱作梯田，及其相应的农业生产为核心，讨论其对于村庄存在、组织与整合的价值。我们认为，兼具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土地与生产对于村庄的形成与维系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如果说宗族是解读南方乡村社会整合的密码，那么弱宗族的华北恰恰为探索农业社会本身自带的“地缘”整合机制提供了线索。

二、分散的土地与聚合的村庄

本文将以太行山东麓一个以旱作梯田农业为主的自然村落为例探讨上述问题。案例村王金庄位于河北省涉县，地处大山深处，是一个“巨型”村落。王金庄东西横距约4.5公里，南北纵距约5.5公里，总面积约22.55平方公里。目前，建制为一个自然村下辖五个行政村，即一街村、二街村、三街村、四街村和五街村，延续了生产队时期五个大队的结构。截至2021年，村庄在籍登记1 418户共4 674人。村内大部分家户生计同时依赖农业种植和外出打工。除曹、王、李、刘四大姓氏外，还有诸多小姓，多姓氏杂居也说明王金庄并非主要依靠宗族力量而聚合的典型村落。由于是旱作梯田而非稻作梯田，也排除了主要因水利共享和分配而形成强社会联合的因素。202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王金庄梯田总面积为6 599.919亩，共计28 119块田块，其中荒废面积达1 428.189亩，28 119块田地分布在24条大沟120条小沟内(2)数据来源于2019—2020年河北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组织的梯田普查。。梯田开垦几乎穷尽了可能的行政与自然界限。王金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甚至颇为恶劣，但支持村民在此生活700多年，屡次经历天灾人祸人口不减反增，形成体量巨大的村庄，并在当下变迁中依然保持团结与活力。在此意义上，我们试图对梯田农业与村庄社会整合的关联进行探讨，以图理解更普遍意义上的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中国乡村内含的联结性力量。

(一)梯田修建与村庄形塑

村庄的形成过程就是特定人群在特定土地上从事固定农业生产的过程。王金庄的自然条件并不利于农业生产。村庄属于中山范围(3)当地有中山、低山、山间盆地之分，王金庄属于中山范围，崇山峻岭环绕村周。，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干旱缺水，旱涝频发，生存条件差。自然环境使得王金庄人不得不向山野索地，将大山开垦成梯田，谋取生产资料。山高坡狭使得开垦梯田尤为不易，大多梯田地块面积仅有0.1～0.3亩。梯田的修建不是一次性的，修建好梯田后也并不能一劳永逸。在梯田修建、耕作与维护过程中，村庄形成、发展并稳固下来。

村落的发展史与土地的开垦史相连。据村志记载，村庄有人定居初期，人口较少，先在河谷山谷耕作，后来人口慢速增长，梯田也缓慢从肥沃红黄土的渠洼地修建到中层灰石土的河岸半坡。到清朝中期，生活安定，人口明显增长，村民大量修田造地(王金庄村志编纂委员会，2017：209)。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间合作修建，血亲关系较近的家族集中开垦一片梯田，以便于互助、耕作和维护。这一时期建造的梯田占梯田总数的三分之一。1965—1975年间集体化时期，统一规划，全民参与梯田兴修。在公社领导下，全村成立了5个治山专业队，修建了距离较远的岩凹沟、高峧坡、桃花水岭梯田，造田2 250块，合计500余亩(王金庄村志编纂委员会，2017：209-210)。修建纯人工堆垫土的人造梯田是劳力耗费巨大的集体性事务，前面的人垒石堰，后面的人填石头，妇女负责填土，每一组必须紧挨着工作，密切配合。此外，还有人负责破石头、扛石头，以及田间炊事，充分体现了梯田修建过程的合作性与集体性。这一时期奠定了梯田的整体样貌。生产队解散后允许个人开地，全村沸腾，开始“盘垴荒”，即见缝插针地开垦小片地，小到不能用毛驴耕而只能人工刨种。直至今日，为了更好地耕种偏远土地，村民还在疫情期间自发组织“修天路”，自愿出让地块，实现“天堑”通途，可见梯田仍是村庄重要的生计并能实现全村动员。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土地开垦、梯田修建都是村庄和家庭的重大事件。如今，梯田是村民的日常感知，其历史也是村庄最醒目的集体记忆。梯田不只拓展了可耕作土地的规模，也通过土石填充、作物配合令本来稀薄又贫乏的土层实现了多样化作物种植，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最终形成体量巨大的村庄。可以说，王金庄的人和土地是互相养育的。或许恰是与自然的斗争与适应强化了人们对地方的依附，“在美国平原边缘地带的农场上，农民必须坚持不懈地与干旱和沙尘暴作斗争。那些无法坚持下来的人纷纷离开了，而留下来的人们则在心中产生了一份源于坚守的自豪感”(段义孚，2019：144)，王金庄人也有同样的坚持与自豪。在克服自然环境限制和共同修建梯田中，人群与土地的关联建立并巩固下来，这是王金庄作为村庄整体存在的地缘基础。土地的山地形态还产生西美尔(2002：465)所说的空间导致的特定社会关系，山区因“每一块土地都显示出十分个别的、明确无误的形态”而使人们的感情以“特别密切和有效的方式”束缚在土地及其形态的特殊性上。王金庄的土地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与特殊的联结也体现在山区村民对众多山沟地名的解读及顺应复杂地势的农耕技能中。

王金庄的梯田反映了村民对土地及其自然资源的适应与改造，人群在梯田的开垦、建造、生产中自然地结成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并自始至终都在情感和身体的双重经验中巩固人群与土地的关联。

(二)土地分合与多尺度整合

村庄与其生活生产的土地不仅具有相互指涉的整体性，村民和土地还以更为复杂、细腻的方式编织在一起。历史上，王金庄的土地所有权不断变化调整，但土地分合的结构始终没有超出村庄这一最大尺度。土地被开垦的过程，不仅是村民的集体行动，还是在整体上与外部世界建立边界，并伴随村庄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涉及家族占有、插花调整、土改均分、合作化集中、包产到户的过程，它们从多种尺度重组村庄，并使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具有了历史性，人与土地、与村庄之间的关联在时间维度上不断生产和延展。

明清时期，最初由家族分沟、分块占有土地，土地的地域范围指示家族的范围，有共同地缘关系的家族，即在村的人及其劳作的土地，构成了村庄地域的概念。随着土地买卖放宽，分布格局被打乱为“插花”状，并伴随地主与佃农的分化。土地所有权似乎更为分散，但出租关系、经济依存使得村庄社会内部形成更难以分割的整体。1946年，土地改革合并原有的前村和后村(4)村志记载，明代碑文有王金庄前村、后村之称。清嘉庆四年(1799年)，实行乡约制，王金庄分为王金庄(前村)、黄金庄(后村)两村，以付家胡洞为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个行政村于1946年合并为一个，统称王金庄。，以王金庄村域为单位重新划分，土地全部打乱分给村民，包括庙产等公共土地。土改之后，村民原先与地主、寺庙及市场化主体的土地关系变为更直接的与村庄的关系。王金庄没有大地主，仅有地主1户，富农5户，富裕中农15户，阶级斗争并不激烈。以村庄为单元打乱重组的土地改革重构了村庄尺度上的整体性。土改时期产生的互助合作的萌芽不断拓展，1952年成立初级合作社，1957年转为高级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入社时地随人走，分散的土地编入由居住近邻者组成的生产小队，每一小队部分性聚合了村庄的土地，并负责具体劳动的开展，村庄即生产队组织全村土地的生产。1977年的“调整插花地”运动维护和强化了生产小队作为村内重要单位的存在，保持“一条沟”和“一个生产小队”的对应，小队成员的劳作贡献于所属大队，进而合为人民公社，这一时期通过“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公社”的结构将个体层层整合进村庄。1981年，该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全部荒山、土地下放到户，既兼顾远近好赖，又尽量连片，房屋、牲畜、农具等固定资产一律作价归户所有。包产到户标志着“家户—生产小组/行政村—自然村”结构的稳定。一个大自然村对应或几个小自然村联合组成一个行政村较为常见，但王金庄却以自然村囊括了5个行政村，可见自然村这一整体尺度的重要性。土地包产到户后家户更为独立，却仍相互关联。如生产小队不再是实际生产单位，而是过渡的隐性单位，村庄公共事务仍通过“x队+名字”的方式下达。此次调整以后，多年都是添人不添地、去人不去地，仅在1989年和2012年根据人口变化进行了局部调整。

土地的集体所有并不天然构成村庄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凝聚，作为行政的地方村落也并不完全依据自上而下的统摄性制度来界定。以王金庄为例，其地域和边界在土地开发、占有和重新划分中逐步确定，传统的、行政的、集体的力量相互交错叠加，由此构成一群人与一片土地间的动态关系，土地与人群分分合合，也出现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但始终保持颠扑不破的村庄整体，这本身就是村庄内在整合性力量存在的证明。人地整合的尺度并未超越村域，但村庄并非铁板一块，恰是内部存在的多层尺度使其具有弹性和韧度，避免了单个个体与村庄的机械联合，在家族、生产队、家户等不同单位与土地的匹配重组中，人地以更为复杂、交织、动态的形式重组和凝聚了村庄社会。

(三)梯田公共物：路、水、石、土的串联

梯田形式适应当地山高坡狭、石厚土薄的地理状况，梯田农业生产却仍需更完整的基础设施体系方有保障。硕大的村庄聚居与广阔的梯田和分散的地块之间的连接依赖各种公共设施，对公共物的共用共享也串联起物与人交织的村庄社会。

首先，共享的田间道路串联起梯田，连接村庄与土地。村民常说，路比田更重要，得先有路才能盘山开梯田。道路和可通行的石堰令村民去往田地耕作成为可能。为了省力和便于牲口爬坡，山间路都要顺着山势拐几个弯，漫长崎岖的公共道路有赖于村民团结互助的力量而维系运转。小路往往成为不同田块的隔断，方便区分和辨识土地，也有人家在上下两块田地间修建台阶作路。由于梯田相连交织、上下错落，去自家田要经过别家地旁的道路。一位受访者回忆道，父亲对即便只是过路的道路都修得极其认真，“田是自己的，路是大家的”，也因此在村里有好人缘(访谈20191025)(5)依照学术规范，笔者已对文中涉及的访谈对象做了编码处理。。每块梯田边缘的石堰既可固定土石，也可用于通行。村民种花椒树帮助加固石堰，不时修补石堰，并保持耕作，才能保证不荒地、不塌方，从而维系整个梯田的运作。梯田及其道路的共同修建和使用维护凝聚着村庄，是梯田农业公共体系的重要部分。

其次，供水设施也体现了梯田系统的集体性。虽然不若稻作梯田那般有着明显共享的复杂分水系统，旱作梯田的水分涵养和取水设施也具备公共性。王金庄梯田水分来源于自然降水，垒堰时通过向里倾斜和土石分布的设计来保持水土，也通过堰边种植花椒树涵养水分。梯田系统的可持续使用有赖于所有梯田的共同维护。配套设施还有水窖，主要是集体化时期由村庄石匠修建和地邻共修的。修建时占用某家田地，村民也不计较。水窖通过巧妙设计将自然降水带来的泥沙和清水分离，泥沙淤积在土坑，而清水则进入水窖。全村共有135眼村民共修共用的水窖，梯田遥远来回不便，村民便在水窖取水浇菜、做饭、饮牲口等，以此增进人地与村民间联结。此外，村庄集体为浇地而修建了“团结水库”，如其名所示，全村人团结一心、分工协作共建水库，“干活的时候不分你我”(访谈20191027)，在共建共用中凝聚了民心。

最后，当地还建有石檐子这一特殊田间共享设施。因为不同沟域、不同位置土地自然状况差异巨大，为公平起见，每家的土地相当分散。如村民所述，“我们这个生产小队每人六七分地，六七分也不在一条沟里，好赖远近都要给你分开”(访谈20191027)。再加上梯田范围广阔、山高路远，村民的耕作半径普遍较大，劳作通勤时间成本很高。为适应耕地分散遥远和农忙长时间劳作，王金庄梯田中建有大量石檐子。石檐子是利用山里石头搭成的石屋，上尖下方，可供居住、做饭、避雨等。例如，在花椒的成熟期，村民忙于采椒，可直接在石檐子里过夜。石檐子自开始修梯田就有，集体化时期更是大量兴修，后来也有个人合伙修建。大多数石檐子都有所有权归属，但私人所有并不排斥共享，邻地村民错开居住、做饭和过路者歇脚、避雨都被允许，具备典型公共物的属性。石檐子与水窖这类田间公共物搭配，使得耕种广阔而分散的土地成为可能，物质性地支撑了村庄的聚集，也在共修共用中增进了村民联结。

如上，梯田与村庄相伴相生。村庄的地缘不仅包含居住聚落，还有广阔的山林与田地，村庄的形成发展有赖于梯田的开垦和梯田公共设施体系的建造与维系。恰是对山野田地、道路设施、石檐水窖的共同使用与感知，使得村庄不仅是行政建制构建的整体，更是由人们具体细微的行动编织而成的集合，在其中人与人、人与土地不断交织，构筑了集体性的物质与社会关联网络。

三、梯田生产与农业社会组织

王金庄的梯田是土地、水、石、建筑等以特定形式复合而成的生产环境体系，是村庄农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梯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有一系列协调配合的举措，将土地与作物、时间、空间、种子、劳动等纳入相互配合、协同生产中，进而构成村庄社会的组织与秩序。看似小农式的农业生产其实暗含了村庄内部不同层级的集体行动。生产与地理的嵌套带来的社会协调是理解村庄作为农业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关键。

(一)土地与作物多元协调

除了人与土地交织，土地与作物、作物与家户亦形成复杂的时空关系，串联起乡村农业社会。王金庄土地利用按照地势、土壤、种植类别划分，大致有菜地、田地、果林地，田地又分为旱地和水浇地。不同年份旱涝不均，不同沟的不同位置种植条件差异很大，这就要求将土地分散开，使每个家户拥有多种类型的土地，种植不同作物，为靠天吃饭的农业增加稳定性。村庄一向有“地有百处不靠天”的说法。正如村民所说：“今年长好地，明年说不定就会长赖地。山上遭霜冻，山下有可能幸免；山下被圪蛉毛骚猪獾糟蹋，山上也许安然无恙。人人都嫌地远，都想种‘得路地’(6)得路地在当地方言中指道路旁田地，交通便利。，‘得路地’能走车，不用毛驴驮，星期天我在路边地上种玉米，胜怀叔说，‘这里种玉米不行，我前年在路边种玉米糟蹋了一半还多’。种山地有风险，估计不到风险在哪，去年山岭风口遭霜寒，花椒核桃黑枣密匝匝的花都被冻干了”(访谈20181003)。以该受访者为例，光柴胡这一种作物就分散在南岈豁沟、窑凹沟、庙南沟和滴水沟四处。

分散的土地同时塑造了“地种百样不靠天”的种植结构。王金庄农作物种类多样，以小米、玉米、小麦、大豆、高粱为主，主要林果有花椒、核桃、黑枣、柿子等，多样化种植扩展了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更适应当地生态。以当地主食小米为例，马鸡嘴粒大杆高，收成好，但不抗风，适宜种在背风的半山腰的坡条地上；红谷杆低且粗，抗风、抗涝，种在阳坡，收割省力、省工。习性不一的品种依据各自特性种在百处，使得即便某处收成不好仍能满足一家人基本口粮。经济作物同样以多元化种植保证收入稳定。有一位受访者某年花椒全被冻坏损失1.4万元，但在高山栽种的柴胡没怎么管理却长势很好，有近2万元收入；而在另一年王金庄大涝，耐旱的柴胡全部烂掉，但其他作物获得了丰收。

梯田开垦扩展了农业空间，丰富了作物种类。全体村民通过在村域范围内调配土地资源，使得每家每户都有分散在不同山沟不同位置的多处土地，并配以多样化的作物种植。这样土地虽然划分得细碎，但土地与村民却以更复杂、细密的方式编织在一起，形成互相嵌合的整体。不同家户也分享和遵守共同的生产经验与技术，通过空间与作物调配稳定了生计，更可持续地依赖农业在这片地域生存。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同一沟域内的作物协调使得村民之间必须互相配合，分散交织的土地增加了协作的密度；而对各色作物优良种子的交换也增进了村庄的社会网络联结。

(二)时令节奏与空间搭配

分散的土地和多元的种植结构要求村民之间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协同一致，这是农业生产整合、催生出村庄集体性的重要体现。时间一致首先要“不违农时”。但这一农耕社会的基本原则并非仅指顺应自然，更需要农户之间互相配合、共担风险，有其“社会时间”的部分。“下了场雨，我拿着种子到地里，看看没人种，又拿回来了。都不种，只一家种上，提前成熟，动物会集中在这块地里糟蹋。那就锄一遍、灭了草，等别人都种的时候再种吧”(访谈20200318)。农民在同一时间进行播种、培育，即便遭受病虫鸟兽的侵害，也能在更大限度上分散和弱化危害。小农农户在现实利益与心理认知上都体现出某种休戚与共的公共性关联。

时间的协调与空间的协同是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在沟域内的作物一致和倒茬轮作。这与上述时间一致的原因类似。比如，石崖沟家家种植小米，倘若只有一块地种植玉米，玉米成熟后可能会被虫鸟吃个精光。“这些动物，也想换换口味，满沟都是谷，偶有一块玉米地，它们像开了会一样，都来这块地里尝”(访谈20200318)。因此，一条沟要种什么作物，家家就都种这一种。但并非每年都种同样的作物，为了保证地力不被消耗，倒茬轮作也是必要的。从生物学、农学的角度来说，倒茬轮作不仅可以均衡利用土壤中的营养元素，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改善农田生态条件；还可以改变病虫害、杂草的生活环境，从而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提高作物产量。当地农民也从种植经验中发现，长期在地里种植小米，谷杆长不高，谷穗结不大，并且会长出马尾草增加间苗时区分杂草和谷苗的难度；而这块地突然改种山药，就会有好收成，当地称之为“创茬”。这样的耕作知识必须与其他村民共享并协作实践，才能真正共同获得连年丰收。最终，王金庄的农耕图景呈现为沟域作物一致、节奏一致、年度轮换的景象。这种农业行为的协同一致本身就是乡村生产和社会组织有效有序的证明。

因此，农业生产，哪怕是小农生产，都并非单纯个体性的行为，而是一群人在整个村庄、全部沟域范围内交融而成的综合判断与共同实践，有典型的集体性要素存在。人们正是以群体性、社会性的方式适应和对抗来自自然的限制，可以说，农业生产实践有天然地将人们联结为共同体的力量。

(三)土地耕作与互助往来

虽然村民都从事相似的农耕活动并且存在诸多协调一致，但仍有分工与合作。这些分工与合作看似并不复杂，也并不基于个体性，但却兼具自然力与社会力双重作用，形成更紧密的联结。在乡村社会“机械团结”之上增加了“有机团结”的成分，帮助形成类似涂尔干(2017：89-92)所认为的现代分工社会才有的那种人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感、团结感和联系感。

生产互助与梯田形态密切相关。王金庄山地陡峭，梯田狭窄，加之产权分散，对一个家庭来说，土地太过破碎，同一条沟的土地加起来总共也没多大面积，耕种却要求时时照料，有时甚至不够半天农活，于是促发更多地邻合作。“盆滴水我有一块地，去年秋后亲戚犁地时，他的地不够一天干，就给我犁了地。我卖了驴，地里的谷草没用了，就让亲戚的驴吃了。给我犁地，吃我谷草，就这么个交往”(访谈20200409)。虽然农业中的互帮互助是有限自然、有限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下提高效率的尝试，但在生产合作中加强了村民间联系。

除了劳动力、畜力的换工、帮工，还有畜力和农具的借用，以及各种更微妙的互惠形式。例如，梯田中的石檐子扩展了耕作半径，能够在田间解决吃住问题。对此有着不成文的惯例，当田间做饭缺少蔬菜时，可以少许取用别人家地里的菜而无须告知对方。村民到田间水窖挑水时，如果发现土坑里有淤泥也会顺便挖走，共同维护饮水安全和正常蓄水。微小的互助使看似独立的生产过程充满相互嵌套的交往与合作。熟人社会不仅存在于作为居住地的村庄，田间也是构建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场所。例如，田间石棚的共享，在其他耕地远离村庄聚落的农耕社会也很常见(马翀炜，2009：110)，云南哈尼族因村庄间梯田交错而结成紧密的田地邻居关系，当地称之为“Xiaqbeilyulqyul”(田地邻居)(邹辉，2013：241)，这种关系因纵横交织的水系而夯实(罗丹，2021b)。王金庄的旱作梯田则凸显了梯田本身也具备复杂的营造社会关系的能力，基于地缘的邻里伙伴关系和生产伙伴关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巩固着人与人、人与地的关联。

互助从土地延伸到村庄，村民之间的种子交换构成农耕社会特有的礼尚往来。在王金庄，种子的筛选、储存很受重视，“饿死老娘，不吃种粮”，人们在收获时不会收尽，要留一部分作种。尽管新品种进入了村庄，但村民仍一致认可老种子的价值，因为买来的品种是一次性的，不能留种。种子交换形成了专门的民间规范。在老一辈人的教导中，借了别人的种子，不论亲疏远近、借多借少，一定要还些其他种子或少量钱，当时给不了的，收获后也要补上。一位受访者说，妻子从二街的娘家带来一种花皮豆角，个大、收成好，五街有人特地来引种，给钱但没要，第二年盖房子时，五街那户人家低价卖给了水泥(访谈20200406)。由此，种子是乡村物物交换中的关键中介物，甚至形成类似古老信贷的关系(Weber，1976：98)。农业生产中的物质交换和劳动互助也内嵌于村庄传统秩序中，与村落地缘、亲缘叠加而构筑了更加稳固的共同体基础。

女性是收集交换种子的主体，在当下乡村人口外流，老人、妇女、儿童留守的情况下，女性更因承担种子收集与整理工作而成为凝聚乡村社会进行梯田保护的主力军。王金庄成立了“王金庄种子银行”，以女性为主要行动者，已收集、保存当地传统农作物75类180多种种质资源。种子库面向全村开放，村民免费领取，收获后返还，将曾经个体间的种子交换转化为更具集体性的种子及育种知识的保存和传递。收集品种、整理梯田资料等行动，也强化了村民之间、代际之间的交流互助和梯田传承保护意识。此外，种子银行还提供技术指导，并联合当地电商一起提供销售渠道。女性也主导了种子银行的对外交流与展示，例如参加研修班、农作物展销会，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这些在重塑乡村女性在更广阔的生产生活中的力量的同时，也重塑了村庄的社会文化主体性。

综上可见，农业尤其梯田农业是典型的集体性事务。梯田的整体性及梯田农业设施的公共性，农业生产中各方面的协调一致与互助合作，是当地乡村社会存在、维系与整合的基础性机制。村民在农业生产中形成时间、空间、物质性与人际间的协调与合作。村民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的生产关联而被结合进以土地为基底的农耕社会中去，在特定的地域性关联里开展生产、交往、交流，并延展到广阔的村庄社会生活之中，形成地域—生产—生活共同体。总之，农业是将人群与地域性物质体胶结起来的一整套实践网络，并构成村庄社会整合的基本层。

四、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作为乡村社会整合机制：潜能与限度

我们以王金庄为例，探讨梯田农业生产对乡村社会塑造的价值。王金庄突出的梯田农业实践，引导我们突破已有的宗族、宗教、仪式、政治权威、交换等范式，转而从土地与农业的角度，理解乡村共同体的整合与存续。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资源和乡村生活的基本载体，与乡村人群和社会对应和交织；而土地利用和农耕过程则要求村民的协调与协作，从而促成乡村共同体的团结与内聚，即农业实践是乡村社会组织与整合的重要纬度。就王金庄而言，村庄统领广阔的山地，梯田作为村庄主要的土地形态也塑造了其社会形式。梯田修建的历史过程逐步确定并加强特定人群与地域的对应，构筑了社会整合的地缘基础。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不同尺度层级的实体，如家户、家族、生产小队、生产大队、村集体等与土地复杂细密的交织，在人群与土地的分合之中构筑了村庄社会与其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丰富立体的联结。梯田共修共建的漫长艰辛也形成了村民特有的身体习性与集体记忆。由于梯田的一体性、层级性和范围广阔，道路、水窖、石檐子等公共物共同维系了梯田社会的运转，在保障农业生计的同时也促成了村庄的公共协作与集体性。围绕梯田农业生产村民还形成一系列协调配合的举措，提示并强化着村庄作为整体的这一基本事实。例如，村民在村域范围内调配土地资源，彼此之间形成资源共享、时空协调与农业协作；农业互助往来不限于梯田耕作、种子交换与流动，在分享农业知识与资源的同时，也将村庄黏合为更紧密的实体。这些与土地、梯田和农业相关的大小事务，结合出特定的人地关系，促生农业生产与生活共同体，由此产生某种规范性力量促进村庄社会的整合，并同其他力量一起形塑乡土秩序与结构。这些分析与结论对我们认识以农业为基本生计模式的中国乡村有普遍价值。

我们强调农业自身的公共性与整合性力量，包括土地在形式上的整体性特征、农田公共物的共建共享、作物协调、耕作节奏一致、农业互助往来等。这挑战了通常认为的小农生产缺乏公共性与社会性的预设。在萨林斯(2009：110-115)对家户生产模式的论述中，家户以“颗粒”形式存在，家户间缺乏社会和物质关联，因而整体功能缺乏协调，无法组织社会化的统一；家户的这种小规模无序状态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机制才能团结起来，从而避免内部分裂。但在我们的案例里，家户在农业生产中存在基本的物质与社会关联，需要整体性的协调一致与分工互助，利于共同体组织并保持团结与和平。

重视土地与农业在乡村社会组织中的角色，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理论通常将“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纽带”“社会网络”“社会秩序”“社会团结”定义为人类主体之间或之上的某些东西(滕尼斯，1999；李猛，2012；李英飞，2013；涂尔干，2017)，或排除非人类主体，或将“社会纬度”独立出来，用以连接或解释其他维度(Latour，2005：1-6)。Latour(2005：9-11)论述了这一预设的虚妄之处，认为不存在分化出来的“社会因素”“社会领域”或“社会机制”，“社会”应当被理解为各种人与非人主体的联结(association)与聚合(assemblage)。王铭铭(2015)亦反思“社会”的人间主义定义，认为“人物关系”在狩猎—采集、农耕—牧业、工业三大阶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越来越在实践与认识上远离曾经人物交织、“物我不分”的融合状态。农业长久以来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组成，我们本应更容易以拓展的、人物交合的“社会”概念理解乡村，但在西方学科脉络影响下却不自觉地滑入狭隘。王建民(2019)以《乡土中国》为例，倡导走出群己之间人际纬度的“社会”，找回“社会”的自然和神圣维度；但他强调的物我之间的社会自然维度，却仍是故土情结和熟悉感这类高度人文化的范畴，并非更具实在性的人物交互。熊春文(2017)阐述农业社会学之重要性，将其论题拆解为“农业的社会本质与特性”“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和过程”“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这一框架，在强调农业的同时将“社会”看作某种特殊纬度。我们在此明确将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人地关系视为乡村社会及其社会性的重要部分，强调乡村的社会联结、社会纽带、社会整合、社会秩序并非仅在人与人之间，也是人与物等多种异质主体间的关系与安排。

这一更广阔的“社会”理论视野也更呼应我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经验。乡村是族群—地域共同体，是血缘与地缘的交织，是人与自然的交互，乡村“社会”被细腻地编织在人地关系与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无法脱离与土地的具体关联而独立存在。正如王金庄所展示的那样，梯田作为被耕作的土地的具体形式，其自然属性、空间属性和社会属性交融在一起。农民在梯田农业生产中处理与地理、作物、自然的关系，也是在处理与家庭、地邻、村邻、集体的关系。乡村社会在这些人物联结的过程中被实践、被组织、被感知，并稳定为具备一定整合度的地域—生产—生活共同体。这样的“社会”并不局限于人类集体，而是联结编织了更多异质性主体的集合(collective)。它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更非个体主义的，因此不必非得诉诸某种强烈的集体意识、集体情感而存活(例如涂尔干)，也不必追求政治权威去对抗内在冲突与分裂(例如霍布斯)。如Latour(2005：164)所述，纯粹“社会的”纽带并不自动地令社会团结，而恰是非人类主体的参与才使得社会得以稳定化——这正是土地、地缘之于乡村存续的重要性所在；人物杂合的社会同时具有客观性和建构性，既保持暂时稳定，也保持易变的活力。

当然，农业实践带来的整合有其限度，对它的强调并不否认其他整合机制的存在。例如，地缘与血缘的结合长期被自上而下的户籍制度大大加强(秦晖，2019：22-34)。乡村社会的存续与凝聚有赖于多方力量，但都不是完全分化开的单个领域，而是彼此交织、人物纠结。例如，宗教信仰常被视作文化整合的核心机制，王金庄也确有丰富的民间信仰，土地庙、关帝庙、山神庙、龙王庙、奶奶庙如今仍香火旺盛。但这些庙宇并非单纯的精神信仰，而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土地爷保佑一方平安；关帝庙求财保平安；龙王庙求雨水；奶奶庙求子亦祈求丰收安宁；现已坍塌的马王庙佑护牲畜；山神庙则管理山间野兽，佑护庄稼不受侵害。王金庄最大的庙会——三月十五奶奶顶庙会，也是当地最大集市，曾是最重要的农具交易场合。可见，当地信仰所指涉的乡村社会亦是包含了人群、土地、动物、植物、财物等各种事物的整体。再如，王金庄的政治权威也并非仅与政治社会组织有关，集体化以来其政治精英多出自农业技能高超或生产组织能力突出的人。村庄的文化、习俗、制度等，都与梯田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不断结合，强化共同体团结，维系村庄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梯田生产促进村庄整合的论述并非将二者视为一种单向线性关系，而是如英格尔德所说，环境与能动者的动态互动关系在具体实践情境之中(Ingold, 2000：3-5)，或如潘光旦(2019：188)的“位育”概念(可译作“adaptation”或“adjustment”)所示，人与处境之间并非是消极、被动适应的，而是栖居性或关系性的(朱晓阳，2021)。因此，梯田农业生产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随村庄变迁而变动、调整；在新时代背景下，村庄地域与人群发生变化，乡村社会也在重组。同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王金庄也存在人口外流、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抛荒等现象(7)截至2021年底，王金庄户籍人口4 674人，在外务工者达949人。根据2020年梯田普查，各条沟荒废率从10%到35%不等，全村梯田荒废率为21%。。田毅鹏(2014)指出村落的公共性体系建基于生产与生活互助，人口外流因破坏村庄人口、土地、生活和生产体系之完整而威胁社会联结。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就此解体，而是人地关系的重构与乡村社会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多事物之间进行新的整合。虽然王金庄土地细碎难以进行规模化生产，土地租赁却并不罕见，并且村庄不仅有抛荒，还有开荒。例如，有村民租用荒地30余亩并开垦种植柴胡等药材，还有村民开垦荒地栽种近700株花椒。这些都在以新的方式组合人、土地与作物，从而在变迁中维持生计。事实上，多数家庭仍然从事农业，有些通过代际与性别分工完成，男性在外打工，老人与妇女留村耕作养育；许多人选择成为兼业农民，在涉县的铁厂和拐里村的轴承厂工作，每天钟摆式地往返于村庄和工作地，能兼顾种地、维系梯田。这时家庭在时空上被拉抻开来，横跨于城乡之间，乡村社会也在更大的地域尺度上重组(白美妃，2021)。另外，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王金庄梯田的文化价值也愈发凸显。村民于2018年成立梯田协会，保护与开发梯田的多功能价值。除发展文化旅游外，还与高校和NGO合作，进行作物志、种子志等考察编纂。这些都是梯田以新的方式重新凝聚着村庄，并将国家尺度甚至国际尺度的资源编织进村庄的“社会”网络。由此，人与其环境持续性地互相进入与调适，在新的情境中呈现出新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与秩序。

五、结论

本文从一个华北村庄拓展开来，探讨农业生产系统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力。首先，梯田的形式与历史在地缘上塑成了村庄人群的聚合。其次，土地与农业系统的公共属性推动了村庄以生产设施为基础的公共性实践，从而促进其社会组织与联结。再次，生产协作也是社会协作，生产过程包含多尺度的集体行动，田地配置、时令安排、作物选择和互助交换强化着“村庄—沟域—地邻”各个层级，夯实村庄共同体，也形成对村庄整合和秩序至关重要的相关伦理实践。最后，村民经由农业生产扩展而来的社会生活也被整合进梯田农耕社会中。这种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团结突破了已有的血缘宗族、社会团体等范式，且提供了不同于南方稻作梯田社会整合模式，突出呈现了农业系统对于组织性和联合性的天然需要。此种整合并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也不过分偏重窄化的社会或精神纬度，而扩展至人、事、物的多重联结与聚合，因而更平实、丰富、稳定，也具备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组的弹性。

在此，土地不仅仅是资源、环境或与人分离的外在之物，而是持续地与人的活动互相介入。与其相关的哪怕是“小农”农业实践也具备高度的公共性、集体性和社会性，因而也驳斥了传统上认为小农经济缺乏整合的观点，从而在当下农村解体、村落终结的危机中看到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乡村内生性的整合力量。我们呼唤将土地和农业纳入乡村研究的视野，将村庄放回它与其腹地、山野的关联之中。特定形式的土地同与其适应的农业生产活动结合，界定村庄地理与历史边界，构成村庄聚合的地缘和生计基础，也参与维系了生产生活、人际往来、道德秩序等社会功能，并杂糅了多种物—人—神关系的互动与融合，从此视角能够更完整把握地乡村“社会形态”。若以此审视中国乡村动态变化，则也应将对农村土地的现代化改造和利用视作对村民整体栖居世界之改变，从而配套更为谨慎与综合的辅助政策支持。

同时，我们也呼吁拓展“社会”的内涵，将它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拓展到与其他重要事物之间的联结。由此，乡村社会是特定人群与特定地理资源、生计方式、文化方式等形成的聚合，并不断在异质性事物的聚散重组之中变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物质建设、社会建设、精神建设应该密不可分，拓展性的“社会”意味着呼唤一种兼顾自然与生计、物的秩序与人伦秩序更为复合的整体性乡村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