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近些年来，党和人民越发重视“苏区精神”的传承与研究。201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讲话时强调：“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1]学界对“苏区精神”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有学者开始对“苏区精神”的内涵进行探讨。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相关科研成果逐渐丰富起来。迄今为止，以“苏区精神”为题的专著不下十本，知网上与“苏区精神”相关的论文多达六百余篇。虽然“苏区精神”研究已比比皆是，但研究的同质化倾向比较明显。例如，对“苏区精神”主要内涵的阐释多停留在对党史材料分门别类地简单罗列上，对“苏区精神”实践主体的解读依旧不超出苏区执政干部视角下的传统叙事。革命精神源于革命主体的革命实践，又反作用于革命实践的发展。正确解读革命主体及其实践对于阐释革命精神内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对苏区职业革命家的研究也构成理解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一环。“执政党”视角下的苏区高级干部群体，在“革命党”视角下亦可称为“苏区职业革命家”。这些以列宁“职业革命家”理论原则为指导、在苏区特殊环境中践行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既是“苏区精神”革命内涵的重要来源，也是“苏区精神”形成推广的强大助力。

一、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苏区精神”的产生形成植根于苏区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历史特征。虽然“苏区精神”直接来源于苏区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经验，但许多苏区领导人毕竟是从城市战线转移到农村战线的。因此，对“苏区精神”历史背景的考察既离不开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实地分析，也不能脱离苏区共产党干部的城市革命经验与职业革命家身份。

1.苏区的形成与命名

苏区，即苏维埃区域的简称，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沿袭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质与组织形式，其正式名称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453。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效仿布尔什维克的城市革命经验，在城市与乡村的武装起义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国民党城市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建立在大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几乎无一幸存，如广州苏维埃政权仅维持了三天。在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家的领导下，城市暴动失败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在农村地区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把农村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基础，先后形成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十几个苏维埃区域。

“苏维埃区域”概念的正式提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石仲泉指出，中共在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中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3]。余伯流、何友良等学者则认为中共最早于中共六大提出“苏维埃区域”的概念[4]29-30。事实上，“苏维埃区域”概念可以追溯到1928年4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不仅提出“苏维埃区域”概念，还将中国的苏维埃区域称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2]160。中共领导人随后在中共六大上沿用了这一名称，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已暴动而存在的苏维埃区域，应扩大成割据局面。”“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已有了几个苏维埃区域。”[2]281，296此后，“苏维埃区域”“苏区”等新词汇被写入政治文件，巩固扩大苏维埃区域、建设发展苏维埃政权也成为苏区党组织“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务”[2]29。

2.革命家白区经验对苏区建设的影响

苏维埃区域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年内初步建起以工农群众为主导、以革命战争为目标、以阶级关系为主流、党政军群相结合的苏区社会。苏区建设既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主要指导的，也是由担任党和军队领导职务的苏区职业革命家具体指挥的。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苏区革命家，其施政理念或多或少受到俄国城市革命与中共白区经验的影响，因此苏区建设就与苏区领导人“职业革命家”的经验理念紧密相关。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苏区领导人白区经验的影响力更加显著。这既是因为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坚持俄国城市革命经验的留苏派革命家成为了党内主要领导人，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将60%的干部及工人骨干从白区转移到了苏区和成为红军。

苏区革命家白区经验的影响体现在苏区建设的诸多方面。在政权建设上，苏区革命家主要依靠农村工人阶级的力量。苏区党组织认为，农村的苏维埃组织应当“保证产业工人的领导作用”，要重点吸收农村中的产业工人和来自城市的工人，并提出“产业工人是乡村中党的作用的一个台柱”，主张给予他们入党方面的优待[2]461，466，468。在组织工作上，苏区革命家部分保留了白区的秘密工作形式。尽管苏区党组织大部分是公开的，却也设置了一些小的秘密机关[2]468。在军队制度上，苏区红军变雇佣制为供给制。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家以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中共生活费制度为参考，坚持“大体上的平均”[5]91的原则，规定军队不发薪饷，只发放生活物资、伙食费与零花钱，并且“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5]63-65。

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职业革命家贯彻的核心准则

“职业革命家”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成果，最早见于列宁《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文章。列宁认为，“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形成了“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6]391，393。早期中共党员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便一直在城市工作中坚持脱产革命、秘密工作、服从纪律等重要原则。即便后来转入了苏区，许多职业革命家依旧贯彻了以下三方面的核心准则：

1.拥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与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某些时期，革命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降低入党门槛，使得党员质量严重下滑，苏区也不例外。中共中央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农村中质量的薄弱是普遍的现象，即在城市中党员质量亦不健全，一经艰难困苦即整个的瓦解，这就是因为质量的不健全。”[7]234即便是苏区的一般干部，也因“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而“更易消极、悲观、动摇、错误”[7]34。但作为共产党员中信仰最坚定的一批人，苏区职业革命家往往能斗争到底、誓死不降，彭湃、方志敏、瞿秋白等苏区职业革命家都为苏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苏区职业革命家的坚定信仰主要源自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311黄道炫认为，苏区时期干部的核心之所以是有着丰富革命经验、坚强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干部，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对知识阶层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并成为他们的坚强精神力量[8]100-101。许多苏区职业革命家都有留苏学习深造的经历，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使他们能够深切地领会革命的思想信念。中共中央也认识到理论学习对职业革命家的重要性，于是在1928年6月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党在艰苦的革命工作中，深刻地感觉到干部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薄弱……只有请求国际和联共中央选派理论经验充实的老布尔塞维克(最好是地下党时代的老同志)教育中国后进的青年干部。”[2]245就连有着较高理论水平的毛泽东也曾向中央表达过赴苏学习的意愿，希望能够到莫斯科学习、休整一段时间[7]231。

2.以革命为职业并以组织供给为生活来源

中共一大后，因有限的组织经费严重地限制了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和经济援助下开始实施职业革命制度及与之配套的生活费制度。党组织“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9]125，为党内职业革命家提供了生活保障。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规定除了“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其他党员必须遵循“党员职业化”要求，“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2]671-672。因此，只有少数白区职业革命家得以继续领取生活费。在与白区情况不同的苏区根据地中，苏区职业革命家则实行与生活费制度类似的供给制。

在处于军事围剿的苏区，考虑到政治的民主要求与物资的短缺情况，革命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依靠供给制获取生活来源。杨奎松指出，供给制就是“按照作战部队的方式,通过统一的后勤补给系统,以一个大致平均的标准,为全体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料”[10]。无论是职业革命家还是普通士兵，都是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领取生活物资和零用钱，并且军队物资的发放与伙食的管理还受到各级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强调：“关于生活问题，应由士兵委员会负责。要使一切士兵知道在这红军中绝对没有阶级的存在。”[7]324针对兵工、机械、被服、制药及银行、贸易等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工人，根据地也会实行更为灵活的“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的实物货币混合制”[11]。在供给制的影响下，以组织供给为唯一生活来源的苏区职业革命家延续了专职革命的工作方式。

3.服从组织纪律且精通各类革命专业技能

职业革命家不仅肩负党组织重要任务，还掌握着组织机密，一旦被捕叛变，将会给革命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职业革命家必须严格服从组织纪律。尹钛认为，组织纪律性是职业革命家的重要特质，故“唯一或基本依赖党组织的津贴来维生，并且无条件地完成党组织的指令的革命者，才能称得上‘职业革命家’”[12]。苏区职业革命家同样保持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们一直“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7]291。这既是缘于革命家的自我约束，也是因为苏区设有严密的监察系统。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把检举运动当作自己第一等重要的任务”[13]379，而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则重点监察中央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旨在检举洗刷“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分子”[14]。在军队任领导职务的苏区职业革命家同样要服从纪律，因为部队政治委员“在政治上是军事领袖的顾问和监察员。”[13]265

职业革命家之所以为“革命家”，也归因于其在革命活动中展现的各种过人本领与专业技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学习训练中，许多苏区职业革命家习得了各种专业技能，成为工运、农运、宣传、财政、情报、军事等领域的专家人才。苏区中既有工运领袖项英、邓发，农运领袖毛泽东、彭湃，也有宣传家张闻天、瞿秋白，财政专家林伯渠、邓子恢，情报专家李克农，以及朱德、彭德怀等杰出军事将领。当然，苏区职业革命家专业技能的培养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仅在1929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有一千多名党员在莫斯科学习，而他们的任务是“具体地研究革命工作中之某一种专门的问题……譬如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妇女工作、军事工作、秘密工作等等”[7]344、346。这些留苏干部学成归国后便会立即投入革命，成为专精于某一领域的职业革命家。

三、苏区职业革命家在“苏区精神”形成中的具体实践

苏区职业革命家在苏区革命建设中践行的三大核心准则，不仅是他们贯彻职业革命家政治理念的基本保障，也是指导他们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在核心准则的引领下，苏区职业革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立场，树立完成一流工作的革命目标，实施符合客观规律的革命方法，践行党和群众满意的革命作风。这些都促成了“苏区精神”的形成与推广。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立场

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决议案》明确指出：“党在夺取政权后应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机关。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即在建立足以保证新政权的与其革命政策的实行之政权机关。”[2]45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亦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15]649基于苏区党组织的根本任务与苏区政权的根本性质，苏区职业革命家的根本立场即是维护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立场要求建立民权高于党权的“真正的苏维埃”，即“一定要使苏维埃政府在那个区域中事实上是最高的政权。”“要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实地感觉着苏维埃是他自己的政权，要使他感觉着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7]323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立场的引导下，苏区职业革命家必须同时兼顾革命战争与群众利益。毛泽东综合两大任务，认为关心群众生活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战争。他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5]136、138除此之外，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家还在供给制的基础上极力维护了广大红军士兵当家做主的权利。据陈毅调查，朱毛红军的士兵普遍享有经济监督权和组织管理权，不识字的士兵能获得识字扫盲教育，军队还会定期组织工农兵联欢会、红军纪念会、剧团演出、魔术表演等文娱活动[7]455-458。

2.树立完成一流工作的革命目标

在苏区革命建设中，由于“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16]276，苏维埃政府的行政工作往往与苏区党组织的政治任务挂钩。苏区职业革命家的“高级干部”身份，要求他们必须是争创一流的行政工作者。毛泽东称赞兴国的工作人员时，不仅认为他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还指出“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5]140。综上可知，苏区职业革命家通常把完成一流工作作为革命目标，以极高的政治觉悟、强劲的执行力度和严谨的工作方法，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完成。

苏区职业革命家在诸多领域都完成了一流的工作。在军队工作方面，为了把红军建设成一流军队，苏区职业革命家努力“使每一个兵士都明了共产党的政纲及他们所以作战的任务”，并“利用一切会议谈话，向士兵解释革命的理论及我们工作的任务，解释士兵与群众与苏维埃与全国革命的关系”[7]324。为了实现官兵平等，建成“非常团结”“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的红四军，朱德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普通士兵一样穿草鞋，以致被敌军误以为是“火伕头”[7]455，467。在调查工作方面，毛泽东也做出了一流的工作。他在多方走访后撰写出的《寻乌调查》，涵盖了寻乌政治、商业、人口、交通、土地关系等方面的精准数据。在对人口从业比例的调查中，他统计出“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甚至包括宗教徒与娼妓的人数与概况[16]169-170，成为苏区调查工作的典范。

3.实施符合客观规律的革命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对意识具有决定作用，对此有着深刻认识的苏区职业革命家在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原则。在分析红四军各方面历史问题时，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主张“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的研究方法。他结合“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的调查结果，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四军当前的问题源于军内存在“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7]230。针对下级党部的工作问题，任弼时强调了深入考察的必要性，他提出巡视员“要深入到支部去，选择一个或两个支部，特别是中心支部、模范支部或最落后的支部，去细心考察与倾听他们的意见，并注意干部的引进”[17]76。

苏区职业革命家同样重视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他们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态度。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8]110在“左”倾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许多提出正确观点的苏区职业革命家被打压迫害，但他们没有放弃革命信念与原则立场，始终同错误观念斗争。在毛泽东被教条主义者们孤立、打压的那段时间中，他处于十分孤独的境地，几乎被迫中断了与大多数同志的联系。但即便身处逆境，毛泽东的革命信念也未动摇半分。他坚持求真务实的革命方法，没有被“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压倒[19]134，144。

4.践行党和群众满意的革命作风

为了赞扬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苏区群众特地创作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20]148在苏区干部中，苏区职业革命家们的作风更是无可挑剔，至今，有关苏区职业革命家优良作风的资料与研究不计其数。在职业革命家核心准则的指导和苏区党组织制度的约束下，苏区职业革命家远离了贪污腐化、骄奢淫逸的土壤，凭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先进的政治教育，践行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作风。

鉴于革命战争紧迫、物资储备短缺的实际情况，苏区党组织万分重视经济问题和工作问题，对贪污浪费和敷衍怠工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中共中央在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要严格地制裁干部中许多不许可的现象，如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不紧张工作，没有工作自动性，不认真不切实的敷衍、怠工，生活浪漫腐化，经济观念不清楚，和浪费，不守纪律。”[15]538仅针对贪污浪费问题，苏区党就多次强调：“经费支配上务求尽量撙节……经费的开支完全要用在工作上，严厉地防止腐化与堕落的倾向”[7]415“要特别提倡节俭，当然这不是说叫红军少吃东西，而是说要反对各种浪费。”[15]391在士兵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的核查审查下，苏区各级干部开始以“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战争环境、供给制、铁的纪律、核心准则的多方作用下，苏区职业革命家在主观与客观上远离了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不良倾向，培育了令党和群众满意的革命作风。

四、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21]。至此，“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得以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学界并没有完全统一对“苏区精神”内涵的认识与概括。例如，余伯流、何友良用“勤政为民”替代了“一心为民”和“艰苦奋斗”的内涵[22]1512。革命精神是对实践主体革命实践的抽象与概括。王炳林认为：“人民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必然也是革命精神的主体。”[23]但“苏区精神”是从苏区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苏区职业革命家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从党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因此一心为民的苏区干部才是“苏区精神”内涵的主要来源。

在苏区干部中，苏区高级干部群体对“苏区精神”形成的贡献尤为突出。对苏区高级干部群体的解读无疑会影响对“苏区精神”内涵的阐释。苏区高级干部既是苏维埃政府机关中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以夺取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为目标的职业革命家，因此他们在苏区一切实践的行为逻辑必然是服务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的革命需要，和正在进行着的国内革命战争环境的需要”[15]625，这是阐释“苏区精神”革命内涵的根本抓手。苏区职业革命家之所以对“苏区精神”的形成与建构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苏区干部中最杰出的模范人物，还与他们的职业革命家核心准则以及据此开展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苏区职业革命家兼具“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双重身份，竭尽所能地在执政实践中注入革命理念。他们从一心为民的革命立场出发，树立了争创一流的革命目标，针对这一目标实施了求真务实、坚定信念的革命方法，在革命方法的运用中培育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作风。这套“革命立场—革命目标—革命方法—革命作风”的行为逻辑，既是苏区职业革命家改造世界的立身之本，也是“苏区精神”长盛不衰的内在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