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新

我在《关于苏辙研究问题的一些思考(上)》[1]中对“苏辙的性格善于掩饰，深沉不露，由辙而行”“苏辙一生都比苏轼生活优越，仕途也比苏轼通畅”“苏辙之被贬谪，是受了苏轼的牵连”等关于苏辙研究的几大误区进行了辨析。本文将对“苏辙误区”的话题继续进行一些思考。

一

人们常有这种印象——苏辙的天资不如父兄，这恐怕是一个很大误会了。

我发现，人们在有意无意间加强这一印象时，并没有人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论证。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金国永先生是著名苏辙研究专家，他写《苏辙》一书主要是张扬苏辙的成就和价值，但书中却至少出现两处上述观点的表达。一处说：

《宋史·苏轼传》说：“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对苏轼来说，的确是天赋良才。而苏辙的天资不如其父兄，只有依靠勤奋。[2]6

这段话中所引《宋史》的材料与“苏辙的天资不如其父兄”毫无逻辑关系。从所引《宋史》的文法看，意思是说苏轼与弟苏辙先是以父亲为师而学文，然后成全于天赋，并没有强调仅仅苏轼“得之于天”，更没有说苏辙未“得之于天”。在如此前提下，“苏辙的天资不如其父兄”的结论便横空出世，未免太过突然。另一处说：

对于苏洵、苏轼那样的天纵之才，十年苦读足可以成就为一代名流了。而苏辙则缺乏这样的天资，就是他自己也是直言无讳的：“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2]8

这段话的逻辑关系也很成问题。苏洵、苏轼以天纵之才十年苦读而成一代名流，难道苏辙是经过更长时间的苦读才成就一代名流吗？我们将在下文中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我们先论证人们得出苏辙缺乏父兄天资的唯一证据其实只是出自苏辙自己之口的“兄敏我愚”四字，而这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在一般情况下，苏辙提到自己一生景仰敬重的兄长时也会扬兄抑己，何况这是在《祭亡兄端明文》中所说的话呢？苏轼也常说自己某某方面不如苏辙，却没有人拿来做依据说明苏轼不及苏辙。如果说“兄敏我愚”作为证据缺乏力度的话，那么如果从同样出自苏辙之口的“受业先君”来推出苏辙天资不如父亲结论，则更加不合逻辑了。苏轼也多次说过以父为师的话，但没有人说苏轼天资不如父亲。苏轼、苏辙都有过其他老师，又有几个老师的天资达到此二人之高度呢？金国永大概也隐约感到反复说苏辙天资不及父兄，对苏辙可能不够公平，于是又追加了一处补充说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前面讲到苏辙禀赋不高，只是与其父兄比较而言，并非说他缺乏常人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比起一般儿童，他还是相当敏捷的，不过平时才不外露罢了。”[2]9可见金国永是承认苏辙具有极高的天资的，只是受苏辙自述的影响，从而不知不觉中强化了苏辙天资不及父兄的印象而已。

我在《关于苏辙研究问题的一些思考(上)》[1]中把苏辙自述的两条文献“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祭亡兄端明文》)[3]1099、“唯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再祭亡兄端明文》)[3]1100作为后来形成苏辙误区的源头之一，并非主观臆断。

二

我们将苏辙与兄苏轼、父苏洵做一些比较，更能澄清问题。

根据孔凡礼《苏轼年谱》[4]和《苏辙年谱》[5]，轼、辙分别生于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宝元二年(1039)二月二十日，实足年龄相差2年2个月，按照传统计算方法，苏辙比苏轼小3岁。苏轼庆历二年(1042)7岁时始读书，苏辙庆历四年(1044)6岁始入学。从入学的年龄看，苏辙比苏轼小一岁入学。庆历五年(1045)，父亲开始宦学四方，轼、辙兄弟开始同时受教于母亲程夫人，又同时从学于道士张易简。苏洵归来后亲自教授轼、辙。至和二年(1055)，苏洵携苏轼往成都谒张方平。至和三年(1056)，苏洵携轼、辙赴京，经成都，苏轼第二次谒见张方平，苏辙初次谒见张方平。嘉祐二年(1057)，轼、辙兄弟同时进士及第，时苏轼22岁，苏辙19岁。从入学到进士及第，苏轼读书时间为15年，苏辙读书时间为13年。

从上述比较可以清楚看出：轼、辙的学习环境基本是相同的；从年龄上看，苏辙比苏轼小3岁；从入学年龄看，苏辙比苏轼小1岁；从读书时间看，苏辙比苏轼少2年；从阅历看，苏辙比苏轼少；而轼、辙却同时进士及第，同时成名，同时名震京师。从这些比较看，苏辙的天资只可能超过苏轼，又怎能不及其兄呢？那么，一再强调“苏辙天资不及其兄”，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当时“二苏”的前辈们也并没有“辙不如轼”的感觉，如张方平见到青年“二苏”时说：“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6]张方平认为“二苏”都是天才，只是区分其性格，并未分别天赋之高下。嘉祐五年(1060)，轼、辙分别经欧阳修、杨畋举荐而准备应策试，“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7]韩琦将“二苏”并称而退诸人，并未区分轼、辙之高下。这次考试，司马光主张苏辙与其兄苏轼一样入三等(最高等)，但由于苏辙对策过于直切而遭他人反对，虽终入四等下，但也说明在司马光眼中“二苏”同等(参见《关于苏辙研究问题的一些思考(上)》[1])有人主张罢黜苏辙，仁宗皇帝并未采纳，而对轼、辙之制策均极为赏识，退朝后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8]

三

常人对苏洵的第一印象莫过于《三字经》的描述了：“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9]《三字经》是有依据的。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都有关于苏洵27岁始读书或始发愤读书的记载，苏洵自己则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上欧阳内翰第一书》)[10]25岁和27岁可能是实足年龄和虚龄的区别。苏洵自己说25岁始知读书，是自己对过去不好好读书而现在才知道好好读书的一种自述语气，其实欧阳修所说“年二十七始大发愤”更为确切，《三字经》沿用了这一正确说法。苏洵在27岁(或25岁)以前并不是没有读过书，只是不够专心刻苦而已。曾枣庄《苏洵年谱》(《苏洵评传》附录)考证，苏洵于天圣四年(1026)18岁时“初举进士不中”[11]147，若不读书，又如何能参加进士考试？既然在18岁时参加进士考试，那么非从小就开始读书而不能如此。他27岁开始发愤之后，于景祐四年(1037)29岁时“再次应举，不中”[11]151，庆历六年(1046)38岁时“与史经臣同举制策，皆不中”[11]159。曾枣庄对苏洵上述三次考试不中的考证皆有比较清晰的证据，是可信的。苏洵最后一次考试落第之后，“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得既富矣，乃始复为文”(曾巩《苏明允哀辞》)[12]。也就是说，又经多年苦读，约45岁时才拿起笔重新作文；至48岁携子赴京才获得张方平、欧阳修等大赏；49岁时轼、辙高中进士，苏洵文明才大振于京师，曾巩叙述得清晰：“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12]

我们不难发现，苏洵的学习经历非常曲折，到49岁才真正与两个儿子一起成名。我们以他49岁成名为终点，假若从他幼年开始读书(不用功)算起，其读书时间在40年以上；假若从他27岁(或25岁)开始发愤读书算起，其苦读的时间在20年以上，其间还发生了焚稿而再度用功的事件。由此看来，金国永所作苏洵凭其“天纵之才，十年苦读足可以成就为一代名流”的判断就完全是凭空臆断了。苏辙用了13年的时间一战而捷，一举成名；苏洵用了20多年的苦读(不包括苦读之前的学习)，三试不第，最后才与儿子一起成名。那么，我不知道“苏辙天资不如其父”的结论从何而来。

四

作为“苏学研究”栏目的主持人，我之所以用力讲述“苏辙误区”，目的是想引起学界对苏辙的更多重视，毫无贬抑老苏和大苏之意。我在《关于苏辙研究问题的一些思考(上)》中呼吁学者拿出更多一些精力来好好研究苏辙，而本期该栏目的3篇论文仍然是研究苏轼的。令人高兴的是，本期所推3篇论文可谓亮点纷呈。《论元代东坡戏的场景本事与母题发展》是苏学研究的新论题，从选题上看具有鲜明的创新意识。论文在考证东坡戏夜游赤壁故事时，运用宋元文物图像来辨析场景信息与元杂剧情节之间的联系，方法也颇为新颖。《苏轼诗的鱼意象及其美学价值》从东坡诗的鱼意象入手展开论析，挖掘了东坡诗中大量的鱼意象及其丰富的内涵，视角新颖，资料充足，论证有力，文采斐然。《断桥堤柳不胜悲——参寥子哭东坡诗论析》论述参寥子深情怀念东坡的诗作，也是一个很妙的选题。参寥子是苏东坡最重要的方外好友，参寥子的诗对我们加深理解苏东坡的才能、志向、风义和苏东坡的交往世界具有直观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