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克,焦芸菲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3)

一、前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从2000年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1304万人，年均增长6.6%。①在老年人流动的原因中，照顾晚辈这一因素的比例高达43%。②学术界将随子女流动的这一老年群体界定为“老漂族”或“随迁老人”[1]。此前的研究，聚焦在随迁老人的概念和这一群体形成的原因。例如李红飞等认为随迁老人是离开家乡、随子女到异地生活、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的老年人群体[2]。江立华等认为老漂族的概念比较形象，主要是指为满足子代抚育孙辈的需求和个人养老的需求，离开原来的户籍登记地而来到陌生城市居住的老年群体。[3]多数研究关注到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例如霍海燕等认为这一群体整体生活质量不高，自我身份认同感低[4]，刘庆等认为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5]。近来，有学者提出，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6]。如芦恒等发现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面临的公共性问题有制度的阻碍、文化的差异、家庭关系的变异、社会关系网式微[7]。杨菊华认为该群体的社会适应呈现“高心理—中行为—低文化”模式：对流入地的认同与归属感强，但行为适应不足，文化适应更难。[8]可见，随迁老人在因生活空间转换而带来的融入和适应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另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以及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跟随子女进城，承担起照顾子女家庭的责任，成为随迁老人中的一员。在这一发展趋势下，规模庞大的随迁老人群体成为城市里亟须社会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9]。从现有文献对随迁老人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聚焦在随迁老人的定义、健康状况、社会融入、养老问题等方面。对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研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大多基于文献资料的归纳，主观性较强，研究成果难以直观反映随迁老人研究现状和热点[10]；二是多数研究以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随迁老人为研究对象，对于中小城市的随迁老人关注较少。同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社区配套设施不完善，社会服务供给滞后，随迁老人可能面临更多的城市融入问题。因此，本研究以某中小城市普通社区的随迁老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开展微观层面的实地调查，试图更为生动直观地反映出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状况，以深入解读随迁老人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喜与悲。

二、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

(一)研究设计

S市地处鲁西地区，根据该市2021年统计年鉴显示，全市常住人口有595万，人均GDP为38901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488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③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S市被列入中等城市。这符合本研究聚焦中小城市的定位。L社区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社区配套和社会服务情况一般，年轻人上班族较多，随迁老人数量较多，符合本研究针对普通社区和普通随迁老人的要求。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使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非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资料。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对L社区的25位随迁老人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围绕核心议题向每名访谈对象提出10个左右的问题。受访者可以选择性地予以回复，也可以延伸到更多相关主题。25位受访老人中，16位经济状况一般，7位老人经济状况较富裕，2位老人经济状况较差；提供籍贯信息的22位老人中，12位来自所属S市的农村，10位老人来自异地的农村。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以下特点：(1)60周岁以上；(2)随子女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3)出于照顾孙辈的目的选择迁移；(4)在该城市有长期居住打算并有城市融入的需求；(5)文化程度较低。

(二)编码分析

质性研究对资料的分析是将大量的、特定的细节组织成一幅清楚的图画、一种概括的模式或一组相互连接的概念，以形成用来理解和解释具体现象的理论。编码是质性资料分析中一个完整的部分，将原始资料组织成概念类别，创造出主题或概念，然后用这些主题或概念分析资料。编码可以使研究摆脱原始资料的细节，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来思考资料，并引导研究走向概括和理论。[11]本研究对调研资料进行系统整理，通过编码实现调研资料的有序化。具体做法是，把每一部分数据资料都贴上标签，并进行分类概括，最终提取概念[12]。编码分三级，分别是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逐段地编码、加标签、记录的初始加工，从中识别出有价值的现象或事件，并整理出初始概念，找出概念范畴。[13]本研究分析了25位受访者的原始访谈资料，整理出43个初始概念、23个初始范畴，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及初始范畴

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为了发现和建立开放式编码阶段得到的主要范畴间的各种联系，以展现资料中各部分的有机关联。[14]从本研究的原始资料和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来看，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困境遵循着“个体-群体-社区”的层级发展，根据这一线索，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23个范畴，进一步归纳提炼为9个主范畴，具体内容如表2。

表2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即发展核心范畴，把它与其他范畴系统地联系起来，确立关系，描述整体行为现象。[15]通过对原始调研资料、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等反复比较和分析，本研究发现可以用“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系统性困境”这个核心范畴来统领各个范畴。

“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系统性困境”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看似单独的个人，其中蕴含了生物、心理与社会三个社会系统类型。微观系统指个体自身因素，个体是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中观系统是指小规模的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或朋辈群体。通过了解朋辈群体支持、家庭代际支持、家庭关系来侧面反映随迁老人在城市融入上的困境。宏观系统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包括社区、文化、制度、政策等。其反映了随迁老人适应城市文化生活、与当地居民建立互动关系、享受社会福利政策的过程。

在核心类属与主类属的关系上，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微观系统包含个体生理状况、心理状况、社会交往三个主范畴，中观系统包括朋辈群体支持、家庭代际支持、家庭关系三个主范畴，宏观系统包含社区活动、城市文化、社会政策三个主范畴。影响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因素是复杂的，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了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系统性困境及影响因素模型，具体内容见图1。

图1 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系统性困境及影响因素模型图

三、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系统性困境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对资料的编码分析可以看出，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困境是系统性的。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随迁老人面临崭新的环境，包括新的自然环境、新的家庭环境、新的社交环境等，同时也面临个体、社区、社会等不同层面不同系统的挑战。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系统的角度多方面探究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困境。

(一)微观系统

1.个体的生理状况较差。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机能逐步退化，导致活动能力受限。随迁老人作为城市中的外来群体，身体状况差会导致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出现适应性困难。通过调研发现，年纪较大、身体状况差的老人更愿意待在家中，不愿意外出参加社区活动。其次，身体素质的高低影响着老人的心理素质，身体状况差会一定程度上阻碍老人主动融入城市的积极性，降低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

2.个体心理上面临压力及缺乏归属感。一方面，随迁老人的家庭地位下降，由原来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变成从属地位。从权威的家长身份转变为照顾者身份，让老人们心理上产生落差，甚至有老人觉得自己是“免费保姆”。另一方面，老人面临的心理困境在于未做好迎接城市生活的思想准备，心理上对“城市人”角色产生距离感。在归属感方面，即使有老人已经来到城市数年，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物质生活满意度高并不代表着心理有较强的归属感，很多老年人由于习惯了几十年的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有诸多不适应，但他们仍表示要抚养到孙辈上小学或者初中，并且未来有继续生活在这里的打算。

3.个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困难。随迁老人来到新的城市，周围的社交环境也发生变化。通过调研发现，有的老人平常不出门，没有认识的熟人，甚至连小区有哪些活动场所都不甚了解。虽然他们本身也有交友的意愿，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与当地的城市居民交往和互动会受到影响。他们不会主动结识新朋友，对待邻居大多只是点头之交，无法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从中获得情感上的支持。

(二)中观系统

1.难以融入朋辈群体的社交圈。大部分随迁老人在城市中的社交网络不健全。这些老人告别了原有的亲朋好友，来到陌生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着内心孤独、交友困难、难以融入城市等问题。作为城市“外来人”，他们多是为了子女才来到城市的，无法建立自己的社交圈。调研发现，老人们普遍表示自己与社区的本地居民不熟，也不认识具有相同经历的其他老人，但他们渴望获得新的朋辈支持，愿意重新建立城市社区的朋辈关系。

2.家庭代际支持不足。在家庭成员的代际支持方面，随迁老人普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表示满意，但认为子女的情感支持很薄弱。大多数老人仍保留在农村的生活习惯，与子女习惯不同，交流互动甚少。特别是子女初当父母，对孩子百般呵护却可能忽略自己父母的感受。有研究表明，当孩子在祖辈看护中意外受伤害，子女不管原因如何更会先责怪长辈。[16]由于缺少子女的体谅，老人会产生失落感。情感支持越少老人的消极情绪越多，难以对家庭关系作出正面的评价，从而影响他们家庭融入的过程。

3.不良的家庭关系互动。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和睦的家庭关系能给予随迁老人重要的精神慰藉。当家庭发生冲突时，他们会产生烦躁、委屈、愤怒等消极情绪。如果子女与父母缺乏情感互动，老人内心会产生失望情绪。而老年夫妻在只有一人进城的情况下，长时间异地而居会影响夫妻的感情。婆媳关系是重要的家庭稳定因素，当婆媳之间发生冲突时，老人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宁愿自己受委屈，但这种做法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并不利于家庭长期和谐。也有个别老人会与儿媳妇发生激烈冲突，结果导致家庭关系恶化。

(三)宏观系统

1.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低。调研发现，由于社区居民的生活背景不同，彼此之间能共同交流的话题较少。随迁老人个人的活动方式较为单一，较少参加社区的公共活动，也未曾受到过本地居民的邀请。这些老人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常常在公共活动中处于边缘化的情境中。

2.难以融入城市文化。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适应新生活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反之亦然。本次访谈的25位随迁老人中，有8位老人未上过学，10位老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给他们的城市生活和出行造成诸多不便。调研发现，随迁老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使用方言，与城市居民交流有一定障碍，影响到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和社区融入。有些老人不识字，出行不便，短时间内无法了解城市面貌。此外，老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与现代城市生活差别较大。个别社区居民存在排斥外来人员的情况。以上都使得随迁老人难以顺利融入城市文化之中。

3.社会政策支持不足。调研发现，外来老人在某些方面不能享受与当地老人同样的福利政策，影响到随迁老人的生活体验。由于随迁老人离开了户籍所在地，与户籍制度密切关联的福利措施无法转移，因此，随迁老人在便民出行、养老金领取、医疗保险报销等方面面临诸多不便，这些不便致使他们的经济压力变大。

四、随迁老人城市融入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框架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认为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人与社会环境是相互依存的，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困境是系统性的，因此问题的解决必须注重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沿着这一分析路径，本研究提出社会工作介入随迁老人城市融入困境的行动框架。

(一)激发主体自觉性，提升随迁老人的能动性

第一，提升随迁老人主体的健康意识。有些老人并不重视身体健康，以“老毛病”进行自我安慰，究其深层原因是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社会工作者应与其建立专业关系，为其提供健康介入计划和服务内容。同时，帮助随迁老人理性应对进入陌生环境的心理压力，获得正向情绪。第二，鼓励随迁老人更新思想观念。社会工作者应充分了解老人是否有改变的意愿，并鼓励他们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教育观念，支持他们继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同时引导老人通过沟通的方式与家人交流，支持子女合理的教育观念。第三，激发老人重新建立社交网络的自主性。人际关系的建立是从双方的有效沟通开始的，社会工作者可鼓励老年人主动敞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与城市居民沟通的技巧，引导老人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在与别人的互动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进而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二)打通互联环节，整合新旧社会关系网络

第一，为随迁老人争取朋辈群体的支持。社会工作者应倡导包容性社区建设，消除社区居民对外来人口的刻板印象。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帮助社区老人建立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关系，从而提升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第二，引导子女关心老人的心理需求。鼓励子女协助老人建立朋辈关系网络；对老年人放下原来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来到城市照顾孙辈表示真诚的感激；耐心倾听老人的烦恼，理解老人对于子女“小家庭”的付出。第三，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社会工作者可运用倾听、角色扮演、家庭雕塑等技巧引导家庭成员主动与老人商量家庭事务，充分体现对他们的尊重。借此情境让子女和老人认识到自己家庭的沟通模式，学会换位思考，学习家庭矛盾处理的技巧。

(三)加强多社联动，聚力构建社会支持系统

第一，提升随迁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通过开展“公益银行”“银龄计划”等公益项目，激发老人参与社区活动的兴趣，增强老人的社会参与感。第二，开展支持性的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可以与当地志愿者合作组建支持性小组，将相同经历的老人聚集在一起组建兴趣爱好工作坊，让老人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改善他们在城市的晚年生活质量。第三，为随迁老人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工作者广泛链接社区社会组织、居委会、政府相关部门等，为随迁老人提供多样化社会服务，为其城市融入提供更多资源和平台。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S市L社区的25位随迁老人开展调研，发现其在城市融入中存在心理缺乏归属感、难以融入朋辈群体社交圈、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等困境。每一个问题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而是由微观、中观、宏观等多个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以往研究认为，随迁老人在心理、生活、社会关系及社会环境上存在融入困境[17]，随迁老人面临城乡文化排斥、社会网络薄弱以及身份认同不足等困境[18]。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为随迁老人的研究提供了中小城市的案例，使用系统的视角将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困境进行归纳整理。本研究丰富了随迁老人城市融入困境的分析维度，推进了对中小城市随迁老人的质性研究。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调研对象的样本较少，同时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收集的资料不够充分，今后的研究应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注重对资料的深入挖掘。

最后，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随迁老人随子女来到城市心理上会产生诸多无奈，正在陷入“丢不下儿孙、回不去农村”[19]的矛盾里，被动地走进“责任的围城”中。有调查显示，农村老人对子代的责任伦理受现代化、市场化带来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价值选择的影响不深[20]，依然保留着以责任为本位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对家庭代际责任的担当超越了颐养天年的自我需求，对后代深厚的责任伦理引领老人背井离乡进城照顾儿孙[21]。而反观身为子女的年轻人，在城市化、市场化的大潮中面临着巨大压力，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不仅无法及时反哺父母，就连养育下一代的任务还需要父母支持。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反哺能力微弱，更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22]。随迁老人在“责任的围城”中，失落、焦虑、疲惫，自己却无法走出这用道德和伦理筑成的城墙。今后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如何从道德伦理的视角分析随迁老人和子女的矛盾心理，并进一步探索如何为两代人筑牢和谐稳定的心灵防护墙。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内容概要》，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f8f2168b0e9688.shtml.

②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http://www.nhc.gov.cn/rkjcyjtfzs/pgzdt/201610/57cf8a2bbafe4b4d9a7be10d10ae5ecf.shtml.

③数据来源：《2021年统计年鉴》，http://tjj.liaocheng.gov.cn/tjsj/sjfb/ndsj/202201/P02022011357672776228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