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栋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1]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2]。在科学日益昌明、理性越加彰显、文明繁荣进步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及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要求下，易学研究不仅承载“疏通、转化和光畅盎然正大的中华文化慧命”[3]的使命，而且肩负返本开新以应对中西文化对话挑战的时代重任。这需要我们融《周易》经传研究之旧，铸新时代易学研究之新。当下易学研究必须立足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通过易学研究的新路径为文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体现中国特色、汇集中国优秀传统、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基于此，本文根据扎根理论对“易学研究”以往各阶段已有成果进行整体性回顾，提炼出“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并对现阶段的易学研究重心进行探究，为未来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理论参考，也对现代以及未来易学研究的现代意义和价值问题作出很好回应。

一、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易学研究路径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两个视角，即易学研究范式探讨视角和海外易学研究视角。前者主要通过探讨易学研究的方法或范式，从而辨明易学研究的不同路数；后者则着重分析海外易学家的易学研究特点和贡献。

在易学研究范式方面，目前研究成果已梳理出了传统内和传统外两类范式。传统内范式包括传统解《易》路数和易学史研究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传统解《易》范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易类一》总结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和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另一方面，形成基于重象数兼训诂的两汉易学、以老庄注《易》的晋唐易学、精儒理兴河洛的宋明易学、复汉《易》重考据辨伪的清代易学的易学史研究主轴。传统外范式则涵盖西方学术思想和出土易学文献，带来了“实证主义”“唯物史观”“逻辑分析”[4]等研究方法，呈现“以史治易”“唯物史观”“经传分观”和“综合交叉”[5]等研究范式，形成“科学易”“人文易”等研究路数。如郭沫若先生以唯物史观研《易》，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方式研《易》，沈仲涛、杭辛斋等先生从科学路径出发研《易》。对易学出土文献的①研究，主要形成从考古角度研究《周易》的“考古易”，特别是以帛书《周易》和“数字卦”[6]的研究为主要代表。

在海外易学研究层面，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主要梳理为三类：第一类针对西方易学研究，总结出三种重要路径：以传教士汉学为母体的宗教学路径；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为起点的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学路径；以历史实证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7]第二类梳理易学在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域外文化圈的传播和影响。其中，尤其以日本江户时期易学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形成“‘心法’解《易》”[8]的特色。第三类是总结国外学者在易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索隐派”创始人法国白晋(1656-1730)援《易》以证上帝之存在；“文本派”创始人英国理雅各(1815-1897)以西方传统思维及基督教义解《易》路径[9]；“实用派”创始人德国卫礼贤(1873-1930)以“心理学论《易》的研究路径”[10]；美国易学家夏含夷将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联系以互诠互证的释《易》路径[11]。其中，前两类研究多为应然性研究，相关探讨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作支撑，也缺乏基于理论的有效对策与措施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真正有效拓宽易学研究的路径。

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易学界针对易学研究范式和易学史做了大量细致研究，但是针对“易学研究的路径”主题，目前研究有待进一步厘清和完善其具体内涵，尤其是易学研究路径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实际举措开展基于理论指导的易学研究等问题尚不明确。一方面，要使易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价值理念和研究方法发生新的历史性转变，需要建构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不仅需要涵纳易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和要素，还需要分判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容。另一方面，要让理论回归现代指导实践并凸显时代精神和价值，需要从以往的研究中梳理出切实可行的易学研究路径。因此，本研究全面收集、回顾和分析了国内外涉及易学研究的易学著作、学术文章以及国际会议纪要，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出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为进一步推动易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由美国社会学者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一种通过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以发现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旨在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研究者运用归纳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整理，从而提取出研究理论。运用扎根理论可以对以往易学研究路径与方法进行提炼、归纳和总结，进而对其进行理论构建。因此，本文采取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陆以及海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学术期刊所刊载以及书籍中所论及的有关易学研究路径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经由开放编码(Open Coding)、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三个步骤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自上而下地提炼初始概念和范畴。在开放编码阶段，本研究对筛选出的所有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编码，识别主题并将其归类；在轴心编码阶段，将上一阶段的编码进行归纳以提取主范畴；最后，将主范畴进行有机关联以构建出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

(二)样本选择和资料收集

本文数据源于历代易学家的易学著作、中国知网关于易学研究的路径等文本资料，总共收集相关资料218份。其中，易学研究路径与方法文章15份，易学著作38部，易学研讨会发言及纪要22份，易学研究文章70份，易学与跨学科研究文章41份，海外易学研究文章22份，易学名家谈易学文章8份。文献筛选工作以“易学研究”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与筛选，筛选标准为检索文献中是否含有与易学相关的“研究路径”“研究路数”“研究出发点”“研究思路”“研究方式”“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研究视域”等内容。

三、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一)开放编码提炼概念和范畴

开放编码(Open Coding)是对文献资料进行筛选分类、概括、归纳并形成概念范畴的过程，要求研究者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尽量“悬置”个人主观“偏见”和学术界的“定见”。该过程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1.导入文献内容进行分类编码。将散落在上述文献中的涉及易学研究路径的内容进行逐字逐句阅读，筛选与易学研究路径相关内容，共得出111条原始语句，然后进行编码，用于下一步的概念归纳和提炼。

2.归纳形成初始概念。归纳相似内容，不断分析比较、归纳合并。例如，一些句子提及“义理解易”，被归为一类，编码为“义理解易”。该阶段一共归纳出93个初始概念。

3.提炼范畴。根据93个初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它们抽象化，形成范畴。例如“荣格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路径”、“卫礼贤运用分析心理学方式讨论《易经》”和“卫德明心理学释易的路径”均属于“心理学研《易》路数”的范畴。此过程共总结出27个初始范畴。(见表1，本表仅列出55个主要初始概念)

表1 开放编码及范畴提炼

(二)轴心编码完成主范畴的界定

轴心编码(Axial Coding)也称关联编码，是对开放编码中所归纳出的初始范畴进行分析和比较，进而提取主范畴的阶段。在轴心编码阶段，我们着重发现并建立不同初始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宗教学释《易》路数、交叉学科研《易》路数、心理学研《易》路数和跨文化比较研《易》路数均属于海外易学研究，归为“海外治《易》路数”副范畴，由此归纳出9个副范畴，再根据不同副范畴在概念层级上的逻辑性，将其分别纳入4个主范畴(见表2)。

表2 轴心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与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是在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分析后，选择一个具有关联性的“核心类属”来统领其他范畴，从而形成一个概括性理论。经过选择性编码，本研究以易学研究的路径为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故事线：带有明确研究目的的易学研究者，首先以明确自己的易学研究对象为易学研究路径的起点，而后通过选取某一研究视角并运用某种研究方法作为实现该路径的现实工具，对明确后的对象进行具体而详实的研究，最后以达成目的并取得富有旨归的理论成果为暂时终点，由此形成具有流派特色的易学研究路数。其中，不同易学研究路数展现出不同的易学研究路径特色。构建出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饱和度检验是为了保证扎根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准确性所进行的检验性工作。为了检验易学研究路径理论模型的理论饱和度，本文首先将初步构建的理论和概念与已有文献和概念进行比较，反复比较后并没有出现新的概念维度。其次，对预留的四分之一材料进行饱和度检验，结果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主范畴也没有产生新的范畴。由此可得，图1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实现理论上的饱和。

四、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阐释

基于上述编码和分析，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得以最终建立。下面具体阐释模型中的易学研究对象、易学研究视角、易学研究方法以及易学研究路数之间的构成、理论内涵以及逻辑关系。

(一)易学研究对象

《周易》经传、出土易学文献和历代易学文献构成了易学研究路径的现实条件和基本起点。《周易》经传具体指《周易》古经和《易传》，被视为易学以及易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从易学角度来看，学界一般认为易学是研究《周易》(包含《周易》古经和《易传》)的学说。廖名春教授简洁明了地指出“对《周易》的研究，人们称之为易学。”[12]无论是传统两派六宗易学，还是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古史辨派易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研《易》的哲学易，甚至是外延广延且与现代学科联系紧密的现代易学，均以《周易》经传为研究对象。从易学研究角度看，无论是刘大钧先生提出的“易学研究以《周易》经传、易学发展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13]，还是朱伯崑先生认为的今之易学研究经由易经、易传到历代易学组成的学术思想体系[14]，他们也均把易学研究对象指向《周易》经传。出土易学文献主要由“数字卦”材料和《易》的文本组成，以此为研究对象，秉承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有助于丰富并拓展易学研究路径。历代易学文献是指历朝历代易学家以及易学流派的研《易》文本或著作。后人以此为基点进行研究，有助于其易学研究的理论溯源与推陈出新。

(二)易学研究视角

关于“易学发展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问题，属于易学研究视角不同而产生的易学研究主题。易学研究视角主要涉及易学研究者从某一学术或学科的理论视角、思维视角和批判视角来进行易学研究，可分为传统易学研究视角和近现代易学研究视角。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主要形态，而现代学科体系直到清末才经由西方传入我国。因此，传统易学研究视角主要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三个维度的理论视角。从经学视角研《易》，便于阐释易理。从史学视角研《易》，有助于学术溯源。以易学为研究对象，选取史学角度，便构成易学史研究。而从子学角度研《易》，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易学研究视角。三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则体现易学研究发展的多元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西学传入，西式分科教育方式影响了中国分科治学和分科教育。“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15]近现代易学研究视角包括哲学宗教、历史人文和自然社科三大方面。该三大方面突破了传统易学研究视角，为易学研究者带来了新的学科或学派的理论视角、思维视角和批判视角。在助推易学者完善传统易学研究的同时，也拓宽易学研究领域和推进易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易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纵深的发展，又使易学研究在中西交融程度上更加广泛深入，呈现出跨学科、多角度易学研究新气象，这也成为现代易学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此外，理论视角可以指导易学研究方向。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即使易学研究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易学研究路径迥然不同。不同的易学研究者通过选取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易学研究，通常会收获不同于以往的易学研究成果。例如，民国初年的辛航斋从科学理论视角出发，融象数与近代西方科学于一炉，形成以近代自然科学理论治《易》的新路数。

(三)易学研究方法

“易学研究方法是传承和创新易学思想理论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易学研究目的关键途径。”[16]为了完成易学研究目的，在明确易学研究对象和易学研究视角之后，研究者需要选择相应的易学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表征获取研究成果所涉及的活动，也是推动易学研究进展的有效工具。从易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角度看，由传统研《易》方法和近现代研《易》方法构成的易学研究方法凸显时代特征，带有典型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的易学研究属于经学研究范畴，其特点是多以圣人经典为研究对象，以传解经、以注代作而且注重师承。即使后期盛行以阐发易理为宗旨的义理派，依然没有跳出注不破传、疏不破注的易学研究方法窠臼。因此，古代传统易学研究方法以“注释”为统摄，包括传、说、章句、注、疏、集注、音训。另一方面，在易学发展史上，易学研究方法由于受历史传统观念更新，出土易学文献的发现以及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近人的易学研究在继承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了新方法。首先，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和以“进化论”“实证主义”为新研究方法的新史学的影响，出现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此外，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方法治《易》，随后出现了以高亨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经传分观的易学研究方法。其次，出土的易学文献即新史料的出现，使得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互诠的方法再次被重提。最后，西方学术思潮和各学科知识体系的传入，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促使易学研究呈现跨学科比较研究态势。例如像沈仲涛等学者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易学研究中，呈现中西会通研易的热潮。这些方法与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便于研究者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进行易学研究，把易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水平。

(四)易学研究路数

易学研究路数是涵摄易学研究目的、易学研究方法、易学研究视角几个范畴，体现典型易学流派特色。同时，它也受到上述范畴的影响。一旦易学研究者、易学研究对象、易学研究方法或易学研究视角发生改变，往往导致易学路数发生改变。首先，从易学研究者角度来看，如果易学研究主体为国内易学者且采用传统经学研究视角，以《周易》经传为研究对象，采用传统易学研究方法，通常呈现出典型的二派六宗传统经学治易路数特色，该路数可被称为传统经学治易路径。相较之，如果易学研究主体是海外研究者，以《周易》经传为研究对象，采用近现代易学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呈现的则是海外治易路数特色，如以传教士白晋为代表的宗教学释易路数、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为代表的心理学研易路数、俄国汉学家休斯基为代表的跨文化比较研易路数、海外儒学学者成中英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易路数和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为代表的传统出土文献互证释易路数。上述海外易学研究路数，可被统称为海外易学研究路径。最后，如果国内易学研究者采用近现代易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周易》经传等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呈现出带有近现代易学研究路数特色的研究路径。例如，以“古今贯通地展示易学中构成的传统文化心理、深层的人文意识、价值理想、精神追求等”[17]为研究宗旨，挖掘与开启《周易》深层价值为研究目的，近代易学学者们采用近现代易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展《周易》相关研究，呈现“人文易”的研究路数特色，形成一条“人文易”的研究路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易学研究”的路径理论模型包括易学研究对象、易学研究视角、易学研究方法和易学研究路径四个维度。它以带有明确研究目的的易学研究者为主体，以易学研究对象为客体和起点，凭借易学研究视角为指导方向和易学研究方法为现实工具开展动态性的易学研究，最终以取得富有旨归的研究成果为暂时终点，呈现出具有流派特色的易学研究路数。其中，易学研究路数具有概括性、代表性，体现易学研究路径的特色。而易学研究路径呈现具体化、动态性的特征，是上述研究主体和范畴的动态显现。该路径的理论成果如果继续被运用到现代的国内外领域，便形成“‘术’而转‘学’、‘学’以致‘用’、‘用’之弥‘新’”[18]旨归的易学现代化研究路径。

(二)研究启示

首先，传统易学研究路径历经各代易学家极深研几而倍加成熟，但当代易学者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自己一味固守传统的研究对象、角度、方法、路数而不能与时偕行，则会使易学研究路径越走越窄而无法并入新时代的主干道，满足不了新时代发展需求，难免会落得被新时代淘汰的命运。其次，相较于传统易学研究路径，以跨学科为研究视角的近现代易学研究路径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态势，并且已经呈现出以科学易、人文易、哲学易等易学研究路数为代表的多花齐放之势。最后，当代易学者以现有易学研究成果为新的理论起点，国内和国外两个领域为新的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视角为新导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为新工具，又会走出一条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崭新易学研究路径，从而助推易学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研究数据来源于“易学研究”相关政策、新闻、期刊、报告等文本资料，尽管在收集文本数据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考虑资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并遵循理论饱和原则，但资料信息发布本身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侧重性。未来可利用深度访谈作为资料来源对“易学研究”的路径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但目前关于相关的理论研究仍极其匮乏。而“易学研究”是顺应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要使易学研究在正确的轨道上深入发展，更好地回应新时代问题，仍需提供更多相应的理论指导。

注释：

①包括以下五类：一是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和《二三子问》《系辞》《衷》《要》《缪和》《昭力》六篇传文；二是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周易》；三是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的战国竹简“卜筮记录”；四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五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进的战国楚竹书《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