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咏梅，王晓艳，赵金凯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粗犷型发展模式已很难维持[1]。近年来，伴随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特性，表现出良好的经济效应[2]，已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3]。

现有不少研究探讨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数字经济整体角度出发，一些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可以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4]，而且还通过提高创新绩效[4]、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等路径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此外，从数字经济单个因素角度出发，一些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5]、数字治理[6]等均可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已得到广泛证实[3]，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可完善之处。首先，数字经济是一个综合系统且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7]，但针对数字经济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不足，这限制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解释力度；其次，数字经济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但现有研究较多采用回归分析探讨变量间相互独立的线性关系，忽略了数字经济各因素相互影响的事实[8]，需要进一步挖掘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最后，现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并且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也存在区域差异[9]，然而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区域差异研究却涉及较少，从而难以体现不同区域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非对称路径。

揭示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有助于各省份、各区域因地制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合理安排有限的社会资源[8]，更好驱动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组态视角探究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数字经济单个因素是否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是什么？如何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内涵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数字经济的内涵较为丰富，G20杭州峰会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大量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数字经济展开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一个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综合系统[7]。关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的划分，不同机构与学者各有侧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以及数据价值化(简称“四化”)四个方面。陈岳飞等在“四化”基础上，认为数据价值化蕴含在前三个方面之中，故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简称“三化”)三个方面[8]。葛和平和吴福象在“三化”基础上，将数字发展环境作为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10]，且该划分得到了蔡延泽等的借鉴[11]。袁徽文和高波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企业应用、数字渗透程度四个方面[12]。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四个方面。

(二)高质量发展评价

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经历了从单一指标评价向综合指标评价的演进。部分学者采用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10]、全要素生产率[8]等单一指标进行衡量，然而，单一指标无法揭示高质量发展全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能更好地涵盖高质量发展的多个维度。因此，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高质量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学者青睐。王伟认为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故应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3]。王婉等同样从这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14]。宋洋和李先军基于新发展格局，从内生动力与外在表现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5]。本文所探讨的高质量发展内涵与袁晓玲等的观点[16]相近，即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同步实现，体现新发展理念的一种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综合系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4]。然而，数字经济内部发展并不均衡[7]，各因素相互依赖、相互竞争。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17]。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大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其为推动我国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大支撑[5]。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既可以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5]，又可以通过提升数字化能力[5]、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8]等路径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郭朝先等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具有数字化平台、固定资产投资、现代基础设施三重属性，故其通过新动能、促增长、强支撑三条路径促进高质量发展[19]。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12]。借鉴现有文献[10，20]，本研究认为数字产业化包括信息传输与数字技术应用两个因素。刘家旗和茹少峰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提升技术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此外，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21]。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22]。借鉴现有文献[10]，本研究认为产业数字化包括数字生活与智能制造两个因素。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传统产业把握机遇进行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壮大。一方面，企业利用大数据对市场供需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客户需求偏好，提供定制化服务；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无人车间”，助力企业实现规模化生产[20]。

数字化治理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23]，其主要指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情况[8]。借助数字技术构建数字政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涵盖数据治理、政务服务以及数字治理三个方面，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提升我国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6]。推动政府进行数字化建设可以起到先导性作用，进而激发社会和经济各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24]。

综上，数字经济共包含6个因素，分别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信息传输、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生活、智能制造与数字政府。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以上6个变量相互独立的线性关系，忽视了变量间存在的组态效应，无法解释因素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借助fsQCA软件探究不同省份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组态路径。

三、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内生特点、以绿色为普遍形态、以开放为必由之路、以共享为根本目的，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本文借鉴王伟[13]、王婉等[14]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选取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赋权，得到综合指标值。

表1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四、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数据分析。fsQCA方法相较于传统回归方法，可以探究多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揭示变量间的组态效应[25]。

本文采用fsQCA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fsQCA方法可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26]，揭示数字经济各因素间的多重并发机制。第二，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借助fsQCA方法可以探究数字经济各因素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25]。第三，我国不同省份资源禀赋不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不同、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不同，借助fsQCA方法不仅可以准确定位每条路径所解释的案例省份[26]，识别不同省份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差异，并且可以深入挖掘被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身发展策略的优势与不足。第四，本文以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下同)作为研究对象，传统量化研究方法对中等规模数据难以得出准确结论[25]。而fsQCA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点，并且对样本量要求不高。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是高质量发展水平。借鉴王伟[13]、王婉等[14]的方法，从高质量发展内涵出发，选取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6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并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2.条件变量

(1)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目前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衡量的方法受到普遍认同[6]，但由于近两年省份数据缺失，因此借鉴蔡延泽等[11]的方法采用互联网宽带端口密度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衡量。

(2)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数字产业化的核心部分，借鉴郭蕾和黄郑恺[6]的方法采用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对信息传输进行衡量。

(3)数字技术应用。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明显，借鉴巫景飞和汪晓月[27]的方法采用软件业务收入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衡量。

(4)智能制造。关于智能制造衡量指标，借鉴葛和平和吴福象[10]的方法采用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对智能制造进行衡量。

(5)数字生活。互联网的应用使人们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消费优化升级，进而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需求保障[3]。因此，本文采用电子商务销售额对数字生活进行衡量。

(6)数字政府。数字化治理借助政府数字化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成为建设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借鉴郭蕾和黄郑恺[6]的方法采用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总体得分对数字政府进行衡量。

限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针对其2015～2019年数据进行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年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框架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校准

借鉴杜运周和贾良定[25]的研究，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方法进行校准，即将三个锚点分别设为样本数据的80%分位数(完全隶属点)、50%分位数(交叉点)、20%分位数(完全不隶属点)。对于模糊集隶属分数为0.5的情况，为了避免其不被分析，将其修正为0.501。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校准锚点

(二)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检验数字经济的单个因素(包括其非集)是否构成高质量发展或非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26]。一般当一致性水平高于0.9时，该变量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25]。关于高质量发展与非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分析见表3，由表中数据可知无论对于高质量发展还是非高质量发展，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不构成必要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条件组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表3 必要条件分析

(三)条件组态分析

1.全国层面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可以揭示构成结果的可能路径组合。借鉴杜运周和贾良定[25]的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为1，PRI阈值设为0.75。通过软件分析可得到简单解、中间解、复杂解。当一个条件变量被简单解和中间解同时包含时，该条件变量就是核心条件；当一个条件变量仅被中间解包含时，该条件变量就是边缘条件[26]。根据现有研究，本文重点分析中间解，辅之简单解。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产生高质量发展与非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组态

(1)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

由表4可知，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共有三条路径，即A1、A2、A3。三条路径的一致性与总体一致性均超过阈值0.8，说明这三条路径均为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且三条路径整体上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三条路径的原始覆盖度分别为0.365、0.337、0.172，说明有相应比例的案例是通过这三条路径实现的；总体覆盖度为0.715，说明这三条路径可以解释超71%的案例。根据核心条件存在情况，可将三条组态路径归纳为单核驱动型、双核驱动型两大类型。具体路径分析如下。

第一，产业数字化主导型。在该条路径下智能制造与数字生活同时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信息传输、数字技术应用作为辅助条件存在。该路径所解释的省、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天津市、辽宁省，均位于我国东部地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驱动型。在该条路径下信息传输、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政府同时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生活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智能制造作为边缘条件缺失。该种路径说明，即使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但是借助数字产业化与数字化治理也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该路径解释的省份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福建省、湖北省。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驱动型。在该条路径下数字生活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政府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辅助条件存在，信息传输、智能制造作为辅助条件缺失。该路径覆盖度较低，仅包括河南省。该路径说明只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一定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仍有机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2)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

由表4可知，导致非高质量发展共有三条路径，即B1、B2、B3。在这三条路径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即使智能制造条件存在，也无法产生高质量发展。这三条路径解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

2.区域层面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

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①。对两者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共有一条路径，即C1。在C1路径中没有条件变量缺失，说明数字经济各方面发展相对均衡。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下，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共同驱动高质量发展。该路径解释的省、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福建省、天津市、辽宁省。

表5 不同区域产生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组态

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共有两条路径，即D1、D2。具体路径分析如下：

第一，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驱动型。在D1路径中信息传输、数字政府同时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生活作为辅助条件存在，智能制造作为辅助条件缺失。该路径解释的省份包括四川省、湖北省。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驱动型。在D2路径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活条件存在，其他条件缺失，与产生高质量发展的A3路径相同，解释的省份是河南省。

3.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唐开翼等[26]的方法，将PRI阈值由0.75提升到0.8，对全国以及分区域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单个组态还是整体，其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且所得组态与原组态一致或是原组态子集，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借助fsQCA软件揭示不同省(直辖市、自治区)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组态路径。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的单个因素不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包括单核驱动型(产业数字化主导型)、双核驱动型(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驱动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驱动型)；非对称分析表明，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的原因是数字基础设施、信息传输、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生活、数字政府条件缺失。

第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类型是综合驱动型，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类型是双核驱动型(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驱动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驱动型)。

(二)建议

“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发展数字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立足“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基础、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数字经济内部结构。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且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对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省份，需要加大5G基站建设力度、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数字产业化与数字化治理组合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两者应该协同发展。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应加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技术的运用，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各区域因地制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各方面发展相对均衡，应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其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首要任务，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数字产业集群并协同推进治理方式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注释：

①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