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高屋建瓴地提出的全新治国理念。人类最初造物动机是弥补自身肢体功能的不足，其本质就是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营造、织造、铸造、烧造、木作、编作、石作、金作、纸作、漆作”，及“衣、食、住、行、闲、用、文、俗”，这些与民众谋生方式和生活状态息息相关的设计行为，是中国设计的主流载体与文脉主线。目前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都过多聚焦于彰显度高的设计事物，而这些对全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的设计成就则缺乏整体性观照。关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建构的理论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相关理论问题已经成为设计教育与文化产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科研难题。对这些成就展开系统性研究，不仅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传播中国设计的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认知，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研究”（19AG007），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四造六作”中技术演进与造物的互为关系，生活领域“民生八维”造物内在的发展逻辑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阐变，以及中国传统设计的起源、分类与分期，中国传统设计的当代价值等设计体系构建问题展开研究。课题将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最本真的状况来阐述传统造物设计史，尝试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探讨中国传统造物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影响与作用。

一、学术史研究现状的梳理

国内关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领域产业技术、社会生活方式2 个层面展开。对于传统产业技术“四造六作”的研究，学者多从古代技术史料研究，技术史与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视角与方法创新研究等方面展开。古代技术史料研究以竺可桢（1926 年）、梁思成（1932 年）、钱临照（1932年）、钱宝琮（1933年）、刘仙洲（1933年）、严敦杰（1935年）等为代表，运用近代科学观点和方法对地理、建筑、数学、物理、机械等领域的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基本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和研究范式，逐步形成以内史研究为主，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学术传统，为相关学科研究奠基了基础。技术史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由路甬祥（1996 年）、李家治（1998 年）、叶喆民（2010 年）、方李莉（2013 年）等从机械学、考古学、材料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像学等角度，结合古代产业制度、生活方式、审美风尚、风俗习惯、流通销售等，对传统造物的造型、结构、功能、材料、工艺等演变与发展进行分析，拓展了研究思路与视域。视角与方法创新研究由卢嘉锡（2003年）、宋兆麟（2008 年）等从技术的维度对采矿、冶铸、建筑、纺织、造纸、陶瓷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其渊源与流变、传承与发展、技术与方法及术思想等总体风貌与特征，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民生八维”的研究，学者多从生活方式的演变，文化内涵与思想特质2 个方面展开研究。从生活方式的演变研究以杨荫深（1946年）、沈从文（1981年）、周锡保（1984年）、孙机（1985年）、王世襄（1989年）、王仁湘（1990年）、王子今（2009年）、傅熹年（2012 年）等学者为代表，通过对“衣食住行”“闲用文俗”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材料、结构、工艺、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规律。文化内涵与思想特质研究以田自秉（1985年）、王家树（1986年）、尚刚（1998年）、赵农（2004年）、诸葛铠（2007年）等学者为代表，对“衣食住行”“闲用文俗”的社会功能、民族特征、文化象征、审美意蕴等方面进行探讨，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与民族性特征。

国内关于设计体系构建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图案与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学理论与方法2 方面展开。康有为和梁启超最早提出“美术是事关机器生产、工业制造的设计创意与精细化建造技术”，为早期设计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图案与传统工艺美术研究以陈之佛（1937年）、雷圭元（1963年）、王家树（1963年）、庞薰琹（1981 年）等学者为代表，借助国外设计方法，解读中国传统图案的造型、色彩、装饰及审美等内容，总结艺术形式美的创作规律。随后田自秉（1985年）、张道一（1998 年）等学者，从传统工艺美术与设计理论的角度，钩沉出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事实和线索。设计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凌继尧（2011 年）、李砚祖（2012年）、许平（2013 年）、潘鲁生（2014 年）、李立新（2017年）等学者为代表，探究了设计学的起源、本质、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内容，进一步深化了设计学的理论研究。其后杭间（2017 年）、柳冠中（2017 年）、夏燕靖（2018年）、邹其昌（2018年）等学者为中国设计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拓宽了艺术类理论研究的纵深空间。

海外学者注重中西方设计比较、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国内研究所忽略的诸多问题，如薮内清（1943 年）、李约瑟（1954 年）、席文（1968 年）、艾约博（2011 年）、雷德侯（2012 年）、苏立文（2014 年）等学者以不同文化视角，或运用文献资料与历史图像互证的研究方法，探究中国传统造物的渊流及其与西方造物的差异；或整合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等的现代科技技术与手段，对中国传统造物进行模拟复原；或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与民俗学的方法，阐释社会经济秩序、社区组织形式、亲属关系网络、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对传统造物及其整体衍变的影响，探究造物设计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共生关系。

从前文对研究状况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造物进行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对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尽管各学科对中国传统设计的研究均有其独特价值，但仍有很多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其一，理论研究缺乏“文献谱系”构建。虽然目前已有诸多关于“四造”的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主干型产业技术与“六作”的枝干型产业技术的变迁，以及关乎“民生八维”的“衣、食、住、行、闲、用、文、俗”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缺乏对相关古籍文献的系统梳理、谱系建立，以及考辨、编纂、译注、传播的研究，因此需要在文献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疏）的基础上，遴选传统设计相关的中国古代经典文献，通过系统总结与解读构建中国古代设计文献谱系。

其二，研究主体缺乏“系统性”整合。目前关于中国传统设计的著述颇丰，但在时间、空间上所承载的内容有限，或对具体类别工艺、技术的研究，或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造物成果的总结，难以阐释中国传统造物整体的发展脉络与中西方交流的丰富内涵。此外，有关传统造物设计的宏观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技术思想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知识点缺乏应有的关联，研究成果的广度、宽度与深度仍有待加强。

其三，理论成果缺乏“话语体系”阐释。中国传统设计研究的成果中，大多研究者不够重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和适用性。中国传统设计在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自身较为完善的设计体系与话语体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原有的体系在某些方面已失去一定的实用价值与指导性意义，需根植当下，提炼能够启迪当代设计的思想和理论，加强理论研究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构建流动与开放的设计话语体系。

课题拟运用“两分法”分类标准，对中国传统设计“四造六作”与“民生八维”进行通史研究。从“三个转化”中探求设计学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研究内容探索中国设计体系的建构。

二、问题与思路

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中国传统设计文化时，更多的是从物质层面去展开研究与分析，不仅忽视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带来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同时也忽视了传统设计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与作用。研究发现有2 个问题：如何找寻传统设计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怎样改变中国设计学的“失语”现象。如何构建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使之服务于当代的设计实践成为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1]，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明确要求和重要指引。我国的设计学话语体系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设计学话语体系，而且解决不了我国设计教育中的实践问题。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只有以我国实际国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设计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建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不让传统造物文化仅作为岁月的遗痕，而是在传承中不断获得发展，被赋予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以此而论，中国设计体系的构建必须要从3 个路径展开研究。首先是重视传统造物的当代化，体现该话语体系与整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和走向的契合度；其次，重视西方经验本土化，注重中西方设计学理论的关联与借鉴；最后，重视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就是体现其自身话语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创新。

（一）重视传统造物的当代化

中国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世界文明古国，历来有官修史书的制度，私家撰述历史的活动，形成官修、私撰互相补充的格局。中国史书体裁丰富，以多种表现形式记载了历史进程中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充分梳理、甄别、发掘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中有价值、有意义的优秀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是建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路径与方法，也是塑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设计学科的必由之路。近现代引进的外来机制促成了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在生产与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蜕变，原有的一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在没有蜕变之前就被西方的文明所遮蔽，因此需要用现代的思维、现代的语言加以解读和理解，从中找寻能够启迪当代的价值与意义。

（二）重视西方经验的本土化

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当前全球化的语境明显呈现“西学东渐”的主导格局，中国设计学的话语体系总体还没有走出西方的“学徒状态”，这导致了我国的设计话语体系没有扎根于本国的文化语境与民生问题，缺乏具有代表意义的原创性成果，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失语”的现象。陈伯海提出的“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3]方法论，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当代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借鉴。既要站在西方和现代的角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外国设计学体系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又要用新的观念审视中国传统，立足传统本位以反观西方和现代的设计理论与体系，经过双向流动与交互阐释，中国传统设计内蕴的当代意义才有可能浮现出来，而又不脱离自身的本原[4]。

（三）重视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

我国近代设计学是参照西学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对于西方经验，不只是停留在单纯的介绍、引进上，且要关心引进的目的所在。正如党圣元所说：“既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历史延伸，与全球化思潮所引发的文化自省和自觉意识等相关[5]。”故近现代中国的设计实践在西方的设计理论与体系的影响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设计经验也是宝贵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将实践的经验转化为理论的思考，这也是中国设计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理论的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将“经验”提升为“理性”，全面回顾与反思中国传统设计，系统梳理发掘中国传统设计史料，从中找寻其内含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探寻其发生、发展的过程[6]，总结科技的内部结构与体系特征，已成为当代学者重要的历史使命，也是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重要方法。

围绕以上探讨，课题的总体思路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相关的“四造六作”及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民生八维”2 个层面展开中国传统设计的通史性研究。通过收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古代与设计相关的文献、图像史料，以及传世与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节点及标志性事件的梳理，厘清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演进与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内在关联，明晰人们社会生活相关造物的进化与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的相互关系。系统、全面探析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发展与变迁的规律，从纵向与横向的双重维度总结中国传统造物优秀的设计思想。从传统造物的当代化、西方经验的本土化、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等方面，探求中国设计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7]。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方面构建具有中国话语的设计学体系。以解决学术界在中国传统设计理论方面的重点命题关注不够、表达范式凝练不足、逻辑体系零散、对某类别研究的偏倚或忽视等问题，助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确立；同时，秉承当代意识，立足现实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设计潜性与显性的文化价值，归纳与总结出能为中国当代设计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成果。

三、内容与方法

课题以问题意识与现实意识指导其设计，围绕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展开。首先，改变以往按照断代、材料、功能等分类的研究思路，参照既有的历史学分类法，借鉴西方设计史的分类方法，突出“提高生产效率”与“改善生活品质”的核心价值基础上，将其分为：基于与社会生产紧密相关的“营造、织造、铸造、烧造、木作、编作、石作、金作、纸作、漆作”，以及与社会生活方式相关的“衣、食、住、行、闲、用、文、俗”两大类，进行专题式的梳理与研究，全面总结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其次，从设计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实践论等层面构建中国设计体系，三部分内容相互照应，层层推进。

第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四造六作”的技术变迁。主要包含与社会生产领域密切相关的四大主干型产业与六大枝干型产业，以中国传统营造、织造、铸造、烧造、木作、编作、石作、金作、纸作、漆作等工艺技术为研究对象。重点从主要工具、基本材料、核心形制、关键技术及各时期经典文献等方面展开，探求主干型与枝干型产业技术的发展演变对社会生产的影响与作用，剖析中国传统设计的演变规律，系统总结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成就与设计思想。分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审美意识等对传统造物的影响，从而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所包涵的整体思维方式对现代复杂性生产技术发展的启迪。

第二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民生八维”的变迁。主要涵盖与社会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衣食住行”“闲用文俗”等民生领域，以中国传统衣着方式、餐饮方式、居住方式、出行方式，以及休闲方式、日常杂用、文化娱乐、礼俗方式与设计内容等为研究对象，重点从工作原理、操持方式、适人尺度、使用环境、审美意趣及各时期经典文献等方面展开研究，对在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材料功能等方面影响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探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活，对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进行学理化的归纳和总结[8]。

第三部分，中国设计体系构建。主要对“四造六作”与“民生八维”两层面的深入解析，立足于解决中国当代设计问题，突出中国视角，并在全球史观照下，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从设计起源、本质等阐释设计本体论，从设计特征、文化等阐发设计认识论，从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论述设计方法论，从设计实践、评价标准等架构设计实践论。重点围绕中国造物设计分期、发展路径、结构与形态的关系、设计批评等相关内容展开，既突出重点，又由点及面，点面结合，达到广度、宽度与深度的兼顾，使之成为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具有国际视野的话语体系，探究为世界设计领域贡献中国力量的可能性，从而提升中国设计学的影响力，增加话语权。

课题三部分论述的内容相对独立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第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四造六作”的技术变迁，侧重探讨社会生产相关技术的演进与生产效率提高的互为关系。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有目的性地制造与使用工具，就开始了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技术的发展源于人们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新技术的发明往往会给人们的生产带来革命性进展。第二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民生八维”的变迁，侧重探究人们社会生活相关造物的进化与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的相互关系，技术源于生产的需要，最终会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衣食住行”与“闲用文俗”，涉及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第三部分设计体系构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实践论等方面，构建具有中国话语的中国设计体系。

在方法论上，课题将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相结合，观照中国传统造物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演变规律，构建科学性、人文性与理论性相统一的学科体系。主要运用以下5种研究方法。

一是采用文献材料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首先从课题中所涉及的经、史、子、集、诗、儒、易、艺、医等部类中查阅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典文献，并筛选与甄别出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内容，类部能广则广，内容宜多则多。与对应历史时期的传世与出土实物资料及田野考察成果相互印证，系统地梳理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源流变迁，将中国传统造物置入古代特定的文化生态中进行“知识考古”，努力还原古代造物活动与设计思想在特定时空中承载的客观作用。

二是采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将涉及中国各历史时期、地域中与造物活动相关的绘画作品、墓室壁画、画像石、雕塑等图像史料进行梳理和对比，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相关造物的发展和流变，分析和比对其间的共性与差异，总结中国古代传统造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产业形态、生活理念、价值追求和审美意趣。

三是采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中国传统造物活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文化属性、社会功能，深入研究传统造物背后蕴含的功能属性、审美特征和民族情感。

四是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根据课题设计，合理选取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文化馆、民俗馆、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民风民俗遗存保护较好的区域，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和记录，从而更加深入地探究实现传统造物设计当代传承的路径和方法。

五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人类学、经济学、材料学、化学、力学等学科理论及方法，对所涉数量样本事件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确保对设计事物与现象描写得精确，从而获得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四、结语

课题以设计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为学科依托，采取多学科兼容、跨学科整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中国传统造物在长期延续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进行观照与思考，全面总结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基于中国设计学理论的个别性与特殊性，整合多学科基础理论与基本范式，构建中国设计体系特有的表达方式与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健全中国设计学学科体系。积极推进设计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科学理论研究、文化传承创新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完成“传统造物的当代化”“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的“三个转变”。

课题研究希望以设计学重点理论问题为基础，使之成为设计学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学科分类、学科设置等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基本参照。其次，课题研究希望在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确立中国学术话语范式，为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积累经验。再次，课题研究希望积极推进中国设计在服务国家战略、民生设计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中国设计教育与设计产业的创新性发展，从而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进程，改变中国设计话语权缺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