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宁

我妈一辈子最爱吃的饭食，就是炸酱面。

我的姥姥、母亲，都在老北京丰台区大红门西街的大杂院里长大，那本是一个标准四合院，房产在民国时属于驼背秃头的董家老爷子，他做过小买卖——摆水果摊，很有些钱，公私合营后房管局分给了几个家庭：正屋住着海家，西屋还住着董家，耳房挤住着光远奶奶家和我姥姥家，后院儿小玲子家住着。

在大杂院里，有两家人的日子过得很富裕。首先，董家只有一个儿子，名叫董首山，长得又白又壮，穿着大杂院里谁家都买不起的灰短裤，大背心，常常打扮得像是个公务员，其实是烧锅炉的员工，父母健在，工作旱涝保收，自己也没有什么负担。其次就是“粪勺儿家”，家里就有一个没长大的小儿子，也是好吃好喝都紧着，最穷的是我姥姥家——老人双双卧病，孩子又多，粮食不够。

院子中央有一口水井，水很甜，我母亲说，她小时候饿的时候就常靠喝水充饥。她从小就被姥姥教育，别人吃饭的时候，你要背过身去，不许看嘴！

看嘴是什么意思呢？老北京话就是别人吃饭时不许馋，不能眼巴巴地流着口水去盯着别人的吃相。

上世纪60 年代，家里每个人的粮食有定量，做衣服要布票，买肉要肉票，食用油、家电、自行车，无疑都需要凭本购买。冬天一家就配给十五棵大白菜。全家人都挣扎在牙缝里挤不出来的油水里。太姥爷年轻时开过饭庄，但是上了岁数就得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拉血，常年就靠着保健所的爽身粉才没得褥疮；姥爷上班，要吃饱；舅舅还小，要吃饱。姥姥没工作，就靠着给西家院儿邻居余婶儿照顾孩子挣微薄的薪水。婶子一个月只给十五块钱，包吃，包住，还包含着洗衣服用的肥皂。

那孩子叫大庆，听说是因为余婶儿之前接连生养了几个，可是都养不活，这孩子便被她看成是眼珠子。那年我姥姥才三十几岁，梳着两根大辫子，长得清瘦，对孩子有出奇的耐心：说也奇怪，大庆在他自己家，总是不吃不喝，哭闹不止，面色潮红，但只要是一躺进我姥姥暖和的怀里，便很快进入梦乡。我母亲当时也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没睁开眼就翻身下床去给大庆挑6 点准时送来的玻璃瓶装牛奶，虽然她自己从来没尝过牛奶的味道，却能快速找到瓶子底儿最薄的那一份牛奶——那一份奶多。

我母亲说，姥姥一年四季几乎没吃过白面，没吃过鸡蛋：她自己顿顿是棒子面贴饼子就臭豆腐，把白面省出来，那得给瘫痪在床的太姥爷做“揪片儿”，给嫁到农村的大姑姥姥接济粮食，给在陕西插队的叔姥爷烙饼，还得给孩子们留着，那是要先数着个儿才能包过年的饺子。

每年冬天，余婶儿天天从家里拿来一小把挂面，这可是在大杂院里谁家的厨房里都不轻易见到的奢侈品。可我姥姥立了规矩，别人家的东西，就是剩下了，自己也不许吃，不能轻占便宜。

那个时候，我家六口人挤住在大杂院里的几平米的耳房，水一烧开，下入面条，窄小的房间里瞬时充斥着清水面条的香气，白色热气升腾，烟火气迅速地弥漫在局促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破碎的耳房顶棚漏着风，可这香气熏染着墙壁上破碎的砖头，闻着都是喷香的。挂面很快煮熟了，据我母亲回忆，那只有一箸子面，挑起来放在碗里，就只有小半碗。

面条少，孩子吃得更少，姥姥一边给孩子讲着卖花儿姑娘的故事，一边把面条捣碎，搅和着一点儿素黄酱，一口接一口地给孩子喂。

我母亲就坐在墙角，静静地等着，远远地望着。孩子一边吃，手里还不闲着，飞舞着小胖手乱晃，在墙上胡乱划拉着，牙齿吸溜咀嚼不断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

孩子吃饱后，面条还剩下了三两根，孤独而又诱人地遗落在汤水里。面条很细，很长，没有一点儿油，只在碗底留下了一点儿根儿，似乎是因为清淡而没有油，而更是沁香。

我母亲当时饿极了，第一次，她如此饥饿又渴望着、眼巴巴地看着这一锅底下仅剩的几根面。

“妮儿，去，出去玩去。”姥姥平静地说。我母亲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生生地没有动。

“快去，出去玩去。”

“你……到底是，去不去？”颤抖的声音，震荡在小屋里。

我母亲眼睛就看着剩下的面条，碗底泛着白光，眼睛一眨不眨，一动不动。

“啪！”姥姥上来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是我姥姥唯一一次打孩子！

母亲哭着跑了出去。那天，几乎是小胡同里的每一间小房都充斥着饭菜的香气。对面“粪勺儿”家的姨奶奶又端出了一盤子炖带鱼，掐头去尾，中间剃掉了鱼刺的大段，用花生油炖香，盛在小碟子里，去喂她的“亲孙子”。那时候的咸鲜带鱼成大段地放在副食店的玻璃冰柜里，一年四季也没人买。住着七八个家庭的大杂院里，只有养子是拉大粪的姨奶奶家，常常买来人人都舍不得花钱的副食。她家没有孩子，没有负担，粮食富裕，拉大粪又是旱涝保收的营生，所以就把大杂院里长得胖乎乎的一个乖巧男孩子当成了她孙子，一发工资，就像喂小猫咪一样，端着一个紫色的小盘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抹着发蜡，穿着旗袍，三寸小脚，一扭一扭地走出来。那天，几乎整个大杂院里的孩子们都闻着香气出来了，男男女女，光眼子的，穿小花裙子的，如同一群饿极的小猫，轰的一声，目光从四方汇聚，都聚集在带鱼旁边，又被姨奶奶像轰鸡一样赶跑。

我母亲就这样哭跑出去，带着饥饿的空肚子，闻着整个胡同里飘荡的香气。从此，我家就有了这样的规矩：别人吃饭的时候，不许看嘴，自己自觉地背过身去。

20 世纪90 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我外公经营着一家国营饭庄，家里所有人都有着正式工作，不要说挂面、带鱼，我姥姥常说，我是在山珍海味的罐子里长大的。但是，这不能看嘴的规矩没有变，不仅仅是一口吃食，一件物品，一套房子，更要做到的是，别人有的不羡慕，不虚荣，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生活。

宠辱不惊，便是老北京的老礼儿。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