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波

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手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主要来自域外工业产品倾销的挤压。此时，距以英国为肇始之工业革命已经150余年，英美德法等西方主要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先后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在矿山、交通、建筑、服装、家用电器乃至食品等生产领域，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上的机械化大生产方式已经蔚然成风。而我国自鸦片战争后即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西方坚船利炮之威压下，沿海和部分内陆城市被迫开埠。民生领域之主要用度，渐为洋货所侵。至光绪三十一年，进出口方面，中国从外国购入之货品已经几倍于出口之货品。清廷经济之运转，除了依赖向洋人借款，甚至到了依赖海外华侨向国内汇款方可得以维持之地步。经济窘迫之情形直至辛亥革命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未之有变。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如果国内实业不能发展，以实现国内财政的充盈，仅靠向列强借款和华侨周济，无法根本改变国穷之运数。因此，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业方面必须实行变革。

一、实业改良思潮之兴起

晚清时期已有业界人士提出，海关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并不能作为一国经济状况发达与否的惟一表征。国家富足的真正实力在于制造业，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果能够满足本国国民之需，而非以购买外货让利于他国，亦能实现国家之自足。中国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维系了几千年即为证明。而现实是当下，中国传统手工业的产品因质量和价格问题，对于民众而言失去了吸引力。人民出于俭省之目的消费舶来品，实非仅由一句“支持国货”的口号可以改变，只有实现本国商品的质量改善，方能根本改变人民的消费趋向，从而实现国货复兴、经济富足之目的。

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军用工业领域中最先学习和引进西方生产机制，后逐渐波及民生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虽国内民族企业奋发图强，但生产规模、技术和设计却始终处于对西洋和东洋企业产品的仿效模式之下，国货消费与洋货相较，其规模和数量亦悬殊巨大。寻之缘由，不仅有洋货成本低下、类型和种类居多之故，亦因国货之生产工艺、质量和性能尚差强人意，未可与洋货之匹敌。关于此种状况，有侯维良者于《振兴华货议》一文中曰：“今者制造未兴，大如布匹，细至针线，皆自外來。吾苟投资广采机械入口，取自国生货，自为造作，以应民间之用，虽投畀一时之现资，而后之取偿於此机械者，正复不少。吾又何尤？及观输入之大宗，则棉布也，煤油也，鸦片也，酒也，淡巴菰也，而进口机器寥寥无几。其中尚有参用外资者，並有外人出卖独办，就地开厂者。掳我心腹，而罔市利。实业之前途，微欤危哉。”[1]这段话，鲜明地提出了希望通过在机器方面的改进来振兴国内实业的愿望。正如商业之争，谓之商战，中外工业之竞争亦可谓“工战”，要想在战争中获胜，必须有所谋略。因此侯氏指出，“兵法曰：批吭捣虚。吾谓工战亦然。拔要害而得寸则寸，进尺则尺，其势顺，其效捷。中国工艺幼稚，然手工精巧之物，尚称为世界特色。苟能取吾固有之工业，设法改良，推广其销路。取吾所无之工业，择要仿制，以抵制其入口。則振兴实业之方针，挽回市面之要领，庶得知矣，尚何难之有哉？”[1]改良一说，一时成为20世纪初之中国工商各界探讨之热点。

民国成立后，国基未稳，战乱频仍，工业改良的内外环境皆属不佳，国货实业经历短期兴盛后，又趋于疲敝。有学者指出，实业不盛，原因不仅缘乎其自体，更与国之政事密切相关。改良之范围，非独囿于实业，更应延至其他方面。举凡国之政治、教育等方面皆在需改良之列。(1)原文：今吾所欲论者，民国改造以后之政治也。夫自共和成立以来，执国家之政柄者，非为尸位和奸之徒，即是窃权卖国之辈。只图一人一家一时之暴利，而丧国民国家万世之幸福。是以致使法律不明，官纪不清，驱全国国民，日入於混沌之境。变全国之敦风，成为投机之俗。使农者不安於农，工者不安於工，商者不安于商，日谋摇尾权斗，夜思嚇诈黔首。得权势者，不耕其食反足，不工其贷反多，不商其财反聚。无权势者，不然。对其天职，虽心劳欲尽，骨劳欲枯，其所得者，除苛吏之征收，强盗之找夺，则所余无几矣。更有甚者，因其财而丧其命者也。是以一般国民，皆弃其天职而就其侥幸之业者众矣。夫实业之动机，在乎欲望。欲望之满足，莫过乎安逸。如上所述，尚有因其财而拼其命者。則实业之害人也大矣。既为人大害，何利之有？既无利，则安逸之欲望之不能满也，必矣。如是，则实业之动机失，动机既失，行为安在？此吾国实业颓废之一因也。且实业之中或农或工或商无一而非以实力而成者也。如上所述，国民之心既趋于投机侥幸之主义，而非以实力不可为之实业之必不能发达于现时之社会也。蓋当然矣。参见：崔士杰《中国实业振兴策》，载《山东实业学会会志》，1917年第1期，第10-18页。而政治、教育等之改良，恰恰又可以为实业发展建立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改良之议提出简单，但彻底实施，达于成功却绝非易事。

西方各国的实业发展之成就，很大程度上与其科学、技术研究相关。即建筑和工业品而言之，没有钢铁冶炼、化学工业方面的科学技术为基础，优质钢材、混凝土和玻璃无从产生，也就不会出现现代建筑兴盛之面貌；家用工业产品亦是如此，如果西方没有解决硬质磁器的化学配方和烧制技术，则其依然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日用陶瓷品。基础科学离不开教育发展所带来的人才智力基础。于当时之中国而言，现代国民教育与西方国家之差距，短期是无法缩短的。而为现实所迫，中国又需发展赶超，所以便有人提出最紧迫的是先学习引入西方已经取得的科学成果，如之所言，“……不过中国现在所急需的科学，是欧美各国已经见诸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什么我们自己发明的新学理。我们要修铁路，当然需要工程学，但是我们不必去求什么工程新学理，欧美各国已有的工程知识就够我们用了。我们要改良公共卫生，当然需要医学，但是我们也用不了去发明什么新东西，欧美各国已经施行的卫生方法，也就够我们用了。我们纵欲驾欧美而上之，也得先赶到他们，然后再想走到他们的前面去。”[2]先以应用科学用之于民生改善，待缩短发展差距后，再行加大发展与国计民生关系较远的科学领域。这是当时我国知识界人士对中国发展迫不得已的现实定位和认为应采取之可行性发展思路。

陶瓷产品向为国人消费品之大宗之一，除陈设类美术陶瓷品外，日用陶瓷和建筑、电力用陶瓷更是用量极大。我国虽有着数千年制瓷之辉煌传统，但一直处于低效率的手工生产阶段。近代以来，无论在瓷品生产规模、效率，还是品质等方面与洋瓷相较，都已明显处于劣势。原因在于，西方近代已经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掌握了窑业生产的技术。1708年德国炼金术师伯特格尔与物理学家契恩豪斯合作，终于解开了硬质陶瓷烧造的秘密。兹后，西方陶瓷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至于光绪末年，中国陶瓷依然因循旧法，无所进步，而西国所制之陶瓷器开始返销中国。(2)节录：中国陶瓷业，自十八世纪以后，渐次現出衰退的现象，即居陶业重心的景德镇，亦多因袭旧法，毫无进步。光绪末年，各省陶业，颇有振兴之象，江西、湖南、四川，俱设瓷业公司，力图改良。因资本不厚，稍受世局影响，即多停顿，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山西、直隶诸省，虽有人提倡改良陶业，多未能持久。外国陶业，則日渐扩张，德国柏林工场之学术用瓷器，法国S＇evres Limoges，等处之日用精瓷，英国之硬质陶器，美国之高庄电瓷，相继发展，销售我国。日本亦因明治维新以后，请德国Wagner博士，教授陶业学理，励意改良，近二十年來，名古屋的硬质瓷器，金泽的硬质陶器，渐次发达，每年输入我国，约二三百万元。参见：邹如圭《世界陶瓷器改进的历程及改良景德镇瓷业的急务》，载《化学工业(上海)》，1931年第6卷第1期，第71-72页。在邹如圭氏看来，西瓷之发展，理由有二：一是政府提倡甚力。如法国、德国皆有国立制瓷所，日本设专门学校及工业试验所，英国大学多设陶科，拨充分经费，有完全设备，请学者努力研究，所以原料精细，耐火器良好，机械全备，烧成窑室逐渐改良，遂得价廉物美的结果。二是工场资本雄厚。如英国、美国陶瓷工厂，俱有巨大资本，完全设备，由专门学者指导进行，所以能实行大规模的制造，出精良的物品。

关于中国陶瓷业衰落之原因，学界认知上同异之见兼存。邹如圭认为主要在于军阀官僚摧残、税则不平等、改良机关缺乏、资本与技术隔膜等方面。军阀官僚借威权渔利于窑业，以景德镇窑业而言，不仅御窑厂窑炉，即使是民窑最好的烧造空间也被军阀官僚用于烧制御用品，而罔顾民用瓷品之利益。小本经营的民窑摄于官府威压，莫敢违抗。税则上，因关税不能自主，进入中国之外瓷，课税极低，而本国瓷器即使在国内销售亦是层层关卡，税费颇重。税费无形中导致中外瓷器成本悬殊，本国瓷品自然无法与外瓷竞争。至于改良方面，外瓷生产有政府经费支持，学者积极研究；而晚清官僚却只知盘剥窑民利益，于改进生产无动于衷。加之民族资本中之多数小型资本眼界不高，只热衷于高利放贷，居奇分利，而非投资于改良生产；技术人员空有热情，而苦于无资金支持，窑业改良难成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吕伯攸先生也曾在其著作中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陶瓷业衰落，主要表现在燃料的供应困难、原料的供应不足、技术的落后、瓷器装饰的不当、制造过程的迟缓、新兴事业还不够标准等方面。[3]

在此形势下，国内一些有志于实业救国之精英有鉴于此，遂提出实业改良之必要，冀望通过先进机器和技术之革新，焕发国货之风采，以敷国民生活之需。

二、晚清至民初博山窑业之式微

山东博山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陶瓷产地，所谓山东窑业主要指博山之陶瓷器和玻璃两种工业。因此地矿产资源丰富，不仅有生产陶瓷和玻璃的各种矿产原料，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充足的人力资源，自元明之后就发展为窑业重镇。胶济铁路自1897年9月开工建设，至1904年6月全线建成通车，并有张店分支铁路直达博山，由此博山陶瓷的运销又兼以海路和陆路运输之利。博山窑业制品向东经青岛销售沿海各县，向西则至济南，甚或西北各地，一时颇为兴旺。根据1935年之前对博山车站之调查，博山窑业制品，每年向外发售者，平均达8 200余吨，价值在60余万元。但好景不长，由于外国窑业产品的崛起，博山窑业产品与之相较，危机逐渐显现。

仅就博山窑业制品的本身质量和生产工艺方面而言，其亦存在若干不可回避的问题。如吴仁敬等所言，“然博山窑业制品，则有种种缺点，难列为上等制品，如形状恶劣，色彩不工，釉易脱落，质欠洁白，且制品多为饮食用品，及便器瓶类，仅占窑业制品之一小部分。所谓卫生磁器，建筑用品，电气绝缘体，物理化学之试验用品，抗热耐酸之磁器则无之。……至于博山之玻璃制品，亦有缺点，如窗玻璃，則含绿色，质脆易破裂，不堪久用。玩具瓶类，则欠细工，且多泡筋，斑纹，未臻完善，总之博山玻璃制品，除玻璃丝差强人意外，余均难称为上等制品，盖当地窑业各户，因袭旧法不知改良，亦未有提倡改良，引起其进趋之兴味者，如原料之粉碎，精制，调和，成形，制品之施彩，挂釉，烧制，包装，贩卖，组织，均未脱古来旧习。能率既低，出口亦迟。”[4]晚清光绪年间，该地曾成立博山瓷业公司，据马清源1923年调查报告说：该公司系山东工艺局附属工厂，开办未久，即以经营失策，管理乖方，歇业，今由一位姓黄名华者(3)黄华，字丽斋，陕西同州府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任淄川知县，以道员归山东候补，二十年(1894年)离任调省，二十八年(1902年)山东创立工艺局(称工艺传习所)出任局长(侯补道)。继承经营。但据马氏报告中所描述，此时经营状况亦不理想，改良方面并无实质进展，仅止于勉力维持而已。(4)节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曾以资金二萬元，设立瓷业公司。以谋品质之改良，出口之增加，及职工之养成。但以管理非人，经营失当，年年赔损，遂于民国三年歇业。今闻归一前清官员，名黄华者承办。场内有窑一座，所制货物纯为粗货，如农家所用黑色碗碟，蓝花茶器，扁瓶尿器之类。厂内工人，有三十四人左右。其总管人名张恩田，犹带有发辫。是人似对于窑货之处理颇有经验。询其场内组织，据言其经理姓陈名斗严。系黄华所派，以病未在场。询其制品烧成之温度，則不知，问起资本，亦不答。询其执事工人月薪若干。据言在厂工人，皆不支薪金。只按事之难易，职之轻重，分享成货，充作薪金。是种办法是否可以普遍应用，颇有研究之价值。闻当年初开办时，购有机械不少，但实地一察，其机械已混投乱掷，所存无几，不复可用。中国自古技术方面，最守秘密，即此工厂内之职工，制造如此粗劣下品，问其调合，询其烧法，犹吝不说明。意谓(我的推想定是不错)这是我們的饭碗，豈可轻易告人。中固欲谋振兴实业栽培工人，对于各种工人应施以教育，改良其头脑，不然空言提倡，即舌敝唇焦，声嘶喉哑，亦难生效。参见：马清源《窑业博山窑业谈》，载《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23年第10卷第1112期，第7-8页。

博山窑业之传统琉璃工艺在明代曾经一度兴盛，主要生产建筑用琉璃砖瓦、琉璃陈设品和玩具等。晚清玻璃制造工业在其基础上发展，但因采用的制造工艺和设备落后，质量低劣，没有打开销路。虽在1903年成立官商合办博山玻璃有限公司，聘请德国技师，试图改良进步，然而因方法不善，归于失败。(5)节录：博山玻璃公司系于西历一九〇四年所设立，当时德人进据青岛，筑铁路，修码头，着着进行，开发山东宝库。如坊子、淄川、博山、各处炭矿。其他如金岭镇铁矿、茅山金矿(后由我国人民力争开采作罢)等，皆为著名事实。山东人士当时大受激刺，遂锐意挽回利权，力图进行。博山玻璃公司之设立，蓋当时权利挽回运动之结果也。资本金共十五万两。山东巡抚衙门负担五万两，其余十万，则归商民负担。资金招足，遂设立博山玻璃有限公司於博山之柳行庄，厂址宽广，规模宏巨，厂内设有熔解炉大工厂一所。又有机械室打铁厂蒸汽机械室，容器放置室机械粉碎所，原料调合厂、商货处、会计房、砖瓦泥工厂，其他又有职员办公处，及宿所事务室、制品陈列所、瓶类放置处。该工厂所用之原动力为四十马力之高高压机关。至一九〇六年，该工厂始设备完全，开始营业。当时与德人订立条约厂内只雇用德人技师一名，后以种种不得已情形，乃雇用德人六名。以顾恩远为总经理，制造板形玻璃及西式皿器。营业未久，则以中国职员多系官僚出身，不谙营业规则，处置多有失当。遂与德人意见冲突，而制品亦多缺点，不符所望。且厂内花费过多，制品不得不高价出售，因之贩路塞闭，事业不振。至一九〇九年德人雇用条约期满去职，该厂又聘日本技师两人，继续营业。然该两日人系职工出身，遂有实地之经验，而无素习之学识，乏缺化学知识，而不能根本改良，制造如意，且品行低下，不得公司之信赖，旋即解职。而该公司由此营业停止，立陷苦境，负债累累，积财涸竭，遂施用中国人道传之特別手腕，多行不义，弥补一时，其间吞没挪用情弊，当可想到。至一九一一年，该公司遂宣告破产。一切房屋、机械，竞为中国银行之抵押品矣。参见：马清源《窑业博山窑业谈》，载《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23年第10卷第1112期，第12-13页。为此，李光第曾为此表示忧虑，感叹于博山窑业有如此得天独厚之资源条件，若不能很好地发展利用，改良发达，很容易发生为外人(应指德日等国)觊觎占有之危险。(6)节录：新城长山等处产皮硝。两平庄产石英，二者皆系玻璃之原料。而博山之玻璃厂尤夙负盛名，从来土人以古法笨炉炼制，蓋有年矣。是等制者，初无科学智识，又乏特别研求，则所制之品，色不纯净，彩不鲜明，大不为今世人所欢迎，故业日式微。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尝组织一官商合办之博山玻璃有限公司，资本十五万两，并聘德人七名为技師，意必亟意改良，进步迅速，可拭目而待也。不意办法不善，终归失败。今也制品之劣窳，仍无异于曩时。倘吾东人常此昏昏，天赋特利，弃之如夷，犹不知注重窑业，亟求改良，或惹起外人窥窃，則其危险，更不堪设想矣。参见：李光第《谏往追来之山东实业》，载《山东实业学会会志》，1917年第1期，第19-28页。

1927年-193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短暂的恢复，即所谓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我国民族工业开始有所起色。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西方窑业制品在中国的倾销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外国窑器因为精美悦目和价格较廉，乘机占领中国市场。以至于当时国人“……争夸阔绰，崇尚虚荣，如茶器饮食用器，以及花瓶饰器，莫不嗜用洋货，取给异邦。”就山东而言，早在1917年后对外国窑业产品的进口就已经十分可观。“但就青岛一港输入之陶磁器观之，民国五年一千二百五十吨，六年一千三百二十吨，七年一千五百三十吨，年年增加，着着输入。试至济南各菜馆各公所，各阔绰门户一查，几无一处不有外国制造之菜碟、茶器、饮食、磁器，此项漏巵，年达巨万，国家民人，两蒙其损。”[5]

有鉴于博山窑业之衰微，山东部分明达之士不甘心坐拥资源宝库而不能实现有效之开发，反而每年以巨万之资财去购用外国窑业产品，认识到若想真正振兴国货，必须从政府、教育、研究和宣传诸方面重视起来，方可促进中国窑业产品之改良。

三、博山窑业之改良

事实上，博山窑业改良的初步尝试，从清末宣统年间即以开始。商人王永恒在1907年开始试办窑厂，并在瓷品质量上取得了一些进步。此事由庚戌三月初九日《申报》第一张后幅第四版刊登的一则新闻可知。新闻名曰：博山改良瓷业人员之请奖。内容为：博山瓷业自上年工艺传习所调查后，因选商人王永恒赴博试办，先后详请拨款购地建窑等事。迄今三载有余，王君竭尽心力考求烧制各种瓷器，日有进步，如电瓶、缸管、水管等物均经送部考验，能与外制相抵，即青花仿古各件亦均能畅销无阻。日前劝业道与工艺传习所会详抚院，请援照《农工商部奏定奖给商勋章程》第四条，“能就中国原有工艺美术翻新花样，精工制造，畅销外埠者，奖给勋顶戴”等情，赏给王君永恒以五品奖札，其在窑厂各工匠，尚有六人随同始终不懈者，亦宜酌奖八品功牌以资观感。[6]此事如若系客观报道，而非虚捏伪造的话，则应属于官方层面对博山窑业改良活动肯定的明证。亦知清廷之农工商部之章程，业已对改良传统手工艺有所关注和呈现。只可惜，此时的清廷，国祚已尽，于工业改革上的些许鼓励，实难挽回大厦之将倾之形势。

就在辛亥革命已经发生的当年，辛亥十月初五日《申报》第一章后幅第四版又刊发一新闻道：“博瓷改良之进步。工艺传习所前在博山设立专窑，业经数年，黄道提倡改良，加精制造，形式仿古。日昨由博运来特别花瓶数种，花样翻新，绘法精致，现已排陈列所出售，颜色灿烂，较前有加，则东省瓷业之进步，由此可见一班。”[7]此工艺传习所创办者，正系曾出任工艺局局长的黄华，官级为候补道台。此时中华民国尚未成立，因而新闻中沿袭清代官制称其为“黄道”。当时黄华意图利用新技术实现对博山陶瓷业的改造，提高本地陶瓷产品的质量，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培养技术骨干来促进窑业技术发展。但是上述新闻文字可见出，其送至上海展陈的瓷品多系仿古瓷，主要在花样、绘画和颜色较前有进步，应该主要为美术陈设瓷器类。至于适应民用日常和工业用瓷方面，未有提及。淄博当地市志资料也曰：工艺传习所对工艺设备的改进并不突出。据《续修博山县志》和《淄博陶瓷发展史料》记载，当时的生产不过是“半沿土法半用新法，除研究的白瓷、烤花、着色等外，也进行仿古陶瓷方面如茶叶末釉及艺术瓷的试验研究”。[8]1910年，有陶瓷艺人陈希龄(7)陈希龄(1878-1962)，淄博市博山区山头镇人。陶瓷技师。出身于陶瓷世家，身有残疾，年幼即随父学艺。早年主攻原料、造形技术，20岁时用当地原料仿制紫砂器，以胎质细腻包调纯正闻名业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山东省工艺局在博山创办陶瓷工艺传习所，局长黄华对其作品甚为赏识，遂聘入所。在博山工艺传习所研制成功茶叶末釉，即俗称“鳝鱼黄”，使失传数百年的这一历史名釉恢复生产。1911年，他在博山工艺传习所研究白瓷、烤花，出品尚佳，后因受颜料所限未能推广。此后又试制成功“鳝鱼青”，达到中国名釉的最好水平，投产后销往国内外。1914年，博山工艺传习所由博山商会会长石冠英继任总办，隶属山东省工业局。不久，该所改称瓷业公司。兹后几年，陈希龄陆续在电气用瓷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此事1919年《安徽实业杂志》有载，题名曰：“济南博山瓷业之新发明”，内容为，“博山瓷货向为大宗，惜业是者多不学无术，泥守旧法，甚鲜改良。近数年来始有稍稍研究者於各项碗碟，已大有进步，而茶壶茶碗尤为精致，瓷质与外货并无差异。惟红色尚未得法而火力过强及时有破绽。日前该县第一高等学校诸教员往山头庄各窑厂调查一切，拟就其缺点研究改良。有陈君锡龄(注：“锡”疑为“希”字音讹)者发明各种电气事业所用之瓷瓶螺旋等，甚为适用，每套仅售洋二角，该县电话公司业经购用，济宁电灯公司亦往定做，但陈君资本短少，并未自筑窑炉，系他人代烧，出货甚少，顾生意殊难发达，现该县学界同仁拟组此项公司大加扩张矣。”[9]

博山窑业改良进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应为1931年，博山模范窑业厂的设立。该厂由山东省农矿厅举办，开办费万元。据《淄博陶瓷工业大事记》一书中所记，早在1924年，山东省工业试验所便写出报告，建议实业厅呈请省府在博山成立窑业试验厂以改良山东陶瓷。1929年山东省政府工商厅拟就博山玻璃公司厂房建省立模范窑业厂，后因政局不稳，稽迟未办。1930年山东省农矿厅工商促进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通过“博山县政府拟呈提倡陶瓷器、玻璃、土洋瓦等工业计划书”。同意请省政府酌量免税并筹设官厂，以资振兴博山陶瓷。[10]

1931年1月27日，山东省农矿厅为筹建模范窑业厂案发布训令，委派技正孔令恒、技师杨法权合同工业试验所技师马清源，前往博山调查陶瓷业。当年4月份，借博山旧玻璃公司为厂址，开始筹建博山模范窑业厂。建设过程中对原玻璃公司中一些旧设备详加查验，能用则修理，不能用则拆卸，此外又制造和购置一部分新的设备。据文献记录，该厂设备和人员情况为：“所用窑炉，系将用倒焰式窑，业经算成二基，每窑可装径三寸六分汤碗三千余件。从唐山购到大球磨一台，漏泥机一台，吸泥石水一台，成坯机轮十四台，粘土三角爪压出机一件。又由济订购球磨二台，作匣钵机轮三台，搅泥机二台，足蹬制模机轮一台。其他修理机械，安装零件，均由大陆、博盛祥两铁厂包办。刻动力机安装就绪，成坯机行将完工，不久即行掘采原料，动工制造。所用原料，以矿商朱炳崑矿中所产之磁土为主要原料，若能配合适当，应用得法，烧到火候，出品定可与江西普通品相媲美。所有绘画烧窑成坯各项工人，均由唐山窑厂聘雇熟手。行见博山窑业，将从此厂发达改良，大见进步云。”[11]模范窑厂成立仓促，经费十分有限，房舍均在旧房基础上稍加补葺，比较简陋。机械设备和动力也是应用旧玻璃公司遗品，多年废置，仅补修就所费不少。因此，时人杨仲衡认为该厂，“设备上虽称应有尽有，然就‘模范’二字言之，不无名不符实之憾，蓋亦难矣。”至于模范窑厂出产的产品情况，杨氏如此说道，“磁窑种类颇繁，窑厂又系初办，欲就社会上应用之各种磁器一一制造，势所不能，无可如何，只择其简单应用之物品，先行制造，刻厂中所出物品，共计三十余种，不外家常用品，饮食茶具文具美术品等件，卫生器正在试验制造中，月出六万余件，年可生产七十万件，区区产量固无救于实业，然培养滋长，实为发展窑业之基础，……刻窑厂出品，种类既虽求全，质地尚需研究，社会人士诱掖奖进之中，宜于体谅困难之意，群策群力，共起指导，以求进步则幸矣。”[12]应该说，字里行间还是对该厂初办期间的产能和质量以很大程度的理解和体谅，并对其所承载的示范性价值给予了肯定，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支持。1934年，《海王》杂志刊登的《博山模范窑业厂调查》中也介绍道，“该厂每月可出大小透明瓷器6万余件，每年出品70余万件，均系日常需用制品。该厂出品，现由青岛国货公司经理分销各种透明瓷器，式样优美，价值低廉，却堪与舶来品争胜，甚望国人极力提倡购用国货，以挽回漏巵也。”[13]山东模范窑业厂产品类型和质量究竟怎样？笔者没有找到关于民众消费此类产品方面的文字。但却在当时的期刊报章中发现了官方层面发起的宣传和消费引导。如1934年《黄县民友》中的一则题为“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出品，县府令各机关尽先购用”的倡议写到，“县府顷奉省府训令，以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场所出之各色瓷器，品质精良，价格低廉，而因广为推销藉杜漏巵。特通令全省各机关尽先购用，以资提倡，而利国产。县府奉令后，已转饬各机关知悉。兹将该厂货品价目表披露于后，藉供各界选购。”[14]此处所言之“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场”即于1934年7月1日由“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改名而来。改名后的窑业厂由时年28岁的青年工程师王澄科任厂长。经其用心谋划，惨淡经营，1934年9月开始生产出产品。该厂以改良陶瓷为主，故偏重试验，不以营业为目的。产品有40余种，系家常用具、饮食器物、文具、化学用品、电瓷和卫生器等。产品试样及瓷质力求改进，并仿制江西瓷、英日瓷等。但初时因瓷质差，又受日货倾轧，销路不广，以致年年亏损。《黄县民友》中的这段文字中引证了这一状况，冠以省府训令的口吻，先行要求当时的地方机关人员带头购买使用。既是省府训令，可以推想在山东省内其他县区应该也会遵照传达。这说明，在1934年窑业试验场的产品尚在推广阶段，一般民众对于此类瓷器的消费尚不为多，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应是比较有限的。

更名后的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场生产情况如何呢？1935年，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社员崔浚和刘宝瑹曾经到该厂进行为期三十三天的实习，每日与工人同作同息，体验了部分生产过程。在他们的实习报告中写道，“厂内分总务、制造、营业三股，处理厂内一切事务，全年经费75700元，工人百余名，每日工作十小时，终日熙熙攘攘，颇有朝气，厂内出品，以日用普通之磁器为大宗，此外各种磁器物品及各种耐火砖下水道等，亦不时制造，试验室现正在建筑中……”[15]此时尽管各项设施和人员仍不完备，但也算步入较稳定的生产状态了。

1937年抗战全面暴发后不久，淄博陶瓷陷入滞销状态，部分窑厂与手工业户停产。12月30日，博山沦陷，陶瓷生产全部停顿。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山东省实业厅将“山东省窑业试验厂”作价100万元(伪币)拍卖给日人成立“名古屋碍子株式会社”。后改名为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并附设“大野制陶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博山窑业百废待兴，能够生产产品的仅剩十多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仍属省营的山东省模范窑业厂。据1947年《申报》发表的记者对博山地区的窑业调研情况，我们大略可以了解该厂的设备和生产流程等情况。至当年二月份，该厂已可大量出货，计算月出瓷器二十一万件(内三分之二为电瓷)，耐火砖三万块(异型砖在内)。所有制瓷应有之机器设备如卧式锅炉、水管式锅炉、立式臥式汽机，碾、球磨、镟碗机、钢砖土粉碎机等皆已设置齐全，其制造程序大致如下：

(1)原料——粉碎机——转轮粉碎机——球磨粉碎机——横式搅拌机

(2)成坯——造模——造坯——镟坯——整理

(3)施釉——喷釉——烫釉——浸釉

(4)烧成造炉盆——装窑——烧窑——出窑——拣选

(5)彩画——(贴花、绘画、刷花)烤花——成品

窑厂生产陶瓷器及化工材料(如各种耐火、耐酸、矽、镁钙砖)，整个生产流程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的方式，但如果要扩大产能，从设备和人手等方面来说，还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王澄科曾向记者介绍，博山当地磁土铁质较多，色泽稍逊。但是如果全厂完全修复机械，装备齐全，并开采能够做高压电磁及精美瓷器的胶东文登之瓷土，实现原料充足，工人达到四二七名时，当可月产瓷器六十万件(含电磁三分之二)、耐火砖四十五万个(含异型砖在内)。则博山瓷器出品之多，品质之优，较之景德镇，当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景德镇瓷器迄今尚停留在手工业时代，出品少，成本高，本厂则系机器制造，出品多，售价廉。[16]后来在改用文登瓷土后，试验厂所产瓷质有所提高，销量也增加，销路北至天津，南至徐州，东至青岛、烟台，商贩拥塞，货无积滞。不但免去了亏损，且每年都有剩余利润。

抗战之前，博山玻璃业共有工厂53家，工人2 000余名，年产200吨，出品主要的为各种灯罩、水瓶及文具等。主要原料为石英、白砂、紫石、洋碱、皮硝、火硝、青土、甘子土等，其工具为炉，有座炉、溜炉、平片炉、圆炉、坩埚炉，吹管模型、压力机、平片石轮车等。王澄科还计划于当年下半年起增设玻璃制造部，同时已成立之研究室亦拟大加扩充，俾随时分析、测定，并研究各种原料之组成，而有所改进。

解放战争期间，博山窑业因战事波及，几度停产歇业，山东省模范窑厂改良工作近乎停顿。1946年淄博二次解放，该厂又更名为“景明窑业厂”，至1948年4月景明窑厂改称“鲁丰磁窑厂”。1949年春，鲁丰磁窑厂更名为“山东窑业厂”。除生产少量细瓷外，重点发展耐火耐酸器材及电瓷。从根本上说，其所生产的产品类型依然建立在以窑业试验场期间改良基础之上。

四、结论

20世纪上半叶博山窑业的改良运动，是对外国窑业制品不断倾销情形下的被动地，同时也是必然地反应。从表层看，这是一种工商经济上的竞争，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山东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对于国力振兴、救亡图存的觉醒。从文化上看，运动体现出了对我国传统窑业的重视和维系，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其在现代化生产关系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从而促使国人奋力革新，以求复兴。博山窑业的改良活动，是近代中国窑业改良进程中的典型例证之一。从光绪年间的工艺传习所到民国时期的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不仅试验经费拮据，研究人员和熟练工人也不充足，在设备和人员的管理方面也遭遇了不少波折。导致窑业改良运动命运多舛的不仅仅是设备和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一个稳定的国内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作支撑。这一时期的改良试图在生产领域立竿见影，达到尽快缩短与外国窑业之间差距的目的，虽然媒体也大力宣传引导，但总体上处于试验阶段，因而对窑业人员的规模化教育培养尚无从展开。总之，博山窑业生产改良十分必要且颇具探索意义，在窑业机械化和化工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窑业产品生产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成为山东窑业发展史中弥足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