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43年的小说《第一炉香》，以张爱玲刚刚结束留学的城市——香港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葛薇龙在纸醉金迷的香港洋场，由一名清纯的学生沦落风尘，转变为一名高级交际花的故事。随着主人公的转变，香港城市精神的内核也展现无遗，体现出20世纪30、40年代香港华丽的外表下，人们内心焦虑的社会心理意识。张爱玲清醒地站在第三人称视角，书写香港的社会伦理关系，表现在亲情面前，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与心理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第一炉香》上映于2021年。从上海远渡香港留学却又戛然而止的张爱玲，对于香港这座城市在历史演变中的社会表现有着自身的理解与对香港城市精神文化的追溯和判断；成名已久且多次改编张爱玲故事的许鞍华，抱着对张氏故事的解读，站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演绎了一出更具有现代意识的城市故事。

1 华丽凄冷的城市景象

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悲哀的城。[1]”华美在于外在可见的繁华与热闹，相较于彼时的祖国大陆，香港经济发达，城市先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华丽无比。且在这华丽的外表之下，各种文化和体验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副繁华。

梁家大宅的豪华布置，南英中学女学生精致的装扮，葛薇龙豪华的游艇婚礼，都凸显了香港城市表面上的华丽景象。小说以及影视的描述和呈现大部分以梁宅为场景，屹立在半山腰的豪宅梁宅，可以说是当时香港城市的一个缩影——豪华的园子，迎来送往的各国人群，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通过了解梁宅的形象刻画，便可以感受到香港迷人的华丽景象。

但“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来的一只金漆托盘。”却也显露出梁宅看似豪华的躯壳实则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宛如空中花园一般。也暗示着这座城市虽然拥有华丽的外表，但是在殖民统治下，各种势力的不断侵入，最终将它变为脱离现实的一个怪异变种。小说后面张爱玲也多次对梁宅进行了外在形象的描述，说它是聊斋里的鬼屋、皇陵，甚至是说它是冻在冰块里的薄荷酒，也如许鞍华着力刻画的那表面盛大，内里难言的婚礼一般——醒目的登报宣传，背后烙印着游艇上众人复杂难堪的关系与各自内心的阴暗想法。总之，香港这座城市与周边是截然不同的，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成為了殖民统治的工具，与周边是决裂的。自然，各种华丽景象也建立在这种自我封闭式的基础上，如覆在巨大且混乱的调色盘上的一层鲜亮薄纱。

这种外在华丽的景象，只是为了取悦西方人而突出的一抹东方色彩，就像梁府太阳椅边的红字灯笼一般。当年的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相较传统儒家社会氛围仍对文化生活具有较大约束的上海，此时的香港，洋场社会已经牢牢占据上风，所以她有着如此深刻的感受。正如她所说：“这里不但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晕眩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2]”主人公葛薇龙作为张爱玲笔下众多悲情女子中的一个，被香港华丽的外表所迷惑，迷失于光怪陆离的上流社会。但自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影响的她，也渴望传统的婚姻关系，最终沉沦于不切实际的爱情当中。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洋场生活，及时享乐的上流社会风气，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香港社会，都对葛薇龙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产生深深的诱惑——就像电影中司徒协带她选购钻戒时那些静静躺在橱窗里待人选购的华丽钻戒，最终她也成为摆在这座这座城市中待价而沽的精致商品，被这城市华丽的景象所征服，成为洋场的佐料和牺牲品。

葛薇龙一方面沉迷于华丽奢靡的物质生活，同时又在精神上苦苦挣扎。她会在玻璃门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在镜像中感受到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华丽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受到西式教育的女学生也是为了取悦西方的喜好。从建筑物到女学生，都充满了取悦的意味。香港城市华丽的外表，是为了讨好和被观看的，而这个观看者便是具有掠夺性的殖民社会。将大环境下的香港文化氛围与主人公的命运进行巧妙连接，一个堕落的东方女性形象，城市香港华丽外表下的文化象征，也是葛薇龙实际的命运归宿。

2 洋场铸造的城市文化

《第一炉香》所书写的香港，表面上华洋杂处，内里却也泾渭分明。“中尉以上的军官，还不乐意同黄种人打交道呢！”是葛薇龙在经历了由梁太带领的三个月洋场体验后得出的总结，除了讽刺其姑妈“社交圈子”的轻浮与短浅，亦体现了当时香港华洋杂处之下隐含的社会等级秩序。行英国规矩的香港，城市文化已然西洋化了。

灵魂烙印上了洋场印记的香港，自然会对其中的芸芸众生产生影响。乔琪乔作为中葡混血儿，在其中诞生、成长，有着自己对这套文化的适应与表现，但是对于突破了保守传统文化，见识了西方开放文化的梁太、葛薇龙等人，便也不再有传统的道德标准了。中国人所注重的传统伦理文化由她们演绎成了纯粹的利益关系——梁太嫁到富豪梁府，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她的物质需求，更是“专候他死”，只为享用梁家的财产；在葛薇龙到来之后，又利用葛薇龙为她钓男人；乃至葛薇龙婚后，也通过贩卖自身来供养乔琪乔。传统的儒家伦理关系被洋场异化，葛薇龙成为了梁太和乔琪乔的工具，也成为了洋场文化浸染下的香港社会的一个标志。许鞍华也给了这样的葛薇龙另一个归宿——婚礼后的她，未来也将像梁太一样，站在同样的位置，行同样的事。

当时的香港正在按照西方的思想文化需求来进行自我塑造，并在这过程中抹去中式传统思想的色彩。除了南英中学媚外而滑稽的学生制服与各色有助于巩固殖民制度的外语课程外，梁府的各色陈设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从小说到电影，《第一炉香》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梁宅。作为彼时香港城市缩影的梁宅，虽是中国人的居所，却会在“传流线型的几何房子上铺上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除了建筑本身的中西混搭，在颜色上也会有混用，“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3]”在院子里，不仅有中国的楼阁，还有美国风的圆柱以及英国式的花园，立体式布置的客厅里，甚至还供奉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观音像。本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在殖民影响下逐渐边缘化，成为讨好和献媚上流社会的工具，逐渐丧失了最初的传统文化元素。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弱化，也暗示了香港在本土文化上的退化和城市原本传统文化认知的逐步丧失。

3 城市书写下的文化焦虑

“文化”指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在文学语境中指的则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是一种强调传承性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科学艺术。

《第一炉香》置身于20世纪30、40年代的香港这一复杂的场所——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中西文明、新旧势力都在暗自较量、角逐、甚至厮杀。在这种复杂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然会由于周边生活场景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进而产生“文化焦虑”。“文化焦虑”具体指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即人在所生活的世界中意识到障碍，生活的意义出现相应的困难和危机，由此在心理、行为以及语言上出现一定的冲突性体验。这种文化焦虑在《第一炉香》中体现在为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和场景与西方外来文化浸染的香港城市洋场文化和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故事在晚清和现代的交替社会中又构建了一个“小社会”，在梁太的客厅中，古老中式建筑和现代西方陈设不断进行轮回交替，在这交错期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和焦虑的情绪。葛薇龙是从上海来到的香港，她的“根”源于上海，在她成长过程中，更多的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可以说，在思想上，葛薇龙实现了由清纯到圆滑的转变。在梁太的“帮助”下，她进入了上流社会生活并且慢慢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认同了区别于传统文化的香港城市上流社会的文化。也就是葛薇龙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到对西方文化的认可，实现了表面顺利的转变。然而，很快葛薇龙发现自己虽然看似跻身于上流社会，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焦虑——虽然身份地位发生了转变，但她的不安全感反而大大提升。在传统文化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她，依然渴望能够拥有名正言顺的“乔太太”身份，始终无法做到像她姑妈一般嫁入做小。虽是“名媛”，但仍对爱情充满了期待的她，自然也由这份根深蒂固的期待导致了愈演愈烈的焦虑，而且是由最开始的生存焦虑转变为身份认同焦虑。即使到最后，她成为了名义上的乔太太，但是和站街的妓女先比较，她会苦笑着认为自己和她们并无什么区别——“本来嘛，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以，我是自愿的！[4]”这也成为她最真实的焦虑表现，就像影片末尾，葛薇龙神情泯灭地无助地朝车窗外呐喊——纸迷金醉的生活中，她可以暂时忘掉自己的身份，但是一旦面对真实的生活，从小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传统环境氛围，使她割离、使她对现在的生活产生陌生感，就像不止一次妄想逃离香港的她，最终却也无法等待离程轮船的起航——哪怕重新穿上初到梁府时的学生制服，她也无法再与现在植入的一切割舍了。

所以，葛薇龙发现，自己原先拼命想抓住的生活与爱情并不是有血有肉的。在香港上层社会的眼里，她是一个身份高贵却又卑贱的“名媛”。或许在真正的“妓女”们看来，葛薇龙和她们有着云泥之别，但这种身份上的尴尬，只会使作为亲历者的她处于两难的境地。上升到社会心理层面，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导致殖民地的众产生身份焦虑，对传统社会的人民、政治、文化，都是陌生的——即文化之“根”的失落感。葛薇龙被这座城市华丽的文化所诱惑，但是自身的焦虑却又需要利用变迁文化思想的方式来安抚，完成自我欺骗的婚姻。《第一炉香》伪装于西方文明之中，实则道出了中西方文明碰撞下异化的人性。同时又在遵守文明秩序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展现出香港城市文化的焦虑因素。

4 结论

20世纪30、40年代的香港城市，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相交融的地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西方殖民地之下。因此，香港這座城市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第一炉香》的小说以及影视，表面上描绘的是梁府，实际上却暗指香港这座城市。香港的特殊性，造就了她外在形象的繁华与热闹，各种新奇的文化与异国的体验，都可以在此相聚。正是因为它特殊的文化身份，造成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离席与缺失，迷失了根基和自我。最终只能是在不断的异化当中去迎合殖民者的需求，以此换取到自己所想要的利益。在各色人群以及利益纠葛中，香港产生城市文化上的焦虑；外在华丽的景象下，隐藏着相应的悲哀，极致、冲突以及各种不合理的存在都获得了相应的可能性。在一个这样怪异的城市里，荒诞又真实的《第一炉香》也变得合情合理了。■

引用

[1] 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2]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纸上电影[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5.

[3] 王新鑫.张爱玲《第一炉香》里的女性焦虑意识新解[J].名作欣赏：评论版（中旬）， 2021（12）：3.

[4] 张元.中国现代小说日译本中跳跃的节奏之美——滨田麻矢译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为例[J].空中美语，2021 （2）：201-203+212.

作者简介：何家洋（1997—），男，广东梅州人，本科，毕业于深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