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民众的精神健康造成了重大的影响，2020年以疫情为影视创作的时代背景，从中挖掘积极向上、温暖人心、振奋精神的真实事件改编成影视作品，在激发人的积极情绪、使人心灵得到净化与鼓舞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电影《中国医生》、纪录片《同心战“疫”》《中国抗疫志》《冬去春归》等。随着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以疫情防控常态化为特征的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并不意味着危机已成过去，社会心理的问题如影随形，观众的多元情感和压抑情绪需要抒发和缓解，所以影视作品取材也需随时代而变，充分提供人文关怀，发挥其对社会心理的调节与引导作用。笔者将立于此并以实例出发，从影视作品的题材选择创新、隐秘职业聚焦、观念表达重塑等方面探析后疫情时代影视作品创作的新风向，寻求人文关怀影视化的新解法。

1 题材选择突破传统生死隐语

弗洛姆在“社会无意识”的观点中指出，社会通过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个途径来压抑无意识[2]，其中语言的压抑可以理解成：在每个社会阶段的特定语言系统中会有意去除或本就缺乏某些话语，以达到抑制某种意识或情感的目的，如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死”多不采用直接描写、正面抒发，而是衍生出诸多“隐语”来间接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的长期历史积累之上，大众对死亡的看法受到这些思想互相浸染的影响，对死亡多采取否定、逃避等负面态度，甚至会尽量避免在言语、文学等作品中对死亡的主题有所提及。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经典表述，或许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3]，影视作品虽然离不开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活着”才是永恒的主题。反观疫情之前的影视作品，“死亡”多作为情节碎片出现，如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元素、某些类型电视剧的常用转折、疾病的最终结果或在构建对主人公个性风格影响颇深的“童年经验”时担任角色，而整体以“殡葬往生”为题材内容，以突破传统的生死观念输出为主要脉络，围绕符合时代变化的死亡延伸话题展开深入探讨的作品仍占少数。

回望2022年前三季度，影视作品在题材选择上进行了全新尝试，开始对突破传统生死观的题材进行深入挖掘。第一季度有综艺《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节目在延续帮助年轻人适应职场生活、勇敢踏出步入职场第一步的核心理念之余，充分与法医近距离接触生死的工作日常、内心世界相结合，在每一期考核案例的主题设置上都融入了对生死话题的深度思考，共同关注案例背后具有普世性和实效性的社会现象，让更多人对生命和死亡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直探生死延续的深层话题，生命消逝之后如何延续价值，在一组组肃穆的空镜头中给了观众思考空间，也用画面做出了无声的回答。第二季度电影《人生大事》上映，日常提及“人生大事”，多想到的是喜事，而《人生大事》视角独特，故事围绕名为“上天堂”的殡葬店展开，虽然泪点、笑点和戏剧转折点的人为痕迹还有待细致打磨，但是将小众边缘题材搬上大众银屏放映的大胆做法值得肯定。这部电影力求写实地表现我国殡葬行业，是拓宽艺术视野的开始，但并不是结束，接踵而来的是第三季度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这部电视剧更是直面往生，以旁观者的角度逐渐入戏，见证往生者的生前身后，折射生死面前的众生群像。接连的突发事件搭建起感悟生死的整体脉络，在无常消逝中体悟生之可贵，从对死亡的恐惧转为坦然面对、心生敬畏，在成长中学会告别，體味当下人间真情之可贵。在众生皆苦的剧情背后存在若隐若现的积极——死亡不是终点，带着双份的希望活下去构成了生的价值，不困于负面情绪，不悲于世事无常。在后疫情时代，让观众感受带有积极内核、人文关怀并关注到他们多层情感需求的艺术作品，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情绪，人能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意愿也就更加强烈，这也是在后疫情时代扩充国内影视题材的意义所在。

2 人物聚焦隐秘职业群体成长

“文学即人学”，影视亦然。后疫情时代的影视作品在生死观表达上进行了突破传统之重塑，拓宽现实主义题材，将创作视角聚焦于具有隐秘色彩的职业群体，这些职业在传统生死观念和隐语压抑的影响下，一度被国内影视创作规避或忽略。而后疫情时代对隐秘职业的聚焦为国内影视表现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其说影视创作借用以该职业为创作轴心发散出来的故事为观众提供了陌生化审美，倒不如说它在用中国观众熟悉却又被集体无意识忽略的职业形象唤起大众共情，进而拓宽个人认知和价值观念边界，助力影视作品生死观的重塑表达。

布希亚德认为人们在凝视电视时所达到的那种忘我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窥视欲”的生产和再生产，影视作品可以让观众窥探距离自己生活较远的职业群体和生存模式，自然会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度。大众窥探欲望得到满足的同时，创作者应思考的是如何丰满特殊职业群体，引领观众入戏到角色成长过程，进而为生死观的重塑表达助力。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生死观念的作用下，难以被世俗理解或认同的职业大多需要当事人经历成长建立起强大的信念感，这种反映人物思想斗争的摇摆过程更有利于影视作品在情节安排上以职业和人物为发力点，构建中国化故事。这些与死亡直接相关的职业群体更易触及人性深处，对生命与死亡的见解自然流露，观众更易入戏，从人物的成长中感受共情的力量，感知作品所欲传递的核心理念。《三悦有了新工作》是国内首次将影视表现的职业聚焦于殡仪化妆师，同时用大笔墨去描写临终关怀医生之困境，主要角色尤其是赵三悦的个人成长与观念转变代表了九五后群体视角。作品采用了经典的“闯入者”叙事动机——接触殡葬行业并非主人公本意，这只是现实给她困顿生活提供了一个契机。从不得不克服恐惧从事殡葬行业到主动承担起殡仪馆工作的压力和责任，从机械化地完成任务到用温度送往生者最后一程，故事发展隐含的成长过程包含了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学说中本我“快乐原则”、自我“现实原则”和超我“至善原则”的冲突与转变。最初赵三悦只想以本我世界的快乐为中心，只是现实生活让她不得不理性投入到工作之中。自认为不动情也不共情的赵三悦开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体会到情感的力量，但她压抑的情绪以馆长的离世和师父恢复痛苦记忆后离职为节点而爆发，她不理解为什么要振作，为什么要重新开始积极的人生，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总归要说再见的人与事上面，她彻底体悟到了这份工作的无力感。然而，她在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即将说再见的人身上，为一位拥有航天梦的孩子编织了一个英雄之梦，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承受得住可以预料的痛苦，她也终踏上超我之路。每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会经历思想上的斗争，最初不谙世事的他们终是受住了这份工作带来的孤独感，因为他们参透了这份职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观众熟悉生死，了解与生死相关的职业，但在传统生死观的影响下都很有默契地选择忽略。影视作品通过对带有隐秘色彩的职业聚焦唤起观众的审美期待，从剧情中找寻与自身相吻合的部分，跟随主人公职业成长轨迹在镜头外拓宽自己的思维和价值边界。

3 先锋内核重塑生死观念表达

尼尔·波兹曼提出“媒介即隐喻”，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而又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思想无形，媒介可勾勒出思想的形状，而影视作品像是用来勾勒的画笔。后疫情时代公众的焦虑情绪主要来源于对疫情还未彻底消散的担忧[4]，在重压、紧张的氛围与大环境下，对死亡的负面情绪被激发，这些情绪需要有纾解渠道，影视作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塑生死观表达，促进压抑的心理向健康发展。

无论何种题材的影视作品，其深层都指向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马克思称其为“意识形态”。就某一种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来说，影视作品在对其利用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阐释和引导能力[5]。如果说“主旋律”影视作品承担主流价值输出任务，是较为直接表达意识形态的艺术形式，那么这些国内影视创作的全新尝试，则是从侧面呼唤人文关怀，肯定人其他的正常情绪、意识和情感，这种影视作品成为将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能量的艺术宣泄口。

传统影视作品大多承载着“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故事讲述过程中渗透着人、家与国的多重主题，以个体家族史命运喟叹带出整体社会史时代变迁。与之不同，这些直触生死的作品不着重于“家国”的宏大叙事，而是以更加细致的世俗化视角提炼宏大时代下具有温暖鼓舞特征的个体缩影，呈现出差异化与去中心化。观众从主人公的价值拓寬中获得启发，获得对生死观的崭新理解。前后创作的差异实际上暗含了史诗叙事与世俗叙事发挥的不同作用，前者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明显，而后者用影像对传统生死观进行反思，对尖锐社会问题进行寻常生活化隐喻，尽力与主流影视作品呈并驾齐驱之势，让影视作品表现的内容更加多元，也让观众其他情感的抒发欲望合理化，满足观众多重审美欲望。

后疫情时代的影视创作似乎在用实际行动为观众传递一中新生死观：与其逃避生死、畏惧离别，不如坦然面对。《三悦有了新工作》中，殡仪馆馆长高卫东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他没有选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病床上，用药物和仪器维持生命，而是选择了安宁疗护，他希望活着的每一天都有质量，在苟延残喘之生和潇洒体面之死中选择了后者，在生命尽头以积极心态弥补人生遗憾，呼应了前面剧情被家属强制带上呼吸机痛苦活着的老人。他在自身切实触碰到死亡之前提出在殡仪馆设立树葬试点区的想法，用树为象征，延续生的希望。画面不乏高饱和、高亮度，人物从光中走来，一改死亡的沉闷印象。剧情不歌颂苦难，不强行灌输观念，而是尊重了个人情感和个体意愿。

后疫情时代的影视作品创作，应在主题和剧情行进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对死亡泰然处之的达观。令人惊喜的是第三季度还上映了一部以阿尔兹海默症与母爱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亲情电影《妈妈！》，结尾的处理拓宽了生死观的表现空间，也重塑了传统生死观。在影片结尾，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六旬女儿与八旬母亲雍容娴雅，用完人生最后一餐，从容地走向了涨潮的大海……画面定格在开阔又稳稳上涨的海水，这样的结局处理表达出的达观，这里的生死观安然若素、从容不迫，诗意一点来讲，生死观重塑成“海水无声时，波涛安悠悠”。隐晦的表达不是逃避，而是用体面的方式表现死亡，诗化的方式说声再见，不失为中国文化语境所独有的浪漫。

后疫情时代的影视作品在生命与死亡的题材创作中应超越死亡本身的沉重，努力化解大众面对生离死别的恐惧，纾解大众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因离别带来的心结，或在丰富影视作品创作的同时，用重塑的生死观念为观众紧张的心理带来暖流，对创作符合时代脉搏、引导社会心理的影视作品有所裨益。■

引用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J].中国文学年鉴， 2016（1）：3-14.

[2]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 田卉群.《人生大事》：父与子的规训与传承[J].电影艺术，2022（5）：60-64.

[4] 雷跃捷，侯璐.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对社会心理的调节与引导研究[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2（2）：143-158.

[5] 顾亚奇，吴静.网络自制剧的题材、文本与价值分析[J].当代电影，2016（11）：198-200.

作者简介：于瑷溪（1995—），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