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凤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安庆 246052）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理论要想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物质力量，离不开理论传播和宣传这一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理论的宣传和传播，长征就是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以一种流动行军的形式在沿途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政策主张，如同“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加深了沿途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理解和支持，对于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红军长征时期理论传播的主体及其特质

理论传播的主体即传播理论的宣传者、推动者和倡导者，包括具有政治属性、阶级立场的政治个体、政治团体以及人民大众等，其中政治个体及团体的传播素养、选择策略与路径等对于理论传播成效具有主导作用。长征途中加强理论传播不仅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需要，也是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扩大红军队伍的有利契机。所以，作为长征的主体，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抗日救国会等革命团体，自然就成为这一时期理论传播的主体。鉴于本文主要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在长征时期理论传播主体的特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定的革命性。强调阶级斗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大鲜明特征，“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2]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政治组织和革命军事组织。坚定的革命性是中国工农红军自成立之日起就自带的阶级属性和内在要求。通过革命，“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可以承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2]。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势力等反革命集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制定和实践了一系列民族和宗教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密切地将少数民族的解放战争与土地革命联结起来”等主张，有力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赢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鼎力支援和拥护。

2.鲜明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长征之前，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指出，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人民需要，从而让人民群众真正拥护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在徐解秀老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就是有一床棉被，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长征途中，红军以实际行动关心沿途群众疾苦，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鲜明的人民性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可和真心拥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能够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党内的分裂等各种严峻挑战，并取得伟大胜利，离不开中央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例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8.7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占65%，还在苏区征调5000余挑夫组建运输队、担架队和各种军需物资。三大主力红军驻留四川阿坝地区共16个月之久，阿坝地区的藏、羌、回等少数民族人民共为红军筹粮2000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以及大量牛肉、食油、蔬菜。所以杨尚昆同志强调：“广大群众尽心的竭力的拥护，正是红军战胜蒋介石的基本因素。在‘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之下，群众愿意少吃饭，少穿衣，节省一粒粮食一寸布，来帮助红军，鼓舞红军。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群众信服了共产党救中国救民族的主张，认清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可以说，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之源。

3.严明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3]工农红军严明的纪律性不仅体现在口号上、文件上，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付给比价钱多一倍的钱。请群众缝补衣服，磨青稞面，也给报酬。”[4]从而改变了以往的“贼过偷一半，兵过全不留”的旧式军队的反动形象。

二、红军长征时期理论传播的客体及其特质

理论传播的客体，主要是指理论传播的对象或受众，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先后经过了10多个省份，曾经过苗、瑶、侗、土家、壮、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傣、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据统计，三大主力红军在民族地区驻留时间至少占了总行军时间的1/3，其中，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时间长达15个月，占达3/4，所以，红军长征时期理论传播的客体主要是沿途经过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但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质。

1.民族问题严峻性。当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西南、西北地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等级森严，各少数民族底层人民群众长期遭受着地方军阀、反动土司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境地十分悲惨。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以夷伐夷”“分而治之”等策略，造成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与对立不断加深。长征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地方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极力污蔑和攻击，各少数民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和欺骗之下对红军形成了错误的认知，所以红军队伍刚到少数民族地区时，当地群众往往藏匿粮食、逃离躲避甚至袭击红军。

2.阶级成分复杂性。长征途经地区的人民群众具有十分复杂的阶级成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有开明宗族部落首领的慷慨相助，也有地方军阀等反动势力的围追打压，有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压迫阶级的鼎力相助，也有保守土豪劣绅的阻挠抵制。这样就十分考验红军的民族政策以及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

3.宗教信仰普遍性。长征途经区域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当时很多少数民族尚且存留着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

三、红军长征时期理论传播的主要内容

1.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而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代表着工农劳苦大众最根本的利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的远大理想，所以红军长征途中，宣传党的性质宗旨以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红军是什么》便是长征时期广泛印发的宣传红军性质宗旨的小册子，而且通过在途中张贴大量标语来极力宣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和宗旨。

针对长征时期实际情况，严明组织纪律，提出了通俗易懂、易于执行的七点要求：“（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5]这样就有利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战士理解和执行。

2.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在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我党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34年11月，途径广西全州、龙胜地区时，由于这些地区是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红军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等，也特别强调“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严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5年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入凉山彝民地区。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广大干部战士也是身体力行，将民族平等政策付诸实践。1935年5月22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当晚，刘伯承司令员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营地，热情款待他们，进一步加深了汉彝两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最后在广大彝族同胞带路等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汉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阻止红军前进的企图。

红军长征途中制定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沿途发表的布告、宣言、文件中都对此加以强调，如“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等内容。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甘南的哈达铺时，鉴于这里的回民较多，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这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的尊重。

3.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与卖国行径，指出“卖国贼国民党在塘沽协定之后，早已秘密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实行与‘满洲国’通邮，以便实行承认‘满洲国’”[6]，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并积极促成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长征途中，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扬红军的主要任务，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7]，把苏维埃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影响与种子散落在广大的白区，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8]。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强调“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9]据统计，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携带的宣传品达300多担，总数达160万份以上，宣传品印制的内容包括“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10]，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四、红军长征时期理论传播的主要形式

理论传播的形式或路径的丰富性、有针对性直接关乎理论传播的成效。长征时期红军的理论传播形式丰富多样、直观生动、贴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现实需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红军文化宣传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工农群众；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壁报等形式都是宣传的重要办法。”[11]长征时期理论传播形式主要包括报纸、传单、布告、文件、标语、壁画、发传单、群众大会、化装宣传等，不同形式各有特色，将其大致分为三大类，即书面宣传、符号传播和情境式宣传。

1.书面宣传

主要指相对正式的出版物或文件指示，如报纸、传单、布告、文件等。长征时期，《红星》报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出版的报纸，现存24期，所刊发的社论及理论文章涉及战斗形势分析、文化娱乐消息等，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鲜明的群众导向，在红军长征途中发挥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12]。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就发布了一系列布告、指示和决议等，如1934年11月9日颁发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1935年1月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1935年8月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6年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和《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等。

2.符号传播

主要指借助或融入其他传播方式，间接传播理论，如标语、版画、漫画等，呈现方式多样，通俗直观，易于理解。其中，利用标语宣传是长征途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形式，《红星》报专门号召写标语竞赛，要求“一、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二、每人每天都写一个至五个标语；三、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四、凡是宿营地及休息的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五、各连队每天写的标语数目要报告政治处统计起来。”[8]这样就极大地激励了广大红军战士参与理论传播的积极性，据1935年3月10号《红星报》报道，红军某部在两天时间内写了600多条标语。标语宣传适应了长途行军的实际形势，激发、动员了沿途群众支持和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可以说，“红军标语是我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形式，是长征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最特别的红色文献，是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13]。

3.情境式宣传

如革命戏剧、化装宣传，形式通俗、形象、活泼，具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红军剧社自编自演的革命戏剧宣传效果明显，据埃德加·斯诺回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14]化装宣传是根据特定主题如粉碎敌人的进攻等内容进行化装、采用不同妆容，并根据不同情境设置口号、谜语、画报和政治问答，布置鼓动棚进行表演、唱歌、呼口号，引起沿途群众的好奇心和参与感。由于效果显著又易于操作，化装宣传成为“一种最活泼的有效方式，值得广泛地运用起来”[7]。

五、结语

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丽诗篇，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中华民族要永远传承的史诗。从理论传播的角度来看，长征也是一次伟大的成功实践，党和工农红军作为理论传播的主体，以其坚定的革命性、鲜明的人民性、严明的纪律性在人民群众中展现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通过丰富的、亲民的、有针对性的理论传播形式向沿途百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政策主张，以实际行动关心沿途群众的疾苦[15]，极大提高了理论传播的成效，为长征的胜利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新局面的开拓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