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心宝，肖逸夫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独立自主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那么，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就此问题探析如下。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没有共产国际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结束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一个年幼的党，是一个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一个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没有统一、完整了解的党。[1]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不善于、不懂得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全面地结合起来，不懂得、不了解自己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事事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意见，并把它当作金科玉律并严格遵照执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指示上存在的严重右倾的或“左”倾的错误，缺乏辨别能力、抵制能力。共产国际犯右倾错误，他们就犯右倾错误；共产国际犯“左”倾错误，他们就犯“左”倾错误。最终，又是在共产国际出面的情况下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纠正。

而在遵义会议上，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纠正，则打破了以前的惯例，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力量纠正的。它没有经过共产国际同意，也没有共产国际下达的指示，就连得以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只是列席会议，被排除在会议领导之外。伍修权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2]李德后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自己根本没有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包括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内正确力量，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召开会议，以纠正和解决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问题。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起首要作用的是当时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他当时身体不好，又负了比较严重的伤，在行军途中，只能天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经常商量、讨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商讨，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同张闻天等其他人交换了看法，大家都赞成、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张闻天早就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原本就十分尊重、支持毛泽东。[3]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从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斗争独有的特点出发、从中国革命自己的具体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分析、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原因、经验教训，对李德、博古在作战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系统、严肃的批评，并指出其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的不了解，是军事教条主义造成的恶果。会议彻底否定、批评了李德、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正确军事路线。而对李德、博古军事路线错误的否定、批评、纠正，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导的否定、批评、纠正。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李德，在会议上当然是心不甘情不愿，更不用说认错了。李德后来曾指责说，遵义会议召开时，由于与外界隔绝，从共产国际那里，得不到忠告，得不到帮助，所以，毛泽东才能够畅行无阻。[4]我们要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才能不受共产国际干预、独立自主地批判他的错误，把他从不可一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太上皇”的宝座上赶下台来，不但如此，这种情形还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共产国际干扰、独立自主地从中国革命特有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使党能够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长达四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开始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了，会议首先由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博古在报告发言中，竭力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他不顾客观事实和实际情况，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归之于客观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等等，而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和他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以及他们对党内正确意见进行压制等主观原因导致的。对博古的报告，与会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认为这个报告是错误的。接着，作为和李德、博古同属“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周恩来指出，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周恩来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同时对军事领导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李德也进行了批评。紧接着，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召开前他与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长时间商量、讨论得出的《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他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张闻天发言后，休会，下午继续开会，毛泽东同志率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客观事实结合起来，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存在的严重错误进行了系统、全面、毫不留情的批评，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积极支持。接着王稼祥发言，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予以大力支持，他表示，十分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解散“三人团”，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取消，由富有实际经验的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王稼祥的发言，旗帜鲜明，主题突出，触及问题的核心——组织领导问题，赢得了大家的强烈支持。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朱德、彭德怀、陈云、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纷纷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的主张，不同意博古的所谓总结报告。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作为“三人团”重要成员之一的周恩来作了重要发言，他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指挥红军。[5]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责任。”[6]这样毛泽东同志得到出席会议的二十位军政领导人中的十七人支持。博古、李德陷于孤立，只有凯丰对他们表示支持。

少数服从多数，会议在统一大家思想后，作了如下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由张闻天负责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7]同年2月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张闻天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博古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1935年3月12日的苟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所有这些组织人事上的调整，都是我党独立自主地作出的，而不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成熟领导集体，这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并最终夺取政权的重要组织保证。

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正确而成功地处理了党内矛盾，达到了既批评李德、博古“左”倾领导者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犯错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纠正时，共产国际往往简单粗暴，不讲究方式方法，过分强调犯错误者个人所应负的责任，而不注重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其结果是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

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纠正则截然不同，它既对李德、博古军事战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深刻批评，但又不过分追究犯错误者个人责任。例如，在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首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指出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主要原因，博古、李德企图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作辩护都是徒劳的；[8]《决议》列举批评了李德、博古的一系列错误，诸如李德个人包办军委工作、没有自我批评、大搞惩办主义、军事上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等等。指出，这一切，造成了中央军委内部极不正常。[8]接着《决议》又不把错误完全归之于博古、李德，指出书记处与政治局也应该为之承担责任，《决议》指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把战略战术这一责任首先放在博古、李德身上。政治局对于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也应该负更多的责任。[9]对于犯严重错误的中央负责人博古，既进行严肃批评，又不是一棍子把他打死，而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法对待他，使之幡然悔悟。如《决议》特别指出，博古犯有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时，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反而积极助长拥护错误的发展。博古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不但如此，博古还不承认错误。[8]与此同时，对博古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表现在《决议》在向基层传达时，很注意博古的点名范围，规定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8]对犯错误者的组织处理上，也十分慎重，采取“批评从严，处分从宽”的办法。在博古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完全坚决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的情形下，只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常委，并没有马上让他交出党内负总责的职务。在不久之后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常委再分工时，才让他交出党内负总责的职务，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所犯错误,也没有采取惩办主义的办法对待他,虽然过去李德曾用这种方法对待中国共产党党内同志，而是根据他“要到部队去体验实际生活”[10]的要求，同意他随红军北上。凯丰是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的最忠实拥护者和支持者,遵义会议召开前,他曾到处活动，想为博古争取支持者，获得主动。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站出来，拥护毛泽东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却和博古一起对此表示反对。不仅如此，凯丰在会议上还说毛泽东同志根本不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11]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8]然而,会议并没有因为他的态度不好，就撤掉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团中央书记的职务，而是耐心地等待他觉悟。其他领导同志的职务也是保留不动。这样，人事变动小，保持了党中央的相对稳定，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有利于在当时紧急关头实现战略转移和共同对敌。

如前所述，遵义会议上对当时博古、李德所犯错误性质的提法，很讲究策略和方法，十分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当时只提军事路线的错误，不提政治路线的错误。这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军事上付出的惨重代价，看得见摸得着，提军事路线的错误参会人员比较容易接受。而对于政治路线的错误，参会人员不容易认识到，不但李德、博古认识不到，就是党内其他同志也不是很明白、很了解。在当时军事形势相当危急的情况下，如果在会议上轻率提出政治路线错误，对其进行否定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会议参加者由于立场不同而争论不休，这就会严重影响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甚至可能造成党、红军的分裂。因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把重点、焦点放在军事问题上。对此，在延安整风时，有人问陆定一，既然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不提出，陆定一回答说，当时毛主席是懂得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有意识地不提出，因为当时面临的头等大事是军事问题，而且军事问题是当时参会人员都能看得到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要命的问题，而政治路线的错误还不容易为大家所了解、认识，如果当时贸然提出来，会使党内震动，对当时打仗没有帮助。政治路线错误，并不是马上要命的问题，可以慢慢讲。陆定一还说，当时不解决政治问题不要紧，不解决军事问题，党和红军就完了。毛主席这样做，对于长征取得胜利，对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意义重大。[12]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的当事人张闻天也这样看，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道，如果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过去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他和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联合就会成为不可能。[13]因此，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避免党的分裂，首先解决紧迫军事问题，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独立自主地自己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光辉典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四、结语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脱离共产国际干预和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结束其在中央统治地位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矛盾，并选定自己领导人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干预，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