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忠

（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抗战爆发，学校在“浙大保姆”①“浙大保姆”：1949年3月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为竺可桢六十寿辰举行庆祝晚会，所献的锦旗写此四字。竺可桢领导下西迁，先迁西天目山、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两年三易校址。辗转跋涉五千里后，国立浙江大学于1940年2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状态。浙大迁黔办学后，在竺可桢的带领下，集聚名师，学生人数大增，发展迅速，办学成果显著，对学校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教师后来当选“两院”院士（学部委员）的有24名，毕业生成长为“两院”院士（学部委员）的有17位，曾在湄潭求学的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1]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异军突起，成为在国难中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范例；同时，“浙大在贵州六年之久，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教育文化各个方面对贵州的影响深远”。[2]《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记述，真实呈现了国立浙江大学迁黔的原因及过程，此行并非自觉的结果，而是因形势所迫的选择。

一、躲避轰炸和战事

浙大于1938年8月迁到广西省宜山后，9月-12月的警报次数分别为3、2、3、3次，校中师生“皇皇不可终日”。[3]1939年后，警报不断增加，1-4月每月约3次，6-8月则达6次，偶尔单日就有2次；10-11月则连续几天有警报。

宜山直接遭受五次轰炸。1939年春，日军在涠洲岛建了机场后，不断袭扰广西各地。2月5日，九架敌机向县城投炸弹“八十六枚之多”，“死市民三十余人，伤二十余。而浙大师生、眷属均无恙。”[4]7月21日，“炸宜山,共十八架投弹百余枚”。8月28日，敌机六架“投弹五次，约七八十枚”。9月15日，“又炸宜山”。10月14日，敌机六架三次轰炸飞机场、子弹库。轰炸后，宜山“人心更惶惶，见北山挂一灯即相率逃走”，师生奔走躲警报，学校“上课钟点移改，每（小）(课)时自五十分钟改为四十分钟，而纪念周亦紧缩，因此愈形局促，每人所讲不到半小时。”

11月中旬,日军攻陷龙门、企沙、防城、钦县、北海等地，向南宁急进。竺可桢及全校师生深感生命及学业受严重威胁，决计迁校。据敌人广播，2月5日轰炸竟以浙大校舍作为目标，“日本人之迭次摧残文化，浙大阜应在被炸之列。如北方南开、昆明联大、南京中大、梧州西大、长沙之湖大、八步之同济皆一再被炸”。日军逼近宜山后，几乎天天有警报，教学、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精神压力更大。4月10日，“迩来宜山空袭警报频仍，一日数起，入秋以后，天气晴霁，必且更甚，足以妨碍课业”“本校被敌机狂炸后，不特一部分校舍受损，近且北海屡传警讯，益足摇动人心”。[5]7月8日，“敌机炸柳州后飞宜山绕城二匝”，师生认为“此实不怀好意，系侦察城中被炸后恢复情形。可知其念念不忘于浙大”。11月25日，南宁失守，“宜山警报，朝夕不绝”。[6]26日-27日，学生自治会要求学校立即停课，筹备迁移；师生会见时甚至不许参会教职员离开。28日，学生罢课，浙江大学“开临时校务会议，到会员卅二人，讨论应付时局问题，议决迁校，立即筹备”。12月1日，教职员纷纷离开宜山。5日，“课室均阒焉无人，后知教员告假者已有十六人……明日告假者恐将更增多，学生中亦有去者”。7日，“农学院已几于不能上课”。教育部却对“浙大迁校不甚赞同”，20日甚至产生了浙大已解散的谣言。临近战事的威胁加速了浙大迁黔的进程。

二、寻求学校更好发展

浙大偏居宜山一隅，经济、交通、文化等环境对大学发展极其不利。文学院长梅光迪出身哈佛大学，但长期留任浙大，在给竺可桢的信中，他说自己“所以追随左右，矢志靡他者，亦因对于兄有十分信仰，否则以两年来所受之隐痛，早已忍无可忍，襥被径去矣。”在给张其昀的信中，对学校发展极其忧心，“我校环境如何恶劣，迪有何花言巧语，使彼等安心返校乎?战事结束尚有待，我等仍当力主迁校，否则名教授决请不到，我等只能在炸弹下以谋苟全性命，而支持残山剩水之局而已”。[7]柳诒徵曾到时在泰和的浙大任教，因中风且当地生活艰苦，只得辞职东归养病。马一浮受聘国学讲席，随校西迁并撰写校歌；因不愿居留“出郭少嘉树，四野唯荒菅”不毛之地，到四川主持复性书院。南宁陷落后，20余名教员立即辞职离校。辞职的教授中，柳诒徵是首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孟宪承是首批27名“部聘教授”之一，[8]蔡堡则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在宜山期间，浙大曾邀茅以升、王君豪、赵真觉、艾伟等来校，均未实现，主因是浙大太偏远，不利的地理环境使之与大家、名师失之交臂。

遵义，古称播州，是贵州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汉朝时已有尹珍、舍人及盛览三贤,唐代以后,州县均有书院。明清以来,更是人才辈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被尊为西南三大儒,以他们为中心所创建的沙滩文化为海内宗仰”。[9]交通上，是北进陪都必经之地。1939年6月12-25日，竺可桢至遵义、湄潭、贵阳、青岩等地勘察迁校地点，曾连续三天阅读《遵义府志》及《续遵义府志》，他进一步认识到遵义历史悠久，物产丰饶，“附近出煤炭，向东一带出桐油、包谷酒、米及鸡”“人民稍殷富，多稻田”“沿途路尚佳，无大山”，交通较为发达便利，文化底蕴深厚，是比较理想的办学地点。

三、减轻经济生活负担

迁校费用对多数大学搬迁的影响极大。中央大学搬重庆，费用高达36万。西南联合大学搬去昆明，校舍“每月租金二三千元。清华由重庆汽车运至昆明，每吨运费三百六十元；”[10]同济大学搬到昆明时，“迁校以最为狼狈，迄今仪器均在龙州无法运昆明，故医、工学生只有几只板凳而已。”国立浙江大学经费困难，1938年度经费六十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八元，“自泰和移宜山，已先后用六万七千余元”，占全部经费的十分之一；1939年度预算六十三万六千一百八十四元，“每月经费只三万七千，而薪俸、工资两项达三万五千元”。[5]巨额搬迁费是导致浙大不能早日迁黔的重要原因。学校筹备搬迁前，竺可桢向吕炯透露，“每次一播迁，必须费尽人力财力，于公于私均为极大损失，故非万不得已，实不愿再事迁徙。”[3]师生生活费用是影响迁校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迁到后方，物价上涨，米粮尤贵。1939年2月，宜山米价“每百斤大洋十五元”；10月份以后，白米、猪油、猪肉价格上涨，“低职员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竺可桢去重庆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一些贵州人士向他介绍湄潭“米粮极廉”，“出产甚丰，肉每元可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二三元一担”，“膳费月四元五角”。6月，竺可桢亲赴遵义、湄潭考察，知悉湄潭有房子270间，万寿宫“外有地十亩”，湄松公路九十月间通车；还派张孟闻“约湄潭中学冉牟生校长及庶务谈建筑价目”，足见其决定迁校。后来事实也证明，浙大迁黔极大减轻了师生生活负担，单以米价为例，1940年6月，各地每斤米价如下：大理1.2，绍兴1.0，昆明0.8，宜山0.3，贵阳0.25，龙泉①龙泉：教育部为便利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升学，同意在龙泉县坊下设浙江大学分校。0.2，遵义0.17，湄潭0.08；大理米价是湄潭的十五倍。一家三口每月食米费用：大理108元，宜山27元，贵阳22.5，龙泉18，遵义15.3，湄潭7.2元。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迁到湄潭后，教师、学生食米费用也大大降低。交通及其搬迁运费的考虑也是一个因素。浙大迁黔时，为减少搬迁费，图书杂志及重要仪器以每车1500元雇车运都匀，至12月23日，运405箱就花费了23204元，尚有1200余箱未启运。非紧要仪器只得以每吨250元的价格，由宜山通过水路经柳州、三合再转运到都匀。仅有的十四万经费“不能将全部学校搬往遵义，故不得不留一部分仪器在宜山”。竺可桢向教育部“请款为运费，计仪器、书籍廿五万，教职员津贴二万，学生四万五千，合315000元”。教育部虽同意浙大迁黔，但迁移费用不给全额，仅“准发之迁移〔费〕十四万元”，缺额近六成。经费不足，迁黔师生的补助极少，学生10元，单身教师50元，有家眷者教师100元。教职工不仅自寻交通，还付出巨额搬迁费，蔡邦华及舒鸿两教授送家人及行李到都匀就花了1550元；竺可桢搬家费就花了1300元；束星北教授迁黔也“费千金，借债六七百元”。1940年2月28日，马裕蕃“报告迁移费迄现在已用十七万余元。尚只到九百箱，而学生、教职员津贴亦未全付，据现时估计总须二十五万元之数”。

四、疾患及安全的长期威胁

宜山是“蛮烟瘴雨”之地,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谚。疟疾是首要威胁。广西省每年患疟疾者300万人；1938年死亡的30多万人口中，疟疾占17%。[11]浙大刚准备开学，数学系助教恽鸿昆10月12日即因疟疾致死；“十、十一两个月中患疟者已达146，其中恶性者占百分之七十七。十二月、一月新染者尚接踵而起，合共不下二百起，每一家中几于必有病之人，其严重性可知”。次年6月，学生“患疟疾者达三分之一，其数可惊人”；事务主任沈思屿岳母及堂弟小孩也得病死亡，“四十八小时即不救，其死人之速可为寒心。学生等群居一处，一症若蔓延则吾辈无瞧类矣。故余谓广西之疾疫比之日本炸弹为可怕。”其他疾病也威胁师生健康。一是痢疾。师生因水土不服，腹泻或痢疾者很多。1月25日，“标营者患痢达27起”，有学生因痢疾去世，日记多次记本人或女儿竺梅、次子竺安患腹泻。二是肺病。日记中记肺病死亡者2人，患病师生有名有姓者9人。此外，11月14-18日，两名学生分别因猩红热、风湿病故。因长期奔波，师生中神经稍弱者受刺激即变异常，罹患精神病，学生孙华、李纪和、彭日知等“神经错乱”“发疯欲打人”“日夜刺刺不休”。[3]教师郑宽裕发疯，测候所同事沈玠双“精神失常，时时怕有人谋害”。师生财物还经常被盗。1月，“失窃事已七八起”；4月，“女生宿舍失窃”；6月1日，“男女宿舍又失窃”；10月，“草棚中失去面盆二十三个，女生宿舍亦常被窃”；27日，“草棚第一宿舍又被窃”，甚至被子、衣物、雨量筒也被偷去。

五、践行阳明精神

国立浙江大学是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等中枢人物家乡的最高学府。他们认为，“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10]竺可桢被选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他们心中办好家乡大学的理想代理人和执行者。蒋介石对浙江大学就颇为重视，除了竺可桢被择为校长及任前召见，《竺可桢日记》中所记蒋介石直接关心浙江大学的记录就有6次。1945年，竺可桢因对浙江大学的贡献，被推荐为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浙江为王阳明故乡，但其学术成就却以被贬谪地——贵州最高。“谪居贵州龙场驿是王阳明一生中最失意的日子”，“他的不幸却变成了贵州历史上的大幸、也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幸”“荒蛮的贵州山水孕育出了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成为新儒学的一代宗师”，并创办书院讲学，“首开贵州文明开化之风，积极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12]对贵州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浙江大学在国难中流亡江西、广西等省，与王阳明曾走过的地方有很多重合之处，近似其逆境之旅。竺可桢常读王阳明，崇敬王学，感佩其德行、为人、做事。11月1日,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演讲，“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尔的事，我们正不应随意放过，而宜景慕先哲，接收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高尚的培养；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坚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范例”。[13]

六、运送和保护《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朝编纂完成的我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集成，多毁于兵火，存于江南仅有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阁书”），藏于浙江省立图书馆。竺可桢是阁书迁黔提议人及协运者。1937年8月，杭州危急，阁书危险。8月4日，馆长陈训慈决定将阁书迁移，但没有汽车，“幸赖竺师（陈训慈为竺任教南京高师的学生）对浙图之同情，对文件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14]《日记》始终关注运书：“《四库全书》及省志、英文书籍至建德”（1937年12月22日）；“似更运内地（贵州）为是”（1938年1月22日）；“（沈）鲁珍来，余嘱其速派人去建德携取文澜阁图书”（2月6日）。书运至金华，竺又派李絜非带人用车运来贵州；3月25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日内可由龙泉起运赴湘”；4月14日，“已到长沙”。[10]书运抵贵阳后，1939年2月26日、6月23日竺可桢两度前去察看藏书。他始终关注阁书保护。曾多次向贵州省教育厅问询，也派人去察看，“地母洞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仍有潮湿者”。1942年4月19日，在重庆向蒋介石“提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事”；蒋即致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要求对阁书妥为保管。[15]阁书每年需曝晒一次，他建议晒书最好在六七八月；晒书时长二月，他派了王焕镳、祝文白、方豪、谭其骧、戴明扬等协助曝晒、检点。1943年11月20日、24日，他两次致函欧元怀，“库书放在地母洞潮湿，于库书不相宜”，应移往干燥、安全地方存放。[20]他关切阁书回迁浙江。阁书迁来后，贵州省政府“要留文澜在贵州”。贵州大学想抄阁书中的滇黔人著作，要求借书。中央图书馆长蒋复璁也企图在胜利后将之转放南京收藏。“缘贵州大学与中央图书馆均思染指”，竺可桢建议阁书搬运重庆。1944年12月，日军攻入独山。6日，“有空车自贵阳来，计十余辆。何以不载文澜阁四库书来?”当日又记，“四库书有七部车来接”，竺对阁书的关切及忧虑可见一斑！23日，阁书运到重庆青木关。1945年2月，为使库书完璧返浙，旅渝人士发起“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竺是 8名委员中唯一不长居重庆的。①“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于1945年1月20日成立，常务委员：陈训慈、蒋复璁、顾树森；委员：徐青甫、余绍宋、竺可桢、贺师俊。后加聘张宗祥为委员。1946年7月5日，阁书运回杭州。

七、迁校地点的反复抉择

教育部及学校曾多次议迁贵州。1938年7月10日，浙江大学从泰和迁移时，陈立夫即建议到贵州。次日，茅以升推荐“安顺可容大学”。8月13日，“声明浙大移贵州”；晚上，“计算入黔路程，计泰和由衡阳、柳州至贵阳，凡1786公里”。20日，竺向吴鼎昌要安顺标营作校舍。11月27日,浙大又希望落脚镇宁。[10]1939年1月10-12日，竺可桢亲到贵筑的花溪、乐平、麟山和定番县等地察勘迁校地点，但因故未能实施。20日,校务会议“决定目前宜山照常进行建筑，迁黔之事暂不提”。学校欲迁建水教育部不准，“迁滇不成,则依照原议移黔之湄潭及赤水等地”。5月15日,教育部同意浙大“暑期中迁移入黔”。后因交通、汽油也成大问题，迁黔被搁置。

迁校建水被迫搁浅。从宜山再迁,竺可桢似对云南建水颇积极。1938年12月，他获知“建水有大屋”“域中外治安不甚好，水须吃井水，粮食高贵，每石140斤价十六元，则贵过宜山”，云南省也希望浙大移建水。[10]1939年3月，派张其昀前去考察。根据报告，学校决定筹备迁建水，“交通工具与房屋均尚有办法，入黔则二者均无着落”，但迁校并没有得到教育部支持，4月18日，“接顾一樵电,嘱浙大弗再迁”。

最终迁校遵义、湄潭。1939年11月28日，临时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黔，竺可桢请求遵义县县长刘慕曾转给陆军大学房屋，并帮助寻空房。[3]第二天,派员前往独山、都匀、湄潭、瓮安、麻江、遵义、三合等地寻址。然而至12月3日，“浙大往黔何处尚未定”。6日，大部分教职员及家属迁黔，落脚地初定遵义、湄潭、都匀、独山及贵阳等处，迁校地点则仍在物色。老黄平、瓮安、独山及都匀的墨冲、良亩等地曾作预期校址。湄潭县县长严溥泉此时再次来函欢迎浙大，“校舍前经先生亲临勘视，目前极可完全动用。若仍不敷，现又新增建庙宇数间，亦可补其不足”。11日，竺可桢在纪念周上说，浙大“势在必迁”，“拟在遵义或湄潭”。12日，贵州省政府同意浙江大学迁移湄潭，责成湄潭县“即预为准备，切实协助”。但是，迁校并不顺利，先是遵义师范学校不借校址，“尚无一间屋可以靠得住”“房屋仍无着落”。经过努力，竺逐渐化解了与遵义本地学校及地方人士的矛盾；2月1日，他开始在原是城成学校的江公祠办公。2月9日，一年级新生和先修班在青岩正式开学，学生约500人；22日，二三四年级在遵义复课，浙大算是暂时得到了安顿，“较之浙大抵建德、宜山或泰和时之大部分不出一元租金者相比,何啻霄壤也”。因遵义房屋问题无法解决，浙大决定到湄潭扩充校舍。在“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支持下，6月，农学院首先迁入湄潭；之后，理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以及原在青岩的一年级和先修班相继迁入县城及永兴。1940年12月2日，“学生共有1305人,计遵义680人,湄潭183人,永兴422人”。[4]国立浙江大学迁黔暂告一段落，学校得到较好安顿，办学格局逐渐稳固，在竺可桢带领和地方支持下，师生共同努力，在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