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广强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以“留美科协”为中心，在留美科技类学人群体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留美科协”打破和消除美国政府对新中国舆论报道的封锁与歪曲，宣传介绍新中国时事新闻以及中共理论和政策，型塑新中国新气象和中共良好政治形象；有序组织各地区会围绕新中国相关问题开展座谈、讨论和报告等活动，教育留美学人养成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观点；以学术小组为依托开展集体学习活动，着意改造学人知识结构，使之与新中国建设需要密切结合，同时积极协助学人回国。“留美科协”相关活动促使相当一部分留美学人日趋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支持新中国建设事业，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留美学人归国运动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前后，尚有大量高校学生、学者和技术实习生为代表的高级学人散落海外。其中，以留美学人数量最多。为动员留美学人回国，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以一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在1949年1月至1950年9月间创办并运行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在学人群体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留美科协”运用一系列策略，成功将分散在全美的科技类学人团结起来，鼎盛时期有32个下属区会，800余位会员，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中国留学生组织。(1)裴广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海外团结学人的尝试——以“留美科协”为中心的组织史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既有研究认为中共利用“留美科协”将全美各地的学人团结组织起来，并成功动员学人陆续回国。(2)主要参见刘珊珊：《建国前后国内舆论环境与留美归国潮的互动》，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2～349页；彭亚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37～340页；梁冠霆：《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研究(1909—195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2～163页；苗丹国：《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7～48、56～59页；陈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及相关问题研究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不过，受限于资料的不足，对“留美科协”在团结组织学人之后如何开展具体动员工作则无专文探讨。再者，动员是动员者和动员对象双向交流和互动的过程。既有研究仅聚焦于作为动员者的中共，忽略了对作为动员对象的留美学人的关注，使后者在动员活动中成为“失语者”。面对“留美科协”的动员，留美学人在思想和行动层面如何因应，当是决定中共统战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本文以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尚没有被系统利用的“留美科协”总会与区会刊物——《留美科协通讯》《美中科协通讯》《明州科协通讯》为核心资料，以原“留美科协”部分会员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为辅助资料，对“留美科协”的具体统战工作进行研究，着重就“留美科协”针对留美学人的宣传、教育和改造活动，以及留美学人在接受“留美科协”动员后的思想和实践转变历程进行考察，以期有益于进一步深化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海外学界统战史的认识。

一、舆论宣传

“留美科协”融合运用多种宣传方式，打破和消除美国政府对新中国舆论的封锁与歪曲，宣传介绍新中国时事新闻以及中共理论和政策，全力型塑新中国新气象和中共良好政治形象。

1.宣传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已有意对来自新中国的消息实行舆论封锁。当时，报刊和电台很少有关于新中国的新闻报道。如据时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求学的梅祖彦所言，美国报纸上很少刊登有关新中国时局变化的报道，“只有《纽约时报》上偶尔会刊登一点”。(3)梅祖彦：《两封联合签名信》，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即便这少有的一点报道，也以无端造谣、抹黑新中国为主。(4)《留美科协的后顾前瞻》，《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学人们通过私人渠道也能得到一些国内消息，不过这些消息立场各异，观点模糊，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新中国官方舆论的失声与私人舆论的混乱，使得大部分留美学人对中国真实的政治形势如隔岸观火，难以把握。面对国内政治上的大变革，不同留美学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做出了迥然不同的政治选择。一部分学人选择支持国民党，一部分学人对国民党丧失信心乃至心生痛恨，大多数学人的立场则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对中共的施政纲领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存在相当程度的陌生感。因此，很多学人在回国问题上存在疑惑心理和观望态度，萌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一时难下决心，摇摆不定。(5)谢希德：《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对于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而言，如何通过宣传使对中共不甚了解的学人增加对中共的认识，成为赋予“留美科协”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9年1月，“留美科协”中西部区会成立后，便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宣传工作。首先，“留美科协”与中共在国内一手创办的“中国科协”建立并保持联络，听取“中国科协”主要领导人涂长望、袁翰青等人对特定问题的指示。(6)涂光炽口述，涂光群访问整理，成忠礼编定整理：《涂光炽回忆与回忆涂光炽》，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页。为强化与国内的联系，“留美科协”在费城区会成立通讯委员会，并最迟至1950年2月与中国科学院取得联系。(7)《调查委员会讯》，《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此后，又通过“中国科协”，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的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称“办委会”)建立联系。由此，“留美科协”从中共领导的多个科学和政府机构处持续获得有关新中国的一手舆论资料。其次，为便于及时宣传获得的资料，“留美科协”陆续编辑出版了《美中科协通讯》和《留美科协通讯》两份总会期刊。其中后者影响很大，“是全美科协联络的纽带，几十个分会之间的桥梁”。(8)李恒德：《不屈的斗争，自豪的胜利》，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截止1950年9月，《留美科协通讯》累计出版13期，每期印数约1000份，寄发美国各地区会、会员和部分非会员。此外，个别区会还出版了地方会刊，比如明州区会的《明州科协通讯》，堪萨斯区会的《堪省科协》以及纽约区会的《纽约区会通讯》。这些期刊的内容一部分是摘录自新华社通讯稿、《人民日报》和《大公报》《文汇报》等的新闻报道，一部分是“留美科协”已归国会员的来信选登，亦有一些“留美科协”总会、区会与会员的新近动态报道。再次，“留美科协”还设法搜集刊载新中国舆论的进步书籍和报刊杂志，并于1950年8月在明州区会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内中囊括数百册无产阶级斗争理论著作、中共革命史和革命文学著作，以及中国科协及其地方分会发行的科协杂志和进步报刊等。(9)《图书馆开幕》，《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1期。为扩大读者面，“留美科协”以“欲知国内事，且看国内书”为口号，推动各地会员积极借阅书籍。(10)《一年来的留美科协》，《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对打破和消除美国政府针对新中国舆论的封锁与歪曲，起到了重要作用。

2.宣传内容

“留美科协”主要利用《留美科协通讯》等自办期刊，采用时事宣传的方式对新中国进行多方位、全景式报道，并与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内战、专制、无能和腐败的表现相对比，适时宣传中共的政策与理论。具体来看，这些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科教领域。

(1)政治领域

不同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中共通过与民主党派合作协商的方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留美科协”对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多有报道，突出强调新中国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所有民众，使人们“都站在一律平等的地位上讲话”。(11)《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3期。《留美科协通讯》报道新政府赋予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在新政协筹备会中就“不少是科协的会员”；(12)《国家大事，大家商量》，《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1期。给予工人和农民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允许其管理车间和村庄，真正取得主人翁的地位；在统一战线的范畴内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要把他们吞并或赶出去”，保证他们“可以和平的转变过去，绝无被弃之理”。(13)《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3期。此外，新政府对待妇女的态度亦是平等的，让其依靠自己的劳动达到“真正的自由”。即使对待游民、乞丐为代表的下层贫民，亦没有抛弃和放弃，而是使其得到新的改造，重获新生。比如解放后北平、天津、大连等多个城市中的乞丐绝迹，“小的读书，老的残废的作轻工作，壮的作重工作”， 实现了“废铁都要炼成钢”的惊人蜕变。(14)《祖国来鸿》，《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国内来简》，《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

《留美科协通讯》亦借“留美科协”已归国会员的近距离观察，报道中共艰苦朴素、清正廉明的工作作风。一些归国学人注意到新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除了公家下发的衣食用品以外，不再或者只有极少数领取薪酬。即便位高如南京市长，在演讲时穿得衣服也像以前“听差”的一样。(15)《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2期。北京的政府工作人员吃大灶、穿布衣，待遇远低于归国学人。(16)《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3期。由此，“留美科协”强调新政府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做大众的勤务的地方，更是“非常积极地、实事求是的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领导机构”，(17)《国内来简》，《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同时指出国内即使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对共产党的作风是绝对佩服”。(18)《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1期。

(2)经济领域

“留美科协”自办期刊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情况的报道，旨在展现各地、各部门的经济复原和建设成就。农业方面，从老解放区豫北修武、冀中黄骅等地水利和垦荒事业迅速发展，(19)《岂止是天亮了？》，《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1期。到边远的西宁、迪化、库尔勒、柴达木盆地筹备发展种植、畜牧和纺织事业，显示新政府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农村和农民。工商业方面，从1948年底东北解放后电业、煤矿、机械、金矿等工业和企业遍地开花，到次年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大部分工厂陆续开工，显示工商业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才能发展到繁荣的顶点。交通运输业方面，从华北公路、铁路、内河航运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到1949年全国修复通车铁路线8100余公里，显示铁路业为国内政治、经济和军工建设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此外，《留美科协通讯》还强调新中国打破国民党时期地方本位主义倾向，以服从国家统一安排为制定经济计划的出发点，谋求全国经济的统一布局，并认为这“在旧中国是绝对没有的”。(20)《国内通讯》，《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

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美中科协通讯》认为首先与新中国提高劳动者的政治地位有关。一些报道指出工人们经过教育和改造，不仅尊重自己的职业，而且由于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做了矿上的主人”，对生产事业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同时有些企业还推广实施劳动保险，改良卫生设备，增加职工文化娱乐活动，使工人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精神生活得到满足，工作热忱普遍提高。(21)《放眼看祖国——工农业发展的综合报道》，《美中科协通讯》1949年第3期。其次，《留美科协通讯》认为亦与新政府实行的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官僚垄断资本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有关。(22)《新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2期。鉴于相当一部分留美学人出身自有产阶级家庭的事实，《留美科协通讯》特意对中共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介绍，强调中共贯彻落实“贷款贷粮、合理税收、供给原料、保证销路”的具体政策，并结合一些事例加以说明。比如解放前南京已停业的永利啞厂、有恒面粉厂、普丰面粉厂、南京肥皂公司，以及新设纺染印织厂、永安纱厂、益丰纱厂等都在新政府贷款政策的支持下迅速恢复发展，同时天津的久大盐业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等则得到新政府协助解决销路的扶助。(23)《东北及华北的煤铁工业》，《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2期；《新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2期。

(3)科教领域

留美学人对国内科教领域的发展情况非常关注，将其视作实现人生抱负的主要舞台之一。“留美科协”对此十分清晰，跟踪报道国内科教事业进展，指出相比解放前高校发展的困顿，新政权着力改善高校发展环境，使各地高校迎来发展良机。比如《留美科协通讯》第5期报道了清华大学、东北农学院、济南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的情况，第8～9期报道了革命大学、大连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情况，第12期介绍了北京农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情况，指出各高校都在积极恢复教学，探索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相长的方法，充分显示“科学在中国已抬头，完全与过去不同”。(24)《国内通讯》，《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

与此同时，《留美科协通讯》宣传新政府对人才的急切需求。比如1949年8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钱俊瑞强调新中国建设“需有用之才十分迫急”，欢迎留美学人回国服务。(25)《华北当局招待由美归国学生》，《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2期。“中国科协”致函“留美科协”，指出新政府亟盼学人“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26)《国内科协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政务院“办委会”致函“留美科协”，呼吁学人们“本着自愿的原则，尽速的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中来”。(27)《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来笺》，《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处处长黄新民介绍归国学人“通常一个人总会有3个或3个以上”的工作机会。(28)《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1期。对于这些官方信息，《留美科协通讯》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并且强调新政府充分尊重学人在选择工作时的个人意愿，俾众周知。

关于科教人员的待遇情况，“留美科协”也进行了具体报道。解放前，科教人员待遇普遍较低，连自身生活都无法保障。解放后，新政府大幅提高各地科教人员物质待遇，北平、天津各大学副教授和教授的薪津约为800—1300斤玉米面。(29)《北洋工学院近讯》，《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4期。东北工业大学教授待遇为5—6石小米，副教授待遇约4—5石小米。(30)《国内来信》，《明州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相比而言都较政府公务员的待遇为高。(31)《会友动态》，《明州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留美科协通讯》还着意纠正海外所传国内知识分子遭受中共强迫思想教育的错误言论，特意刊载回国学人的来信，以其当事人的身份现身说法，说明“国内思想言论很为自由，并无思想统制，也不强迫每人都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方式绝非灌输性，而是带有民主性的、“启发式”的特点。(32)《国内来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3期。

舆论的重要性体现为其对个人行为具有导向作用，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塑造个人的态度和选择。“留美科协”通过《留美科协通讯》等期刊营造了一种小范围的舆论环境，借此向留美学人宣传国内形势，强调新中国未来前途光明，同时急切呼吁学人早日回国参加建设，贯彻了中共的宣传意图。这些宣传活动使留美学人从具体事实中认识新中国，让其增加了对新中国和中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心中的顾虑。比如梅祖彦在接受了“留美科协”的宣传之后，感到“好像有一种新的推动力促使我回国”。(33)梅彦祖口述：《两封联合签名信》，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时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的朱康福读了“留美科协”印发的通讯后，了解到国内解放军秋毫无犯，社会秩序安定，“十分激动，认为中国真正站起来了，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了”，坚定了尽早回国的想法。(34)朱康福著，朱小鸽整理：《朱康福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8～89页。时在诺特丹大学读博的何国柱也通过阅读《留美科协通讯》，对中共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认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希望”。(35)何国柱：《给联合国秘书长写公开信》，侯祥麟等口述：《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92页。这种前提性认知，无疑对学人们最终回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思想教育

在舆论宣传的同时，“留美科协”采用座谈、报告和讨论等面对面的集体活动，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学人进行思想教育，使其逐渐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从思想上靠近新中国。

1.教育方式

“留美科协”对学人的宣传活动是一视同仁，不加区别的。但是，学人群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明显差别。由于大多数学人来自有产阶级家庭，因而头脑中不同程度地充塞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为科学而科学，脱离实际，缺乏集体主义精神，不尊重劳动人民等缺点。正如留美学生所言，如果说进步学生回国能服务国家和社会，那么这些人回国则“不是无益，便是有害”。(36)《读者投书》，《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第8期。换言之，“留美科协”如果只注重宣传工作，而没有顺势对留美学人的思想加以刻意教育，淘汰思想上的落伍者，那么单纯宣传活动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或适得其反。为此，“留美科协”明确指出“思想是一切行动的指针”，(37)郎所：《谈留美科协今年的工作总则》，《明州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并广泛团结会内外学人，举办面对面的座谈、报告和讨论等集体活动，对学人进行思想教育。

根据对《美中科协通讯》《留美科协通讯》和《明州科协通讯》所载内容的分析，“留美科协”在不足两年的存在时间里，先后组织了150余次不同规模的座谈、报告和讨论活动，频度可谓相当密集。这些活动的主题多样，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专业性的科学座谈、报告和讨论。“留美科协”的宗旨是“联络在美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科学技术之集体学习，以作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之准备”。(38)《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章程》，《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因此，开展具体而又深入的学术活动，是各地区会成立之初的首选活动方式。在这一方面，学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在美所学专业的发展情况，侧重于理论科学的探讨和学习。另一方面，学人们也积极反思近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的原因，探索将在美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新中国建设的可能性。“美中科协”成立会上曾座谈中国科学的前途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认识，(39)《经验的报道》，《美中科协通讯》1949年第1期。“留美科协”成立会上曾讨论科学研究者应具备的态度，“留美科协”周年会上曾座谈科学研究工作及其社会关系。《留美科协通讯》亦开辟专栏，围绕“理论科学工作者与新中国建设”主题展开多番讨论。相比而言，地方区会配合学术小组，开展的类似主题活动更加多样和灵活。比如安娜堡区会曾讨论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大众化等问题；(40)《区会消息》，《美中科协通讯》1949年第2期。芝加哥区会曾邀请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陈省身主讲近代数学发展趋势；(41)《区会动态》，《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旧金山海湾区会曾组织会友报告中国矿产资源、新式冷却法、遗传学、病毒学等问题。(42)《太平洋岸及美西区会近况》，《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这些学术性的座谈、报告或讨论最为契合“留美科协”的名义要求，成功将一批在学业上谋求上进的学人团结在科协身边。

第二种是新中国时政方面的座谈、报告和讨论，涉及新中国政治、经济、科教等多个领域。各地学人所学专业多半不同，如果一味举办窄而深的学术活动，会使得参与科协集体活动的兴趣降低。一些区会即逐渐产生了会员“不但没有时间准备讨论材料，甚至能否抽出时间来参加开会也成问题”的现象。(43)《一年来的留美科协》，《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学人们只有尽量了解国内建设的实况，才会加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为此1950年5月，“留美科协”呼吁各地区会加强讨论“对新中国的认识”等一般性问题。(44)《留美科协的后顾前瞻》，《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丁儆：《对区会工作的建议》，《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留美科协”总会以身作则，在芝加哥年会上专门座谈国内情况，并邀请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书记唐明照作新中国形势报告。(45)丁儆、傅君诏：《回忆“留美科协”》，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受此影响，各地区会随后广泛开展了对新中国时政方面的座谈学习。由班那区会曾讨论新政府组织法及政协纲领、新民主主义和新中国的工商政策问题；宾州州大区会曾讨论新民主主义、新工商政策、新政府组织法及中苏新约等问题；(46)《一年来的留美科协》，《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洛杉矶区会曾组织会友报告“何以要讨论新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要点”问题。(47)《区会新闻》，《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3期。

第三种是关于回国问题的座谈和讨论。“留美科协”的最终目的是动员学人回国。1949年上半年，会员即有关于回国问题的讨论。不过，当时绝大部分学生尚未毕业，回国仍是“间或的事，是一些人遥远的理想，是另一些人不考虑的问题”。(48)《留美科协的后顾前瞻》，《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1949年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周恩来邀请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的言论。“中国科协”在次年1月底也向“留美科协”会员发出公开信，号召留美学人尽快回国。此后，安娜堡区会和旧金山海湾区会快速响应，率先开展关于回国问题的讨论。(49)《Michigan区会讨论回国问题》，《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4期；《旧金山海湾区会：欢送会上谈回国问题》，《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5期。很快，“留美科协”召开监理事扩大会议，决议各地会员立即响应国内号召，“在最(短)时期内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为配合执行决议内容，“留美科协”指示各地区会举行集体活动，“立即发动有关回国问题之讨论”，并明确要求这些活动“不限于会员，尽量扩大影响到会外朋友”。(50)《第二次监理事扩大会议决议案》，《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

2.教育内容

较之相对机械的文本宣传，座谈、报告和讨论活动的形式更加灵活。学人们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不但深化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了解到国内的一般情况，而且交流了对若干问题的想法。“留美科协”旨在通过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教育学人就以下问题达成思想共识。

首先，认识科学的阶级属性。“留美科协”宣扬自然科学本身是超阶级的，但是科学工作者却不能超越政治的观点，引导学人认识科学具有阶级属性，自发检讨以往“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观点。“留美科协”指出，学人们要摒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树立用科学知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强调“科学不能和人民相分离”，“科学必须深入人民的生活，为人民的福利而工作，才有广大的前途”。(51)《宣言：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1期。一些地方区会和学人围绕该问题开展座谈，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明州区会举行座谈后，一致认为过去“为科学而科学”的做法无补于人类社会，科学研究的果实应以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为最终目的。(52)《大家谈》，《明州科协通讯》1949年第4期。旧金山海湾区会的会员们认为学人们的学习和研究目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绝对不能”产生。(53)《旧金山海湾区会座谈·学习与研究——配合祖国建设》，《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还有学人在参加座谈和讨论后致函《留美科协通讯》，指出“靠拢群众，与群众一起行动，是我们唯一的道路”。(54)《越区笔谈》，《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1期。与此同时，“留美科协”进一步指出国家的性质常常制约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科学研究旨趣的实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意在用科学营利，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应有方向。只有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科学才能为人民大众所有。(55)《大家谈》，《明州科协通讯》1949年第4期。由此，“留美科协”启发学人们不仅要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待新中国，而且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识和接纳中共。

其次，明晰科学的社会属性。“留美科协”不仅批判学人群体中存在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现象，而且深入分析此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揭示科学的社会属性。多个区会的座谈活动中，都曾讨论旧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多数会员认为科学的发展前途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没有健全的、进步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旧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挤压了科学发展的空间。“新出的幼苗，被这双重桎梏所窒息，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同时，经济的落后又使得科技的发展缺少支持。由此，高校和科研机构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装饰品，科学工作者被迫“委屈了他们的修养与抱负，或则为温饱而不得不做违及国家、人民利益的工作，或则逃避现实，标榜清高，求安慰于空泛的纯学术价值”。(56)《宣言：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1期。“留美科协”强调，要使社会环境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科学工作者就必须要与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新中国正是符合这些特征的国家，这也是“科学在新中国的地位和在旧中国的地位间的、第一等重要的区别”。(57)《理论科学工作者与新中国建设(一)》，《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由此，“留美科协”告知学人们即便从单纯追求科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也应该接受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再次，明确学习态度与方法。针对一些学人在学习态度上存在的问题与缺点，“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曾召开座谈会，要求学人们“严格地清算自己”，并在讨论后认为国外学位已不再是回国后谋生的“护身符”。(58)《回国问题专载》，《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留美科协通讯》刊登了费城区会的座谈详情，并肯定费城学人们的观点，借此告诫学人们要端正学习态度，锻造一技之长，具备真才实学。关于学习方法，一些区会亦曾专门进行座谈，批评一些学人与世隔绝、“孤影自赏”的行为，认为学人们要主动接触社会，根据个人的兴趣与专修的学科，“配合祖国建设的需要”进行学习，以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59)熊文愈：《自我改造与学术研究》，《明州科协通讯》1950年第5期。具体而言，学人们应该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之下，把在美国的教育、科研活动同新中国工农业生产情况密切联系起来，反映和解决新中国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鉴于个人精力有限，“留美科协”提倡学人们采用集体学习和分工合作的方式，提高学习的效率。(60)《越区笔谈》，《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2期。受此影响，学人们的思想与认识逐渐发生变化，认识到个人是新中国建设“大机器中的一个小螺钉”，必须要“配合着整个大机器前进”，方能实现与新中国建设需要之间的平衡、配合和联系。(61)《生活座谈》，《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由此，“留美科协”引导学人们摒弃旧社会养成的个人本位主义，妥善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最后，确定尽快归国的目标。在回国问题上，学人们的意见起初并不一致。在密歇根区会举行的一次座谈活动中，有的学人认为应暂缓回国，有的学人认为须立即回国，有的学人则态度模糊。(62)《Michigan区会讨论回国问题》，《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4期。1950年1月之后，“留美科协”各地区会多次组织有关回国问题的座谈和讨论，认为无论是学习理论知识还是参加生产工作，都没有继续留在美国的必要。费城区会和旧金山海湾区会的学人们在讨论后，认为理论学习可以在学人回国后依靠阅读相关资料独立开展；美国的教育体制服务于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很难适合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美国的生活环境崇尚自由主义，只会强化学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无益于培养新中国提倡的集体主义作风。因此，学人们认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赶快回去”，在新中国的建设环境中追求进步。(63)《回国问题专载》，《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当时，还有一些学人因对留学生在新中国的阶级定位不明，在回国选择上苦闷犹豫。“留美科协”强调留美学人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既是每个学人的使命，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64)《宣言：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第1期。这使学人们找到了内心问题的解答，意识到应该响应祖国的号召，“积极的、主动的立即回国服务”。(65)《旧金山海湾区会：欢送会上谈回国问题》，《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5期。由此，“留美科协”诱导学人们不应该在回国问题上迟疑和彷徨，尽快回国参加建设工作。

（1）基础能力：城乡规划中空间发展与数据依据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基础能力。以往的定性分析，以及美学为基础的评判标准，已经不符合存量规划中，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效率优化为目标，就不得不借助数据分析工具进行评判，这也使得城乡规划专业借助数据分析判断，成为基础的设计能力。

“留美科协”组织的一系列座谈、报告和讨论活动，不啻于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学人群体中存在的认识上的差异，常常在座谈和讨论中引起激烈的争论。学人们各执一词，有时“争论到面红耳赤”，均认为对方“思想错误”，想要“毫不客气(地)纠正”。(66)《一年来的留美科协》，《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通过言语的辩论和思想的激荡，“留美科协”营造了一种“从众”的氛围，以及时纠正个人思想的偏差和不足。由于这些活动采用了民主集中制方式，没有偏见和独断，因此结论自然为大家所愿意接受。思想教育的直接结果，是清除了一些学人的落后思想，引导学人用集体检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逐渐趋近“留美科协”设定的无产阶级思想准则，同时在现实中促使学人群体产生分化，使得一部分不思进取、思想落后的学人脱离科协组织，净化了“留美科协”的组织队伍。这为“留美科协”下一步对学人们开展实践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实践改造

“留美科协”区别对待无法立即回国的学人，以及学成毕业和有意离美的学人，对其分别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实践改造策略，并将其看作衡量思想教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

1.集体研究

对“留美科协”来说，只通过座谈、报告和讨论等活动对学人开展思想改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有会员所言，只有“把思想融汇到实践和生活中去，才可避免言行不一致的危险”。(67)郎所：《谈留美科协今年的工作总则》，《明州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实践改造的最好形式和最终目的，是引导学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多数留美学人尚没有完成学业，无法立即启程回国。由此，决定了“留美科协”开展实践改造的形式必须有所改变。其时，“留美科协”创新性地组织学术小组，开展集体学习活动，对学人开展实践改造。所谓学术小组，是以某种学术方向为主题，聚集各地区对此感兴趣的会员作专门性研究的组织，类似于小型的学会。截至1950年10月，“留美科协”共建成油脂、化学药品、金属、物理、水利、科学方法、工程动力等23个学术小组，另外筹建工程材料、石油、造纸、交通、建筑、畜牧等22个学术小组。这些学术小组的组员所学专业多样，便于分工合作。比如，水利小组包括水利、测量、土壤力学、结构、工程材料、市政工程、交通工程与建筑专业的学人。(68)《学术讨论记录》，《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学术小组的精髓在于配合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有组织的动，有计划的做”，尽量使每一个会员发挥最高学习效率，解决共同的学术问题。

其一，收集学术资料，调查美国科学教育和研究现状，以作新中国科学建设的参考。当时，各学术小组广泛搜集理论和应用上的各类书籍资料，以弥补国内学术资料的欠缺。一般方法是先设定搜集资料的主题，参考每人所学专业，将问题加以分解，使每人分头搜集资料。此后，调查组员已有图书，委派组员分别购置未有的图书、刊物、手册、单行本、报告、公报等资料，并向作者或厂商索取论文、著作、出品目录和产品说明书等。最后，将搜集到的资料分类编目，编辑索引。油脂小组曾与其他小组合作，一起编订必要的书志目录。(69)《学术小组消息》，《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3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留美科协”常得到国内机构的明确提示。比如，电工小组代国内同行搜集相关技术资料。此外，各小组还发起专门调查活动，考察美国科学教育和研究如何配合建设与生产，为新中国建立科学的研究系统提供镜鉴。电工小组调查和收集美国有关研究机构的组织、人事、研究题材、研究方法和研究设备等情况。(70)《一年来的各学术小组》，《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物理小组研究学习美国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物理研究现状，分析美国物理研究的规模、内容和趋势。(71)《学术小组消息》，《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1期。

其二，编译学术书籍，解决新中国缺乏科学参考教材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领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进教学内容改革。周恩来指出，教学内容改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解决教科书问题。(7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95页。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先于世。“留美科协”有意翻译一些美国高校中使用的教材，以资借鉴。该项工作由学术小组负责，一般是组员之间分工合力，编译公认的高水平著作。比如金属小组集体翻译当时美国新出版的《金属物理引论》一书，按引论和不同章节分工进行翻译，将一些最新知识介绍到国内，其中的中英文名词对照表成为1954年编撰的新中国第一本《冶金学词典》的主要参考资料。(73)吴明静等：《许身为国最难忘：陈能宽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3～54页。动力工程小组为适应国内同行的迫切需要，组织会员编译供高小初中程度学生使用的技术丛书及相关期刊文章，尝试合译最新《燃气轮机》及《蒸汽轮机》二书。(74)《各学术小组近况》，《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学术讨论记录》，《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

其三，开展专题研究，解决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困难。“留美科协”指出，学人们在集体学习和研究学术问题之前，“必须考虑到在国内应用的可能和迫切需要的程度”，(75)《发扬年会的集体精神，继续努力！》，《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协助解决国内建设中的困难。各个学术小组一致认为新中国大部分工作并非高深的前沿科学问题，而是属于基础性工作，因此要求组员尽量求得对基础学理及实验技术的了解。学人们认为“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效的”，“只有这样才能作最大的贡献”。(76)琢：《如何将学习和国内环境配合——对技术小组的一点意见》，《美中科协通讯》1949年第3期。比如，农业小组研究介绍美国农产品标准化现状，并建议促进新中国外销物资产品标准化，同时比较研究李森科、孟德尔遗传理论的异同，供国内农业生物改良者参考。金属小组筹议在国内组建金属研究所，“以便和当地的生产机关配合工作”，并协助在美采购设备。(77)《学术讨论记录》，《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陶瓷小组为国内工厂义务解答问题，包括国内陶瓷工业的燃料问题、中国目前陶瓷之优点及缺点、如何争取世界市场、如何制造工具及增加生产等，还为国内工厂代查参考资料并代购图书刊物。油脂小组以“怎样发展中国植物油工业”为中心，每人分配一专题，分头搜集资料，着手研究等。(78)《一年来的各学术小组》，《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

2.协助回国

首先，全面发起学人回国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在对留美学人开展宣传以及思想改造工作的同时，亦曾动员个别学人回国。1949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曾动员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回国，表示尽力襄助解决“一切旅程交通问题”。(79)刘深：《葛庭燧传》，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109页。不过，当时还欠缺全面发动回国运动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指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徐鸣正式开展动员学人回国的工作。(80)徐鸣：《怀念薛葆鼎同志》，《红岩春秋》1998年第6期。在此背景下，1949年底，“留美科协”中西部区会会长，同时也是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送在美各地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号召留美同学响应祖国召唤，回国参加建设。(81)朱光亚：《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留美学生通讯》1949年第8期。1950年3月，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同时也是“留美科协”会员的华罗庚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强调不管是为了抉择真理和报效国家、民族，还是为人民服务和寻求个人出路，都应该尽快回国。(82)顾迈南：《华罗庚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5～78页。“留美科协”希望借助知名科学家和代表性青年学者的呼声，影响一切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的风气。随着毕业学生越来越多，全面开展回国运动的时机日益成熟。4月，“留美科协”波士顿区会、堪萨斯区会、明州区会、路易斯安那区会、普度区会、海湾区会、墨堡区会、威州区会、安娜堡区会、西雅图区会、伊利诺区会、康奈尔区会等提出响应国内号召，开展回国运动。(83)《第二次监理事扩大会议决议案》，《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6月，“留美科协”总会特致函中国科协，明确表态“我们一致决心在最短时间内回国”，“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巨潮”，(84)《给国内的一封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0期。全面开展回国运动。

其次，提醒学人回国注意事项。新中国成立之前，中美之间客轮航班业务尚没有全部停止。学人们回国，大多数须事先由全美各地汇聚旧金山或洛杉矶，搭乘美国太平洋远东轮船公司或总统轮船公司的邮轮，直驶上海和天津。轮船启航时间间隔较久，且具体航班存在变动情况。为此，旧金山海湾区会专门派人搜集相关信息，告知学人们旧金山至天津的航班号、票价、起航时间和具体航线等消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的直航业务断绝。学人返国，须由美赴港后，再转往内地。《留美科协通讯》报道已回国学人的旅途经历，告知学人们在香港预定旅馆的方法，在港生活费和物价情况，行李存放问题，由香港至天津航班及价格情况，天津人民政府的接待和食宿情况，在天津海关纳税与兑换货币情况，北京人民政府的接待与食宿情况。比如，纽约区会的唐敖庆等人提醒学人们少带奢侈品，以免回国过海关时被征收重税；抵达香港后，由水陆两道皆可抵达北京；轮船到达天津后，可在当地银行兑换货币。(85)《国内零讯——吕保维、陈展猷、唐敖庆等会友信》，《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明州区会的李本汉告知学人们可在旧金山以货物托运方式将行李直接托运至天津，省费甚多；在港食宿费用较贵，每日须三至四元美金；由香港至天津航班舱位分五等，各自票价不同。(86)《会友动态》，《明州科协通讯》1950年第6期。“留美科协”此举使得学人们提前获知若干旅途细节，妥善安排回国行程。

再次，协助学人办理回国手续。新中国成立之前，“留美科协”即已委托旧金山海湾区会，协助学人解决在旧金山候船期间的生活困难。比如中共地下党员、时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习的金荫昌曾为华罗庚一家介绍旅馆，并派人暗中保护华氏人身安全。此后，随着回国人员的不断增多，旧金山海湾区会的接待人手愈显不足。1950年初，旧金山海湾区会和加州大学中国学生会合作成立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全面扩大服务范围。(87)金荫昌、唐冀雪：《祖国建设需要我》，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留美科协”总会全力支持并密切配合回国服务社的工作，并给予其一定经济资助。(88)《总会消息·第二次干事会决议要点》，《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11期。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对留美学人回国限制不断加强，最终在1951年9月彻底禁止学人回国。(89)裴广强：《美国政府之于中国滞美学人政策演变探析(1948—1955)》，《民国研究》2021年第2期。为此，美国政府劝说港英政府故意刁难中国学人过境。英国政府遂规定只有证明在港有家属者，或者在港有人保证食住无虞，定期内离港且有新政府入境许可者，方可办理过港签证。(90)《理事会消息一则：香港过境签证问题》，《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7期。然而，当时大多数学人不但在港没有家属，而且亦无友朋提供食宿，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政局的变动，尚没有取得新政府颁发的入境许可证。针对这些问题，“留美科协”协助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编辑、发行《旬刊》，报道和揭露美国国务院及英国驻美领事馆控制签发过港签证和轮船公司售票，阻拦学人返国的事实。(91)丁儆、傅君诏：《回忆“留美科协”》，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8～10页。此外，派人赴纽约和旧金山英领事馆交涉过港签证事宜，同时委托曹日昌安排学人在港的食宿和预定由港至内地的船票或车票，并由曹日昌转请教育部解决入境许可证问题。教育部遂寄送“留美科协”和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新政府入境许可证若干，俾学人随时申请，以便于办理过港签证时使用。(92)《国内来简：葛庭燧会友寄自北京》，《留美科协通讯》1950年第8～9期合刊。

“留美科协”组织开展的集体学习活动和协助学人回国运动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都旨在对学人进行实践改造。前者使学人在美求学或工作期间以集体研究的方式，将所学知识与新中国实际需要相结合。后者为学人回国提供了保障，减少了学人回国的阻力，加速了学人回国的步伐，亦是检验实践改造活动成效的终极标准。受此影响，“留美科协”会员中有近400人先后回国，大部分在日后成为相关科技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其中有80余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93)裴广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海外团结学人的尝试——以“留美科协”为中心的组织史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这是对“留美科协”实践改造效果的最好证明。

四、结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利用“留美科协”，在美积极动员留美学人回国。“留美科协”宣传报道新中国新气象和中共良好政治形象，对留美学人进行思想教育，进而全面发动学人回国运动，直接动员了各地会员，间接影响了会外留美学人。纵观“留美科协”对留美学人的宣传、教育和改造活动，其具有的一些特征引人注意。一是用时事新闻报道加深学人对新中国的感性认识，并通过解读其背后反映的中共相关政策，强化学人对中共的理性认知。二是用集体活动解决个人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清除学人以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习气，使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观念。三是区别对待无法立即回国的学人和学成毕业及有意离美的学人，并灵活制定不同的实践改造策略。从留美学人自身角度而言，“留美科协”的一系列活动刷新了学人们对新中国和中共形象的认知，使其激发出内心的自我省思，并逐渐将中共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我的共同体认，最终做出自愿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正确选择。

“留美科协”对留美学人的动员工作，是在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下开展的一次成功的统战活动，是对中共在国内对待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和使用政策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充分凸显出中共统战工作的智慧。实际上，当时中共针对留学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学人也曾开展统战工作。比如在英国，以陈天声和刘宁一为代表的中共党员组织全英学生成立“民社”，讨论中国政治问题。在法国，中共支部联合左派学生整顿巴黎中国学生会，积极团结和争取在法留学生。(94)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93～297、335～366页。在日本，中共通过官方、民间访日以及寄送资料等行动，引导留日学人早日回国。(95)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东京日本侨报社，2006年，第82～90页。“留美科协”的个案研究启示我们应该进一步搜集上述活动的一手资料，对中共的统战策略开展坚实且具体的实证分析。如此，必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对中共在海外学界统战史的认识，亦将对当今我国组织动员海外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更深厚的历史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