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建清 高居家

内容提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重要面向，技术是基于人类现实需要的一种以工具为中介的创造性实践形式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遵循规律性目的性的统一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成为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中介力量。因此，阐释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必须考虑其与空间的内在逻辑，此内在逻辑主要表征于技术主导下的时空压缩、空间深度化以及空间的生产性等诸多面向。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扬弃了同时期的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技术观，并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始终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技术，使技术回归到实践哲学的道路和人类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技术与空间思想内在逻辑的分析，可为反思技术与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技术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人以其为中介在对象化的劳动中改造自然，实现人的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的人化，而且人依托其创新突破现实劳动，趋向无限的理想劳动，表现出美的劳动规律。尤其在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近现代社会，技术全面介入人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其“被理解为代表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之前景”。(1)[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页。鉴于技术在“人类世”日渐独立乃至具有全面替代人的可能，如何从关系中的人而非觉悟人的“沉沦”的个人角度观照技术，就成为当今时代亟待反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扬弃同时代的诸种技术思想并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技术，使技术回归到实践哲学的道路和人类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实践”“技术异化”以及“技术批判”等面向，而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和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鲜有论述，(2)相关的代表性的研究有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林密：《马克思“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思想及其深层逻辑探微》，《哲学研究》2019年第12期；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于春玲，陈凡：《马克思技术批判视野中现代性追问的逻辑进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张青卫：《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技术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等等。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技术与空间思想内在逻辑，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尤其是为反思技术与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一、技术与空间内在关系的基础：技术的实践之维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普遍发展和应用，特别是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征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都要多。马克思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对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认识到合目的和合规律的实践活动统一于技术的熟练运用，而技术活动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和提高生产力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和生产劳动形式。首先，马克思认为技术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127页。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手段和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对自然的技术化改造将人类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从而引导人类从需要的领域过渡到自由的领域。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正是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成为人类获取物质资料最直接的工具和手段，显示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的可能性，此种生产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马克思将技术、实践或生产统一考虑的思想前提正是基于人的现实需要。现实世界中的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从事的任何生产劳动都不过是为了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从自己出发的”。(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33～34页。技术和语言、意识一样是由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生产方式，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和手段必然要通过以技术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8页。其次，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33～34页。马克思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生产方式，将物质生产方式和技术视为不同社会形态形成的重要因素，将社会历史的演变与劳动形式变化所定义的技术历史阶段相匹配来证实工业技术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内在逻辑。正是由于劳动过程中人类使用的工具的差异，使得“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469页。技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的强大引擎。再次，马克思指出工业发展关涉人类历史的发展，“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469页。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实践进入和改造人类生活并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基础，为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做准备，因此人类历史是一种以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工业史，人类所开展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127页。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这些关系涉及人类历史的生产、交换以及整个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这些技术决定了产品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阶级划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治、法律等。(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8页。于此而言，技术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为一种推动人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实现“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再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变。

马克思指出，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构成了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技术作为一种人类实践与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诸种实践均是规律与目的相统一的活动所产生的实践形式和必然产物。一方面，技术是一种满足“内在尺度”的实践活动和实现人类需要无限性的工具和手段。人类在以技术实践活动创造和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中确认人的类本质，证明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类存在物，并且通过生产生存手段来确立其作为类存在物的独特性。此种技术活动超越了动物本能的单一的生存需求，表现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自由自觉发挥和在无限性超越性向度上的自由创造，此种超越性和自由无限性基于一系列诸如“任何”“处处”“全部”“整个”等副词而不局限于特定的现实，“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8页。另一方面，技术是一种遵循“外在尺度”的实践活动。人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同时也是受动的有限制的存在物，包括技术活动在内的人类任何劳动实践都受制于必然的客观规律。技术的规律性在于其具有客观规定性和稳定的本质特征，其发展受内在的技术知识客观性和普遍性以及生产的普遍规律所支配，人类按照技术的内在规律认识并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才是现实的人的真正实践。人的实践活动高于动物本能活动正是在于人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128页。总之，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绝非停留在道德或者理性层面的沉思，而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并通过对此规律的认识来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实践。技术作为实现人类有限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有计划地使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体现着人类技术实践的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既使得外在的规律成为合目的的规律，也使得目的成为合规律的目的。

马克思继而指出技术作为一种实践具有意识形态性。首先，马克思认为工业历史和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128页。自然界和自然科学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基础并关系到人的全部生活，技术与自然一样本身就具有一种意识形态性。如果自然不可能在无差别的基础上以自觉的自然方式出现，那么技术亦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实现纯粹的中立，其本质上是由科学水平、国家法律、政治制度及社会利益等诸多社会因素和生产方式所塑造，社会性的要因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继而，人与社会对技术的广泛依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的中介影响体现为某种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彼此相互制约，强调了技术对人的本质、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影响，体现于技术通过工业进入人类生活，比宗教、政治、艺术及文学等意识形态更有力地影响人类精神世界，呈现出技术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再如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是进行统治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则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的手段。可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构建了以满足其自身物质、意识形态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需要和目的的技术范畴，并根据这些概念组织新的生产和再生产。

其次，马克思认为以技术为基础的工艺学不仅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更揭示出“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故而强调技术作用于现实社会是为了服务于其所要实现的意识形态，人类以有意识的方式使用生产力所拥有的一切技术工具——机器是作为镇压工人罢工的强有力武器而被发明，作为纺棉花机器的纺纱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而“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页。可见，资产阶级为了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工具性地使用技术，导致人的异化和剥削的现实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遮蔽，此种意识形态把统治阶级的利益伪装成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产生出工人阶级为维持自己的剥削而劳动的虚假现实，马克思则认为技术是人类繁荣和人的解放走向共产主义的关键，“只有……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00页。

就思想史而言，青年马克思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视角思考技术问题，此阶段其技术思想主要受到培根和蒲鲁东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关注过培根的著作，并称培根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页。培根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三种发明业已在学术、战事及航行等方面改变了事物的面貌并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以至于任何帝国、教派和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法超越其影响。(19)[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3页。马克思同样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可见，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深受培根关于科学和工具观点的影响。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对蒲鲁东关于劳动分工和机器生产的观点以及蒲鲁东小资产阶级关于机器劳动的改革方案进行了批判，提出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一般技术应用对工人劳动和生活的消极影响等重要理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将“机器”和“分工、竞争、信贷”等作为经济范畴来研究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3～164页。作为生产力的机器决定了分工而非作为生产关系的分工决定机器。由此可见，蒲鲁东混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如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仍辩证地看待机器的作用，指出经济上机器的采用使其成为人类自由、驾驭自然及人类力量的象征，同时也认识到工业机器的改良趋向于以机械操作取代人工劳动，导致部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被排挤出去而造成失业现象。可见，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受到蒲鲁东的影响。

而思想成熟期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论述技术问题，此阶段其技术思想主要受到拜比吉、尤尔、黑格尔、斯密、李嘉图及富兰克林等人的影响。首先，马克思在其手稿中勾勒了人类技术发展史的轮廓，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大量参考引用了拜比吉、尤尔等人关于技术的著作和论述，摘录了他们的技术观点并引用了大量的技术史料形成了著名的“工艺学笔记”，阐明了对技术历史发展的看法并结合劳动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应用技术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马克思通过乌尔、巴贝奇和舒尔茨等人的著作对制造业和现代工厂制度中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扩展到工业革命前的技术史，在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阐释中论述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条件被用来解释生产过程如何实现剩余价值。其次，黑格尔对目的论的相关论述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在《逻辑学》的“目的性”章节阐释了主体如何利用手段改造自然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对事物工具化过程的理解，指出工具是劳动有效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强调了工具特殊的本体论地位。黑格尔通过指出劳动是人类第一种工具性行为来分析工具对人类的影响，强调工具的普遍性影响着劳动并使之客观抽象化，而此种抽象化是机器概念的开始。其在《法哲学原理》中又提出了对现代社会技术变革的焦虑和技术异化的问题，并以劳动为基础讨论了现代化问题。他认为与动物相比人类具有“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2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5、210页。并将这些需求划分为更小的需求，使它们更加抽象和特殊化，劳动的此种抽象化是技术机械化的基础，然而“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5、210页。可见，黑格尔的技术观意味着从感性经验的知识到内在一致性的逻辑转变必然要求个体人作为中介，归根结底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现能力，此种能力只有通过使用作为中介的工具予以外在化，其结果可能把机器创造成一个代替人类劳动的对象。一方面，工具使人有机会通过劳动的机械化来获得空闲时间和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压迫性的机械化劳动使人成为与机器相伴的技术附属。由此可见，黑格尔通过机械化劳动和机器的出现揭示了隐藏的当代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思想根源，从技术的角度思考了人类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马克思正是在扬弃黑格尔的工具性手段和技术异化等思想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辩证的技术观，其在《反杜林论》和《资本论》中指出，技术尽管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但是以技术为代表的机器应用“压抑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16页。工人丧失了应有的技能而不得不在机器的主宰下工作，沦为能生产的机器或者机器的附属物。以机器为代表的死劳动统治着活劳动并剥夺了工人生产劳动活动的一切利益，包括人的生活生存空间，真正留给人自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再者，斯密在对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调查中将一些富裕的商业国财富的增加归因于技术工人和制造工人的勤勉与熟练、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运输船舶及一切运输工具和商业手段，(2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3页。同时指出机器只是起着次要和从属的作用。(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6、447页。李嘉图同样非常重视机器的生产作用，指出影响商品价值的因素不仅包括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还包括花费在器具、工具等上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并论述了机器与大工业之间的现实关系，多处引用斯密和李嘉图的相关论述，并指出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把机器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6、447页。实已看到斯密、李嘉图等人从政治经济学范畴探讨机器生产的趋势和影响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可见，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与斯密、李嘉图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最后，马克思将技术视为一种实践受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两次论述到富兰克林从劳动的观点出发认为使用和创造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过程所独有的特征，将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及“工程师”。马克思同样认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可见，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一种实践的观点受到富兰克林的影响实为确证。

二、技术与空间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观超越直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此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从而将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技术变革作为一种感性实践活动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反馈到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空间实践，成为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中介力量，同时，空间发展的现实性也必然要求技术和技术实践不断发展与革新。于此，技术与空间的内在逻辑主要表征在时空压缩、空间深度化以及空间的生产性等诸多面向。

首先表现在以时间消灭空间实现空间的压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考察始于商品，此种考察必然涉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技术。生产水平的进步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商品的流通时间，不仅加快了空间运动的速度，还缩短了穿越空间距离所需的必要时间。马克思正是意识到交通运输和通信等技术因素对于重新定位时空关系的重要性，才提出“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时空压缩思想，以此描述商品、资本、市场及信息流通速度的历史进步和累积效应，呈现出不同地方、区域和国家等空间之间相对距离所需时间的缩短。可见，空间压缩在时间中有其现实性，“任何在空间中呈现的现实都可以根据其在时间中的起源而得到阐述与解释。虽然任何在时间中(历史性地)发展着的活动都会导致(即生产出)某个空间，但这些活动只有在空间中才能成其为实践性的‘现实’或具体的存在”。(29)[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67页。列斐伏尔既坚持又超越了马克思的主张，特别是其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及总体性原则，从空间维度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异化的批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在此转向过程中，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原则始终贯穿于列斐伏尔对空间论域的阐释，此空间思想与马克思的空间相关论述始终保持一致，所以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思想对马克思整体思想的阐释存在合法性。马克思对此种时空压缩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以生产方式变革、机器的制造与使用及交通通信手段改进等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变革，消解了空间内存在的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以及僵化的关系，而此种空间关系的发展必然提出对技术的现实性发展。

一方面，时空压缩表征于技术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所需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此种必要劳动时间在时空关系中呈现为时空压缩，其现实表现为由技术所实现的穿越不同空间所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等技术因素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作为资本价值普遍化的条件，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人的生命和人的发展的尺度、资本发展和空间发展的尺度，其在重构时空关系过程中建立起必然的空间联系和空间价值，不仅提供了一种阐明空间的社会构建手段，而且揭示了空间的易逝性与暂时性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不同的形式和关联性。此种普遍存在的易逝性与暂时性正是经由技术发展实现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所呈现的，“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十二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十二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57年期间……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工具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到90%”。(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5页。海涅同样感受到传统时空意识在面对技术发展时所产生的空间距离的压缩感，“甚至连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概念也变得摇摆不定。由于有了铁路，空间已被消灭，剩下的就只有时间了”。(31)《海涅全集》第10卷，金海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由此观之，空间压缩的历史必然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历史，这就需要从时间性方面来看待空间压缩，只有通过时间——政治经济学与资本积累相关的客观时间——在感知上以铁路、轮船及通信等为表征的人类技术生产实践缩减时间才能实现超越自然界限和空间障碍。

由于结506焊条属于低氢型碱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份，焊接时容易产生泡，这会影响焊接质量。他们不得不着手新的实验，选择最佳焊接角度。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统计了一个又一个数据，最后确认，一根焊条在焊接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变换角度，保持后倾70～80度，效果最理想。

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缩短了空间距离感。马克思指出，资本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实现对劳动的支配，其现实性要求在交通运输和通信等生产工具的作用下不断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超越并克服空间距离。通过诸种技术性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不断扩大的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使各国的生产和消费统一于一个缩小的、世界性的空间。作为一种劳动资本，运输和通信等技术因素在地理区域、商品产地和消费地及人与人交往之间造就了一种明确的空间距离，同时也使这种空间距离感失去其现实存在性，消灭了空间之间自然存在的孤立状态，呈现出一种空间距离压缩景观。此空间距离压缩感的存在依赖于资本驱动下穿越空间距离所需必要时间，并“由强调速度和迅速减少距离摩擦与周转的技术所驱动”，(32)[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实现的空间距离的压缩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空间及以往国家、地区之间孤立发展的局面。此种孤立状态的消失正如本雅明的“自然物体的灵晕”的消失，本雅明将自然物体的灵晕界定为一种距离的独特现象，(33)[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7～238页。正是由于技术复制而导致灵晕被摧毁，其表达了不同地方及不同人之间的距离和孤立状态的消弭。于此而言，技术革命加速了不同空间彼此关联的必要时间而形成感官上空间的压缩，体现了空间的时间性。时间性作为决定性的要素纳入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之中，逐渐发展出新的与加速度相符的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产生了时间进程的超地区的协调要求。现代技术最终促成一种实时的空间远点间的交流”。(34)[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由此可见，技术及其发展减少了跨越空间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进而超越了一切空间界限，在其现实性上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同时，时空不断压缩的现实性也加速了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以适应更快的交换速度、更短的运输时间以及更具时效的沟通等需求。从资本的本性而言，一切空间界限的超越加速了交往即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发展，特别是以交通运输工具为代表的技术水平的发展。空间压缩的程度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实际的界限，此种界限与该阶段的技术水平尤为相关，表现于超越该空间界限的需要会不断促进技术的新发展，诸如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以及商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和消费等不断超越现有空间联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铁路、飞行、航行、通信以及基础建设等技术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而空间压缩界限的超越势必会促进技术的现实发展，全部旧技术必然会被更精细化标准化的新技术所取代，从而实现现有技术的更新迭代。

其次表现在以技术为表征的人的本质力量拓展了空间的深度。受费希特等人的影响，浪漫主义通过反讽协调有限与无限，克服与自我对立的非我，力图在自我与非我的关系中回归原初自我的无限境界。此种无限境界正是浪漫主义所追寻的深度，即探求人的本质之自由问题。作为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界定的对象化中介，非我只有通过人的主体性才能“回归于自我这个基底，才能把展现出来的东西把握为自我的内容，使之具有深度和立体的丰富性”。(35)李景林：《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4日，第11版。然而，浪漫主义仅通过想象追溯深度，导致对原我的追求最终回归到“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7页。鉴于此，马克思批判浪漫主义仅“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的方式追溯深度问题，强调了深度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人的自由和自由创造，并将其置于本我的实践活动之中追寻更深层的人的本质力量问题。

人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的感性实践活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及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其在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证明人是类存在物。在此对象化活动过程中人作为实践活动真正的主体是真实获得全部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人的自由本性、主体性和生命力量需要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和实践对象化来确证。而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技术才得以实现其现实性，人类劳动所包含的技术凝聚在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之中，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扩展为社会化的人类对象性活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够通过技术的力量自由地创造和改造对象世界，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正是在此种对象化活动中被全面地释放。马克思所追求的深度正是强调了现实劳动通过技术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性”的理想劳动状态，技术作为达及理想劳动状态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实现了理想劳动对现实劳动的超越。此种超越体现了劳动对象化过程中技术的现实性，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促进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现实的发展，进而成为空间和空间实践不断深度化的工具和手段。

技术作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中介物，本只是有限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但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核心基础，扬弃了具体有限的目的而获得了比有限目的更高的地位，“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38)[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8页。此种地位体现于比“犁”实际功用更重要的是其所代表的不只是技术物自身，更是由物要达及物内在的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深度是由技术所实现，技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确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2页。在这种确证中人类展现出自身的自由创造性，真正属人的劳动正是在无限性时空向度上的自由创造。科学技术和资本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产实践空间和交往空间，逐渐摆脱了旧有的空间认知局限，无论是从深度上、广度上和维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扩展性，从而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人类凭借技术力量使主体征服改造空间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通过能动地运用技术增强人类看、听、触、感空间的能力而深化对空间的凝视，消解“空间中的秩序井然与时间中的重复……出现令人疲倦同时又感到压抑的千篇一律的印象”(40)[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页。给人类空间感知带来的平面化。可见，技术为空间深度的展开提供了诸种可能性，“自然的空间在每个方面都依然是敞开的。得益于科学技术，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任何地方‘建造’任何东西：在海底、沙漠或者山顶，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在星际空间”。(41)[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488页。此种空间的深度彰显了人类超越了仅从单一方面审视或研究空间，其向着人类感知、向着技术化敞开，以技术力量为基础创造出新的无限的空间，就像它向着人类本质力量的实践行动敞开一样趋向无限可能。

概而言之，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的空间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人类凭借工业技术力量使主体征服和改造空间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空间作为被主体征服的对象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机器、铁路及通信等主体技术的加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下社会空间的本质，人们不再局限于当下的生活空间，不仅追寻物质空间，而且不断延伸到心理空间、虚拟空间、宇宙空间，等等。当然，技术对空间深度产生影响的同时，空间深度化也对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包括技术在内的人类任何实践和劳动形式都有其特殊的时空规定性，空间条件也制约着技术的发展，诸如原始社会空间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只会产生钻木取火、木棒和石器捕猎等简单的技能形式，其无法产生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科学技术，故技术的发展是在具体的空间中不断演变的。而空间的深度化正是从人类此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其规定性，空间发展的规定性必然要求技术的不断发展，如生产机器的更新、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以及航天技术的发展等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和过时的技能已无法满足新空间发展的需求，因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2页。由此，空间的深度化需要人的本质力量不断解放，向着更加自由的创造发展，从而也规定了以技术为表征的人的本质力量解放的深度。

最后表现在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实践实现了空间的生产性。马克思认识到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具有一般性生产所包含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流通)等诸种要素。因此，空间生产必然是一种生产性的空间，此种生产性主要体现于技术加速商品的空间流通提高了商品价值效用以及空间转变过程所产生的空间价值。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被消费之后才得以实现，这种价值的现实性在于商品的空间位置变化，即产品在完成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的转变后成为现实的消费品。此空间位置变化本质上是由技术交通运输业所实现，体现了运输业是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和流通领域在其现实中所固有的空间规定。流通的空间条件即把产品运送到市场的环节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市场的扩大和产品交换的可能性都与此种空间要素有着重要的关系，其依托于作为生产过程要素的流通，流通费用的减少实现了资本增值费用的减少和资本生产力的发展。(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页。可见，交通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是物品价值实现的必要因素，(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页。空间的增值和再生产力取决于商品从生产到市场的流通运输，现实中体现于此种流通运输所经历的时间量。更迅速的交通工具和流通加速度不仅扩大了消费市场，而且缩短了商品通过市场的时间，表现出在一定时间内能够生产、运输和消费更多的商品、资本的增值次数增加以及资本的价值能够再生产与增值更多的量，其实现了整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持续性和价值化。可见，技术所引发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变化实现了场所和空间的移动，由此产生的商品价值效用体现了空间的生产性。

又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技术加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体现于外延上生产空间场所的扩大、内含上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2～193页。作为资本的劳动场所的规模扩大和采用新的、改良的、超过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等资本形式成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般性原因，(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33、725～726页。在此过程中资本和技术成为空间再生产的动力因素。同时，扩大劳动技术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并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6页。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条件和资本发展的现实要求。当然，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资本集中所造成的劳动空间范围的缩小可以节约非生产性费用，也呈现出了一种空间的生产性。工人和生产资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集中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提高利润率和生产效率，还“可以节省动力；许多工人共同使用这些劳动资料……也节约劳动和非生产费用”。(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1页。马克思在论述农业空间集中生产时援引了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中的示例，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工具的生产和使用使得农业耕作大幅进步，进行耕作的空间更为集中，这种空间集中使机器、科学和自然力的应用得到了发展，呈现出空间的生产性：原本分散在500英亩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现在全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现在在1英亩土地上种出24蒲式耳谷物所花的费用，比过去在2英亩土地上种出24蒲式耳谷物所需的费用少”，(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1页。由此，资本和技术因素成为实现空间生产性的内在驱动力，空间规模的变化既吸收了资本又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更加表明空间具有生产性。

要言之，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必然具有生产性，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实践不论是在流通的空间条件、土地空间价值转化还是空间规模上都实现并加速了空间的生产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生产资本的市场空间越大，它的生产性就越高，而市场空间的这种扩大是由以运输业为表征的技术造成的。于此，空间的生产性是由技术水平所影响的。而对空间生产性和生产能力的不断追求也必然会促进技术水平的发展，加快商品在空间移动上的速度以实现更多的商品价值，利用土地空间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及通过劳动空间和场所规模的变化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等诸种需求的不断地被满足，就需要实现交通运输技术和劳动生产技术等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改进。由此，技术离不开空间关系所产生的内在目的和社会需要，人正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以及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生活资料的无限追求，而把空间关系变成价值工具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工具，以此体现了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空间的生产性，同时也体现了空间的生产性促进了技术的不断发展。

三、回到实践：马克思技术思想的意义

在狭隘的工具或技术思维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境况下，人类面对时代的技术问题该如何回归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认为必须从实践的角度理解技术，如此才能使人类从技术框架中解放出来。在此进程中，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扬弃了同时期的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技术观，使技术摆脱了空泛的脱离实践的理论基调，并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技术回归到实践和人类生活世界的现实之中。

第一，浪漫主义拒斥和否定技术及理性社会，强调了人的想象和情感，希望重返无技术媒介存在的自在生活空间。马克思则从实践观出发认为人的生产劳动、社会历史以及空间的生产离不开技术，重塑了技术在人自身、社会和空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首先，浪漫主义否认技术、反对工业，片面地认为技术导致了人的异化，以期寻求人类生活的无技术空间。浪漫主义对工业革命历史性地批判反映了对工业革命的逃避和对技术带来的一切现象及结果的不安，认为“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53)[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0、52页。而非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从人类的罪恶中诞生并破坏了自然和人性，造就了工业化城市空间的丑陋和人的内在生命被忽视，甚至于那些通晓科学的贤哲成为某种形式的活死人，人的形象被严重扭曲。借此，浪漫主义希望通过神话、文学、诗歌和艺术等形式摒弃严整的科学秩序，寻求恢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压迫下被异化的人性和生活空间的自然之态。马克思则强调了技术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存在，是一种生产力和人创造出来的满足人类现实需要的劳动手段和实践形式，其在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技术化生活空间，“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5页。其次，浪漫主义反对被技术所宰制的理性社会和社会空间的理性化，认为技术阻碍了人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感官世界，期望在情感的世界中寻求非理性的精神空间。浪漫主义对情感的追求正是认识到技术理性的横行对已有宗教的攻击破坏了信徒的信仰和人类情感，由于理性主义过于庸俗，宗教俯就理性，人们才转向其他途径寻找道德满足和精神愉悦，(55)[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0、52页。“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5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序，第17页。浪漫主义认为理性知识已经不能再确认诗意的想象、情感的体验和过去时代所认同的真实的道德判断，倾向于通过主观情感认知来回应和理解生活空间，旨在恢复情感世界的感性认知和人的价值。马克思则认为技术是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理性实践活动，强调技术通过工业实践进入人的生活世界，证实了空间的物质性以及技术同人之间的现实历史关系，批判浪漫主义抛却了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的关系，仅仅把感性活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其仅依靠“纯粹的内在精神活动”永远无法实现个人价值、自由及人类空间命运共同体。再者，浪漫主义主张回归脱离技术影响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空间。此种主张渴望摆脱客体化和技术化意义上的自然界，以此弥合理性和感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认为只有在自在自然中才能真正体现人性，表现出“从社会的虚假的、机械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的人的真正本质——人作为尽善尽美的总体”。(57)[匈牙利]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然而，浪漫主义表现出对某种虚构之地不真实的追求，将此种不真实与虚幻的象征主义结合而产生了认识论问题，其所渴望回归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实质上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对理想天堂的幻想。可见，浪漫主义所设想的社会空间是一种“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9页。的自在空间，否定了技术实践所影响的人类生活空间的社会性。不同于浪漫主义从感性出发为了“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页。进而寻求无技术媒介影响的生活空间，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和以技术为基础开展的生产实践活动，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所开展的任何劳动都内含着技术的力量，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空间不可能自为地制造出任何机器、铁路及电报等，它们是人类技术劳动实践及需要的产物，“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关上技术发展的闸门。只有浪漫主义的蠢人，才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60)[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孟广均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技术，且没有以经济和实践为基础看待技术，幻想通过技术方案改造社会主义，并将社会主义论说和技术方案寄希望于统治阶级，最终只能流于空想。而马克思则将社会主义和人类生活空间的实现置于现实的经济和生产实践基础之上。首先，空想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实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空间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技术。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技术破坏了社会道德。资本主义社会下以蒸汽机和纺纱机为代表的技术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控，成为资产阶级谋取私利的手段，其完全不顾及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导致技术改进的作用只是败坏社会道德并侵占无产阶级的生产、生活及精神空间。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技术带来了灾难。傅立叶对包括技术在内的人类文明进行了批判，其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9页。平均主义派和巴贝夫派更是“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有害的危险的东西……来消灭掉”。(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0页。空想社会主义倾向于以一种极端愤世嫉俗的方式看待机器，渴望恢复各种形式的封建社会主义，没有真正看到技术为人类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提供必要条件。马克思则认为技术在社会发展和空间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的生产力，机械是科学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途径，不仅揭示了自然对价值创造的中心作用，还强调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要承认机械在生产中的作用。其次，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以经济和实践为基础看待技术，仅通过技术改造理论方案而非技术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其所要实现的人类生活空间也因此缺乏物质和实践基础。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提出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的力量，但是却未能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去寻找改革道路，“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1页。其所要构建的理性王国脱离了现实基础，局限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和不发达的经济关系，将一切诉诸理性并从头脑中幻想的种种改革理论方案出发去改造现实社会。马克思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历史及生产实践等现实基础之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和观念都是由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的，只有与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实践才能为现实的变革和空间的生产提供驱动力而非理论方案。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生活空间正是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实践的产物，只有伴随着技术实现的生产力大发展和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人们才能够全面地历史地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科学。(6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284页。再次，空想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论说和科学技术方案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试图以改革上层建筑的方式，仅通过向统治阶级寻求支持来替代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途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无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认识和总结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而沦为一种“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3页。丢掉了闵采尔、马布利及巴贝夫式的革命精神，形式上仍以极宽容、驯服温和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梦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造现实社会，此进程中的任何社会改革方案、技术设想及其所要达到的社会空间图景最终只会流于空想。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脱离了革命斗争的实际，认为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斗争中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人类空间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下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属人的社会力量，技术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那种被资本主义视为剥削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才会被消灭。

第三，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角度强调了“思”是人类本质的行为，对技术存在的思考体现为一种基于神学渊源的存在论，同时强调了自我中心主义主张，忽视了技术社会下自我与他人的现实关系，而由此形成的存在论空间观缺乏实践性和社会性。马克思则将技术立足于以行动为中心的实践基础之上，强调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形成了实践空间观。首先，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倒置了实践与意识，强调“思”是人类本质的行为。海德格尔将技术设想为一种思考和参与世界的支配性控制性手段及揭示存在的特定方式，发展了与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相关的思想，要求在一个根植于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的自我确定性的时代重新唤醒存在的意义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康德式先验的存在论空间范畴。人类由于对存在的遗忘或缺乏对存在的关注而处于“无家可归”这一代表现代技术真正危险的状态，其对技术追问的目标正是在于引导人类洞察技术时代“存在”的真相，唤醒人们意识到技术危害的存在和对这种存在展开思考。然而，此种对技术的思考仅停留在古希腊式的以言说为中心的存在范式，从对诗、思、艺术等理论分析的角度对技术进行了深思，认为只有通过回归神话、思想、诗歌和艺术等意识之流才可能摆脱技术框架，回归诗意的“栖居”空间，“无视马克思对‘技术’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分析，而将不可言说的‘存在’视为一切技术行动的可能性条件。在他看来，西方思想出现的‘存在’的‘实体化’、‘人道化’的进程始于柏拉图把人类心灵所领受的事物的永恒形式——理念——视为最真实的存在”。(66)张文喜：《颠覆形而上学：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这正如阿多诺所批判的以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为代表的现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存在的反思与追问中将思想完全等同于存在，(67)罗松涛：《阿多诺是如何批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新京报书评周刊》2022年3月16日。认为仅“用思想的力量足以把握现实的总体性”。(68)[德]西奥多·阿多尔诺：《哲学的现实性》，王凤才译，《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于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将技术仅视为源于某种思维的结果及对现实的现象学阐释，并没有意识到技术和空间独特而根本的实践特性。马克思的技术范式则立足于以行动为中心的实践基础之上，将其解释为一种实践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活动形式，而非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假定的精神活动，赋予了技术实践活动对精神活动的优先性。其次，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角度强调了自我中心主义主张，忽视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海德格尔高扬自我为人类之本体，把与他人的关系视为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概念中人的关系，并把这些关系和认识的工具混淆起来”，(69)[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1页。导致自我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孤立出来，形成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论说和孤立的缺乏社会性的空间观。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诸种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相互关联中形成“为彼此而存在”的现实世界和空间关系，“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特别是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空间联系更加紧密并逐渐走向人类空间命运共同体之图景，必然会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趋向无限可能，逐渐克服自我中心主义下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分裂。再者，海德格尔对技术存在的思考是一种基于神学渊源的存在论。西方世界工业化的现实已使精神和存在之间的调和存在一种宗教暗流，海德格尔在技术论述中涉及上帝、堕落、危险和拯救，产生一种隐蔽的神学基调。尽管其以对技术摇摆不定的态度和对技术被遮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确保了对技术本质的洞察，却“不断重复着‘源头处的东西’，重复着那宗教性的思想、神学的思想和信仰的思想”，(71)[法]阿尔弗雷德·登克尔等主编：《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海德格尔年鉴》第1卷，靳希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07页。最终回到了一个源于神学的存在概念，受其影响的技术时代空间也失去了物质基础。而马克思的技术和空间论域比海德格尔的技术存在论和存在论空间更具实践根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任何生产都需要经由技术、现实空间和身体回溯其实践根基。

四、结语

“世界图景时代”下的人类生活世界被无处不在的技术所包围，技术已经成为人手的延伸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表征，并真实地改变和塑造人类现实世界。作为一种形塑人类和社会的力量，技术的真正目的“在于实践和劳动，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现，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7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然而，技术所导致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则表明人类理性必然存在着对技术失去控制的风险。为此，马克思通过更深层次地探寻空间的现实来源——以技术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劳动实践等，不断深掘自我塑造的主体之物质本源，以此建构空间与技术之间的必然逻辑，进而批判技术异化所造成的空间和人的异化。技术形成了现代人类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只有对全球化空间下的技术化现象作深刻思量，避免和改变技术异化所造成的空间异化问题，把技术从其异化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而非将人类的未来托付于技术的无限进步，才能使得人类不至于陷入盲目乐观主义或宿命论的绝望，实现希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