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锦生 刘华光

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防范过早金融化，成为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聚焦于金融扩张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更迭中的关键作用，利用基于金融资本形态的“流动性霸权”概念，揭示了金融扩张“既连续又突变”的特征。金融扩张既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生动力，又是其体系不稳定性的来源，形成资本主义难以跨越的“金融化悖论”。这一“金融化悖论”将美国经济必然走向金融化，以及金融化必然导致体系性混乱，统一于其逻辑架构之中。这一具有纵深历史视角和广阔体系视角的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金融化悖论”形成以及具体演进形态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规避资本主义金融化中出现的问题，防范依赖性金融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化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具有依附性特征的过早金融化，且依附性金融化逐渐取代依附性工业化，成为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链接方式。面对资本主义扩张为世界体系这一时代命题，阿瑞吉在对布罗代尔、斯密、马克思以及波兰尼等人理论进行借鉴、反思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不仅解释与还原了资本主义扩张为世界体系这一历史过程，而且在金融化的历史维度中揭示了美国金融化的独特表现。中国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几乎与美国经济金融化同时开始，改革的深入日渐凸显了金融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规避资本主义金融化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防范过早金融化的重要性，凸显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现实价值。

一、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架构

阿瑞吉的理论构建，始于采纳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内涵的重新界定。布罗代尔把经济活动划分为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强调相对于以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具有凭借非经济手段获得垄断地位进而处于市场经济顶端的特征。(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47页。基于此内涵修正，阿瑞吉进一步深化了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运行特征的剖析。布罗代尔强调资本主义的超适应性，通过销售环节间接控制生产，资本主义能够与任何生产方式结合。阿瑞吉则探究这种超适应性的来源，以及资本主义如何成为市场经济的上层组织并获取形塑世界的能力。布罗代尔强调资本主义的灵活性，但以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为前提的金融扩张，却昭示资本主义发展秋天的来临。阿瑞吉则进一步探究资本积累模式从物质扩张转向金融扩张的实现机制。布罗代尔强调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性，资本与国家而非市场进行结合，“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一个组成要素”。(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5页。阿瑞吉基于历史和体系视角，构建起市场—资本—国家变动不居的三维结构的资本主义体系动力机制，探究“金融化悖论”下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

1.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市场和国家存在密切关系

阿瑞吉强调“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与市场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3)[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其构建的资本主义体系动力机制由双重动力机制构成，其中斯密动力机制揭示了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揭示了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内涵的修正，将其外延缩小为占据市场经济顶端、且与市场处于静态关系的“布罗代尔钟罩”。(4)F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p.67.阿瑞吉通过重新解读斯密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相互促进形成的斯密动力，可以突破“布罗代尔钟罩”，使资本主义从市场经济的上层组织向市场经济内部渗透。但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动力，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条件来突破地域和体制环境的限制。“布罗代尔钟罩”指的就是阻碍“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5)韦森：《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由于将货币视作购买力而非政治权力直接载体的历史局限性，斯密预设了一个强大的“亲劳方而非资方”的国家，驱动市场规模突破地域和体制环境限制。与之相较，马克思强调了货币作为权力载体的政治内涵，财富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国家不仅丧失了反制资本权力的能力，而且与资本结合形成由资本主宰权力的运行逻辑。当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动力难以解决体系内经济停滞问题时，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使资本与国家结合形成“工商业综合体”，(6)国家和资本间的动态关系，集中体现为主导积累的(工)商业企业体系的转型：从17世纪将保护成本内部化的荷兰特许股份公司，到19世纪将生产成本内部化的英国制造工厂以及20世纪将交易成本内部化的美国跨国公司，资本一直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企图维持“垄断”地位。并以此作为体系扩张和主导积累机构，在两种权力逻辑(7)两种权力逻辑，指以获取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以及以获取利润(货币资本)为目的的权力的资本逻辑。两种权力逻辑，代表两种不同的剩余占有方式，具有辩证而非功能性的关系。二者相容还是相悖，取决于所处体系积累周期的体系条件。体系积累周期崛起的关键在于受两种权力逻辑驱动形成的制度安排与当时体系条件的契合。阿瑞吉将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为世界体系的过程，划分为自16世纪以来以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四个体系积累周期的形成、巩固、瓦解和更迭的过程，每一体系积累周期都由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构成。驱使下，将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为世界体系。

2.金融扩张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生动力

在对资本积累进行体系层面的分析时，阿瑞吉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用商品交换公式“C(商品)-M(货币)-C′(商品)”表示的“斯密式市场发展模式”，和用资本一般公式“M(货币)—C(商品)—M′(货币)”表示的“布罗代尔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8)[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货币作为资本还是仅仅作为交易媒介存在，是两种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发展模式中，资本竞争加剧导致难以避免的停滞趋势，使体系层面的资本积累呈现明显的跳跃性，表现为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变。涵盖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交替更迭的“布罗代尔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则更准确地概括了资本主义体系积累的本质。其中的金融扩张，代表着历史资本主义结构演化过程中“基本的不稳定性和适应性”，(9)[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164、166、36页。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呈现重叠而非线性特征。金融扩张成为体系积累周期的一个特定阶段，而非特定的资本主义类型。金融扩张的需求条件，来自韦伯强调的“国家之间对流动资金的竞争”；(10)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Collier Books, 1961, p.249.金融扩张的供给条件，则来自实体经济停滞产生的过剩资本。与马克思将“国债”视作资本家间的合作手段、作为“国家的让渡”(1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5页。不同，韦伯将国债视作国家间进行竞争的工具。基于国债性质的这一转变，阿瑞吉强调伴随国债同时产生的国际信用制度，成为拓展资本主义体系以重启资本积累的利器，金融扩张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生动力，货币资本和国家债务体系在金融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金融化悖论”下的体系积累周期更迭

阿瑞吉用涵盖“流动性霸权”概念的世界体系模型，将金融化纳入了帝国主义分析框架。(12)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阿瑞吉认为跨国公司作为超国家经济力量导致了民族国家衰落，终结了垄断帝国主义时代。基于这一判断，阿瑞吉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替代了帝国主义概念。Giovanni Arrighi,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Verso,1983.通过创建基于金融资本形态的“流动性霸权”概念，阿瑞吉将霸权的侧重点，从葛兰西的国内维度转向国际层面。任何一个国家要确立霸权，必须以能够引领体系重启物质扩张为前提，而体系生产和贸易扩张以体系内“支配集团和从属集团的社会契约为基础”。(13)[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164、166、36页。当实体经济停滞导致金融扩张侵蚀“既定社会契约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14)[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164、166、36页。体现适应性的金融扩张倾向于加剧国家间、企业间竞争和社会冲突，最终影响体系的稳定性。在这一“金融化悖论”下，作为霸权转移的体系积累周期更迭，开始于体系积累周期中心国家的“全系统金融扩张”。(15)[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164、166、36页。金融扩张成为体系积累周期衰落的标志，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换，成为理解体系积累周期更迭的关键。“体系积累周期总是以金融扩张开始，又以金融扩张结束的。”(16)[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任何一个国家在体系积累周期中的崛起(即建立霸权)关键，在于该国在两种权力逻辑驱动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契合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条件，使新体系释放出比旧体系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霸权衰落则是由于制度安排与变化后的体系条件相悖。因此体系更迭兼具外生和内生两重因素，体系层面的限制，决定了哪个资本——国家综合体可以成为新霸权的载体；新的资本——国家综合体的特征，则决定了新积累体系的特征。阿瑞吉通过“金融化悖论”解释体系更迭，为还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历史，提供了基于矛盾运动的一般性历史变迁理论。

二、美国经济金融化：周期性重复中的变异

阿瑞吉利用“金融化悖论”，将实体经济停滞纳入霸权危机范畴中去理解。霸权危机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三重危机的复杂体系，实体经济危机只是其在经济层面的反映。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物质扩张，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中只处于“‘居间’而非‘独立’变量的位置”，(17)[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资本积累金融化而非制造业破坏性竞争，才是资本对实体经济危机和霸权危机的主要回应，彰显了资本主义体系积累的周期性和灵活性。

1.周期性重复：体系更迭的一般性特征

为了确保美国政府权力网的全球扩张与美国公司积累网的跨国扩张形成互补关系，二战后美国构建了全球化的战争——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美国体制(18)美国体制是指美国为了在体系内崛起所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美国体系则是指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整合了碎片化的全球市场，形成了全球化的新体系条件。但这一新的体系条件却与原有的美国体制产生了矛盾，导致美国霸权产生危机，并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公司资本的跨国扩张和美国世界权力的国家基础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19)[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7、308页。成为实体经济停滞的政治层面原因。美国体制下全球市场的形成，使社会分工相较于技术分工更具优势。依赖社会分工而非技术分工的灵活积累模式，赋予各经济体共享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机会，(20)[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1、148页。成为美国实体经济停滞的经济层面原因。为了扩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证明其历史合理性(正当性)，美国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制度安排“出于政治目的且具有社会倾向”。(21)[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1、148页。由此形成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妥协的劳资关系，使资本很难将国家间、资本间加剧的竞争压力转嫁给工人阶级。在资本间横向挤压以及劳资间纵向挤压共同作用下，美国实体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实体经济停滞导致资本逐渐以货币资本形式从实体经济领域退出，通过信贷途径转化为金融资本，谋求在金融市场获利。要实现资本积累模式的这一转变，必须拓展资本积累空间，并且创造有利于金融资本获利的市场条件。阿瑞吉借鉴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22)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追溯了资本权力的历史性存在，探讨了面对资本“脱嵌”及市场社会形成，驯服资本权力的政治经济方案。“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作为“钟摆运动”的两端，市场扩张与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侵害的“双重运动”，贯穿了西方社会长达百年的历史。强调面对实体经济停滞施加于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回归资本利益、放松管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取代凯恩斯主义体制，重现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钟摆实验”。金融资本主导的、涵盖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的新自由主义建构，提供了金融化的制度框架。通过推动社会关系商品化在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上的扩张，新自由主义体制将资本积累空间拓展至全球以及人类所有生活领域，使资本可以抛开生产过程进行“剥夺性积累”。(23)[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国家因为拥有对暴力和界定合法性的垄断地位，通过将公共产品、公共机构以及公共权力商品化、私有化与金融化，成为剥夺性积累的领导者，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成为剥夺性积累的主要工具。

2.体系性变异：世界货币生产与调控主体变化

美国体系与以前积累体系最大的区别，是美国进行金融扩张的载体——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货币的权力特征和政治内涵，解释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独特表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改变了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和生产模式。世界货币由盈利活动的副产品，转变为“建造国家活动的副产品”。(24)[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7、308页。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融资控制权从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手中，转移到与重要盟国中央银行采取协调行动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25)在此之前，巨额融资领域一直掌握在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家手中。虽然伊拉莎白时期(1560—1561)巨额融资领域出现过国家主义萌芽，但包括英国体系在内的世界货币在本质属性上只是赢利活动的副产品。面对体系更迭过程中总会出现的“巨额融资领域权力的双元化特征”，罗斯福新政力求通过废除金本位制，在巨额融资领域以公共调控代替私人调控；1933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戈尔法》确立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目的在于将国内财政控制权从私人垄断财团转移到国家手中。在这种意义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延续了罗斯福新政在巨额融资领域以公共调控代替私人调控的思想。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提供美元，产生了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特里芬难题”。世界货币供给充裕与美元币值稳定，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悖论。由于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权力扩张的载体，因此即便美元危机频繁爆发，却没有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反而将布雷顿森林体系视作帝国权力扩张的障碍，这是促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的关键力量。(26)[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9页。美国政府在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彻底虚拟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改变了世界货币秩序的金融逻辑。(27)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的是“怀特计划”的思想，构建起债权人逻辑的世界货币秩序，即贸易赤字国家承担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责任。与之相对应的债务人逻辑，要求贸易盈余国家承担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责任。但美元作为基于主权信用的信用货币，必须与黄金挂钩才能作为世界货币。贸易逆差战略成为运用美元霸权蓄意剥削他国的一种制度安排，(28)[美]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76页。美国开始由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固定汇率制崩溃，加剧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流动性偏好。20世纪70年代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取消资本管制，进一步助推了“冷战”格局下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私人资本主导的巨额融资得以复活，使融资控制权逐渐从华盛顿转向了纽约和伦敦，破坏了美国政府的铸币税特权。但在灵活积累模式下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且跨国资本权力与国家基础之间出现矛盾，导致“美国政府通过其他手段追求权力所获得的回报正在逐渐减少”(29)[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情况下，与私人巨额融资结盟，执行“可靠货币原则”，成为解决美元贬值问题的唯一办法。以“沃尔克冲击”(30)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盈利能力危机，美国采取了通货膨胀的危机管理战略，导致世界货币的无序化日益严重。为遏制通胀水平，自1979起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不断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史称“沃尔克冲击”。“沃尔克冲击”实质是在重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货币基础，阿瑞吉认为其作用远大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95年的“反广场协议”，所以赋予其“革命”的意义。为代表的1979—1982年间的“货币主义反革命”，将“美国国家行动从供给转向了需求”。(31)[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8、192、193、226、224页。美国政府放弃与私人资本在巨额融资领域的竞争，并通过金融渠道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旺盛的需求条件。“沃尔克冲击”强化了美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了美国对外部赤字的非对称处理。美国的金融扩张，与以前体系积累周期更迭中金融资本总是从旧中心流向新中心的资金流向截然相反。但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融资的信贷，其动机“不是经济而是政治的”。(32)[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8、192、193、226、224页。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贸易顺差国担负起稳定美元币值的责任，但流入资本的政治化，具有随时恶化这种资金循环的潜力。(33)[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8、192、193、226、224页。美元体系的建立虽然赋予其积累巨额贸易逆差的便利，但阿瑞吉强调资本流动异常，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时空修复机制“出现了障碍”。(34)[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8、192、193、226、224页。

三、金融化与美国积累体系的体系性混乱

本文致力于探究霸权社会根源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揭示了金融扩张“既连续又突变”的特征。金融化下特有的“剥夺性积累”，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政治异化以及合法性危机，将侵蚀“巩固霸权的社会契约”。同时体现适应性和不稳定性的金融扩张，使“金融化悖论”成为资本主义难以跨越的障碍。对“巩固美国霸权的社会契约目前趋于崩溃的趋势进行研究”，(35)[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6页。成为阐明金融化与美国体系陷入混乱的内在关系的关键。

1.经济层面：剥夺性积累下的体系性需求不足

阿瑞吉将金融化后的资本主义称为“贪婪资本主义”，(36)[意]乔瓦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8、192、193、226、224页。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的掠夺层面结盟，使“剥夺性积累”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方式。资本摆脱生产过程追逐利润的金融化，使劳动力再生产全面市场化与金融化。金融体系凭借自身优势地位，对个人附加苛刻信贷条件的“剥夺性积累”，造成“劫贫济富”的购买力再分配。剩余价值实现问题进一步恶化，加剧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危机。金融化一方面激化了由劳资矛盾导致的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矛盾，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膨胀使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二者综合作用，进一步破坏了实体经济积累框架。源于金融资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扮演着维持总需求的私人凯恩斯主义角色。具有“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特征的债务经济平稳运行，以金融资产价格持续上升为前提。这一经济平稳运行前提，使经济政策与金融泡沫捆绑在了一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国货币政策呈现出以降息—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为核心特征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既体现了世界货币性质的改变，又逐渐将“创造和分配货币、信贷和支出的权力”交到了政治家手中。(37)张晓晶、刘磊：《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批评——兼论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7期。经济进入“由于特殊流动性注入导致金融市场繁荣驱动经济增长”的所谓“流动性辅助增长”模式，(38)[美]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负利率时代：货币为什么买不到增长》，巨澜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8页。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央行在二级市场上对国债、机构债券和资产抵押证券(MBS)等的直接购买。这一流动性来源变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美元货币基础发生了改变，MBS成为美元发行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坏账货币化成为美元发行的重要途径。但过量发行的美元，仅仅执行再分配手段职能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并不具有促进生产的属性，难以达到刺激实体经济复苏的目的。为了将衰落中的霸权转变为剥削性支配关系，(39)[意]乔万尼·阿里吉、[意]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5页。美国通过剥夺性积累廉价整合资本主义体系外的生产资源，从而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体系性需求不足问题。

2.政治层面：意识形态极化下的合法性危机

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构建中，经济关系表现为资本权力与大众经济权利的对抗，并最终表现为经济自由化(资本诉求)与政治民主化(大众诉求以保障分配正义)的不同诉求。出于“冷战”时期构建意识形态物质基础的需要，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妥协劳资关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形成了“嵌入式”的自由经济体制，(40)孟捷：《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的根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种解释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9年第5期。较好地平衡了资本权力扩张和大众社会权利保护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难题。但资本主义难以摆脱的危机趋势，使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停滞，引发了政权/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面对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解决的合法性危机，确保资本权力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体制中民主政治被金融资本绑架造成国家的退却，越发加剧了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利之间的对抗。(41)王兰：《资本主义美国向何处去?——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作〈人民、权力和利润——一个不满时代下进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9期。当金融化导致危机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时，工具主义的代议制政府，在危机中既缺乏足够的政策空间回应资本集团的要求，也难以满足主张经济权利的大众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在经济动荡中走向极化。从2008年危机救助，(42)2008年金融危机救助措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危机爆发后具有明显救市特征的财政政策，包括2008年10月颁布的用于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TARP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以及2009年2月颁布的用于补助失业者、创造就业以及增加政府投资的ARRA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同时美联储开始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TARP计划中最主要的两项支出是用于救助大银行和大企业集团，而ARRA法案则主要集中于为各个阶层减税。到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一系列具有货币拜物教特征的政策措施，聚焦于解决经济体系流动性缺乏及偿付能力危机，并没有触及真正的生产关系。呈现明显阶级倾向性的举措，激起被排斥在受益范围外的社会集团和阶层产生激烈抵抗。2008年危机后救市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占比迅速上升，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主张财政紧缩，使危机治理进入主要依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二个阶段。“量化宽松”目的在于压低利率以增加信贷需求，体现的仍然是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缺乏民主监督下的美联储，成为了危机后垄断金融资本的实际代理人。(43)齐昊、李钟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美国危机治理政策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流动性注入确保了金融资本利益，财政紧缩导致的失业则由工人阶级买单。国内阶级对立加剧的同时，国家间对立也在加剧。美国通过“量化宽松”转移国内危机，将危机成本转嫁给持有以美元计价金融资产的贸易顺差国。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美国在试图转嫁金融化导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三重危机，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复杂性的根本所在。经济增长乏力必然导致“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两次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44)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3.社会层面：民粹主义下的逆全球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打破了资本主义原有的时空特征，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逆转为“时空隔离”。这一时空特征的转变，根源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危机救助措施导致的社会冲突频发。与精英阶层的利己主义不同，中下阶层开始奉行保守主义政策，主张通过再工业化以及回归福利国家，抵制金融资本对社会关系的主宰。这一主张既表明了对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反对，又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民粹主义下经济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导致美国重塑国际规则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通过“时空隔离”以形成不对等开放状态。但不可忽视的是，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了金融资本存在、扩张并最终确立统治地位的条件。部分发展中国家依附性金融化也初露端倪，并取代依附性工业化，成为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链接方式。金融资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自身职能执行的条件，实现了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资本主义体系内积累与资本主义体系外积累的双重结合，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以及与日俱增的投机性、寄生性与掠夺性。2020年3月，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重启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利率降为零，使美国政府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进行全球融资；另一方面开始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并由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由财政赤字推高的国债，换成等额货币投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造成的流动性充裕，推动欧美股市、大宗商品以及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阶级差距进一步加大，美国各阶层被严重“撕裂”。阿瑞吉强调资本“脱嵌”及其对社会关系的主宰，必然会引起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但当金融化将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统统形塑为金融活动主体时，“社会保护运动”的运动主体和阶级基础都已非常薄弱。20世纪初的“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并非波兰尼意义上的“大转型”，而是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间张力加剧导致的“制度突变”，(45)张潇爽：《重述波兰尼的当代意义——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何以重要》，《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2期。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特定的资本主义类型而并非资本主义自身。

四、结语

通过揭示金融化具有的体现资本主义适应性与导致不稳定性的双重属性，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构建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悖论”。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分析，揭示了“金融化悖论”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中的具体演进形态。金融化导致美国积累体系陷入混乱状态，再一次昭示历史并没有终结于基于资本权力及其经济关系的霸权结构。金融资本成为主导社会关系的资本形态，同样没有构建起人类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促使我们反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以及超越资本逻辑构建世界体系的可能性。与之相对，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则是需要人类社会认真思考并积极实践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