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军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22 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28 题：

维新变法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改革，但在上《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中称“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并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这种主张

A.推动了新旧势力的合流

B.试图突破“中体西用”束缚

C.有助于减少变法的阻力

D.意在彻底否定变法理论基础

答案选择C 项并无争议，题干材料已经明确“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改革”，但又上书皇帝“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认为该书康的信徒“持之愈坚，失之愈远”会导致“民权平等之说炽矣”。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当时的历史背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来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后，湖南的维新思潮一下子高涨起来，由此激发了一些矛盾，其中有学术思想的，也有政治思想的”[1]。“湖南守旧势力因为有王先谦牵头，气焰十分高涨。戊戌年四五月份以后，已使新政处于停顿状态，而新政的领导者陈宝箴的处境，已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他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例如调阅札记‘自加检点’，以天热为由停止南学会的讲演，以及打算把《湘报》改名为《湘会报》、迁报馆到学会等。”[2]由此可见，在守旧派和维新派斗争激烈的背景下，陈宝箴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在客观上有助于缓和政治纷争，减少变法的阻力。

同时题干材料也清楚表明，陈宝箴在主观上并不认同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主张销毁该书是怕康的信徒“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导致“民权平等之说炽矣”，从而引发社会的争论与动荡。但笔者所见关于此题的诸多答案解析中均给人一种这样的误解——陈宝箴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的主张是减少变法阻力的一种策略。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陈宝箴不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窥见。

一、陈宝箴不认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题干已经说得明白，陈宝箴是反对康的“民权平等之说”的，主张销毁《孔子改制考》。关于为什么反对该书，笔者将《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1898 年7 月12 日）部分摘录于此，请众位明鉴：

……及徐考其所以然，则皆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编，遂为举世所忿疾……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其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正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且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至咮咮然胶守成说，误于歧趋。[3]

从此折中不难看出，陈宝箴对该书的思想源流、内容和精神实质作了分析批判，特别是对其造成的社会思想混乱乃至学派纷争十分担忧，因此建议光绪皇帝销毁之。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支柱之一，始撰于1892 年，1898 年正式刊行。该书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提出“三世”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梁启超说“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4]。

陈宝箴之孙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说：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 《无邪堂答问》 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5]

可见，陈宝箴承郭嵩焘的变法思想，与从“公羊春秋”中推导出的“孔子改制”之说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

二、陈宝箴不支持康有为的激进变法主张

戊戌维新时期，在清朝统治阶级的趋新官僚内部存在着改革的激进派和改革的渐进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不但主张“援西入儒”，而且主张“速变”“大变”“全变”；以光绪皇帝、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改革渐进派，也称中体西用派，他们既主张守，也主张变，即守住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又借鉴西方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科学技术。[6]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没有去过湖南，但当梁启超准备由沪赴湘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康有为特意赶到上海，商讨“教育之方针”，同时授意谭嗣同“弃官返湘”开展“自立民权”活动。对于康门师徒在沪聚议教育方针之事，康徒狄楚青回忆说：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7]

可见，梁启超“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得到康有为默许，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的激进方针是早有预谋的。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时务学堂开课；十一月，谭嗣同禀请开南学会，戊戌二月一日南学会即开讲；二月十五日《湘报》开始出报。由于谭、梁的活动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展开的，其变法的路径也是遵循着“康学”所阐发的理论进行的，因此其各种宣传便带有明显的康有为的印迹，即“公羊”变法理论、“孔子改制”说、“保种保教”、改朔易服等。[8]时务学堂建校之初，以中学为本，兼采西学之长，目的在“推广工艺”。后来梁启超所订的时务学堂章程、学约和教学计划以“政学”为主、“艺学”为辅，使时务学堂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9]“康党”在学堂、学会、学报的激进言论激起了守旧派和部分维新派的反对。陈宝箴等人发现谭、梁的维新过于依附“康学”而又过于激进时，便不再听之任之。《湘报》停刊整顿，时务学堂更换总办、教习，正是陈宝箴为弱化湖南新政中的“康学”因素而采取的措施。

三、陈宝箴倾向“中体西用”的变革主张

陈宝箴治学受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和心学的影响较大，兼采事功学派陈亮、叶适和王夫之、魏禧等经世致用思想。光绪七年（1881），陈宝箴在河北道创办致用精舍，倡导读书人明体达用、学以致用。其所编著的《河北致用精舍课士录》是为培养人才而作的讲义，其中的《说学》一文较好表达了陈宝箴的思想：

诸行省经学精舍多以校经、诂经为名，于经学亦不为无功，顾仆之目以“致用”者，欲诸君就前人已经校诂之书，为明体达用之学，知当务之为急耳。[10]

可知，他创办致用精舍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不以经书校雠训诂为重，而以明体达用为本。他的这种知时达变、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治湘新政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1895年陈宝箴主政湖南。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政江标改革省城校经书院，创立方言、算学、舆地等学会，陈宝箴大力支持；该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介绍欧美国家社会状况和传播科学知识，陈宝箴尤为赞赏；光绪二十二年（1896），宝善成机器制造局主持者熊希龄等建议“在局内开设学堂，推广工艺”，陈宝箴欣然命名“时务学堂”；由谭嗣同领衔的南学会开讲第一期，陈宝箴出席并作了演说。陈宝箴“力行新政，开湖南全省学堂，设警察署，开南学会，开矿，行内河轮船，兴全省工艺，勇猛精锐，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11]。可是，康党的新政一旦脱离了“中体”的范畴，陈宝箴就立即按下了暂停键。不仅整顿停办学堂、学会、学报，更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 年7 月12日），上奏《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八月初七日（9 月22 日），陈宝箴委托总理衙门上奏光绪帝，建议召张之洞进京主事：“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鉴。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各事务。”[12]很显然，陈宝箴更认同张之洞的改革主张。

1898 年4 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其写作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保守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保守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诚如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所言，张在戊戌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谢天下耳”。[13]

由以上观之，陈宝箴勇于推行新政改革，但并不认同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激进主张。他明体达用的经世致用思想还跳不出“中体西用”的窠臼。

2022 年高考全国文综乙卷28 题出题是比较严谨的，符合历史事实。在解读该题过程中笔者也得到一些启示：其一，教师在讲题过程中应该抱有严谨的态度，向学生解释历史时传达信息要准确；其二，高考题是教学的靶标，提醒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能一味照本宣科，总在历史概念上打转转，忽视了历史的真实性、复杂性和看待历史的辩证性、全面性，例如课本中的“维新变法”只涉及到康梁的维新思想和戊戌变法，对陈宝箴几乎没有涉及。如果教师不在课堂中补充维新变法的前因后果、守旧和改革派的明争暗斗，学生就感受不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其三，“三新”背景下对历史教学有着更高的要求，每位历史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把自己打造成学者型、专家型的教师，方能在新一轮教改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茅海建：《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交谊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3 期，第290 页。

[2]刘梦溪：《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中国文化》2018 年第2 期，第114 页。

[3]陈宝箴：《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357—359 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57 页。

[5]陈寅恪：《读吴其昌撰 〈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167 页。

[6]江中孝：《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3 期，第130 页。

[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8 页。

[8]贾小叶：《“康学”与湖南的维新运动——兼论湖南维新变法的不同路径》，载于论文集《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400 页。

[9]胡迎建：《陈宝箴学术思想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第112 页。

[10]汪叔子、张求会：《陈宝箴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1882—1883 页。

[11]转引自茅海建：《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社会科学》2013 年第8 期，第152 页。

[12]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年，第122 页。

[13]冯天瑜、姜海龙：《张之洞〈劝学篇〉》，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