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立

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基本策略

马正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当前人类文明正在面临着来自网络虚拟化的重大挑战与转型，元宇宙作为网络虚拟化进程的最终形态，成为人类文明演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性节点。元宇宙的可能未来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元宇宙的形成与发展，人类未来发展的状况将取决于预先政策引导也就是治理导向。尤其是在元宇宙的可能未来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形成了一个“复合系统”。“复合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解决元宇宙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治理危机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途径。为更好地提升对“复合系统”治理的有效性，本文重新审视虚拟与现实这个“复合系统”的相互作用，系统分析“复合系统”转型性变化，揭示出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反应状态与治理趋势，并提出“复合系统”治理的有效战略。在分析“复合系统”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了“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关键措施：通过提升“反应性”、“增强适应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治理危机，实现元宇宙可能未来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目标。

元宇宙；“复合系统”；转型性变化；治理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1]。在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2]。当下，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数字社会形态——元宇宙（Metaverse）的产生。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历史性节点，元宇宙在其诞生之始就获得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元宇宙的未来世界，人类社会将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如何加强虚拟与现实的嵌套耦合关系，避免成为完全虚拟的梦宇宙？如何使元宇宙成为现实社会的有益延伸和补充？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

正如2002年拉斯金（Raskin）等人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工程”已经遍及整个地球，形成了“这个惊人的‘复合系统’”[3]。在此之后，人类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中活动，实现这一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治理需求也日益增长。在这个“复合系统”之中，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系统不断叠加，虚拟场景与现实社会相互作用，这决定了对“复合系统”治理的复杂性。例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人类开始从疫病、灾难、国家治理、国家合作等层面展开对疫情的反思。人类是否有能力采取一些措施来切实维护“人类得以安全活动的空间”[4](p34)？尤其是面临元宇宙的未来世界“复合系统”的转型性变化趋势，为通向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之路，更加迫切需要实施“复合系统”治理战略。也就是面对一个非线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系统，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治理策略，确保元宇宙的治理坚持将虚拟场景嵌合在现实社会之中，形成共生的文明体的前置治理导向，从而确保元宇宙成为人类文明跃升的奇点。

一、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转型性变化

元宇宙（Metaverse）是“客观存在的、开源的、动态演化的、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的虚拟平行世界”[5](p7)。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元宇宙既是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的人造空间，也是可以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数字空间。在虚拟与现实的耦合系统（也就是“复合系统”）中，人类的力量变得日益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变成了主导性的驱动因素[6]。元宇宙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生产与创造、认知与经验、身份与社群等。在元宇宙的可能未来，人类关系具有不同于此前的新情况，虚拟与现实这一耦合系统的动态变化使得“复合系统”具有若干与众不同的特质，也就是转型性变化趋势：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关联度或紧密耦合关系；变化门槛、触发机制；动态的发展过程；突发性和频繁发生的意外状况等。这些特质都增加了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治理难度。对此，把握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转型性变化趋势，对于理解治理危机发生的过程，以及应对可能性挑战来实现人类文明跃升是至关重要的。

（一）“复合系统”的变化门槛与触发机制

在元宇宙的未来世界，虚拟与现实这一“复合系统”具有非线性变化特征，会导致“临界点”（tipping point）状态，并伴随“变化门槛”与“触发机制”出现，这一状态会使系统偏移既定运行轨道，而将系统弹射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行轨道之中[7]。临界点是系统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相对较小的事件或触发因素可以突然引发系统的非线性变化。通常，这种非线性变化被视作不可逆转的。一个系统一旦越过了无法返回的临界点，就不再有回到原状的可能性。一旦系统到达了变化门槛，触发机制就会启动并快速促成系统的转型性变化。这一系统可能走向某种新的稳定平衡，但并不会恢复到原来状态。也就是，这个变化过程的特点是，正向反馈回路和连锁反应运行最终导致崩塌式的波动，将系统从一个运行轨道转移到另一个通常完全不同的轨道。学术界关于“临界点”状态的研究大多涉及系统分析，并将越过临界点与消极的或破坏性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例如，经济泡沫破裂、政治系统崩溃、公司破产、虚拟化陷阱等。对此，能否精确地识别系统的这种“临界点”状态、使可能发生的危机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学术界关于系统“临界点”状态的分析大多集中于生物系统或物理系统。实际上，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中这一状态也会出现变化门槛和触发机制。“复合系统”的变化门槛和触发机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爆炸型（explosions）、连锁型（cascades）、失调型（inflections）。爆炸型指的是触发事件仅以一个突然的步骤就将系统从一种状态迅速切换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触发事件实际上就是一个火花，当火花与极易燃烧物质接触时，它就会点燃一次爆炸。连锁型变化与爆炸型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或通过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实现状态的变化。在连锁型变化中，触发事件引发正反馈过程，使系统在一段时间内从初始状态一步步转入某种性质不同的状态，多米诺骨牌效应便属于这种情况[8]。又例如，传染型流行病可能引发一种连锁型变化。在某些条件下，一个起初规模较小、相对局部性的疾病可以触发一个加速过程，最后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大约有4000万至6000万人因此死亡，这个事件一直是连锁型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9]。此外，也有一些正向的连锁型变化，类似现象也会发生在虚拟空间。比如科学知识的积累、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大规模扩张。上述案例性质各不相同，但其发生的机制原理是一样的。连锁型变化是通过正反馈机制的驱动，以一系列步骤（有时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完成的。关于如何控制这个过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辨别出启动变化过程的触发机制的性质，以及驱动变化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反馈过程的特性。而失调型变化则指的是关键变量的失衡变化，这些变量的变化将改变复合系统的动力，使系统随着时间流逝经历转型式的变化。与连锁型变化中的链式反应不同，当一个系统的某些关键元素的变化与其他元素的变化不匹配时，失调型变化就会发生。因此，失调型变化体现的是关键驱动因素之间的脱节，而不是正反馈过程。

事实上，以上三种“复合系统”的变化门槛和触发机制都涉及不同的动态变化，可以从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分析入手来辨识出变化门槛和临界点。还可以对那些可能导致非线性变化或引发这一变化的启动过程的触发机制进行辨识，分析一个系统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会经历爆炸型转变，并将这些条件与连锁型变化以及失调型变化区分开来。上述过程涉及以下关键问题：哪些条件会导致“临界点”状态的产生？导致这种状态发生的触发机制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防止系统危机发生？如何促进系统良性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可以看作“有因果关系的复合体”（causal complexes）。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键问题被视为与社会门槛和触发机制相关联的“社会反应”（societal responses）。比如转型性变化的影响效果、伴随转型变革进程之后的调整等。

“复合系统”的变化并非总是线性和渐进的，而是存在转型性变化。这种变化是非线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转的，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治理是指一种社会职能，其核心是努力引导“复合系统”走向人们所期待的正向转型性变化，避免负向转型性变化发生。由于人类对相关系统的脆弱性开展评估的能力有限，而且很难预测触发事件的发生及其强度。在防止或鼓励触发事件发生方面，治理这项社会职能确实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比如公共资源的枯竭），是满足治理需求的范例。与“复合系统”的临界点、触发机制以及转型性变化之后出现的情况有关的几种治理职能是监测、评估和预警。对于“复合系统”来说，这三项治理职能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是很难计量的，因此触发变革所需的时间也很难计量；另一方面，由于触发机制中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存在，因此触发事件的发生及其强度无法预测。为避免“复合系统”的危机发生，早期预警被视为最高优先事项，同时要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监测与评估。

触发事件会推动“复合系统”跨越变化门槛，导致“复合系统”的转型式变化发生。尽管触发机制很难控制，但任何特定触发事件所导致转型式变化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或强健性。在爆炸型变化中，“复合系统”的特点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突然的戏剧性转变，因此最有效的策略是努力减少或增加相关系统的脆弱性。而在可能引发连锁型变化或失调型变化的触发事件初现端倪时，快速果断的措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治理过程的关键是协调一致的行动，对以上进程进行监测与评估，并培养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在“复合系统”跨越临界点时，能够有效处理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

（二）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反应状态与治理趋势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看，元宇宙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虚拟与现实嵌合的紧密程度——嵌合的程度越强，其价值越高，反之亦然。那么，为实现元宇宙的正向价值最大化，就需要致力于从元宇宙发展之始就加强虚拟与现实的嵌合，也就是加强对虚拟与现实这一“复合系统”的有效性治理。治理的价值不只是形成有序的管理，还启迪个体实现个人自由与群体秩序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复合系统”的转型性变化影响因素至关重要。“复合系统”的转型性变化涉及两组关键的影响因素。一组涉及使系统易受转型式变化影响的条件，系统越脆弱，就越容易触发转型式变化；另一组是触发机制的性质，触发机制启动转型性变化进程，导致爆炸型、连锁型和失调型变化。触发事件影响强度越大，就越容易启动转型式变化。这两组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当脆弱系统中发生影响强度大的触发事件时，转型式变化更可能发生；相反，稳定系统能够经受住轻微的触发事件[10]。在两组因素强弱交织的状况下，一个极其脆弱的系统，很容易发生爆炸型变化。能否以脆弱度的标尺在高度弹性到极度脆弱的区间内来为一些“复合系统”标定位置？能否对各种触发事件带来的冲击强度进行估算？对此，制定一套用于评估社会制度脆弱性和触发机制强度的标准，对于探讨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转型性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未来这一“复合系统”，还可以减少那些令人意外的危机发生的频率。

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一旦达到转型性变化的临界点就无法返回原点。一旦一个系统跨过了这样的变化门槛，随后的变化就不可逆转了，无法回到原先的状态。一旦跨越了临界点，转型式变化并不会马上使“复合系统”归于稳定、均衡或平衡状态。在“复合系统”的反应状态中，一些动态特性会呈现出来，新系统与旧系统可能毫无相似之处，或者新系统会包含一些旧系统的特征。“复合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未必一定会变得稳定或具有弹性。无论如何，转型性变化对“复合系统”中各种行为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积极的角度看，正向转型性变化可以防止社会发展停滞。从消极的角度看，负向转型性变化可能导致的系统状态不具备合法性，容易导致社会信任度或群体认同感下降，而信任度或认同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根据转型性变化的性质不同，存在两种倾向：防止“复合系统”越过导致负面转型性变化的变化门槛；推动“复合系统”跨越变化门槛，以实现“复合系统”的正向转型性变化。

在虚拟与现实的“复合系统”中，治理问题之所以非常难以解决，不仅与这一系统的自身规模相关，还与治理的“路径依赖”有关，系统会沿着事先确定的路径发展，而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设法回避或克服“路径依赖”的束缚。“路径依赖”本身并不一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路径依赖”可能使系统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这也与“复合系统”的非线性变化特质所导致的面临复杂环境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一旦系统的内部变化过程越过了“变化门槛”或“临界点”，系统运行轨迹就会发生偏移，这不仅会增加治理成本，更会带来难以预期的治理难题。

随着元宇宙的可能未来变得更加复杂，治理“复合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也迅速增多。为实现对“复合系统”的有效治理，需要特别关注“复合系统”治理这一课题，进而创建并实施具有创新特征的治理方式，这与以往所熟知的治理方式是存在差异的。以往治理过程更多考虑规则制定与监管机制，重点关注与规则实施有关的问题，以及制定共同遵约性程序等。这并不意味着制定规则、颁布规定以及完善机制等规制性方法不再起作用，而是意味着需要更新“复合系统”治理的“工具箱”，添加一些新的方法来提升“复合系统”治理的有效性。“元宇宙将是一个具有三维深度的开放的数字空间体系”[11]，这一空间体系最终能否繁荣取决于无数主体的参与和共建。“元宇宙的价值是让人类的绝大多数活动能够在元宇宙中复现，从而形成更为便捷的数字孪生体系。”[11]这就要求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能够使无数主体参与其中共同治理。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在没有一个“复合系统”治理层面的共同体来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往往面临复杂的问题，即在面对“复合系统”非线性变化情况时，如何促进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的共同行动。这既需要国家的力量给予引导和治理，也需要全人类社会共同的觉醒和协作。为此，要实施“复合系统”治理战略来设计一套独特策略，引导共同行动。

二、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治理如同大多数其他系统一样，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正如谢林（Schelling）所概括的：当微观层面的个体动因导致本可以避免的宏观层面的集体行为后果发生，即产生了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时，问题就出现了[12](p67)。诸如“公地悲剧”[13](p34)与“搭便车”[14]系统中行动者有很强大的动因去忽视集体行动的需求，这可能归因于行动者不愿意限制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或者拒绝承担非排他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不仅小规模系统会面临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复合系统”亦如此。在元宇宙的可能未来，面临虚拟与现实耦合的这一大规模系统，仅仅依靠一个行为体或者一个由多国组成的联盟采取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系统中所有行为体组成“复合系统”来协调一致并持久不懈地发挥作用。“复合系统”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是全球治理共同目标的设定。

（一）理解共同目标设定的前提基础

共同目标设定作为“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关键条件，是构建有效的指导性治理机制的基础。作为回应“复合系统”治理需求的一种策略，共同目标设定是应对挑战的一种手段。共同目标设定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指导集体行动：相互在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注意力和稀缺资源，确定优先事项；激励被分配到工作的人努力实现与优先事项有关的目标；确定目标，并提供用于跟踪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的标准或基准；打击短期欲望和冲动的倾向，这些倾向会分散分配给目标达标工作的注意力或资源。共同目标设定不同于规则制定与监管机制，规则制定与监管机制旨在通过阐明规定性规则（和实施规则）来指导关键参与者的行为。共同目标设定则是阐明要求和禁令，并制定旨在促使参与者依照要求调整其行为的遵约机制。

虽然共同目标设定的细节会根据情境不同而变化，但所有作为治理战略的共同目标设定都拥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共同目标设定需要拥有明确优先事项的能力，并对这些明确的目标进行清晰表述。共同目标设定的要点就是选出有限数目（或者仅是一个）的目标，并在分配稀缺资源方面优先考虑它们。二是目标设定需要设计明确的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根据这些指标追踪取得的进展。跟踪机制不仅在衡量目标实现的进展方面起关键作用，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敦促所有参与方加倍努力，在预定截止日期前实现目标。

目标设定和规则制定可以且经常作为不同的应对治理需求的策略独立运作。在特定情况下，它们可能是互补的。作为“复合系统”治理策略的共同目标设定，与规则制定的前提不同。规则制定的前提是制定行为规则（例如要求和禁令），并将关注点集中在遵守和执行的问题上，而共同目标设定的前提是愿望的表达，并关注在支持者中激发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作用。此外，规则制定的目的是无限期地保持不变，它们往往会产生僵化的官僚机构，致力于执行规则而无视不断变化的环境。反之，共同目标设定则通常以发起旨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目标的运动为特征，规则制定则明确预期的行为将无限期地保持不变。在面对非线性的、突然的和令人意外的变化时，要应对不确定性、增强适应能力，需要促进目标设定和规则制定相结合。目标设定可以提供激励，为参与者提供行动的指导原则。规则制定可以提供行动方案（要求和禁令），明确行为者如何行动才能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没有规则的共同目标容易退化成模糊的愿望，参与者原则上接受共同目标，但很难清楚在实践中如何实现目标。没有共同目标的规则容易退化为繁琐的形式主义，参与者很难了解这些规则是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为此，需要将共同目标设定与规则制定结合起来运用。

（二）破解共同目标实现的可能阻碍

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共同目标设定这一策略仍面临诸多阻碍。一是设定目标阶段的阻碍。共同目标设定需要集体努力，涉及相对较多的利益参与者（比如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参与者之间建立共识时会面临如下阻碍：最终确定的目标太多，无法确定优先事项和分配稀缺资源；所选择的目标以模糊的术语来界定，这些目标难以实施和监测；“一揽子方案”中的个别目标会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矛盾的。

二是跟踪进度过程的阻碍。许多共同目标的实现程度是以难以短期衡量的，这导致跟踪进度的难度增加。例如，在跟踪改善人类福祉取得的进展时，有可能存在如下阻碍：过度强调操作性指标（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估一些难以测量但非常关键的指标（比如人类文明发展），或在跟踪实现目标过程中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或意见不一致性。

三是行动激励机制的阻碍。促进目标实现的相关激励机制可能不足以指导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参与者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面临持续压力或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目标实现变得更加困难。可以说，作为“复合系统”治理的共同目标设定的有效性，取决于该策略是被用作解决治理问题的独立工具，还是作为对其他工具的补充。

（三）把握共同目标实现的决定因素

共同目标设定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发挥有效作用。在使用这一策略时，要明确促进这一策略发挥有效作用的决定因素。

一是危机性质。对于某些危机（比如元宇宙虚拟经济的安全性、透明性、波动性等），实现一个特定目标某种程度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而对于连续性危机（比如人类欲望的虚拟化陷阱），共同目标设定可能会面临复杂过程，因为无法对目标实现程度作出明确的评估。危机所涉及的规模和范围也存在不同。总之，共同目标设定有效性取决于实现目标的程序与危机性质相匹配的程度。

二是参与者的行动逻辑。共同目标设定有效性还取决于参与者的行为是基于“结果性逻辑”或“适当性逻辑”的程度[15]。概括地讲，在“结果性逻辑”占主导的情况下，策略需要在收益和成本方面对行为者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对于参与者来说，实现共同目标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以牺牲个体目标为代价。反之，在“适当性逻辑”占主导的情况下，共同目标设定与规则制定相结合可能是有效的。例如，在为共同利益作贡献被主流文化所认同的情况下，实现共同目标可能比较容易。

三是场景特征。共同目标实现通常受到场景特征的影响，比如所涉及的参与者数量、参与者通过共同利益或文化亲和力团结一起的程度、为实现共同目标作出贡献的程度，以及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技术创新的前景等。此外，还涉及社会、文化和历史遗留问题。例如，如果参与者直接存在基于长期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形成的信任，共同目标设定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常规方法。反之，长期存在的敌意会滋生不信任，合作则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在这种情形下，共同目标实现的程度会大大降低。

（四）促进共同目标实现的有效方式

无论面对何种情况，简单地阐明共同目标，并期望参与者作出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治理策略的共同目标设定过程，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激励参与者为实现共同目标作出持续努力。

一是为参与者提供履行承诺的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强化参与者对共同目标的集体认同，来确保参与者的集体行为。为了确保承诺真实可信，参与者可能同意在未能履行的情况下承担成本损失。此外，对于那些很难用收益成本衡量的目标说，为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发生，可以采用涉及荣誉、道德义务、群体团结感等因素的激励机制。

二是为跟踪机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除了制定衡量目标实现进度的指标之外，制定明确的时间表通常是有效的，这样可以通过时间表来评估目标实现进度，将总体目标细分，并设立节点，在必要时进行中期修正。特别是在总体目标实现周期较长的情况下，明确临时目标的时间表是必要的。也就是，将实现临时目标作为追求更高层次和更高价值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效的程序来跟踪目标实现进度。例如，在制定和实施人类文明发展目标时，建设一套有效的程序规划，以配合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三是提升参与者协调一致行动的动力。由于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不同，设定共同目标往往是有效的。在此情况下，应明确参与者的行动逻辑，对“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进行区分。特别是在共同目标涉及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对于参与者来说，实现共同目标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利于所有参与者的环境，要鼓励参与者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激励所有参与者以促进共同利益的方式采取集体行动。

三、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关键措施

人类所依赖的治理方法越来越有可能与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不相配适。因此，实现人类文明发展目标，就需要满足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中出现的治理需求[16]，以提升“反应性”、“增强适应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等一系列保障措施来应对治理危机，避免人类进化陷入漫长的虚拟化陷阱。

（一）提升“反应性”

“反应性”（reactive）一词特指一种场景，在这一场景中，人的行动对相关系统的动态变化起着核心作用，其关键是对人类活动范畴的期望和预期反应。任何系统都存在“反应性”，非人类也有能力去感知变化的场景，并采取旨在应对预期变化（而不是观察到的变化）的行动。然而，在讨论对高度动态的“复合系统”的治理时，所涉及重点则是人类识别趋势的能力、预测即将发生的变化的能力，以及在所涉及的变化实际发生之前或失去控制之前以恰当方式作出反应的能力。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人类有时无法判断趋势，无法预见对他们有深远影响的突然的和非线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学者预见到了西北大西洋鳕鱼种群的衰退，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实际崩溃就发生了。大多数学者都对1991年末苏联急速解体并很快走向最终崩溃感到惊讶。即使人类认识到未来的变化并根据他们的预期采取行动，非线性变化的负面影响发生的可能性还是会增加。例如，银行挤兑的事例，大量个体参与者的恐慌行为加速了人们普遍担心事件的发生。

在“反应性”系统中，可以根据当前“复合系统”的发展趋势来预期未来发展的趋势，从而触发导致预期发生的行为反应。“反应性”还可以成为在这种环境中努力建立有效治理系统的一个要素。关键在于设计一个负反馈机制，以便在“复合系统”的发展趋势跨越临界点之前转换或改变整个“复合系统”的运行轨迹。因为一旦超过这个临界点，非线性变化就不可避免了。例如，使用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下滑引发衰退或萧条（比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下调利率的措施）。

可以说，提升“反应性”并将其作为避免“复合系统”内危机发生的一种手段，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我们不知道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达到何种数值就会导致地球气候系统越过一个临界点，并使地球气候系统发生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限制在百万分之450至百万分之500是有可能的，也有许多科学家认为，将目标定在百万分之350会更加保险[17]，这将足以避免启动触发机制。

如以上案例所示，三个关键条件决定着利用“反应性”来解决与人和环境互动相关的大规模问题是否成功。一是时间问题。人类认识到地球气候系统发生不可逆转变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随着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人类可以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也将会增强。那么，人类应该从何时开始对其进行干预？二是集体行动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应对地球气候变化的措施是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需要采取全球行动，但“搭便车”心理依然存在。三是机会成本问题，以及避免因采取行动而产生意外的、潜在的严重副作用。

“反应性”是“复合系统”的一个独特特征，提升“反应性”是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一个充满非线性的、突然的或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广泛的“复合系统”中，提升“反应性”可以提升人类应对危机的灵敏性和适应性，让人类提前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并作出有效反应，而不是等到危机降临后再开始行动。因此，要提升快速反应能力以应付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

（二）增强适应能力

不难发现，要应对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所具有的转型性变化（非线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转的和令人意外的），就需要具备发现和正确处理这种变化的能力，同时具备对触发机制进行调整所需的灵活性，以将预期的变化后果考虑在内。因此，聚焦监测、早期预警和适应性管理是增强适应能力的关键环节。

首先，有效监测是至关重要的。越容易发生转型性变化的“复合系统”，对高质量监测的需求就越大。聚焦监测过程，不仅需要对所涉“复合系统”的性质有透彻的认识，而且需要制定一套能够很好地跟踪该系统运转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应当被普遍认为是可信且合法的。在“复合系统”的触发机制中，负反馈机制可以触发反周期过程，正反馈机制则可能导致失控过程。因此，正反馈机制比负反馈机制需要更多的监测，包含数个维度的指数体系（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会更加有用。每年或甚至每隔多年所作的检测可能足以追踪同质系统，但对于具有高度多样性的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元宇宙的未来世界，设计用来预测突如其来变化的监测系统，将比监测缓慢变化的系统需要更频繁的观测，尽管这些缓慢变化可能是非线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精密的、持续的实时监测。此外，监测范围也是值得关注的。例如，金融系统是一个单一的、相互结合的整体，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监测。

其次，需要有效的预警系统，以此注意“复合系统”的变化门槛和触发机制。从监测的角度来看，预警系统的价值在于可以预先确定导致发生非线性变化的条件，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接近变化门槛和触发机制的预警。当“复合系统”内发生线性的、渐进式的、可逆的变化时，便可以追踪它们的轨迹。但是，没有必要在早期预警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在实际情况中，即使是一些非线性变化也可能以慢动作发生，这给那些可能受到相关系统状态变化影响的人足够的时间去注意这些变化，并采取行动消除或至少减轻非线性变化对人类福祉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涉及突然变化的情况下，早期预警是非常重要的。监测过程应遵循如下准则：在所有情况下都监测系统的变化，但仅在这种变化有关事件可能对人类福祉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启动预警。

最后，需要有效的适应性管理。面对“复合系统”的变化，必须具有灵敏的调节能力，从而确保在三个不同的层级采取适应性管理。第一个层级是操作或微观层面，管理者可以作出调整，不需要改变现行的治理模式，也不需要管理机构的批准。在第二层级也就是中观层级，需要调整现行的治理模式，通常还涉及采用新的治理模式，但不改变现行治理模式的性质。在第三个层级也就是宏观层级，就出现了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治理需要而改变现行治理模式及其性质的情况。针对特定的领域尝试使用特定的政策工具是有意义的。

在面对“复合系统”的非线性的、突然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时，每一层级都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作出调整，甚至改变现行规则。然而，就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这可能存在一种效应递减。一方面，任何随着问题性质或主体行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而改变的规则，都不能一劳永逸有效地调节“复合系统”中虚拟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那些很难或甚至不可能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调整的系统将变得脆弱，并因为虚拟世界的变化而最终崩溃。

适应性管理过程可以采取两种调整措施：非正式的调整措施与正式的调整措施。非正式措施的优点是易于采用、快速实施，而且调整的争议性更小。正式的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则具有更大的规范性力量，可以对主体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遵守机制的要求或调整其行为，以满足新的规则体系的要求。在变化是非线性的、特别是突然发生的情况下，依赖非正式的调整措施往往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正式的调整措施（比如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涉及复杂的审议过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仓促进行的。

（三）应对不确定性

在对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进行治理时，目前还无法避免不确定性的存在。不确定性涉及在“复合系统”内外部出现的未知因素。随着我们不断走进虚拟世界，这种不确定性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复合系统”中，治理机制必须能够在或多或少存在严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有效运作。可用于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的策略包括采取预防措施，其中有保险计划、开发探索式方法或经验法则，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是采取预防措施。在“复合系统”内的一些领域，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预防措施通常基于对某种形式的最坏场景的分析，对潜在对手的能力和意图都作了最坏假设，然后根据这一假设拨出数千亿美元用于每年的国防开支。依循这一逻辑，对虚拟世界变化可能产生的危机的分析越来越具有合理可信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预防性做法是侧重于把握“元宇宙”这一虚拟世界和现实的边界。从保险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出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诸多尝试。比如人寿保险的目的是避免低概率但灾难性的事件造成的破坏。尽管这一策略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对于虚拟世界变化来说，这一策略的局限性很明显。因为用精确计算的方法来处理人类欲望这样的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元宇宙的未来世界，与新经济形态发展伴随的潜在风险要予以防范，如通证的价格波动可能会让创作者、消费者等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元宇宙的虚拟空间可能会滋生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元宇宙可能被资本控制形成垄断等。为此，可利用元宇宙与通证经济的组合工具特点进行“法律+技术”规制。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验证数字身份与数字财产，审查参与者身份与活动内容，监管经营者垄断行为并制定国家标准等[18]。应对“复合系统”中的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还涉及各式各样的探索式方法或者遵循经验法则[19]。探索式方法在涉及不确定因素的场景中被广泛使用，特别是那些涉及公共政策议程的情况。面对许多问题（比如国防、宏观经济政策、医疗保健、公共教育）存在着测量上的困难，应对这种情况的有效方法之一是遵循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可能覆盖从对主体遵守管制措施程度的预期到对实现各种目标的成本推测的各种情况。

在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场景进行预测时，情景设想也有作用。情景设想是对社会复合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未来发展状况进行的故事性叙述。它们不是对当前趋势的简单预测，也不具有预测价值。情景设想是有用的，它鼓励分析家思考与通常情景有显著差异的场景，并组织对这些场景日益相关的各种选项进行评估。有效的情景设想方案能引导关注一些具有可信性但与当前趋势存在很大差异的场景，这可以确保决策者考虑可能出现的急剧的非线性变化趋势。

（四）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在实现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归纳出一些有效的保障措施来应对“复合系统”可能发生的危机是可行的。元宇宙不是法外之地，在元宇宙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承担与现实世界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保障措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密切监测“复合系统”内互动行为，并完善提升调节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情况的程序；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模拟和情景设想，以提高对“复合系统”的动态变化的预警；建造防火墙，在体制安排中储备应急机制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系统崩溃的可能性。

首先，密切监测“复合系统”的状态和治理绩效，并制定出一套程序便于进行调整或中期修正，以解决二者配适度的问题。投入所需资源来持续不断地监测“复合系统”的状态。一旦突然和潜在的破坏性变化发生，对监测的需求就会特别迫切，未能持续地开展监测的成本可能是极高的。“复合系统”中发生的非线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转的危机，往往是可以避免的（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应对以上危机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监测到“复合系统”的变化趋势，以及未能及时对现行治理模式进行重大改革。此外，即使监测到危机，路径依赖的存在往往也会妨碍采取及时和适当的应对措施。因此，应致力于持续监测，制定相关程序，以便能够灵敏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确保“复合系统”不至于陷入那些拖延措施的复杂局面之中。

其次，充分利用各种治理方式，通过运用模拟、情景开发和其他管理程序，确保能够深入了解复杂且不确定的“复合系统”的动态变化和突发性特质。模拟并不需要对“复合系统”作出变化趋势分析，将大量时间和资源用于模拟，可以深入了解“复合系统”的变化门槛和触发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运用情景开发来预测“复合系统”中可能出现的复杂状况，随后在就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这些复杂状况。

最后，一旦调适能力受到限制，治理机制安排中应设置防火墙或预留应急机制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层面突然崩溃的可能性。减轻发生非线性、突然的、不可逆转和令人意外的变化之危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治理机制安排划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避免导致系统崩溃的连锁反应。当然，这种策略会带来很高的治理成本。正如关于多层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文献所阐明的那样，在这种机制安排下，协调很难实现，而且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将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置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上。至少以这种方式来应对非线性、突然、不可逆转和令人意外的变化将产生巨大的治理成本。这表明，当可能发生的变化是大规模的且通过关键的变化门槛的概率很高或未知时，这种解决方案将更有效。

①结果性逻辑是指行为选择往往遵循结果性，即体现结果推动，根据某种行为所能带来的结果来选择最佳对策，利益最大化成为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基础。

②适当性逻辑是指行为选择不是基于偏好、利益或效率等一元逻辑，而是在必要条件下的规则约束所衍生出的合价值与合正义的内在逻辑基础。

[1]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 2022(2).

[2]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29号)[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 //www. gov. cn/zhengce/zhengceku/ 2022-01/12/content_5667817. htm, 20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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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我国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CDJ010）阶段性成果

马正立（198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理论、公共管理与领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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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22）04-0035-11

责任编辑 杜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