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锐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西藏地区自古是我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从文化视角来看，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地文化具有“独特而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①张文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兼谈青藏高原对“一带一路”关键线路的安全保障作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其重要及特殊的地位，1951年西藏解放以来，西藏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法治以及民生、教育、卫生方面，生态环境、乡土文化、精神状态也是重要方面。从文字、图像再到影像，不同媒介对于这片神秘地域的探访与书写始终没有停歇。

1976年首部西藏电视纪录片《欢腾的草原》开播以来，以西藏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人文习俗等为题材的纪录片不断涌现。无论是纪念性的专题纪录片还是依托西藏电视台的栏目纪录片，大都聚焦于“探索与揭秘”神秘高原文化这一主题。对于未知的探索成为吸引众多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也正是随着一台台摄像机的介入，神秘的西藏文明的面纱逐步被揭开。2017年以来，伴随着摄影摄像技术的进步，创作者们开始把镜头聚焦于西藏地区乡土间的精微之物，来展现藏区文化之广大。“农业、乡村、农民本身是中国纪录片重要的创作内容”①刘忠波：《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纪录片的文化使命和审美观照》，《中国电视》2020年第7期。，“三农”在存储乡村文化记忆和文化资源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为创作者提供了灵感和线索，这也是创作者们着重展现的内容。这些纪录片注重对于西藏乡村图景中的细微之处的描绘，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小人物间的人情世态，通过普通人的生产生活展现乡村文化和形象变迁。

对于表现特定地理空间的地域类纪录片的探讨，既有研究多是以个案为重点，探讨地域纪录片与当地文化之间的建构关系。这些探讨多是以地域性纪录片普遍性为研究样本，但是对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的挖掘与阐释稍显薄弱；同时，以西藏地区为样本的地域性纪录片的研究中，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影像所表现的内容层次的分析，对于其中的风格变迁关注较少。本文沿着以往地域性纪录片的分析路径，选取2013年到2020年聚焦展现西藏乡土文化图景的纪录片，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近年来在受到国家战略以及影像本体自身的伦理探讨的影响下，西藏题材纪录片对乡村图景的表达与传播的变革与转向。

一、文化探秘：西藏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图景的一种表达

西藏文明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空间的特殊性，更在于其所承载的数千年以来积淀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各种媒介对于这一文明的表达更多带有一种“诗性的建构与想象性的创造”②陈舒盈：《〈冈仁波齐〉中西藏文化空间的异托邦呈现》，《艺术评论》2017年第9期。，让西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对于神秘的乡土文化的揭秘与探索成为西藏地区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国内的观众对这一险远之地充满好奇和向往，国外亦是如此，“西藏——更准确地说是香巴拉、香格里拉——成为许多西方人的梦幻世界：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能够通灵的世界”③汪晖：《东西之间的 “西藏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9页。。早在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队长威廉•费尔希纳就曾拍摄了纪录影片《西藏东部探寻》和《戴面具的跳神》，记录他在藏东地区的探秘历程。“西方对西藏的发现之旅，大致沿着两条脉络展开，一条是对这个神秘空间的探险，另一条则是‘香格里拉’式的幻想。”④罗锋、李鲛：《秘境•幻影•政治：西藏形象建构的轨迹与逻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西藏地区文化的神秘性实际上建构了观众与西藏地区文化之间的距离感，这一距离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更多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距离。为了缩小与观众的审美距离，纪录片创作者把目光聚焦于西藏地区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明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成为这些文化基因依存的主要场所，而那些纪录片正是以纪实性的表现手法揭示这些神秘的文化基因，呈现出不断拉近与观众心理距离的过程，通过视听叙事的方式来满足观众的“探秘”心理。这些视听作品借助西藏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表现流传于西藏地区乡土间的文化仪式、宗教信仰和历史传承，主题聚焦于人类对生命的敬畏、对极限的挑战、对自然馈赠的感恩。在表达西藏地区文化历史时，传递的是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展现出西藏解放以来多民族之间的文化流动与认同。创作者视野超越西藏，宏大的叙事景观把镜头伸向文明“香巴拉深处”，展现人类文明之源的媒介景观。

（一）文化符号：创造性解读的视听载体

纪录片作为一种视听艺术，本身就是由各种视听符号组成。而“符号的根本特点，是通过一个标记使之成为另一个事物的象征”①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4页。。神秘的藏地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文化的符号象征物建构起来的，如经幡、壁画、礼仪、习俗等，这些特殊的符号建构了西藏地区的“异度空间”，为当地文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早期纪实影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揭秘这些神秘符号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文明积淀。其实“视觉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或者简单地作为资料收集和存贮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②徐菡：《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可以说，视听符号不仅仅是解读西藏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一种研究手段。对于文化符号的解读，用美国人类学家、文化学家爱德华•霍尔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我们不断对符号进行“解码”的过程。

2013年的西藏题材纪录片《西藏的西藏》，开头便把西藏描绘成“地球上最神奇的高地，孕育出世界上最神秘的文明”。该纪录片从三重逻辑上对文化符号进行解读：首先，对于神秘文明遗址上的符号以及古老的象雄遗迹上的文字等抽象符号的阐释，为观众还原作为历史文明象征的视觉符号含义，这可以说是揭秘符号含义的第一层逻辑。其次，影像在涉及历史、宗教等较为专业的文化符号的解读时，插入相关专家从学术视角的揭示，增强观众的理解，这是符号解读的第二层逻辑。最后，纪录片本身存在的“召唤结构”也在不断驱使观众主动解读、探秘，这形成了第三层逻辑。三重逻辑的解读与揭秘，不断揭示这些文化符号的潜在意义，加深观众对西藏神秘文化的理解。

（二）文化认同：从边缘到整体的文明观

无论是从地理范畴还是文化传统来说，西藏都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那么，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整体、走向大众，唤起观众之间的文化认同的？在这个过程中，纪实影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记录者在进行场景展开和故事叙述时，虽然是以“边缘”的人和事为表现的样本，但是始终没有脱离对于主流的、普世的价值观念的表达，主流的文化理念内嵌于影像叙事的内在机理中。“从边缘人视角，根据特定人群结构，这些纪录片把摄影机对准了远离现代文明、生活在主流社会结构以外的边缘人，这些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文化、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这些纪录片具有了人类学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价值。”③张建亮、李美萍：《西藏纪录片的影像记录特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这些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对“边缘人”生存状态的表现来揭示“边缘文化”的神秘感。

播出于2013年的《进藏》便是通过对边缘角色的展现来叙事的。片中出现了多个极富特色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与“常人”不同，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西藏和信仰。藏王墓的守墓人，在同伴都还俗之后，仍坚持守墓，这一守就是20年，他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信仰。藏香传承人仁青德哲数年如一日地制作藏香，坚信只有通过传统的工艺精工细作才能保证藏香的品质。这些不同于常人的“边缘”人物的生活方式虽然与普通人有所差异，但同时也展现了信仰的力量和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传统的尊重，而这些价值观念也正是主流文明所倡导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三）命运共同体：超越“第三极”的媒介景观

这些纪实影像作品的“空间叙事”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场所，而是把我国西藏地区置于世界版图中，以更宏观的视角展现作为文明之源的藏地风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如同时间问题（在柏格森、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成为这个世纪头几十年里主要的美学问题一样，空间的结构已经成为20世纪中叶文化中的主要的美学问题。”①转引自黄继刚：《爱德华•索雅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险要的地势、高寒的自然环境是西藏地理空间留给世人的形象，近年来，随着展现当地的纪实影像的增多，全新的媒介景观正潜移默化地塑造观众的印象。

《天河》（2015）全方位展现了作为自然之源和人类文明之源的雅鲁藏布江。该片采用宏大的叙事视角，真实反映当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里作为江河的源头，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这里生活的人们与动物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关系，人类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给动物带来了安全感”。创作者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精神作为藏地文明的密码，以宏大的视角从多地进行切入，或是展现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交界处的红嘴鸥，或是呈现河谷地带的藏猕猴和鹤群，立意深远。再如《第三极》（2015），拍摄团队跨山越海，呈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点缀于山腰的小小村落和以珠穆朗玛峰为背景的父子促膝谈心；其中还有阿里的苹果与罕见的土林地貌、古格王朝历史遗存，以及古格王朝遗迹中壁画上舞蹈在阿里苹果之乡藏民现实生活中的千年传承……”②倪祥保、缪言：《近年来西藏题材纪录片的创新发展》，《电影评介》2016年第6期。。该片广泛的故事素材、跨地域的多元场景，生动展现了高原人民对于和谐自然、幸福生活的向往。总之，无论是《天河》，还是《第三极》，所展现的人与自然、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连接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把人类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呈现出跨越地理边界的宏大景观。

二、反映当代生活：西藏题材纪录片的内容转向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索取引发了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乡村空心化、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艺术创作者进行反思。作为纪实性的影像作品，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创作也当顺应时代之大潮。梳理近年来的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可以发现，从2017年开始，西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发生转向，如果说2017年之前展现西藏乡土元素的纪录片专注于对自然美学的书写，那么随着国家政策以及现实伦理的探讨，影像的叙事视角开始转向对于人类本身生存发展的反思。具体来说，展现西藏文明的纪录片创作转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现实导向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精神文明的进步，新时代涉藏地区的形象不需要再仅仅依赖历史积淀，展现当下的纪实作品更要有力量。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西藏题材纪录片中表现当代生活的片子主要是以当代的社会生活为创作的基础，表现当代社会中人的喜怒哀乐。而在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像中，很大的篇幅集中在展现涉藏地区的农牧民的生活。如《香巴拉深处》（2018）中借助德拓、次郎曲珍等劳动人民的故事展开影片情节，他们在乡土中劳作、在自然中生存。也正是这些现实主义镜头和情节容易唤起观众的共鸣。另外，国家政策的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纪录片的创作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这一战略的导向下，2017年以来的多部纪录片的主题都聚焦于展现涉藏地区人民的乡风文明和富裕生活。《香巴拉深处》的《传承》中的五个故事——藏戏、藏香、藏经、藏人以及觉母辩经等背景都是设置在乡土场景中，着重于表现人与动物、人与中草药之间的乡村故事，来源于现实的故事最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二是理论依据方面，近年来伴随着生态批评的崛起，自然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出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向。“人与自然在人的实际生存中结缘，自然是人的实际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包含在‘此在’之中，而不是在‘此在’之外。”①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在影像创作层面，一些表现和谐生态环境的影像开始出现，试图唤起大众对于生态文明的关注。“生态纪录影像注重挖掘与呈现和谐家园形象，同时也透过对主流视点之外的环境危机和生存问题的关注探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及其影像化的内涵传递。”②孙晓天：《关于和谐的寻觅与重建——中国生态纪录片中的边缘观察》，《当代电影》2021年第2期。这种基于现实性的人与自然的伦理考量与批评也成为西藏题材纪录片转向的一个重要动因。

三、从文化探秘到文化保护：新时代西藏题材纪录片的新价值取向和叙事策略

以往无论是纸质媒介还是电子媒介，对于西藏文明的记录和书写，都或多或少地把西藏描绘成像《香巴拉深处》呈现的“极乐世界、人间仙境、佛教中所说的神话世界”。优美的自然环境，舒适的生活节奏，一度成为人类心中“梦想的乐园”，这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观众对于神秘文化的最初印象。

从文化探秘到文化保护，创作视角的转变使得镜头对于西藏地区乡土文化场景的书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世人对神秘、古老的西藏文明了解程度的加深，也出现了对这一文化生存环境的隐忧。2017年以来的纪录片创作，开始试图通过影像力量的介入，加强对沉淀于西藏的乡土文化的保护力度。这种创作转向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革新，从对地域文化的自然奇观的探秘回归到对本质力量的人的探讨，这种转向实现了借助纪实影像的力量提振创造主体的精神动力。二是价值取向的转变，记录乡土文明、探讨微观的人的命运的变迁，进一步激活乡村文化的生命力，以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旨归书写边疆乡土风采。三是叙事策略的转向，从过往侧重于奇绝的自然地域美学的书写到对于生活美学的塑造与传播。而这一转向也把观众的视角从“梦想的乐园”拉回到现实，更为关注与之息息相关的“我们共有的家园”，这个“家园”是富裕的、生态健康的、面向未来的。

（一）回归本质：书写作为乡土文化主体的人的力量

纪实影像是记录时代变迁的重要媒介。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的主体力量显著提升，“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高度一致，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国家命运紧密联系”①严文波、李寅熊：《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2期。。书写个人也就是在书写国家和民族，西藏题材纪录片在创作理念层面，从对宏大的自然景观的书写回归到了对本质力量的人的书写。影像多聚焦于一个个生活在乡土中的人的故事，把对他们个人的叙事与整体所传达的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生态理念串联起来，形成史诗般的文化画卷。

这些影像所呈现的人们多种多样，有世代传承传统手艺的匠人，有一生都在与这片土地打交道的牧民，还有以挑战极限为目标的探险者，他们的故事具体、独特，增强了影像的质感和穿透力。《极地》（2017）中守护“山谷里的精神世界”的电影放映员白玛曲旺，跋山涉水、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给只有八户人家的朗玉村放电影，把现代文明送到村户；说婚传承人占堆传承祖父的说婚仪式，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新人，守护着来自祖辈的传统；次仁旺青跨越山河，历经“生死以外的所有艰辛”，在海拔5200米德空空查卡盐湖取盐，取盐前后不忘感激作为大自然象征的“盐湖女神”。他们的故事单纯却有质感，他们的形象朴实却有力量。再如，《跨越喜马拉雅》（2020）中从海拔4000米的青冈树下负责把松茸“闪送”到日本餐桌的工人，跨越高山险阻却不畏惧。他们都是践行者，都是这片高原土地上的守护者、传承者，也正是这些乡土间平凡人物的故事的交织，才让我们对这一片文化净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他们向我们传达了生活在这一神秘的高原文化中的人的精神力量和面对恶劣生活环境的处事态度。面对自然的馈赠，他们充满敬畏；面对极限的考验，他们勇往直前。尽管可能生活条件恶劣、家庭负担繁重，但生活于乡土间的平凡人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是乡土文化的实践者。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也是纪录片中西藏“文化保护”的强劲力量。

（二）现实取向：面向“我们的家园”的可持续性理念

西藏的地理和人文特殊性决定了当地的发展不能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要处理好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保护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对西藏地区文化和生态的保护其实就是促进其发展。因此，保护性发展就是西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主基调。在价值取向上，近年来的西藏题材纪录片以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旨归书写边疆乡土风采，摒弃以往过于理想化的“乐园”式书写，开始追求对于“家园”的刻画。有学者认为，“家园就是一种影像重要的外在呈现和内涵性存在的感知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影像修饰而固定住的一种精神期望的所在”①周星：《影像中的“家园”问题透视：精神情感折射的梦幻乡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11期。。对于未来家园的期待与想象在影像中正是以一种精神性的期望形式呈现，从以往对于神秘自然的寻觅、探访到现在对于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隐忧。

这一转变从《极地》中次仁旺青对于取盐过程的仪式性就可以看出，他告诫孙子不能贪得无厌、要给后来人留点余地，间接向观众传达了节约资源的时代命题。《三江之源》（2020）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展现得淋漓尽致，传达人类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自然的意义。对于资源和生态的保护的镜头还有很多，表面上可以说是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本质上还是对于现状的隐忧以及对于藏区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期许。除了聚焦自然资源的保护之外，创作者们还把镜头对准了边疆的生产生活，《跨越喜马拉雅》展现了处于经济环境落后地区的同胞们的生活。他们身处偏僻的环境，却不为环境所囿。康卓与买家之间的贸易互通展现了中国与不丹之间的跨境贸易之路；比玛娜跨境学习美容美发带动了身边人改善生活的行动。山脚下的人们闯荡在无人之境却步履不停，他们目光长远、勇于探索，把振兴家乡的观念践行在边疆大地。

（三）美学转向：从“自然美学”到“生活美学”

转向前的“探秘”类纪录片往往采取宏大的叙事方式展现西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重在展现第三极的自然之美。而转向后的纪录片则注重采用日常的叙事方式，聚焦于平凡人的生活之美，追求日常生活美学。“生活美学是直接面对生活中的人的感性诉求”②王春雨：《美好的生活美学之维》，《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生活美学恰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生活美育恰恰要为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动力源与根基”③刘悦笛：《以“生活美育”范导美好生活》，《文艺报》2020年8月17日，第3版。。生活美学的转向也让记录者把镜头转向人物的平凡生活，展现平凡人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美。从意境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前期的影像追求的是宏大壮观的“无我之境”的话，那么当下的作品则追求的是具有乡土气息的“有我之境”。友情、亲情、爱情等普世性的美学元素在西藏题材纪录片中的比重开始变大。

如《香巴拉深处》的《传承》一集讲述了五个文化传承的故事，创作者在每一个“传承”故事中，都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来展现生活的质感。在讲述彭措泽仁在印经院的工作时，用了大量的镜头来展现藏经印制过程的精细性与繁琐性，他说：“把印经院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每天都是值得的。先辈们创造的灿烂文化的魄力，鼓励我一直做下去。”在这里纪录片所呈现的不再是对于藏经这一文化文本的解读，而是更加关注对于印刷藏经的传承人的书写。生活在藏地的76岁的奶奶季洪钧每天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养牛挤奶、看地种菜、打梨熬膏，看似重复的日常劳作却蕴含着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生活智慧。这些具有乡土底色的日常生活景观建构起了与观众之间的共鸣。创作者们不加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化呈现，把平凡生活呈现得有声有色，而这些具有生活美学的景观背后，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西藏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那种生存韧劲，对于当下生活馈赠的感激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四、结语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纪实影像资源过剩又稀缺的年代。过剩在于媒介技术以及平台的进步带来纪实影像资源生产数量的提升，但是通过对这些影像作品的内容分析也可以发现内容的同质化严重，制作藏香的桥段和寺庙的守望者的故事就同时出现在两部片子中。稀缺在于优质内容较少。如何合理地挖掘存在于乡土间的文化资源，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资源对外传播、讲好西藏故事，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面，是我们当下需要不断探索的时代命题。

作为地域类纪录片的典型，西藏题材的纪录片的创作转向是一个缩影。从文化探秘到文化保护的转向，本质上在于创作应随时代而变。真正有价值、有力量的作品一定是展现时代风貌、响应时代号召的作品。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勤劳的劳动人民在西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和生活奇迹，创造了真正属于人民的“香巴拉”。进入新时代，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战略的导向之下，一大批展现地域类乡土文化的影视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除了具有献礼的意涵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借助影像资源的生产与传播，回应时代诉求。借助影像的力量赋能乡村生产，助力实现从“乡村文化”到“乡村经济”①段鹏：《鸿沟的渐隐：发展传播学视野下的农民参与和乡村振兴——作为“新农具”的三农短视频》，《当代电影》2021年第7期。的转化，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时代变迁中的西藏形象以及西藏人民用双手书写的时代画卷。